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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迈过2003年，向新的一年进发之时，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当越来越多新生事物出现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遑论规划和制度安排了。
从2001年末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便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其中“辞官下海”渐成风气，从2002年末到2003年之间，相关新闻更是时有爆料，甚至出现了扎堆同行的所谓“建湖现象”，也引起了各路媒体的密切关注，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下海后的行踪，至今仍是被媒体紧盯不放的目标。对“辞官下海”现象的讨论意见已无多大出入。
但与此同时，路径相反，颇值得玩味的“弃商从政”现象却在相关传媒中波澜不惊。事实上，这方面的案例在2003年已有了近乎集中式的爆发，且不说尹明善、徐冠巨、李海仓三人进入各省政协的高层（因为他们是“从政不弃商”），如波导原董事长余红艺去职出任浙江宁波市副市长，广发证券原董事长陈云贤摇身变为广东佛山市常务副市长，原民营软件企业复旦金仕达董事长乔志刚被上海市政府任命为市信息委员会主任（副局级）等等，也都在业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而2002年四五月及九十月间，原中行行长兼中银香港董事长刘明康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原中石化老总李毅中赴国资委担任要职，以及中海油公司董事长兼CEO卫留成出任中共海南省省委书记、海南省省长候选人，更是引起了舆论界的惊叹。
诚然，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中调任政府高官，在以往并非鲜见，国企领导人行政级别比照国家机关公务员行政级别的做法也并未一刀切去，包括现任在职的不少中央领导人也曾当厂长、经理。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提及的个案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因素，比如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流动，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府职能部门掌控实职；比如按照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老总晋身为官员时，其上市前获得期权和对公众的承诺使他们和以前其他从政的原国企管理人员相比，面临了新的制度挑战与角度自身的压力。此外，从目前的观察家分析看，这些“弃商从政”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带红帽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由此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又可能带来怎样的暗示？如果放在社会学的语境下关照，它会给我们每个人怎样的启示？
三种需求
如同“辞官下海”现象具有深层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原因一样，“弃商从政”无疑也是经历了水到渠成的过程。
北大国际MBA项目美方主任杨壮博士分析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是国家有需求。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与全球经济的接轨，使整个中国社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新问题。在多元化的问题面前，也需要相应的多元化的解决思路，以及多元化的管理团队。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企业如此，政府机构也同样如此。近两年以来，公务员招聘级别职位不断提升，就是一种有力的佐证，有许多地方政府不仅向社会公开科级、副处级干部，还开始公开招聘处级、副司局级干部。
其次是社会有需求。非公有经济的勃兴以及国企改制，催生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组成的阶层。当政府职能向服务转化的时候，这个阶层不仅需要有代表自己的呼声，更希望实现自己的意志。
第三是个人的需求。由于制度、规则的大量重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正在促使我们单向性思维走向多元性思维，非此即彼，非时即错的价值判断日渐式微。因此，当一个人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之后，觉得自己身上还拥有行政管理潜质的时候，政府部门又能够提供通道，向体制外开放，“弃商从政”便不足为奇了。
比较西文市场经济国家，杨壮指出“辞官下海”或“弃商从政”都是普通不过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其社会制度及社会价值观给人们提供了多向选择的可能性。
就前述提及的个案而言，也许有的甚至并不具备典型性，但整体来说，可以视为是一种积极的符号，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还远未显现出来。
两种压力
或许是因为中国组织体系的复杂性，以及个案之间非关联性、对于“弃商从政”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些专家出言谨慎，甚至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静默。
至于“弃商从政”的当事人，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央视论坛》特约评论员陆建华博士认为他们将不得不必须面对来自公众的负面质疑和正面期许。
与质疑部分政府官员弃职下海是否会利用此前的政府关系资源，以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的道理一样，公众同样有理由质疑“弃商从政”的人士是否会利用自己掌握政府资源，反过来帮助自己原先服务的企业渔利，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据媒体报道，乔志刚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信息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就辞去了自己在复旦金仕达公司的全部职务，并将所有股权转让给他的夫人。但舆论界仍然担忧乔所任职务与其任前的公司处于同一行业，且其夫人至今在该公司仍拥有较大的股权，因此就有可能在其以后的行政决策时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从现实看来，这种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据悉，刘明康、李毅中在履新之际也都放弃了自己原先在上市公司中获得期权。虽然他们的情况与乔志刚等并不尽相同，相信中央政府也会有合理的安排。但从目前看来，在延揽企业精英成为政府官员方面，尚未看到可供操作的透明制度，以确保被公共无意识贴上“商人”标签的政府官员执行决策的公正性。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我国公务员不得有“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它盈利的经营活动”的行为。“弃商从政”的刘明康、李毅中、卫留成等人都不得不放弃属于自己的权。但按照郎咸平教授的说法，“期权在被授予承受人的当日，就已成为私人财产”。国家行政学院的杜钢健教授也明确表示：“该拿还要拿。”这种制度规定与激励机制相矛盾的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国家在相关问题的制度设计上存在滞后性。
