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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李梓新一手创办了“中国三明治”。2014年3月，“三明治”的“故事公园”在上海五原路上安了家。
他发现五原路是个有故事的街道。“钢铁大王”，三毛漫画的作者张乐平，音乐家谭盾、李泉，作家卫慧都曾居于此；而今，这里聚集了很多独特的小店和有趣的人。
“三明治”团队写下了五原路的故事。李梓新说，关于城市，对人和故事的关注太少。中国又有太多的故事了，不记录下来太可惜。
来北京出差的三天，李梓新住在方家胡同46号院。这是个符合他调性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和他笔下的五原路之于上海一样，方家胡同在北京也是一处有历史有文化的地界儿，它东起雍和宫大街，北面是孔庙和国子监，方家胡同小学以前是清朝的循郡王府。而46号院原来是中国机床厂的旧址，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文艺基地，有剧场、有艺廊、有咖啡馆、有餐厅……这是大城市中心最接地气儿的所在，走進胡同，市井生活就把你包围了。
穿着朴素的蓝色衬衫，背双肩包的李梓新看上去是万千普通青年中的一个，但内里，他却是个有想法又颇具行动力的文青。知道“中国三明治”的人大多会知道他。2011年，他三十二岁，一手创办了这个致力于非虚构性写作的平台，让中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们书写他们的生活状态。“三明治”这个词儿很形象地刻画出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人，他们承受来自事业、生活、家庭等多层压力。但同时，他们也有对理想生活的愿景，也会颠覆传统，尝试创新的生活方式。
好故事从来都是重要的生产力。李梓新很早就意识到这点，并痴迷于此。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做过记者，在院校做过行政，后又到英国留学。辗转腾挪间，出于对故事的爱，他再次回归媒体。2014年，为了给自己的三十五岁一份特别的礼物——独立自由，他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三明治”的运营，专注于故事的生产。“中国三明治”的工作室便取名“故事公园”，实现了一个故事的所有流程：听故事、讲故事、策划故事、采访故事、发生故事……他们还会在工作室的门外张贴故事，路人可以扫二维码进行观看。
2014年3月，故事公园在上海五原路上安了家，这便是一个好故事的开端。
五原路坐落在上海旧法租界区，早时叫做赵主教路，解放后被改了名，取的是内蒙的一个县名，冯玉祥将军曾在五原誓师。五原路很窄，是上海唯一一条不通公交的路，路边两排茂盛的梧桐树为它营造出一种阴翳之美。有趣的是，它被乌鲁木齐路从中穿过，便同时拥有了两种风情。往东，充满了市井气，小卖部，木匠铺，米面店、房产中介沿街排开；往西，立刻安静祥和起来，是个老克勒的世界，路边有许多老洋房藏在梧桐树后。
也有很多故事藏在这里。五原路上一栋六层的洋房曾是基督教华东神学院的旧址，三毛漫画的作者张乐平的家就在288号弄堂里，“钢铁大王”朱恒清在这里拥有过有一座独立花园别墅。在上海解放前夕，中国地下党就是在212弄的洋房里策划的如何迎接解放军。上海解放之后，一批南下干部住进了五原路，他们的儿女中，便有后来成为著名海派作家的陈丹燕。文艺青年似乎十分钟爱这里。音乐家谭盾、音乐人李泉都曾居于此。写下《上海宝贝》的作家卫慧，在1990年代末，花了20万在五原路买下了一套房子，里面有一间书房兼客厅，一小间卧室，外加一个阁楼……城市和栖息于此的人就像谈恋爱，相互吸引，又滋养着彼此。
李梓新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搬到一个新地方后，不用手机里的地图，而靠自己的脚步去熟悉它。工作室刚搬到五原路时，在一个混黑的晚上，他走到常熟路口，看到一块小黑板上写着：“小季在里面，拷边撬边，修换拉链。”他被这种民间智慧式的押韵逗乐了。
李梓新通常6点钟起床做饭，7点半骑着电瓶车送儿子上学，不到8点钟，他就到了工作室。此时的五原路很静谧，大多数店还在睡梦中，只有一个幼儿园，会带来一阵喧闹声。不过，也有和李梓新一样做早鸟的，那就是波美美发店的老板。
