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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塘和石角之间，流淌着大燕河，冬季枯水期，河床露出了一半。河岸不远，3座制铜厂的烟囱在细雨中冒着烟。大燕河，是北江的一条支流，也是广州自来水的水源地之一。
龙塘与石角的电子垃圾拆解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严重的污染也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因为屡遭投诉，情况严重，也曾被国家环保总局点名督办。
“循环经济”是在环保利用资源，还是制造新的环保问题？至少在眼下，这是一个悖论。循环经济循环之道需继续摸索。
污染的代价
“前几年，一到晚上，家家户户都在冒黑烟，气味恶臭难闻。”龙塘人许荣说。而在石角，“本地人都不敢喝本地水”。
电子垃圾拆解中落后、野蛮的拆解方法给空气、土壤、水源都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电子垃圾中含有许多对人类有害的物质，如电视机显像管、电脑元器件含有汞、铅、砷、铬等各种有毒化学物质，易引发肾、心脑血管、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为了提取铜、铝、锌、金等金属，早期的拆解方法中，为了将电子元器件中的塑料和有用金属快速分离，多采取灼烧和琉酸、硝酸浸洗的方式。由此导致电子垃圾中的有机物、添加剂等形成许多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物进入环境中，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包含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的酸液则直接排放到野外河流中，渗入土壤和地下水源。在塑料中广泛存在的含溴阻燃剂，主要通过粉碎、加热、燃烧过程释放，造成大气与土壤的BFRs污染。BFRs物质包括：多溴联苯醚、六溴环十二烷、四溴双酚A、双烯丙基醚以及多溴联苯PBBs等，在高温条件均可部分挥发进入环境。
另外，在电子垃圾处理过程中，塑料、BFRs等毒害有机污染物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典型的热处理过程可能产生的化合物有二恶英。湿处理过程产生的化合物有：氰类化合物和阻燃产品的酸解产物等。
“早几年有些人就找个山旮旯，几吨10几吨地烧，烧完了有些就地填埋，有些也没埋，就倒到池塘里或者田里。”许荣说。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曾联合调查清远地区的电子垃圾拆解对当地环境的影响，根据他们2008年在《生态毒理学报》发表的《电子废物不当处置的重金属污染及其环境风险评价》报告显示，清远龙塘、石角等地由于电子废物的不当拆解、回收活动对当地及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尤其在家庭作坊模式下不当拆解引起的环境风险最为严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金属污染及其引起的环境风险。
监管之责
针对严重的污染，清远政府部门在近几年间也屡次进行治理，“以前那些焚烧酸蚀现在都不准搞了，而且这些货场每年要交几千元给环卫部门。而且垃圾现在管得很严，要倒在定点垃圾池，偷倒要罚款1000元，而且只能倒生活垃圾，甚至现在有一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专门去逮那些不按规矩倒垃圾的货场主来要挟要钱。”一位货场工人说。
为惩治警示，2009年4月，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对清远市首宗涉嫌焚烧工业垃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刑事案件进行宣判，有5人因在清城区龙塘镇民平村委会的牛栏窝、粪箕窝等地开设垃圾焚烧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各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不过，政府部门的监管下，仍不停有违规情况出现，“现在先进一点拆解是买破碎机，但一台破碎机要2万多，而且破碎机塑铜分离也不是完全干净，有些人为了节省成本，也会烧。”许荣说。
为了躲避监管，“晚上政府会派人出去巡逻，但等人一走也有人烧。”更多的情况则是，将垃圾拉到广西桂港、广州花都等隐蔽的山区焚烧。“集中在广西那边烧完做成铜砖，再拉回来卖。”张敬辉说。
政府的监管显然促进了环保的改善，但情况仍有反复。而更关键的是，这些污染不会在短期之内消散，它的后果正在慢慢呈现。
在《南风窗》“调研中国”团队去年8月及今年8月的调研期间，经常可以在路边看到堆积的电子垃圾，路过很多家大门紧闭的拆解场，墙垣上会飘出一阵阵青烟。而露天的电子垃圾很多机油就此沁入地下，如果下雨的话就更甚了，雨水直接会将机油冲刷流淌开来，污染面积更大。
