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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就是诠释，诠释就是视阈融合的过程，《史记》由于其文本理解的历史性和视阈融合的有热性，翻译的诠释性更加突出。本文尝试以诠释学角度对比分析倪豪士和华滋生两位译者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并从两位译者的得失中，总结《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文化特色词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诠释学；《史记·秦始皇本纪》；文化负载词；对比分析
《史记》是我国西汉时期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中国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其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包含了许多文化负载词（Cuhumlly-loadedwords），如中国文化中表示长度单位的“里”。文化负载词，就是指标志某种文化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232）将《史记》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成英语时，不仅要考虑本民族文化特色，还要兼顾目标读者的理解程度，因此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是整个《史记》翻译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一、诠释学与翻译
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其最初的动因是为了正确解释《圣经》中上帝的语言。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理论，是由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完成的。（伽达默尔，1990：2）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所有的翻译从本质上说都是诠释；所有的理解，包括对文本的理解，都是诠释；所以所有的理解都需要诠释学的介入。基于诠释的翻译，应该是理解之后的表达。那么理解者（读者）与解释者（译者）的视域不该是封闭和孤立的，而应该是在历史空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在翻译典籍时，应尝试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读者和译者的视域融合，构成一个译文与原文和谐统一的整体。
二、文化负载词翻译例证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史记·秦始皇本紀》）
华译：
Duke Xiao of Qin.relying upon the strength of Mt.Yao and the Hangu Pass and basing himself in the area of Yongzhou.with his ministers held fast to his land and eyed the house of Zhou.for he ehefshed a desire to roll up the empire like a mat，to blind into one whole world.to ball allthe land within the four seas；he had it in his heart t0 swallow up everything in the eight directions.（RGH.QinDynasty：77）
倪译：
Duke Hsiao孝of Chin（L 361-338 B.C.）grasped the strongholds of Han[-ku Pass]and[MountJ Hsiao and embraced the territory 0f the Land of Yung雍。both the lord himself and his vassals guardingthemfamilywiththeir eyes on the Chou court.He had the ambition to clean up the world，to encompassthelandsunder the celestial dome.to contain the fourseas，and the intention to swallow up the eight wastelands.（TGSR，1：165）
句1描述了秦孝公的野心。观察二者的译文，发现他们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诠释意思。其中华滋生使用直译法翻译，而倪豪士在翻译“秦孝公”“雍州”这些文化负载词汇时，运用威妥玛式拼音和加注法，附有对年代，地名等的补充说明。文中“席卷，包举，囊括，并吞”四个词语并列使用，其意思实际上都是指秦孝公并吞天下的雄心，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刻意变化词汇，使行文不乏单调，体现了他的文学素养。两位译者在翻译这四个词时，均运用直译法诠释其意思。此外，“八荒”这个词的翻译，“八荒”与前面的“天下”，“宇内”，“四海”并列，其实都是天下的意思。可是，中国的“八荒”其实是指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这八个方位，但这里华滋生的“eight directions”更符合原文的意思。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华译：
Because it failed t0 rule with humanity and righteousness，and did not realize that the power to attack and the power to retain what one has thereby won，are not the same.（RGH，Qin Dynasty：80）
倪译：
It was because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were not extended[to its people]and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condition haschanged.（TGSR，1：168）
句2描述的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理解句中“仁义”和“攻守之势”的文化内涵是翻译的关键。既然诠释学追求的是理解和融合，那么“仁义”这个词追其根源，应该是儒家的重要伦理，其本意是“仁爱，正义”，用于治国治民的方针时，更贴近的应该是慈爱，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人道”，因此华译“humanity and righteousness”在理解上出现了偏颇，而倪译“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更符合原文所要传达的意思，此处后文附录为了押韵效果，将其翻译为“kindheartedness and righteousness”。
三、总结
对文化特色词的处理，由以下几点因素：首先由于解释者（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都是美国汉学家，但华滋生旅居日本多年，同时译著日本著作、诗集等，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文化隔阂不可避免，而倪豪士担任主编的《史记》，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成果，既然是团体合作，难免会有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的理解不同。其次华滋生和倪豪士的翻译目的不同，华滋生翻译《史记》的起源是硕士论文写作，而倪豪士初期翻译及注解《史记》中的部分篇章，但随着理解程度的加深，他逐渐意识到《史记》的史学地位，以及《史记》的写作意图就是让读者饱览全书，任何不完整的翻译都将误导西方读者。再者，华滋生与倪豪士的翻译策略及译本形式不同，华译《史记》的策略主要是归化法，因为他的读者群面对的是一般受教育的读者，而不是针对美国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而倪豪士英译《史记》其首要目的是忠实与原著，译文附加大量注脚，随时为理解者（读者）补充阅读时所需的专业（学术性）知识，包括人名、地名等。
尽管两位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不同，但对《史记》的翻译过程中，都是视阈融合的过程。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和理解带入翻译过程，他们阐明的既不是原作的纯粹思想，也不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而是二者融合之后的共同意见。在翻译文化特色词时，他们对原作的接受程度不同，因此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文本。但总的来说，他们对文化特色词的处理，正是他们对原著理解的缩影，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过程中，文化特色词英译，通过直译，注解等方法达到译文与原文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诠释学；《史记·秦始皇本纪》；文化负载词；对比分析
