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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虚拟经济发展过度被普遍认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但经济学家们在虚拟经济为什么会发展过度的问题上，看法却分歧明显。
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华尔街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是因为美联储实行了长期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即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反而让虚拟经济有了将泡沫越吹越大的机会；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在放任自由的原始自由主义思潮下，放松金融管制才让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有了可乘之机。
经济学家的争论尚未尘埃落定，现实的经济形势就让危机后的世界各国政府一夜之间都成为了凯恩斯主义的实践者。各国政府开始大举干预市场，由于曾有过计划经济的惨痛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忧心忡忡，凯恩斯主义是否会拖着中国经济往回头路上走？
危机后，经历了3年多时间的修复，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将未来经济置于均衡发展轨道上的重要性。美国的教训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殷鉴，我们又该如何平衡虚拟经济、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政府是否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充当一定的角色，以起到对经济纠偏的作用？
就这些问题，《英才》记者采访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动态均衡
《英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该如何思考宏观经济的均衡增长？
樊纲：现在确实到了重新思考的时候了。宏观经济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其实就是怎么去避免经济大波大动，也就是讲均衡。
此前二三十年，整个西方的思潮，是去监管化、去管理化，鼓吹原始自由主义和原始市场状态，结果是爆发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是人类几百年来，在波动来波动去（包括革命）中形成的，它在原始市场之上加进了四样东西：法治、社保、监管、调控（宏观管理）。这四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保障，使市场经济不要脱离均衡。
我们搞改革开放，正好赶上西方繁荣鼎盛的时候，也正是金融泡沫化、鼓吹纯粹原始状态的自由市场的时候。因此过去我们追捧市场经济，也往往对市场经济后来加进去的这些东西避而不谈，只说自由市场好的一面。我们学西方经济学，可以看到学者们并不相信市场自身能够稳定运行，马克思研究的就是无政府状态下为什么会周而复始地爆发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研究的就是市场失败、市场失灵。
咱们国家目前的问题是行政管制太强，但是现在要找解决的办法，就不能再去找那种完全原始自由市场的办法，而是要找现代市场经济的办法。
《英才》：我们发现国内不少经济学家都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
樊纲：其实都是在做凯恩斯的事，有些人没有搞清楚凯恩斯主义是什么。中国目前的环境让大家更希望摆脱政府的行政管理，但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说要不要管理，而是用什么手段来管理。
这个手段不是行政手段，而是经济手段，用制度、用经济变量来管理，比如税收杠杆、利率杠杆、汇率杠杆等。现在中国特别缺税收杠杆，包括房地产调控，如果把税搞顺了，问题就缓解了。
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折腾不起。我们要是放任不管，最大的毛病是腐败。对中国经济来说，有行政手段管，还能让中国经济往前走，而要是完全不管，一个大的危机来，就完蛋了。
《英才》：就是说采用凯恩斯的管理手段，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
樊纲：凯恩斯与马克思是不同的。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定价机制，搞计划经济。但凯恩斯不搞这套，凯恩斯坚持私有制和市场自由定价，只是加了一个公共监管和公共管理。有些人不懂，以为凯恩斯就是计划经济，批评凯恩斯搞赤字。实际上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说永远搞赤字，凯恩斯说的是，繁荣的时候我搞盈余，危机的时候我搞赤字，通过杠杆达到均衡和平衡，这是动态的均衡。
凯恩斯讲的这些东西，私有制和市场自由定价这是原则，不能变的，我们用行政手段去打破、削弱这两条，那是有问题的。
金融税推行难
《英才》：有人说实体经济挣的是几块钱，货币经济挣的是几十块钱，而虚拟经济挣的是几十万块钱，这么大的反差，你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均衡？