这间理发店位于“钢铁大王”旧时别墅边上。剃头师傅杭国强1990年初从扬州来到上海打拼，那时他才三十岁，大儿子刚出生。因为五原路寸土寸金，他们一家则住在二十公里开外的闵行区。每天早上6点半，妻子就会准时载着他与小儿子出门，因为外地车牌早上7点后就被禁止上高架了。把儿子送到波美附近的小学后，夫妻俩就开工，一直要做到晚上8点，等外地车牌能上高架了再回家。儿子放学后便在波美靠近厕所的小隔间里做作业。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了近三十年。像杭国强这样传统的剃头匠能在五原路坚持这么长时间，实在难得。
很多时候，李梓新骑一辆单车，从头到尾穿过五原路。他会经过波美美发店，经过建筑设计师刘宇扬隐藏在281弄里的建筑设计室，经过竹露荷风工作室时，也许会看见早年是鼓手，现在是上海最大独立音乐厂牌公司的老板。他经常到大学生创业的面包店TH AMO里买一杯咖啡，可能会赶上店主小哥和妈妈刚刚新鲜出炉了一箱面包。跨过乌鲁木齐中路，他会经过果篓，号称上海最文艺的果汁店，它还会自己做刊物，组织各种展览，主人曾是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经过Meng Cafe，三个逃离了朝九晚五高薪工作的女人开的咖啡馆，每周二晚上有电影放映。这里还有只有一个人的杂志编辑部，有古香古色的茶室……
五原路最打动李梓新的是，“这里的节奏没那么快，也没有太有名，游客不多，商业化不浓，有一种刚刚好的感觉。而且当地的人各有各的生活方式。”李梓新发起了一个小店主们的微信群，叫“五原路五百强”，这是一个有趣的街坊群体，在别具个性的同时又都有个共同点——有故事。于是，为五原路，为栖于这里的人们勾勒一张自己的人文地图，很快成为李梓新的计划。
2015年，“三明治报道者”团队开始策划、采访，但过程很慢，如李梓新所说，“一方面，想记录些什么的责任在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贪心地想多塞点什么，怕跟不上这条小路每天发生的微小变化。”果然，2016年夏天，一场市政运动让五原路经历了大改造，建筑的样貌变了，有些店也迁走了，被新店取代，三明治们写下的故事便成为了他们最好的留念。其中，六篇五原路的故事收录在了《三明治：我们与我们的城市》一书中，还有另一半会在下一本书里与大家见面。 “关于城市，从文创、建筑、美学等切入点讲述得太多了，对人和故事的关注太少。中国又有太多的故事了，不记录下来太可惜了。所有东西都有人味儿，也是城市最大的魅力。”说到为什么要书写城市与人的故事时，李梓新这样回答。采访结束，我们在方家胡同里拍照，商店的大妈和我们搭话，旁边还有正干活儿的工人，李梓新喜欢这种氛围，他说他肯定会再来北京，也写一写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Q=《北京青年》周刊A=李梓新
Q：你为什么对故事情有独钟？
A：每个人对故事的定义都不同，从媒体角度来说，它是特稿，从虚构的角度来说它是各种虚构的故事。我本身就有媒体的背景，喜欢非虚构的故事，会被这种上帝创造的真情的故事打动。故事的定义很广泛，其实几句话、几个词都可能具有故事性。什么是具有故事性呢？我觉得是跟人相关的，生活状态，有情感的，“三明治”收集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果篓”号称上海最文艺果汁店，这是女主人幽草
新加坡人Nelson在纽约念完大学后来上海工作6年了，创办了旅行杂志LOST
Q：做非虚构故事是你一辈子的事业？
A：我有两条线：第一，写很多生活中的故事，题材有很多，每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故事值得你去挖掘，并且写作的生活方式是自己乐意坚持的。第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故事的形态和它的跨界外延，可以做的都非常多，我本身也是个喜欢创新的人，认为故事的生态是有潜力的，“三明治”的未来发展也是往故事的生态方向发展。
Q：当初你为什么会创建“三明治”？
A：这与我对生活状态的探索有关，我结婚较早，朋友、同学在上海并不多，圈子突破挺难的，我对采访的那些名人并没有太大兴趣。其实我觉得普通人的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就尝试去写，也喜欢写东西，想保持这种状态，然后我又学会了做网站，就创建了“三明治”网站，就好奇为什么同样的学习，除了专业或许不同，人们未来的差别会那么大？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那些白领、蓝领，他每天怎么完成任务？以及公交车司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后来发现有些人的生活好有趣。