《史记》是我国西汉时期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中国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其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包含了许多文化负载词（Cuhumlly-loadedwords），如中国文化中表示长度单位的“里”。文化负载词，就是指标志某种文化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232）将《史记》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成英语时，不仅要考虑本民族文化特色，还要兼顾目标读者的理解程度，因此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是整个《史记》翻译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一、诠释学与翻译
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其最初的动因是为了正确解释《圣经》中上帝的语言。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理论，是由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完成的。（伽达默尔，1990：2）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所有的翻译从本质上说都是诠释；所有的理解，包括对文本的理解，都是诠释；所以所有的理解都需要诠释学的介入。基于诠释的翻译，应该是理解之后的表达。那么理解者（读者）与解释者（译者）的视域不该是封闭和孤立的，而应该是在历史空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在翻译典籍时，应尝试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读者和译者的视域融合，构成一个译文与原文和谐统一的整体。
二、文化负载词翻译例证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史记·秦始皇本紀》）
华译：
Duke Xiao of Qin.relying upon the strength of Mt.Yao and the Hangu Pass and basing himself in the area of Yongzhou.with his ministers held fast to his land and eyed the house of Zhou.for he ehefshed a desire to roll up the empire like a mat，to blind into one whole world.to ball allthe land within the four seas；he had it in his heart t0 swallow up everything in the eight directions.（RGH.QinDynasty：77）
倪译：
Duke Hsiao孝of Chin（L 361-338 B.C.）grasped the strongholds of Han[-ku Pass]and[MountJ Hsiao and embraced the territory 0f the Land of Yung雍。both the lord himself and his vassals guardingthemfamilywiththeir eyes on the Chou court.He had the ambition to clean up the world，to encompassthelandsunder the celestial dome.to contain the fourseas，and the intention to swallow up the eight wastelands.（TGSR，1：165）
句1描述了秦孝公的野心。观察二者的译文，发现他们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诠释意思。其中华滋生使用直译法翻译，而倪豪士在翻译“秦孝公”“雍州”这些文化负载词汇时，运用威妥玛式拼音和加注法，附有对年代，地名等的补充说明。文中“席卷，包举，囊括，并吞”四个词语并列使用，其意思实际上都是指秦孝公并吞天下的雄心，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刻意变化词汇，使行文不乏单调，体现了他的文学素养。两位译者在翻译这四个词时，均运用直译法诠释其意思。此外，“八荒”这个词的翻译，“八荒”与前面的“天下”，“宇内”，“四海”并列，其实都是天下的意思。可是，中国的“八荒”其实是指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这八个方位，但这里华滋生的“eight directions”更符合原文的意思。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华译：
Because it failed t0 rule with humanity and righteousness，and did not realize that the power to attack and the power to retain what one has thereby won，are not the same.（RGH，Qin Dynasty：80）
倪译：
It was because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were not extended[to its people]and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condition haschanged.（TGSR，1：168）
句2描述的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理解句中“仁义”和“攻守之势”的文化内涵是翻译的关键。既然诠释学追求的是理解和融合，那么“仁义”这个词追其根源，应该是儒家的重要伦理，其本意是“仁爱，正义”，用于治国治民的方针时，更贴近的应该是慈爱，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人道”，因此华译“humanity and righteousness”在理解上出现了偏颇，而倪译“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更符合原文所要传达的意思，此处后文附录为了押韵效果，将其翻译为“kindheartedness and righteousness”。
三、总结
对文化特色词的处理，由以下几点因素：首先由于解释者（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都是美国汉学家，但华滋生旅居日本多年，同时译著日本著作、诗集等，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文化隔阂不可避免，而倪豪士担任主编的《史记》，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成果，既然是团体合作，难免会有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的理解不同。其次华滋生和倪豪士的翻译目的不同，华滋生翻译《史记》的起源是硕士论文写作，而倪豪士初期翻译及注解《史记》中的部分篇章，但随着理解程度的加深，他逐渐意识到《史记》的史学地位，以及《史记》的写作意图就是让读者饱览全书，任何不完整的翻译都将误导西方读者。再者，华滋生与倪豪士的翻译策略及译本形式不同，华译《史记》的策略主要是归化法，因为他的读者群面对的是一般受教育的读者，而不是针对美国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而倪豪士英译《史记》其首要目的是忠实与原著，译文附加大量注脚，随时为理解者（读者）补充阅读时所需的专业（学术性）知识，包括人名、地名等。
尽管两位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不同，但对《史记》的翻译过程中，都是视阈融合的过程。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和理解带入翻译过程，他们阐明的既不是原作的纯粹思想，也不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而是二者融合之后的共同意见。在翻译文化特色词时，他们对原作的接受程度不同，因此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文本。但总的来说，他们对文化特色词的处理，正是他们对原著理解的缩影，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过程中，文化特色词英译，通过直译，注解等方法达到译文与原文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