樊纲：你不能否定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价值，它把很多未来的价值体现了出来。一切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没有监管而投机盛行。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道理，投实体经济风险小、收益低，投虚拟经济，风险大、收益高。结果它就弄出了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大家拼命地投机，把风险做得大大的，而当出了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却要拿公共的钱去救它，现在占领华尔街的人最恨的就是这条。
因此它暴露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叫under regulation，监管不足；第二个叫under taxation，税负不足，即对金融机构要么还没有税负，要么税负很低。对金融机构来说，他们不仅仅要交用于提供公共品的钱，而且还得交出一大笔用于防范金融危机的钱，但这些钱没人交。
现在欧洲人认识到这一点了，想收金融税，但美国政府反对金融税这件事。金融既然有风险，第一就要监管，第二就要重税。重税了它收入不就减少了吗？重税拿出来，一部分为提供公共品做贡献，一部分用来组建稳定基金，用税收手段来平衡和稳定金融风险，收入低了，投机性也就少了。我们也并不是说不要发展金融了，关键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英才》：也就是说比较合理的情况是，虚拟经济、货币经济的税负要比实体经济的税负重一些。
樊纲：对。因为你要加一个防范危机的资金。但是为什么这事又行不通？因为资金是全球流动的。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税这件事需要在全球同时推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否则大家都想搭便车，我征税，他不征税，然后资金都流到他那儿去，他那儿就拥有了更多的资金、更繁荣，当然也承担更多的风险，但他宁可承担风险，不愿征这个税。实际上制造业也是全球流动，但其流动程度小一点，而资金则电脑按一下就流到美国去了。
未来的问题
《英才》：在推动经济走向均衡发展的道路上，经济学者如何体现自己的作为？
樊纲：作为学者的利益超脱，包括超脱于私人企业家。我们鼓吹发展私人企业，但不能等同于私人企业利益集团。
学者还要具有前瞻性，均衡不但是现在的问题，而且还是未来的问题。这一次西方包括欧洲和美国，这么大的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民粹主义的结果。民粹主义拼命许诺个人支出，拼命搞社会福利，税收高的时候，开空头支票，现在危机一来，税收一下降，水落石出，赤字、债务都暴露出来了。
我们现在社会福利制度很不好，刚刚开始建立，还有待发展，但此时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告诉政府该干什么，给钱的事是政治家们乐意干的事情，而经济学家恰恰要在这个时候警告政府，不要以为你现在花钱花得很痛快，从过去的拉美到现在欧美的教训不能不吸取，政府社会福利制度要量入为出，不能唱高调，不能搞过度消费，掉入“过度福利陷阱”。
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华尔街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是因为美联储实行了长期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即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反而让虚拟经济有了将泡沫越吹越大的机会；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在放任自由的原始自由主义思潮下，放松金融管制才让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有了可乘之机。
经济学家的争论尚未尘埃落定，现实的经济形势就让危机后的世界各国政府一夜之间都成为了凯恩斯主义的实践者。各国政府开始大举干预市场，由于曾有过计划经济的惨痛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忧心忡忡，凯恩斯主义是否会拖着中国经济往回头路上走？
危机后，经历了3年多时间的修复，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将未来经济置于均衡发展轨道上的重要性。美国的教训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殷鉴，我们又该如何平衡虚拟经济、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政府是否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充当一定的角色，以起到对经济纠偏的作用？
就这些问题，《英才》记者采访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动态均衡
《英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该如何思考宏观经济的均衡增长？
樊纲：现在确实到了重新思考的时候了。宏观经济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其实就是怎么去避免经济大波大动，也就是讲均衡。
此前二三十年，整个西方的思潮，是去监管化、去管理化，鼓吹原始自由主义和原始市场状态，结果是爆发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是人类几百年来，在波动来波动去（包括革命）中形成的，它在原始市场之上加进了四样东西：法治、社保、监管、调控（宏观管理）。这四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保障，使市场经济不要脱离均衡。