Cathy和瑞典男友Magnus一起经营一家叫ETIK的北欧风服装店
三个单身女人开了蒙咖啡：做过投行也做过服务员的Lesi和写代码的Sandy和Iris，这是其中一位
Q：现在，如何定义“三明治”？
A：我们现在算是一个平台，也注册了公司，运作更像文创团队，后来由“中国三明治”改成“三明治”，前者更像计划，后者感觉更轻松。最大的变化是从30岁上下扩展到25岁到40 岁的人群都会报道。刚开始并没有介入故事生产，曾经也尝试过其他商业模式，后来还是落实到自己喜欢的写作，普及和孵化写作。现在核心用户更多是对故事写作感兴趣的人，不是纯粹消费故事的人。
Q：“三明治”提出了“生活方式创新者”的概念，这是你们采访一些人的标准吗？
A：2013、14年我们就采访了很多不愿过常规生活的人，就叫“生活方式创新者”。这标准是随时间变化的。之前出去旅游的人我们就会记录，但这一波启蒙已经过去了，很多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融入生活了。现在我们更多地记录生活中普通的故事，不管它是不是创新，但它是真实的、有意思的、特别的。
黄淼大学刚毕业就开了自己的面包店“TE AMO”
JARAJAM的女主人Lita和妹妹，男主人是位意大利建筑师，有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和乐队
Q：“三明治”的第一本MOOK为什么要做“我们与我们的城市”這个主题？
A：我们这个写作团名字叫“在地文化”，这个词来自台湾，指当地的可以挖掘的文化和故事，把它们呈现出来，我一直对此很感兴趣。比如，3年前我就在家乡潮州做了一系列活动，我想像TED这种大城市里的分享模式，能不能到四五线小城市里去推广。事实上，在大城市能做的在小城市也能做，而且还加入了难懂的潮汕方言。潮汕人是很聪明的，有很多出色的人，有美国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有在研究恐龙的命名的，也有做传统文化的，还有做流行音乐的，说潮汕话的rapper，这些人相对于传统的潮汕来说，可能是异类，我们就将他们联系起来，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从潮汕走出来的，他们在外面获得了认可，后来这个活动连续做了三年。每年的规模都更大，第三年达到了1000人。而且形式多样，还在乡村祠堂办了一场音乐会，在当地引起轰动。这是我回馈家乡的责任，是一种文化表达的探索。受此启发，我们之后就成立了实验室，现在正在申请项目，为支持我们在全国十个地方去做当地挖掘，这是我们做在地文化的一条线索。
他发现五原路是个有故事的街道。“钢铁大王”，三毛漫画的作者张乐平，音乐家谭盾、李泉，作家卫慧都曾居于此；而今，这里聚集了很多独特的小店和有趣的人。
“三明治”团队写下了五原路的故事。李梓新说，关于城市，对人和故事的关注太少。中国又有太多的故事了，不记录下来太可惜。
来北京出差的三天，李梓新住在方家胡同46号院。这是个符合他调性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和他笔下的五原路之于上海一样，方家胡同在北京也是一处有历史有文化的地界儿，它东起雍和宫大街，北面是孔庙和国子监，方家胡同小学以前是清朝的循郡王府。而46号院原来是中国机床厂的旧址，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文艺基地，有剧场、有艺廊、有咖啡馆、有餐厅……这是大城市中心最接地气儿的所在，走進胡同，市井生活就把你包围了。
穿着朴素的蓝色衬衫，背双肩包的李梓新看上去是万千普通青年中的一个，但内里，他却是个有想法又颇具行动力的文青。知道“中国三明治”的人大多会知道他。2011年，他三十二岁，一手创办了这个致力于非虚构性写作的平台，让中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们书写他们的生活状态。“三明治”这个词儿很形象地刻画出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人，他们承受来自事业、生活、家庭等多层压力。但同时，他们也有对理想生活的愿景，也会颠覆传统，尝试创新的生活方式。
