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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修订，2013年7月1日新生效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次以法律的名义将“常回家看看”作为子女的法律责任，将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折射出了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困窘与尴尬。
上世纪90年代，陈红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唱红大江南北，也温暖了许多父母渴望子女团圆的心。“常回家看看”是空巢老人的深情呼唤，也是子女应尽的孝道，如今却成为刚性的法条，不常回家看看将可能违法。然而，把“常回家看看”这种很难量化和界定的行为入法，到底能有多少实际效力？用法律介入道德、伦理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倒退？公权、法律与道德、伦理的“分管范围”应如何划定？
现实有些残酷无奈，法律难让亲情回归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修订后新生效的老年法将“常回家看看”入法的美好初衷，但在沉重现实的反衬下，这样的初衷让人觉得颇不是滋味。
首先，在这个四通八达、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里，守着父母过日子的人又有多少？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城市集中，每个人都要过活，不远行只守着生你养你的那一亩三分地，能很好地生活下去吗？农民工兄弟们都走出了家门远离了故乡来到大城市做工，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也想方设法漂泊在大城市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离故乡越来越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越来越短，回家探望老人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并不是子女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现实造成的。远离父母很多时候不是儿女们的主动选择而是“被选择”。
其次，很多子女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带薪休假喊了多年，有多少单位能够有力地执行？又有多少单位即使国家法定节假日也不放假，需要加班？时间上不能保证常回家看看，那空间上是不是可以保证和父母守在一起呢？现实是，在外打拼的不少年轻人或蜗居或蚁族，疯狂的房价下自己都难有真正的容身之处，又怎么可能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与自己同住？再来看看回家之路的成本有多高。这几年来中国铁路的发展突飞猛进，交通更加便利的同时，票价也“进步”不小，普通百姓有“被动车”“被高铁”之嫌，以前回家几个来回的路费现在敌不过一次“被高铁”的票价。而对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即使不“被动车”、“被高铁”，“常回家看看”也需要相当高的成本，甚至一票难求。
所以，对多数子女而言，他们并非不孝，也并非不想“常回家看看”。工作的压力、城市里打拼的辛苦、两地分居的艰难，这些客观因素制约了他们“常回家看看”。这些客观因素不改善，徒求子女“常回家看看”不太现实。毕竟，理想很丰富，现实很骨感。
再次，老人都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但这更多是一种对亲情温暖的需要，追求的是心，而不仅仅是行。父母和儿女的心是相同的，如果儿女孝顺，哪怕远隔万里，也能心心相通，而不会感到失落、空虚；反之，即使朝夕相对，又何尝有半点喜悦？用法律条文强求“常回家看看”，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笑话：一个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因工作所需常年无法归省，却“违法”；一个经常登门“啃老”的不孝子却“守法”；不仅如此，这种重形式不重实质的规定，还可能助长社会的虚伪风气，倘果真如此，岂不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亲情贵在真挚，“常回家看看”入法一个可能的负面后果是，父母很难分清子女究竟是出于亲情回家还是慑于法律才回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常回家看看”入法究竟是拯救了亲情还是毁掉了亲情，还真不好说。
其实，现代商业社会，亲情逐渐疏远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说到底，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其根本解决需要通过重建社会、重建文化来进行，迷信法律万能，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
法律无需自作多情，公权理应更多担责
人生在世，最深入人心的人伦道德，恐怕就是父母亲情。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父母的爱，只能深藏心底，却终究无法日日陪侍在侧。对于绝大多数父母来说，他们也不会对远方的儿女心怀不满，血浓于水的亲情虽表面看上去没有那么沛然，但只有父母与儿女知道，他们是多么互相牵挂和彼此疼惜。亲情，从来没有因为距离或者问候的次数，而有丝毫的减损。
