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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再度来到上海。这个诞生于1980年的新编戏一经创排就引起剧坛注目，先后出现了豫剧、潮剧、秦腔、越剧多个移植版本，改编的电影同样取得巨大成功。三十多年来，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久演不衰，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次湖北省京剧院的《徐九经升官记》巡演，北京、上海观众还看到了新一代“徐九经”谈元与原版“徐九经”朱世慧同台共演。
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取材于民间故事，剧中人物都是虚构的，与当下很多投入巨大，致力于挖掘历史人物思想内涵的戏曲作品相比，似乎不够高大上。它全神贯注讲故事，却处处透出思想，耐得住人们品下去，绝不会因时间而褪色。
讲独特故事
每年诞生的新编戏不少，什么样的作品能跨越时代和剧种，在舞台上存活下去呢？大多数情况下，踏实地讲故事，这是戏曲界公认的正途。那么，怎样讲故事，讲怎样的故事，观众更喜欢看？
《徐九经升官记》大致可以归入公案戏，也是清官戏，可又与传统的公案戏和大多数清官戏不同。刘、尤两家争李倩娘的“抢亲案”始末，和徐九经从七品县令骤然被提拔为三品正卿所面对的处境变化是同时演进的。判案是升官的因由和线索，升官直接影响着案件的走向，徐九经九年前因容貌丑陋失去头名状元和大好前程的背景，又与当下的判案互为因果。众多人物出于各自立场共同发力，令情势错综复杂而耐人寻味，处处有戏。
不同于一般戏曲作品中的高大全的清官、好官，徐九经的个性、品格非常鲜明。在展示这些闪光点的同时，徐九经身上也有很多色彩——他会发牢骚，偶尔会有“只要做了大官，谁敢说脖子不正”的自欺欺人；他有私心、有怨气，会受偏见影响产生误判，险些铸成大错；他承认自己最喜欢做“顺水人情”，不过前提得是“有凭有证”；在权臣冲突对垒的夹缝中，他想要坚持自己的正义，不得不动足脑筋，甚至佯装昏庸糊涂，弄出个“按月轮换”的荒唐判决来。正因为徐九经的私心、怨气有来由，因此这些色彩，才让这个人物更有人情味，显得真实丰满，亲切生动。
含世态人情
讲好故事，意味着富于世态人情。《徐九经升官记》描绘的一干大小人物，显示出丰富的质感。安国侯固然有以貌取人的毛病，客观上造成了徐九经的怀才不遇的处境，但他从斥骂刘钰抢亲，到获悉真相为其撑腰，倒也不乏武将的刚直；并肩王虽恼安国侯，却也明白自己亲审此案不妥，必须假手于人，因而举荐徐九经，企图施恩拉拢、为己效力。这两方都是倚仗自身权势干预司法。并肩王妃对弟弟明里责骂、实则袒护帮扶，正是她出主意，找安国侯的仇人来审案，也是她央求并肩王谋请尚方剑，是一股攀附权势的裙带之风。六部大臣不约而同地找借口推脱，或称病，或奔丧，或还乡省亲，分明不想沾这烫手山芋——他们一个都没有出场，已经活生生勾勒出官场百态……
最成功的莫过于徐九经与安国侯、并肩王两方的关系。在这桩双方都有大后台的“抢亲案”中，一直有怀才不遇之感的徐九经获得并肩王“赏识”当然心怀感激，此前被安国侯轻蔑羞辱并阻断前程，当然存有嫌隙。一边是弓上弦刀出鞘，显得以势压人，一边是端茶看座打扇捶腿，仿佛谦恭有礼，再加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一直存在，徐九经产生偏见和误判显得在情理之中。可贵的是，他虽然心中嘴上不免抱怨，却并未因私怨迁怒安国侯一边的刘钰和倩娘，依旧恪尽职守。最精妙的是“智赚倩娘”一段，他没有回避旧怨，坦然得体、不卑不亢、欲擒故纵，巧妙地点明利害，同时又点到为止，引得安国侯顺着他的思路走，还以为全是自己的主意……等发觉自己是并肩王针对安国侯安排的工具，曾经一心做官、梦想“红袍绣金线”的徐九经，最终看清“王法条条空自有，大人弄权小人愁”的现状，伸张正义后，毅然离开官场，回到歪脖树下卖酒。
如何为人写戏？