好故事从来都是重要的生产力。李梓新很早就意识到这点，并痴迷于此。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做过记者，在院校做过行政，后又到英国留学。辗转腾挪间，出于对故事的爱，他再次回归媒体。2014年，为了给自己的三十五岁一份特别的礼物——独立自由，他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三明治”的运营，专注于故事的生产。“中国三明治”的工作室便取名“故事公园”，实现了一个故事的所有流程：听故事、讲故事、策划故事、采访故事、发生故事……他们还会在工作室的门外张贴故事，路人可以扫二维码进行观看。
2014年3月，故事公园在上海五原路上安了家，这便是一个好故事的开端。
五原路坐落在上海旧法租界区，早时叫做赵主教路，解放后被改了名，取的是内蒙的一个县名，冯玉祥将军曾在五原誓师。五原路很窄，是上海唯一一条不通公交的路，路边两排茂盛的梧桐树为它营造出一种阴翳之美。有趣的是，它被乌鲁木齐路从中穿过，便同时拥有了两种风情。往东，充满了市井气，小卖部，木匠铺，米面店、房产中介沿街排开；往西，立刻安静祥和起来，是个老克勒的世界，路边有许多老洋房藏在梧桐树后。
也有很多故事藏在这里。五原路上一栋六层的洋房曾是基督教华东神学院的旧址，三毛漫画的作者张乐平的家就在288号弄堂里，“钢铁大王”朱恒清在这里拥有过有一座独立花园别墅。在上海解放前夕，中国地下党就是在212弄的洋房里策划的如何迎接解放军。上海解放之后，一批南下干部住进了五原路，他们的儿女中，便有后来成为著名海派作家的陈丹燕。文艺青年似乎十分钟爱这里。音乐家谭盾、音乐人李泉都曾居于此。写下《上海宝贝》的作家卫慧，在1990年代末，花了20万在五原路买下了一套房子，里面有一间书房兼客厅，一小间卧室，外加一个阁楼……城市和栖息于此的人就像谈恋爱，相互吸引，又滋养着彼此。
李梓新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搬到一个新地方后，不用手机里的地图，而靠自己的脚步去熟悉它。工作室刚搬到五原路时，在一个混黑的晚上，他走到常熟路口，看到一块小黑板上写着：“小季在里面，拷边撬边，修换拉链。”他被这种民间智慧式的押韵逗乐了。
李梓新通常6点钟起床做饭，7点半骑着电瓶车送儿子上学，不到8点钟，他就到了工作室。此时的五原路很静谧，大多数店还在睡梦中，只有一个幼儿园，会带来一阵喧闹声。不过，也有和李梓新一样做早鸟的，那就是波美美发店的老板。
这间理发店位于“钢铁大王”旧时别墅边上。剃头师傅杭国强1990年初从扬州来到上海打拼，那时他才三十岁，大儿子刚出生。因为五原路寸土寸金，他们一家则住在二十公里开外的闵行区。每天早上6点半，妻子就会准时载着他与小儿子出门，因为外地车牌早上7点后就被禁止上高架了。把儿子送到波美附近的小学后，夫妻俩就开工，一直要做到晚上8点，等外地车牌能上高架了再回家。儿子放学后便在波美靠近厕所的小隔间里做作业。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了近三十年。像杭国强这样传统的剃头匠能在五原路坚持这么长时间，实在难得。
很多时候，李梓新骑一辆单车，从头到尾穿过五原路。他会经过波美美发店，经过建筑设计师刘宇扬隐藏在281弄里的建筑设计室，经过竹露荷风工作室时，也许会看见早年是鼓手，现在是上海最大独立音乐厂牌公司的老板。他经常到大学生创业的面包店TH AMO里买一杯咖啡，可能会赶上店主小哥和妈妈刚刚新鲜出炉了一箱面包。跨过乌鲁木齐中路，他会经过果篓，号称上海最文艺的果汁店，它还会自己做刊物，组织各种展览，主人曾是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经过Meng Cafe，三个逃离了朝九晚五高薪工作的女人开的咖啡馆，每周二晚上有电影放映。这里还有只有一个人的杂志编辑部，有古香古色的茶室……
五原路最打动李梓新的是，“这里的节奏没那么快，也没有太有名，游客不多，商业化不浓，有一种刚刚好的感觉。而且当地的人各有各的生活方式。”李梓新发起了一个小店主们的微信群，叫“五原路五百强”，这是一个有趣的街坊群体，在别具个性的同时又都有个共同点——有故事。于是，为五原路，为栖于这里的人们勾勒一张自己的人文地图，很快成为李梓新的计划。
2015年，“三明治报道者”团队开始策划、采访，但过程很慢，如李梓新所说，“一方面，想记录些什么的责任在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贪心地想多塞点什么，怕跟不上这条小路每天发生的微小变化。”果然，2016年夏天，一场市政运动让五原路经历了大改造，建筑的样貌变了，有些店也迁走了，被新店取代，三明治们写下的故事便成为了他们最好的留念。其中，六篇五原路的故事收录在了《三明治：我们与我们的城市》一书中，还有另一半会在下一本书里与大家见面。 “关于城市，从文创、建筑、美学等切入点讲述得太多了，对人和故事的关注太少。中国又有太多的故事了，不记录下来太可惜了。所有东西都有人味儿，也是城市最大的魅力。”说到为什么要书写城市与人的故事时，李梓新这样回答。采访结束，我们在方家胡同里拍照，商店的大妈和我们搭话，旁边还有正干活儿的工人，李梓新喜欢这种氛围，他说他肯定会再来北京，也写一写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Q=《北京青年》周刊A=李梓新