与此同时，由于“弃商从政”的人士多解决了物质需求问题，因而公众会产生一种希望，就是这些已经积累了一定身家财富的“离海上岸”人，不必再冒风险去牟取灰色收入满足和欲，因而有可能是解决反腐倡廉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这种正面与负面的压力之下，制度设计又相对滞后，“弃商从政”的人士如何把握分寸，在角色转换之后切断原先的关系，或者说找到准确的平衡点，便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最大挑战。“如果还没有考虑好这一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选择这一条路就要谨慎而行。”陆建华忠告道。
一种启示
对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来说，无疑都包含了财富、权力、名望这三种因素。当人们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社会单一的价值判断通常会使人们只能按照固定的次序，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包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在人们的意识里，要获得财富，就要经商；要获得权力，就要从政；要得到名望，最好去搞学问。人们的职业生涯递进的阶梯似乎只能“从一而终”，偶尔的“红杏出墙”都是与己无关的异类。
“辞官下海”及“弃商从政”从某种意义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系。既然人人都认为认识自己是最困难的，那么每个人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对自己潜能的认识发生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将自己人生目标——财富、权力、名望的追求次序做出调整，比如从先做学问，再从政或下海，改为尝试进入政界，再回到学校执教等等。应该成为顺理成章的现象。这样的社会宽容度不仅符合人性需求的多彩性，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人尽其才，发挥人性的潜能。
陆建华指出，这可能是“弃商从政”现象带来的内在的社会学启示。
相关链接
2003年部分“弃商从政”例案
姓名 时间 原职 新职
李毅中 2003．3 中石化董事长 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
李明康 2003．3 中国银行行长、中银香港董事长 中国银监会主席
陈云贤 2003．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佛山市常务副市长
余红艺 2003．6 波导股份董事长 宁波市副市长
乔志刚 2003．8 复旦金仕达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信息委员会副主任
卫留成 2003．10 中海油总公司总经理、中海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省长候选人
从2001年末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便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其中“辞官下海”渐成风气，从2002年末到2003年之间，相关新闻更是时有爆料，甚至出现了扎堆同行的所谓“建湖现象”，也引起了各路媒体的密切关注，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下海后的行踪，至今仍是被媒体紧盯不放的目标。对“辞官下海”现象的讨论意见已无多大出入。
但与此同时，路径相反，颇值得玩味的“弃商从政”现象却在相关传媒中波澜不惊。事实上，这方面的案例在2003年已有了近乎集中式的爆发，且不说尹明善、徐冠巨、李海仓三人进入各省政协的高层（因为他们是“从政不弃商”），如波导原董事长余红艺去职出任浙江宁波市副市长，广发证券原董事长陈云贤摇身变为广东佛山市常务副市长，原民营软件企业复旦金仕达董事长乔志刚被上海市政府任命为市信息委员会主任（副局级）等等，也都在业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而2002年四五月及九十月间，原中行行长兼中银香港董事长刘明康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原中石化老总李毅中赴国资委担任要职，以及中海油公司董事长兼CEO卫留成出任中共海南省省委书记、海南省省长候选人，更是引起了舆论界的惊叹。
诚然，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中调任政府高官，在以往并非鲜见，国企领导人行政级别比照国家机关公务员行政级别的做法也并未一刀切去，包括现任在职的不少中央领导人也曾当厂长、经理。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提及的个案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因素，比如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流动，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府职能部门掌控实职；比如按照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老总晋身为官员时，其上市前获得期权和对公众的承诺使他们和以前其他从政的原国企管理人员相比，面临了新的制度挑战与角度自身的压力。此外，从目前的观察家分析看，这些“弃商从政”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带红帽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由此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又可能带来怎样的暗示？如果放在社会学的语境下关照，它会给我们每个人怎样的启示？
三种需求
如同“辞官下海”现象具有深层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原因一样，“弃商从政”无疑也是经历了水到渠成的过程。