戏曲得以兴盛，一度在于为演员排戏，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所长，展示演员气质、特点和技艺。然而，若以时间为生命力尺度去衡量，部分当年“因人设戏”的传统剧目，其艺术价值已仅仅存在于唱演技巧。放眼当今，为评奖计，为演员度身打造剧目已经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屡见不鲜。这些冲“梅”争“兰”的“VIP”剧目，有不少在达到目的之后就不再有演出的机会和必要，不仅与经典的标准线相去甚远，连活下去都成问题。
什么是为角儿写戏？怎样才能更好地为角儿写戏？
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其实也是“因人创戏”。这出戏根据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姚家井》的故事改编，湖北省京剧院有当家名丑朱世慧，显然是创作之初就纳入考虑的。京剧里的主人公徐九经，在原故事中只是一个占篇幅不大的人物齐御史。改成京剧后，叙事角度有了极大的转换。即便如此，京剧依旧立足于讲故事本身，徐九经的所有行动和语言都极其简练精准，体现出创作者恰到好处的克制和分寸，并没有因为徐九经是第一主角，而让所有配角为他打光敷粉、围来绕去，或者人前人后地夸赞谈论。头两场戏，徐九经甚至根本没出场。
遗憾的是，这种纯粹专注的艺术创作态度，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反而常见这样的创作状态——角儿要求：“第一段唱必须我开口”、“高潮戏必须我押尾”、“从头到尾必须以我为中心来安排戏”。这样全力以赴的结果，戏往往并不如意，因为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艺术规律。
戏曲的所有表现手段，包括绝技、绝活儿，都是为戏服务，而非单纯展示，更忌为秀绝技、绝活儿生编硬造。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中，演员的表现手段达到了与人物个性特点的高度统一。徐九经是个特别的官，其貌不扬，歪脖犟颈，故而这个角色非以官生应工，用丑行有了可能性。又因为徐九经原本官职小、资历浅，骤然高升时面对权臣压力巨大，无法正面相抗，只能调动智慧使巧劲儿，七分正三分歪，似歪实正。丑行念中有唱、唱中有念的演唱方式，眼神、面部表情丰富灵动的长处，亦庄亦谐、幽默滑稽的表演特色，用在徐九经身上显得极为贴切。扮演者朱世慧乃是京剧丑行翘楚，依靠长期的舞台积累和对角色的潜心把握，把这个“丑”官塑造成了经典的艺术形象。
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取材于民间故事，剧中人物都是虚构的，与当下很多投入巨大，致力于挖掘历史人物思想内涵的戏曲作品相比，似乎不够高大上。它全神贯注讲故事，却处处透出思想，耐得住人们品下去，绝不会因时间而褪色。
讲独特故事
每年诞生的新编戏不少，什么样的作品能跨越时代和剧种，在舞台上存活下去呢？大多数情况下，踏实地讲故事，这是戏曲界公认的正途。那么，怎样讲故事，讲怎样的故事，观众更喜欢看？
《徐九经升官记》大致可以归入公案戏，也是清官戏，可又与传统的公案戏和大多数清官戏不同。刘、尤两家争李倩娘的“抢亲案”始末，和徐九经从七品县令骤然被提拔为三品正卿所面对的处境变化是同时演进的。判案是升官的因由和线索，升官直接影响着案件的走向，徐九经九年前因容貌丑陋失去头名状元和大好前程的背景，又与当下的判案互为因果。众多人物出于各自立场共同发力，令情势错综复杂而耐人寻味，处处有戏。
不同于一般戏曲作品中的高大全的清官、好官，徐九经的个性、品格非常鲜明。在展示这些闪光点的同时，徐九经身上也有很多色彩——他会发牢骚，偶尔会有“只要做了大官，谁敢说脖子不正”的自欺欺人；他有私心、有怨气，会受偏见影响产生误判，险些铸成大错；他承认自己最喜欢做“顺水人情”，不过前提得是“有凭有证”；在权臣冲突对垒的夹缝中，他想要坚持自己的正义，不得不动足脑筋，甚至佯装昏庸糊涂，弄出个“按月轮换”的荒唐判决来。正因为徐九经的私心、怨气有来由，因此这些色彩，才让这个人物更有人情味，显得真实丰满，亲切生动。
含世态人情