我们搞改革开放，正好赶上西方繁荣鼎盛的时候，也正是金融泡沫化、鼓吹纯粹原始状态的自由市场的时候。因此过去我们追捧市场经济，也往往对市场经济后来加进去的这些东西避而不谈，只说自由市场好的一面。我们学西方经济学，可以看到学者们并不相信市场自身能够稳定运行，马克思研究的就是无政府状态下为什么会周而复始地爆发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研究的就是市场失败、市场失灵。
咱们国家目前的问题是行政管制太强，但是现在要找解决的办法，就不能再去找那种完全原始自由市场的办法，而是要找现代市场经济的办法。
《英才》：我们发现国内不少经济学家都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
樊纲：其实都是在做凯恩斯的事，有些人没有搞清楚凯恩斯主义是什么。中国目前的环境让大家更希望摆脱政府的行政管理，但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说要不要管理，而是用什么手段来管理。
这个手段不是行政手段，而是经济手段，用制度、用经济变量来管理，比如税收杠杆、利率杠杆、汇率杠杆等。现在中国特别缺税收杠杆，包括房地产调控，如果把税搞顺了，问题就缓解了。
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折腾不起。我们要是放任不管，最大的毛病是腐败。对中国经济来说，有行政手段管，还能让中国经济往前走，而要是完全不管，一个大的危机来，就完蛋了。
《英才》：就是说采用凯恩斯的管理手段，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
樊纲：凯恩斯与马克思是不同的。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定价机制，搞计划经济。但凯恩斯不搞这套，凯恩斯坚持私有制和市场自由定价，只是加了一个公共监管和公共管理。有些人不懂，以为凯恩斯就是计划经济，批评凯恩斯搞赤字。实际上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说永远搞赤字，凯恩斯说的是，繁荣的时候我搞盈余，危机的时候我搞赤字，通过杠杆达到均衡和平衡，这是动态的均衡。
凯恩斯讲的这些东西，私有制和市场自由定价这是原则，不能变的，我们用行政手段去打破、削弱这两条，那是有问题的。
金融税推行难
《英才》：有人说实体经济挣的是几块钱，货币经济挣的是几十块钱，而虚拟经济挣的是几十万块钱，这么大的反差，你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均衡？
樊纲：你不能否定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价值，它把很多未来的价值体现了出来。一切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没有监管而投机盛行。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道理，投实体经济风险小、收益低，投虚拟经济，风险大、收益高。结果它就弄出了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大家拼命地投机，把风险做得大大的，而当出了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却要拿公共的钱去救它，现在占领华尔街的人最恨的就是这条。
因此它暴露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叫under regulation，监管不足；第二个叫under taxation，税负不足，即对金融机构要么还没有税负，要么税负很低。对金融机构来说，他们不仅仅要交用于提供公共品的钱，而且还得交出一大笔用于防范金融危机的钱，但这些钱没人交。
现在欧洲人认识到这一点了，想收金融税，但美国政府反对金融税这件事。金融既然有风险，第一就要监管，第二就要重税。重税了它收入不就减少了吗？重税拿出来，一部分为提供公共品做贡献，一部分用来组建稳定基金，用税收手段来平衡和稳定金融风险，收入低了，投机性也就少了。我们也并不是说不要发展金融了，关键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英才》：也就是说比较合理的情况是，虚拟经济、货币经济的税负要比实体经济的税负重一些。
樊纲：对。因为你要加一个防范危机的资金。但是为什么这事又行不通？因为资金是全球流动的。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税这件事需要在全球同时推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否则大家都想搭便车，我征税，他不征税，然后资金都流到他那儿去，他那儿就拥有了更多的资金、更繁荣，当然也承担更多的风险，但他宁可承担风险，不愿征这个税。实际上制造业也是全球流动，但其流动程度小一点，而资金则电脑按一下就流到美国去了。
未来的问题
《英才》：在推动经济走向均衡发展的道路上，经济学者如何体现自己的作为？
樊纲：作为学者的利益超脱，包括超脱于私人企业家。我们鼓吹发展私人企业，但不能等同于私人企业利益集团。
学者还要具有前瞻性，均衡不但是现在的问题，而且还是未来的问题。这一次西方包括欧洲和美国，这么大的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民粹主义的结果。民粹主义拼命许诺个人支出，拼命搞社会福利，税收高的时候，开空头支票，现在危机一来，税收一下降，水落石出，赤字、债务都暴露出来了。
我们现在社会福利制度很不好，刚刚开始建立，还有待发展，但此时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告诉政府该干什么，给钱的事是政治家们乐意干的事情，而经济学家恰恰要在这个时候警告政府，不要以为你现在花钱花得很痛快，从过去的拉美到现在欧美的教训不能不吸取，政府社会福利制度要量入为出，不能唱高调，不能搞过度消费，掉入“过度福利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