可是，此时法律却兀自跳了出来，它怀着满腔的热忱试图要为空巢老人争亲情，以法律的刚性强调子女要经常回家看看。坦率地说，这是非常不合时宜和自以为是的，它只能让父母与子女都分外尴尬，因为二者早已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不绝如缕的亲情，而法律的意外介入，却打乱了那种稳如泰山的亲情秩序，好像除了“常回家看看”，其他的亲情表达方式，都是非法和虚无的。
所以，诸如“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法律，就像一个鲁莽的闯入者，人家本来正温情脉脉着，它却指着子女说，你不孝顺！相信子女不能答应，父母也不会答应。法律有其看不到的地方，也有其不必看到的地方，总不能因为看不到，就说不存在。如果非要认为看得到的亲情才叫亲情，那这样的法律眼光，委实是惹人讨厌的自作多情。
从根本上来说，亲情孝道，终究应归入道德范畴，理应让人性中的爱去成全；赡养义务与“常回家看看”也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更多是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将道德上升到法律，折射出的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困窘与尴尬。
站在整个社会的养老机制面前，站在老龄化社会的逼人形势之下，用法律规定年轻人“常回家看看”，貌是一种必要。但是，当我们的公权力在用法律要求百姓做这做那的时候，有没有将自己公共服务的伦理道德也进行同样的提升呢？拿“常回家看看”这一问题来说，需要我们的公权达到的道德水平、需要公共服务履行的社会责任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的养老机制，现在究竟建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国的养老金发放制度，是否已经达到了和GDP水平、政府收入水平一样的档次？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否已经让老人们高枕无忧，“难贵”现象是否已经消除？节假日方面，同样问题多多：堵车现象是否已经消除？买票难、买票贵现象是否已经解决？大城市的生存状态是否允许年轻人去自由地享受假期和亲情了，而不是假期周末需要加班或摆小摊做“阿鲁族”？
公民伦理的构建，必须与公权责任的履行相得益彰，法律法规不能只要求公民必须去完成什么样的义务。我们更应多问一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下年轻人不愿或不能常回家看看，以及政府需要从体制方面或公共服务方面履行哪些必要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当法律不再需要特别强调子女“常回家看看”之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和时代脱离了困窘与尴尬，这才是公权力真正的善莫大焉。
上世纪90年代，陈红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唱红大江南北，也温暖了许多父母渴望子女团圆的心。“常回家看看”是空巢老人的深情呼唤，也是子女应尽的孝道，如今却成为刚性的法条，不常回家看看将可能违法。然而，把“常回家看看”这种很难量化和界定的行为入法，到底能有多少实际效力？用法律介入道德、伦理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倒退？公权、法律与道德、伦理的“分管范围”应如何划定？
现实有些残酷无奈，法律难让亲情回归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修订后新生效的老年法将“常回家看看”入法的美好初衷，但在沉重现实的反衬下，这样的初衷让人觉得颇不是滋味。
首先，在这个四通八达、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里，守着父母过日子的人又有多少？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城市集中，每个人都要过活，不远行只守着生你养你的那一亩三分地，能很好地生活下去吗？农民工兄弟们都走出了家门远离了故乡来到大城市做工，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也想方设法漂泊在大城市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离故乡越来越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越来越短，回家探望老人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并不是子女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现实造成的。远离父母很多时候不是儿女们的主动选择而是“被选择”。
其次，很多子女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带薪休假喊了多年，有多少单位能够有力地执行？又有多少单位即使国家法定节假日也不放假，需要加班？时间上不能保证常回家看看，那空间上是不是可以保证和父母守在一起呢？现实是，在外打拼的不少年轻人或蜗居或蚁族，疯狂的房价下自己都难有真正的容身之处，又怎么可能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与自己同住？再来看看回家之路的成本有多高。这几年来中国铁路的发展突飞猛进，交通更加便利的同时，票价也“进步”不小，普通百姓有“被动车”“被高铁”之嫌，以前回家几个来回的路费现在敌不过一次“被高铁”的票价。而对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即使不“被动车”、“被高铁”，“常回家看看”也需要相当高的成本，甚至一票难求。
