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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村转变为城市、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城市化进程中，原来的村庄转型成为城中村集体股份合作公司，而原来的村长也变为如今的股份公司董事长，相应的村民也转变为公司的股东。
在城镇化建设中，深圳所有的自然村都被改造成“社区”，名义上的“村”依然存在，如文光村、君子布村等等，但是实际上村子的结构和过去村民的收入、工作内容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委会变成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下面还有子公司。村里也有“社区工作站”，这个名称俨然已经是现代化的称谓。
在股份公司中，改变最大的莫过于村庄的基础建设和本村村民收入。
万经理：过去自己掏钱，现在不用了
采访君子布村坐了差不多2个半小时的车。地铁9站到达清湖，再转M339公交车30站，终于到达。出乎意料的，这里虽然地处深圳偏远地带，但是并不荒凉，反而很有生气。
在工作站见到了万继永经理，也就是村长。40开外的年纪，颀长的身子，黑色皮鞋，没有戴任何挂饰。话不多，笑容一直挂在嘴角。办公室整整齐齐，墙上挂着“春华秋实”的毛笔字，和两幅泼墨山水画，颇有“君子”的风范。
君子布村是2004年才开始的城镇化改革，比之前采访的文光村晚了差不多10年。村民平均收入可能赶不上文光村，出租房也没有文光村的规模大，但是依然有非常大的改变，尤其是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过去卫生、道路、水电都是要村里自己掏钱，还是比较落后的路，各种设施也非常混乱，现在则全部纳入市政，比如环卫有环卫局管辖，道路有路政，计生等配套的设施也比过去完善很多，市里给君子布村的投入还是很大的，君子布村也多次作为市里改革的典型代表被多家媒体报道。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市政给村民省了一大笔。村民把多余的钱拿去做别的事情，钱生钱，自然日子就好过了很多。
这里虽然不算是市中心，但是城镇化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停滞。环卫的垃圾箱摆放有序，楼房并不高耸入云，也是错落有致，村民怡然享受生活。君子布村还有自己的网站—“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君子布村网站”，里面的内容每天更新，虽然还是叫做村，但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已经相去甚远。
第三代村民自闯天地
在村里闲逛的时候，我们看到墙上贴着小广告，叫做“村民贷”，可以为当地的村民提供50万到几百万不等的贷款金额。而在内地，想要办理这样的贷款还是很麻烦的。君子布村地处深圳较为偏远的地方，但是从这一个小小的广告里，也能看出近几年村子的巨大变化。
君子布村靠近观澜镇东北部，近东莞凤岗镇，占地3.14平方公里，有小学、幼儿园和老人之家。本地户口居民870人左右，外来人口3万多。这里大大小小的企业约120个。村里的一级股份有限公司1个，二级股份有限公司6个。股份有限公司在过去就是生产队。
年底股份公司的分红、打工收入、房租收入，还有退休人员会有养老保险，村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这几大来源。个体来说，家庭与家庭之间差别也很大。
但是还是有人觉得做农民更好，一位30多岁的村民说，我还是想做农民，不想做什么市民。农民有土地啊，市民什么都没。我问，你们有房子呀，还不够么？年轻人说，如果是农民我还是有房子啊，而且土地是我的，更安心。
2004年城镇化改革，国家给予君子布村民每亩地的补贴是2万多元。从1990年起，村里人就不再种地了，出租给外来人口。
而在市中心地区的起步更早的村子，收入则更加多元化，据说不少海外归来的“海龟”自己创办的科技公司，跟华强北的电子商务和电子产品紧密相连，和过去祖辈的土地已经再无半点关系。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多方投资，参与房地产、电子商务、海外贸易，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早已经不在话下。这样的收入群体，在“村”里也不难见到。新兴的第三代村民，也就是目前的80后为主的群体，更想脱离父辈的公司，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小陈：村民也有很大牺牲
