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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界对底层的关注是通过作品中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来展现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为整个社会关注底层、关心底层提供了直接的精神动因。然而遍览当代底层文学，在肯定其价值导向意义的同时，也有一些缺憾需要反思和警醒。本人即以底层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为视角，对底层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重点解构，文末则提出主流底层文学趋向之下价值叙事的若干反思。
关键词：当代文学；底层人物形象；塑造
纵观当代底层文学的兴起，有两大原因起了重要作用：其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其二则是思想解放之下文学迷茫之后的本位回归，是对边缘社会的核心回归呼唤。下面将对底层文学中不同的人物形象做具体解构。
一、当代底层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之农民：徘徊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手足无措
农民这一词汇自生来就是“底层”的代表，无论是重农轻商的古旧社会，抑或农民当家做主的当代社会，农民在本质上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获得与他们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所发挥作用对等的尊重和地位。我国当代文学中有大量农民题材的作品，对农民形象进行了丰富而饱满的塑造，如李锐在他的《太平风物》里就以农具为引，塑造了众多冰冷的农民形象，讲述了众多关于农民的悲怆故事。用李锐自己的话说，“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对此，我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除李锐外，还有众多作者塑造了极为优秀和有代表意义的农民形象。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氏兄弟。路遥在这部耗尽他毕生心血的史诗级巨著中展示了70年代中到80年代中期普通农民的故事和形象。先说孙少平，年少的孙少平是具有远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满足于农村的生活，去社会上闯荡，却历经挫折，但农民平朴的质地使得孙少平并未气馁和迷茫，而是选择继续这样脚踏实地走下去……于是文末，孙少平终于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昔年的梦想也早已随年华散去，此时的孙少平早已安于现状，成了千万煤矿工人中最普通的—个。再说孙少安，这个地地道道、没有远大理想的农民却反而作出了一番超越农民境界的大事，6岁干农活，18岁当生产队长，面对生活的困苦和工作的压力，总是能以自身的能力和斗志予以化解，思想上也具备了契合时代的启蒙意识并为之实践。对比孙少平和孙少安，—个有远大理想最终归于平凡，—个有着平凡的生活最终超越梦想，前者可以理解为在社会变革时期农民意图向新社会转型升级的力不从心，后者则可以理解为新形势下农民的善良和质朴同社会机遇碰撞出的质的升华，二者同样是新时代下农民前途和方向的深层次思考。
以上可见，同李銳等传统视角文学的纯粹批判和无情鞭挞不同，高晓生、路遥、贾平凹等一批当代作家对农民形象的塑造，虽然仍脱不掉农民骨子里厚重的灰黑色调，却又总是于漫天乌云之中不经意布出几道霞光，或者微不足道，或者最终湮灭于黑暗，但总归会触动读者对隐身其后的力量的无穷想象和若有所思。
二、当代底层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之下岗工人：高处跌落的迷茫和困境
“下岗”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经济现象，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大批城市里正值劳动年龄的工人主动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重新走入社会谋求生存资本。这些下岗工人同农民不同，农民尚且还有赖以活命的土地作为退路，而工人一但下岗，则远没有歌中所唱“只不过是从头再来”那般豁达乐观，仿如荒漠迷旅，大海浮萍，对未来的迷茫和担忧使他们更显卑微和无助。当代文学界的众多学者敏感地捕捉到了这样的矛盾火花，创作出大量以下岗工人为题材的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儿》、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谈歌的《城市》、阿宁的《乡徙》、荆永鸣的《大声呼喊》等等。
以曹征路《那儿》中的小舅仍然为例做解，解构当代文学中的下岗工人形象：
这是一部底层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是一曲下岗工人的时代悲歌。小舅是一个具有时代映像的人物，经历了50年代的大生产，60、70年代的浩劫，80年代的经济开放和大发展，以及90年代企业改制的破茧之痛，而小舅也正是在破茧之前的阵痛中未能见到光明之再生，成了时代车轮之下的殉葬品。小舅工作能力强，又是技术能手和工会主席，面对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乱象丛生，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他毅然决然的走上了上访之路，但是却历经磨难没有唤回梦想的正义，更陷入工友朋友不能理解的困境，最终走向了悲剧的人生，与其说杀死小舅的是人心叵测，倒不如说是其自身的迷茫和纠结，这种迷茫和纠结在时代变革中又被无限放大，原本的星星之火已然成了燎原之势，最终要了逆势而行的小舅的命。
如果说农民文学所渲染的底层色彩因为有了几千年的传统积淀而让人有了心理预期，那么下岗工人则通过成和败、荣和辱的瞬间变换带来的强烈对比，更让人感叹白云苍狗，世态炎凉，更能让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散发出一种时代背景之下的悲壮和苍凉感，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时代感。
三、当代底层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之反思：关于底层的苦难和价值及其他
遍观底层文学中的纷纭众生，或波诡云谲，大道悲风，或平朴无华，泯然众人，却都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结局。