北大国际MBA项目美方主任杨壮博士分析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是国家有需求。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与全球经济的接轨，使整个中国社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新问题。在多元化的问题面前，也需要相应的多元化的解决思路，以及多元化的管理团队。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企业如此，政府机构也同样如此。近两年以来，公务员招聘级别职位不断提升，就是一种有力的佐证，有许多地方政府不仅向社会公开科级、副处级干部，还开始公开招聘处级、副司局级干部。
其次是社会有需求。非公有经济的勃兴以及国企改制，催生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组成的阶层。当政府职能向服务转化的时候，这个阶层不仅需要有代表自己的呼声，更希望实现自己的意志。
第三是个人的需求。由于制度、规则的大量重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正在促使我们单向性思维走向多元性思维，非此即彼，非时即错的价值判断日渐式微。因此，当一个人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之后，觉得自己身上还拥有行政管理潜质的时候，政府部门又能够提供通道，向体制外开放，“弃商从政”便不足为奇了。
比较西文市场经济国家，杨壮指出“辞官下海”或“弃商从政”都是普通不过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其社会制度及社会价值观给人们提供了多向选择的可能性。
就前述提及的个案而言，也许有的甚至并不具备典型性，但整体来说，可以视为是一种积极的符号，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还远未显现出来。
两种压力
或许是因为中国组织体系的复杂性，以及个案之间非关联性、对于“弃商从政”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些专家出言谨慎，甚至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静默。
至于“弃商从政”的当事人，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央视论坛》特约评论员陆建华博士认为他们将不得不必须面对来自公众的负面质疑和正面期许。
与质疑部分政府官员弃职下海是否会利用此前的政府关系资源，以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的道理一样，公众同样有理由质疑“弃商从政”的人士是否会利用自己掌握政府资源，反过来帮助自己原先服务的企业渔利，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据媒体报道，乔志刚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信息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就辞去了自己在复旦金仕达公司的全部职务，并将所有股权转让给他的夫人。但舆论界仍然担忧乔所任职务与其任前的公司处于同一行业，且其夫人至今在该公司仍拥有较大的股权，因此就有可能在其以后的行政决策时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从现实看来，这种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据悉，刘明康、李毅中在履新之际也都放弃了自己原先在上市公司中获得期权。虽然他们的情况与乔志刚等并不尽相同，相信中央政府也会有合理的安排。但从目前看来，在延揽企业精英成为政府官员方面，尚未看到可供操作的透明制度，以确保被公共无意识贴上“商人”标签的政府官员执行决策的公正性。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我国公务员不得有“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它盈利的经营活动”的行为。“弃商从政”的刘明康、李毅中、卫留成等人都不得不放弃属于自己的权。但按照郎咸平教授的说法，“期权在被授予承受人的当日，就已成为私人财产”。国家行政学院的杜钢健教授也明确表示：“该拿还要拿。”这种制度规定与激励机制相矛盾的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国家在相关问题的制度设计上存在滞后性。
与此同时，由于“弃商从政”的人士多解决了物质需求问题，因而公众会产生一种希望，就是这些已经积累了一定身家财富的“离海上岸”人，不必再冒风险去牟取灰色收入满足和欲，因而有可能是解决反腐倡廉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这种正面与负面的压力之下，制度设计又相对滞后，“弃商从政”的人士如何把握分寸，在角色转换之后切断原先的关系，或者说找到准确的平衡点，便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最大挑战。“如果还没有考虑好这一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选择这一条路就要谨慎而行。”陆建华忠告道。
一种启示
对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来说，无疑都包含了财富、权力、名望这三种因素。当人们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社会单一的价值判断通常会使人们只能按照固定的次序，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包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在人们的意识里，要获得财富，就要经商；要获得权力，就要从政；要得到名望，最好去搞学问。人们的职业生涯递进的阶梯似乎只能“从一而终”，偶尔的“红杏出墙”都是与己无关的异类。
“辞官下海”及“弃商从政”从某种意义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系。既然人人都认为认识自己是最困难的，那么每个人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对自己潜能的认识发生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将自己人生目标——财富、权力、名望的追求次序做出调整，比如从先做学问，再从政或下海，改为尝试进入政界，再回到学校执教等等。应该成为顺理成章的现象。这样的社会宽容度不仅符合人性需求的多彩性，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人尽其才，发挥人性的潜能。
陆建华指出，这可能是“弃商从政”现象带来的内在的社会学启示。
相关链接
2003年部分“弃商从政”例案
姓名 时间 原职 新职
李毅中 2003．3 中石化董事长 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
李明康 2003．3 中国银行行长、中银香港董事长 中国银监会主席
陈云贤 2003．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佛山市常务副市长
余红艺 2003．6 波导股份董事长 宁波市副市长
乔志刚 2003．8 复旦金仕达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信息委员会副主任
卫留成 2003．10 中海油总公司总经理、中海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省长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