深圳市文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文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珠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文光经营部经理……拥有众多头衔的陈总，还是习惯性被人称作村长。
七十年代出生，曾在九十年代出任某日本投资厂的厂长，麾下600多名员工。1998年当选村长，也就是经理，15年的“老村长”。老何总结了一句，干得不错！
大学毕业之后，陈总一直在做基层工作，各方面在他的同龄人里都属于佼佼者。深蓝色条纹的衬衫，西服裤子，玉坠子项链，配上窄框眼镜，整个人低调内敛，用老何的话说，他事必躬亲，面面俱到。
自从成立了股份公司，陈总不仅要处理公司分红，还要为村民争取利益，希望政府给予社区工作站更多资金支持，为片区的计生、环境等问题奔走。基层工作站的人员工资很低，并没有外界想象那么高，陈总也多次跟地方代表反映这件事。
当被问及“城镇化之后，村民是不是都富裕起来了？”这样比较敏感的问题，陈总跟我们打了个太极。“其实村民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多了不一定开心，少了不一定不开心。我觉得现在的矛盾在于个人的心态问题。”他说，其实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村民盖起了楼，给外来打工人口提供初步的暂时落脚点，相信这其中也有很多来深圳的淘金者获得了成功，富裕了，村民也给外来人口带来了实惠，毕竟关内小区的房租价格，对于刚到深圳来的人来说，确实有点高；另一方面，国家有需要，我们就奉献了土地，其实村民本身也有牺牲。言下之意，如果没有城镇化，也许村民可以赚更多。
结束了采访之后，和同事二人沿着小路聊体会，路两边是葱郁的高树，这样的密度在内地其实是不常见的。城镇化改革给过去的村民带来了实在的利益，无论是收入还是所能享受的市民的基本权益。
从村民到市民，他们也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每天无所事事，围着麻将桌转悠，甚至还有躬身在厂里做清洁工的“房东”。
社区里的平整道路、一座座的高楼、清洁的垃圾桶、社区的宣传栏、24小时商店都是实实在在的变化，身处其中，感受更深。
在城镇化建设中，深圳所有的自然村都被改造成“社区”，名义上的“村”依然存在，如文光村、君子布村等等，但是实际上村子的结构和过去村民的收入、工作内容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委会变成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下面还有子公司。村里也有“社区工作站”，这个名称俨然已经是现代化的称谓。
在股份公司中，改变最大的莫过于村庄的基础建设和本村村民收入。
万经理：过去自己掏钱，现在不用了
采访君子布村坐了差不多2个半小时的车。地铁9站到达清湖，再转M339公交车30站，终于到达。出乎意料的，这里虽然地处深圳偏远地带，但是并不荒凉，反而很有生气。
在工作站见到了万继永经理，也就是村长。40开外的年纪，颀长的身子，黑色皮鞋，没有戴任何挂饰。话不多，笑容一直挂在嘴角。办公室整整齐齐，墙上挂着“春华秋实”的毛笔字，和两幅泼墨山水画，颇有“君子”的风范。
君子布村是2004年才开始的城镇化改革，比之前采访的文光村晚了差不多10年。村民平均收入可能赶不上文光村，出租房也没有文光村的规模大，但是依然有非常大的改变，尤其是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过去卫生、道路、水电都是要村里自己掏钱，还是比较落后的路，各种设施也非常混乱，现在则全部纳入市政，比如环卫有环卫局管辖，道路有路政，计生等配套的设施也比过去完善很多，市里给君子布村的投入还是很大的，君子布村也多次作为市里改革的典型代表被多家媒体报道。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市政给村民省了一大笔。村民把多余的钱拿去做别的事情，钱生钱，自然日子就好过了很多。
这里虽然不算是市中心，但是城镇化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停滞。环卫的垃圾箱摆放有序，楼房并不高耸入云，也是错落有致，村民怡然享受生活。君子布村还有自己的网站—“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君子布村网站”，里面的内容每天更新，虽然还是叫做村，但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已经相去甚远。