底层是否就是苦难的代名词？苦难是一种更加深刻和入骨的精神体验，苦难文学也远比喜剧和其他艺术形式更能打动人心。具体到中国当代的底层文学，同样以悲剧色彩的作品居多，而且大有踩在脚下、埋在土里、置之死地的痛入骨髓之势。以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为代表，其笔下农民形象的愚昧、邪恶甚至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范畴，超出了普通的伦理道德，以至予人文不惊人死不休的冷血意向，塑造了沉浮悲喜的苦难人生。
关键词：当代文学；底层人物形象；塑造
纵观当代底层文学的兴起，有两大原因起了重要作用：其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其二则是思想解放之下文学迷茫之后的本位回归，是对边缘社会的核心回归呼唤。下面将对底层文学中不同的人物形象做具体解构。
一、当代底层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之农民：徘徊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手足无措
农民这一词汇自生来就是“底层”的代表，无论是重农轻商的古旧社会，抑或农民当家做主的当代社会，农民在本质上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获得与他们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所发挥作用对等的尊重和地位。我国当代文学中有大量农民题材的作品，对农民形象进行了丰富而饱满的塑造，如李锐在他的《太平风物》里就以农具为引，塑造了众多冰冷的农民形象，讲述了众多关于农民的悲怆故事。用李锐自己的话说，“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对此，我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除李锐外，还有众多作者塑造了极为优秀和有代表意义的农民形象。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氏兄弟。路遥在这部耗尽他毕生心血的史诗级巨著中展示了70年代中到80年代中期普通农民的故事和形象。先说孙少平，年少的孙少平是具有远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满足于农村的生活，去社会上闯荡，却历经挫折，但农民平朴的质地使得孙少平并未气馁和迷茫，而是选择继续这样脚踏实地走下去……于是文末，孙少平终于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昔年的梦想也早已随年华散去，此时的孙少平早已安于现状，成了千万煤矿工人中最普通的—个。再说孙少安，这个地地道道、没有远大理想的农民却反而作出了一番超越农民境界的大事，6岁干农活，18岁当生产队长，面对生活的困苦和工作的压力，总是能以自身的能力和斗志予以化解，思想上也具备了契合时代的启蒙意识并为之实践。对比孙少平和孙少安，—个有远大理想最终归于平凡，—个有着平凡的生活最终超越梦想，前者可以理解为在社会变革时期农民意图向新社会转型升级的力不从心，后者则可以理解为新形势下农民的善良和质朴同社会机遇碰撞出的质的升华，二者同样是新时代下农民前途和方向的深层次思考。
以上可见，同李銳等传统视角文学的纯粹批判和无情鞭挞不同，高晓生、路遥、贾平凹等一批当代作家对农民形象的塑造，虽然仍脱不掉农民骨子里厚重的灰黑色调，却又总是于漫天乌云之中不经意布出几道霞光，或者微不足道，或者最终湮灭于黑暗，但总归会触动读者对隐身其后的力量的无穷想象和若有所思。
二、当代底层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之下岗工人：高处跌落的迷茫和困境
“下岗”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经济现象，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大批城市里正值劳动年龄的工人主动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重新走入社会谋求生存资本。这些下岗工人同农民不同，农民尚且还有赖以活命的土地作为退路，而工人一但下岗，则远没有歌中所唱“只不过是从头再来”那般豁达乐观，仿如荒漠迷旅，大海浮萍，对未来的迷茫和担忧使他们更显卑微和无助。当代文学界的众多学者敏感地捕捉到了这样的矛盾火花，创作出大量以下岗工人为题材的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儿》、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谈歌的《城市》、阿宁的《乡徙》、荆永鸣的《大声呼喊》等等。
以曹征路《那儿》中的小舅仍然为例做解，解构当代文学中的下岗工人形象：
这是一部底层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是一曲下岗工人的时代悲歌。小舅是一个具有时代映像的人物，经历了50年代的大生产，60、70年代的浩劫，80年代的经济开放和大发展，以及90年代企业改制的破茧之痛，而小舅也正是在破茧之前的阵痛中未能见到光明之再生，成了时代车轮之下的殉葬品。小舅工作能力强，又是技术能手和工会主席，面对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乱象丛生，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他毅然决然的走上了上访之路，但是却历经磨难没有唤回梦想的正义，更陷入工友朋友不能理解的困境，最终走向了悲剧的人生，与其说杀死小舅的是人心叵测，倒不如说是其自身的迷茫和纠结，这种迷茫和纠结在时代变革中又被无限放大，原本的星星之火已然成了燎原之势，最终要了逆势而行的小舅的命。
如果说农民文学所渲染的底层色彩因为有了几千年的传统积淀而让人有了心理预期，那么下岗工人则通过成和败、荣和辱的瞬间变换带来的强烈对比，更让人感叹白云苍狗，世态炎凉，更能让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散发出一种时代背景之下的悲壮和苍凉感，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时代感。
三、当代底层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之反思：关于底层的苦难和价值及其他
遍观底层文学中的纷纭众生，或波诡云谲，大道悲风，或平朴无华，泯然众人，却都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结局。
底层是否就是苦难的代名词？苦难是一种更加深刻和入骨的精神体验，苦难文学也远比喜剧和其他艺术形式更能打动人心。具体到中国当代的底层文学，同样以悲剧色彩的作品居多，而且大有踩在脚下、埋在土里、置之死地的痛入骨髓之势。以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为代表，其笔下农民形象的愚昧、邪恶甚至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范畴，超出了普通的伦理道德，以至予人文不惊人死不休的冷血意向，塑造了沉浮悲喜的苦难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