讲好故事，意味着富于世态人情。《徐九经升官记》描绘的一干大小人物，显示出丰富的质感。安国侯固然有以貌取人的毛病，客观上造成了徐九经的怀才不遇的处境，但他从斥骂刘钰抢亲，到获悉真相为其撑腰，倒也不乏武将的刚直；并肩王虽恼安国侯，却也明白自己亲审此案不妥，必须假手于人，因而举荐徐九经，企图施恩拉拢、为己效力。这两方都是倚仗自身权势干预司法。并肩王妃对弟弟明里责骂、实则袒护帮扶，正是她出主意，找安国侯的仇人来审案，也是她央求并肩王谋请尚方剑，是一股攀附权势的裙带之风。六部大臣不约而同地找借口推脱，或称病，或奔丧，或还乡省亲，分明不想沾这烫手山芋——他们一个都没有出场，已经活生生勾勒出官场百态……
最成功的莫过于徐九经与安国侯、并肩王两方的关系。在这桩双方都有大后台的“抢亲案”中，一直有怀才不遇之感的徐九经获得并肩王“赏识”当然心怀感激，此前被安国侯轻蔑羞辱并阻断前程，当然存有嫌隙。一边是弓上弦刀出鞘，显得以势压人，一边是端茶看座打扇捶腿，仿佛谦恭有礼，再加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一直存在，徐九经产生偏见和误判显得在情理之中。可贵的是，他虽然心中嘴上不免抱怨，却并未因私怨迁怒安国侯一边的刘钰和倩娘，依旧恪尽职守。最精妙的是“智赚倩娘”一段，他没有回避旧怨，坦然得体、不卑不亢、欲擒故纵，巧妙地点明利害，同时又点到为止，引得安国侯顺着他的思路走，还以为全是自己的主意……等发觉自己是并肩王针对安国侯安排的工具，曾经一心做官、梦想“红袍绣金线”的徐九经，最终看清“王法条条空自有，大人弄权小人愁”的现状，伸张正义后，毅然离开官场，回到歪脖树下卖酒。
如何为人写戏？
戏曲得以兴盛，一度在于为演员排戏，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所长，展示演员气质、特点和技艺。然而，若以时间为生命力尺度去衡量，部分当年“因人设戏”的传统剧目，其艺术价值已仅仅存在于唱演技巧。放眼当今，为评奖计，为演员度身打造剧目已经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屡见不鲜。这些冲“梅”争“兰”的“VIP”剧目，有不少在达到目的之后就不再有演出的机会和必要，不仅与经典的标准线相去甚远，连活下去都成问题。
什么是为角儿写戏？怎样才能更好地为角儿写戏？
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其实也是“因人创戏”。这出戏根据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姚家井》的故事改编，湖北省京剧院有当家名丑朱世慧，显然是创作之初就纳入考虑的。京剧里的主人公徐九经，在原故事中只是一个占篇幅不大的人物齐御史。改成京剧后，叙事角度有了极大的转换。即便如此，京剧依旧立足于讲故事本身，徐九经的所有行动和语言都极其简练精准，体现出创作者恰到好处的克制和分寸，并没有因为徐九经是第一主角，而让所有配角为他打光敷粉、围来绕去，或者人前人后地夸赞谈论。头两场戏，徐九经甚至根本没出场。
遗憾的是，这种纯粹专注的艺术创作态度，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反而常见这样的创作状态——角儿要求：“第一段唱必须我开口”、“高潮戏必须我押尾”、“从头到尾必须以我为中心来安排戏”。这样全力以赴的结果，戏往往并不如意，因为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艺术规律。
戏曲的所有表现手段，包括绝技、绝活儿，都是为戏服务，而非单纯展示，更忌为秀绝技、绝活儿生编硬造。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中，演员的表现手段达到了与人物个性特点的高度统一。徐九经是个特别的官，其貌不扬，歪脖犟颈，故而这个角色非以官生应工，用丑行有了可能性。又因为徐九经原本官职小、资历浅，骤然高升时面对权臣压力巨大，无法正面相抗，只能调动智慧使巧劲儿，七分正三分歪，似歪实正。丑行念中有唱、唱中有念的演唱方式，眼神、面部表情丰富灵动的长处，亦庄亦谐、幽默滑稽的表演特色，用在徐九经身上显得极为贴切。扮演者朱世慧乃是京剧丑行翘楚，依靠长期的舞台积累和对角色的潜心把握，把这个“丑”官塑造成了经典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