Q：你为什么对故事情有独钟？
A：每个人对故事的定义都不同，从媒体角度来说，它是特稿，从虚构的角度来说它是各种虚构的故事。我本身就有媒体的背景，喜欢非虚构的故事，会被这种上帝创造的真情的故事打动。故事的定义很广泛，其实几句话、几个词都可能具有故事性。什么是具有故事性呢？我觉得是跟人相关的，生活状态，有情感的，“三明治”收集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Q：做非虚构故事是你一辈子的事业？
A：我有两条线：第一，写很多生活中的故事，题材有很多，每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故事值得你去挖掘，并且写作的生活方式是自己乐意坚持的。第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故事的形态和它的跨界外延，可以做的都非常多，我本身也是个喜欢创新的人，认为故事的生态是有潜力的，“三明治”的未来发展也是往故事的生态方向发展。
Q：当初你为什么会创建“三明治”？
A：这与我对生活状态的探索有关，我结婚较早，朋友、同学在上海并不多，圈子突破挺难的，我对采访的那些名人并没有太大兴趣。其实我觉得普通人的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就尝试去写，也喜欢写东西，想保持这种状态，然后我又学会了做网站，就创建了“三明治”网站，就好奇为什么同样的学习，除了专业或许不同，人们未来的差别会那么大？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那些白领、蓝领，他每天怎么完成任务？以及公交车司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后来发现有些人的生活好有趣。
Q：现在，如何定义“三明治”？
A：我们现在算是一个平台，也注册了公司，运作更像文创团队，后来由“中国三明治”改成“三明治”，前者更像计划，后者感觉更轻松。最大的变化是从30岁上下扩展到25岁到40 岁的人群都会报道。刚开始并没有介入故事生产，曾经也尝试过其他商业模式，后来还是落实到自己喜欢的写作，普及和孵化写作。现在核心用户更多是对故事写作感兴趣的人，不是纯粹消费故事的人。
Q：“三明治”提出了“生活方式创新者”的概念，这是你们采访一些人的标准吗？
A：2013、14年我们就采访了很多不愿过常规生活的人，就叫“生活方式创新者”。这标准是随时间变化的。之前出去旅游的人我们就会记录，但这一波启蒙已经过去了，很多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融入生活了。现在我们更多地记录生活中普通的故事，不管它是不是创新，但它是真实的、有意思的、特别的。
Q：“三明治”的第一本MOOK为什么要做“我们与我们的城市”這个主题？
A：我们这个写作团名字叫“在地文化”，这个词来自台湾，指当地的可以挖掘的文化和故事，把它们呈现出来，我一直对此很感兴趣。比如，3年前我就在家乡潮州做了一系列活动，我想像TED这种大城市里的分享模式，能不能到四五线小城市里去推广。事实上，在大城市能做的在小城市也能做，而且还加入了难懂的潮汕方言。潮汕人是很聪明的，有很多出色的人，有美国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有在研究恐龙的命名的，也有做传统文化的，还有做流行音乐的，说潮汕话的rapper，这些人相对于传统的潮汕来说，可能是异类，我们就将他们联系起来，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从潮汕走出来的，他们在外面获得了认可，后来这个活动连续做了三年。每年的规模都更大，第三年达到了1000人。而且形式多样，还在乡村祠堂办了一场音乐会，在当地引起轰动。这是我回馈家乡的责任，是一种文化表达的探索。受此启发，我们之后就成立了实验室，现在正在申请项目，为支持我们在全国十个地方去做当地挖掘，这是我们做在地文化的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