第三代村民自闯天地
在村里闲逛的时候，我们看到墙上贴着小广告，叫做“村民贷”，可以为当地的村民提供50万到几百万不等的贷款金额。而在内地，想要办理这样的贷款还是很麻烦的。君子布村地处深圳较为偏远的地方，但是从这一个小小的广告里，也能看出近几年村子的巨大变化。
君子布村靠近观澜镇东北部，近东莞凤岗镇，占地3.14平方公里，有小学、幼儿园和老人之家。本地户口居民870人左右，外来人口3万多。这里大大小小的企业约120个。村里的一级股份有限公司1个，二级股份有限公司6个。股份有限公司在过去就是生产队。
年底股份公司的分红、打工收入、房租收入，还有退休人员会有养老保险，村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这几大来源。个体来说，家庭与家庭之间差别也很大。
但是还是有人觉得做农民更好，一位30多岁的村民说，我还是想做农民，不想做什么市民。农民有土地啊，市民什么都没。我问，你们有房子呀，还不够么？年轻人说，如果是农民我还是有房子啊，而且土地是我的，更安心。
2004年城镇化改革，国家给予君子布村民每亩地的补贴是2万多元。从1990年起，村里人就不再种地了，出租给外来人口。
而在市中心地区的起步更早的村子，收入则更加多元化，据说不少海外归来的“海龟”自己创办的科技公司，跟华强北的电子商务和电子产品紧密相连，和过去祖辈的土地已经再无半点关系。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多方投资，参与房地产、电子商务、海外贸易，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早已经不在话下。这样的收入群体，在“村”里也不难见到。新兴的第三代村民，也就是目前的80后为主的群体，更想脱离父辈的公司，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小陈：村民也有很大牺牲
深圳市文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文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珠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文光经营部经理……拥有众多头衔的陈总，还是习惯性被人称作村长。
七十年代出生，曾在九十年代出任某日本投资厂的厂长，麾下600多名员工。1998年当选村长，也就是经理，15年的“老村长”。老何总结了一句，干得不错！
大学毕业之后，陈总一直在做基层工作，各方面在他的同龄人里都属于佼佼者。深蓝色条纹的衬衫，西服裤子，玉坠子项链，配上窄框眼镜，整个人低调内敛，用老何的话说，他事必躬亲，面面俱到。
自从成立了股份公司，陈总不仅要处理公司分红，还要为村民争取利益，希望政府给予社区工作站更多资金支持，为片区的计生、环境等问题奔走。基层工作站的人员工资很低，并没有外界想象那么高，陈总也多次跟地方代表反映这件事。
当被问及“城镇化之后，村民是不是都富裕起来了？”这样比较敏感的问题，陈总跟我们打了个太极。“其实村民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多了不一定开心，少了不一定不开心。我觉得现在的矛盾在于个人的心态问题。”他说，其实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村民盖起了楼，给外来打工人口提供初步的暂时落脚点，相信这其中也有很多来深圳的淘金者获得了成功，富裕了，村民也给外来人口带来了实惠，毕竟关内小区的房租价格，对于刚到深圳来的人来说，确实有点高；另一方面，国家有需要，我们就奉献了土地，其实村民本身也有牺牲。言下之意，如果没有城镇化，也许村民可以赚更多。
结束了采访之后，和同事二人沿着小路聊体会，路两边是葱郁的高树，这样的密度在内地其实是不常见的。城镇化改革给过去的村民带来了实在的利益，无论是收入还是所能享受的市民的基本权益。
从村民到市民，他们也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每天无所事事，围着麻将桌转悠，甚至还有躬身在厂里做清洁工的“房东”。
社区里的平整道路、一座座的高楼、清洁的垃圾桶、社区的宣传栏、24小时商店都是实实在在的变化，身处其中，感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