所以，对多数子女而言，他们并非不孝，也并非不想“常回家看看”。工作的压力、城市里打拼的辛苦、两地分居的艰难，这些客观因素制约了他们“常回家看看”。这些客观因素不改善，徒求子女“常回家看看”不太现实。毕竟，理想很丰富，现实很骨感。
再次，老人都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但这更多是一种对亲情温暖的需要，追求的是心，而不仅仅是行。父母和儿女的心是相同的，如果儿女孝顺，哪怕远隔万里，也能心心相通，而不会感到失落、空虚；反之，即使朝夕相对，又何尝有半点喜悦？用法律条文强求“常回家看看”，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笑话：一个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因工作所需常年无法归省，却“违法”；一个经常登门“啃老”的不孝子却“守法”；不仅如此，这种重形式不重实质的规定，还可能助长社会的虚伪风气，倘果真如此，岂不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亲情贵在真挚，“常回家看看”入法一个可能的负面后果是，父母很难分清子女究竟是出于亲情回家还是慑于法律才回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常回家看看”入法究竟是拯救了亲情还是毁掉了亲情，还真不好说。
其实，现代商业社会，亲情逐渐疏远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说到底，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其根本解决需要通过重建社会、重建文化来进行，迷信法律万能，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
法律无需自作多情，公权理应更多担责
人生在世，最深入人心的人伦道德，恐怕就是父母亲情。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父母的爱，只能深藏心底，却终究无法日日陪侍在侧。对于绝大多数父母来说，他们也不会对远方的儿女心怀不满，血浓于水的亲情虽表面看上去没有那么沛然，但只有父母与儿女知道，他们是多么互相牵挂和彼此疼惜。亲情，从来没有因为距离或者问候的次数，而有丝毫的减损。
可是，此时法律却兀自跳了出来，它怀着满腔的热忱试图要为空巢老人争亲情，以法律的刚性强调子女要经常回家看看。坦率地说，这是非常不合时宜和自以为是的，它只能让父母与子女都分外尴尬，因为二者早已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不绝如缕的亲情，而法律的意外介入，却打乱了那种稳如泰山的亲情秩序，好像除了“常回家看看”，其他的亲情表达方式，都是非法和虚无的。
所以，诸如“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法律，就像一个鲁莽的闯入者，人家本来正温情脉脉着，它却指着子女说，你不孝顺！相信子女不能答应，父母也不会答应。法律有其看不到的地方，也有其不必看到的地方，总不能因为看不到，就说不存在。如果非要认为看得到的亲情才叫亲情，那这样的法律眼光，委实是惹人讨厌的自作多情。
从根本上来说，亲情孝道，终究应归入道德范畴，理应让人性中的爱去成全；赡养义务与“常回家看看”也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更多是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将道德上升到法律，折射出的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困窘与尴尬。
站在整个社会的养老机制面前，站在老龄化社会的逼人形势之下，用法律规定年轻人“常回家看看”，貌是一种必要。但是，当我们的公权力在用法律要求百姓做这做那的时候，有没有将自己公共服务的伦理道德也进行同样的提升呢？拿“常回家看看”这一问题来说，需要我们的公权达到的道德水平、需要公共服务履行的社会责任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的养老机制，现在究竟建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国的养老金发放制度，是否已经达到了和GDP水平、政府收入水平一样的档次？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否已经让老人们高枕无忧，“难贵”现象是否已经消除？节假日方面，同样问题多多：堵车现象是否已经消除？买票难、买票贵现象是否已经解决？大城市的生存状态是否允许年轻人去自由地享受假期和亲情了，而不是假期周末需要加班或摆小摊做“阿鲁族”？
公民伦理的构建，必须与公权责任的履行相得益彰，法律法规不能只要求公民必须去完成什么样的义务。我们更应多问一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下年轻人不愿或不能常回家看看，以及政府需要从体制方面或公共服务方面履行哪些必要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当法律不再需要特别强调子女“常回家看看”之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和时代脱离了困窘与尴尬，这才是公权力真正的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