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外科技打击的策略辨析—日本半导体产业与华为的案例比较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星欣，余嘉俊
　　本文节选自《当代亚太》2021年第3期
　　当前，中美之间围绕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现持久博弈的明确趋势。在这一趋势之下，不仅需要具体分析美国当下的种种举措，更需要在战略层面深入研究美国的长期策略选择。

　　其次，本文推进了对社会制度信任和职业信任关系的讨论，深化了职业社会学理论关于国家和职业关系的认识。本文发现并提出中国医生信任的“制度塑造”说—民众出于对社会制度的信任而产生对医生的职业信任。随着福利社会的建设，许多西方国家逐渐承担了为民众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法理义务。在此背景下，医生职业充当了民众和国家之间“调解人”（mediator）的角色，民众对医生的职业信任成为国家医疗卫生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不同于西方国家“医生信任促进制度信任”，中国社会存在“制度信任塑造医生信任”的现象。“制度塑造”说不但厘清了中国医生信任的来源，体现出中国医生职业化进程的发展特性，也反映出不同社会背景下“国家—职业”关系的异质性。
　　再次，本文深化了对总体职业信任和职业技术信任、职业道德信任关系的认识。主流职业社会学理论将目光聚焦在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对职业信任的影响上，认为现代职业化的核心在于专业技能信任取代职业道德，塑造了民众的职业认同。但中国民众对医生的“反常”信任形态表明，高职业总体信任和低职业道德、低职业技能信任可以并存。本文对“反常”信任形态及具体信任塑造总体信任的过程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社会制度信任能够抵消和替代“职业道德/职业技术”对“职业信任”的塑造力；民众对国家制度越认同，越倾向于形成对医生抽象层面和现实层面（如医术、医德）的信任反差。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现实意义。医患关系既关系到医疗活动效率，又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中国的医患关系不容乐观。面对紧张的医患关系，大量学者将原因归咎于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医生职业道德的缺失，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对医德下降乃至缺失发起猛烈批判；在具体的医疗活动中，部分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也表现出对医生职业技能的极度不信任，甚至出现通过不提供、隐瞒病历的方式考验医生水平，利用影音设备记录诊疗过程以防范医生的现象。不可否认，个别医师医德败坏、医术不精降低了民众对医生的信任，破坏了医患关系，但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局势完全归因于医生。中国医生职业群体深深地嵌入在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之中，民众对医生的信任为制度环境所调节。在这一背景下，医生信任塑造过程并不是均衡、稳定的，对具有权威性、抽象性的社会制度越认同，民众越倾向于形成对医生的信任反差。这种信任反差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建立在“反常”信任之上的“总体肯定”并不具有稳定性，应避免“具体否定”的放任发展冲击职业信任乃至制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