在走访观察中，调研团队来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在这里看到了垃圾余料集中焚烧处理的结果：焚烧的垃圾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烧后的臭味弥久未散，旁边的小池塘已经变成了油沼。
在拆解户集中的地区，几乎家家都配有饮水机，喝水都是喝纯净水，以与生活生产所用的自来水分开。“很多货场回收完那些铜铜铁铁，就把废水往田里和池塘里倒，搞得很多田都种不了。虽然种的东西可以长起了，但是长得很差。好的田长出来的东西比它高，叶子也比它多。”一位接受采访的本地人抱怨。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通过建设循环经济区，加强电子垃圾拆解业的环保治理，成效明显。2012年清远市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产业的发展，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通过推进现有产业的污染减排，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将宝贵的环境容量，留给资源消耗少、技术含量高、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好的项目。”
污染扩散模式
电子垃圾拆解的地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又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这样的污染扩散模式在近几十年的电子垃圾拆解业似乎一直在单调重复。
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是，1970年左右，台湾地区的二仁溪的中游流域聚集了很多专门处理废五金回收与提炼的工厂 ，同样是电子垃圾拆解地，二仁溪也渐渐变成台湾最著名的“毒河”。
1987年，二仁溪口发生首宗绿牡蛎事件，牡蛎因吸收水中的铜离子而变成绿色，铜离子含量超过官方标准值40倍之多。“绿牡蛎”事件成了当时台湾的大事件，政府收购销毁绿牡蛎，从此之后二仁溪口禁养牡蛎直到今天，河口附近养殖业完全消失。
台湾“环保署”估计，在二仁溪河川流域，有25万公吨的废弃物，还有10处场址的土壤或地下水遭到重金属污染。
而在贵屿，汕头市环保局证实，贵屿境内的大小河流，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丧失了灌溉功能，昔日鱼虾蟹已绝迹，现在能在周边水体上见到的，只有疯长的外来生物—水浮莲。2003年前后，全镇13万多居民全部改从几十公里外的深溪水库引水饮用，没人再敢下河洗衣服淘米。3年前，岭南人最注重的5月扒龙舟活动也停了。 就在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逐渐往清远转移之后，也带来了清远的环境之困，而在政府的整治之下，又开始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当人们发现采用污染比较重的生产模式更加有利可图时，面对严格的环境要求，他可能会将生产地转移到污染监管程度比较低的地方，从而逃避环境职责，以较低的运输成本，换取较高的回报，而新的生产地则要担上消费电子垃圾拆解污染的代价。
据清远当地一家金属检测中心人士介绍，现在拿货去广西烧灼的拆解户很多，因为拆解业在广西还是比较新的行业，没有相配套的完善的制度，很多拆解户利用政策漏洞牟取利益。在清远的拆解户来自全国各地，因而可以把货源运到全国各地进行拆解，清远很可能只剩下交易中心的职能，甚至慢慢转移到下一个中心，正如贵屿现在所经历的一样。
清远之后，谁又将重复这个污染的模式？
无论如何，这样的重复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基于环保的压力，同时也基于中国本身制定的经济转型策略，政府不得不考虑解决家庭拆解作坊问题。不过，更大的困境还在将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加速，中国即将进入电子垃圾高产时期，这需要发展出更为成熟、无害的处理技术来应对，而不应该是像现在这样的落后处理方式。
当然，电子产品的生产商和回收商也受到了质疑，人们开始思考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必要性：电子产品的制造者不仅应该负责电子产品的“出生”，他们更应该负责电子产品的“死亡”。生产商需要携手回收企业，共同承担起绿色回收、绿色处理电子产品的责任。
电子垃圾拆解业不仅仅是地区性的问题，它已经与国家发展策略、国际社会形势密切相关。宣传者既把它看成一种落后的、重污染的生产方式体现，也把它当作国际电子产品流动过程中的牺牲品的体现。那么，它的解决也必将被赋予极大的象征意义：地区的产业升级、国家的经济转型乃至全球的经济形势改变等等。
LINK 重金属污染的环境风险
1.焚烧迹地土壤中Pb、Zn、Cu、Cd、Cr、Ni等的重金属含量远远高于对照土壤（200倍左右），电子废物焚烧迹地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土壤重金属库；
2.电子垃圾拆解家庭作坊表土和附近农田土壤重金属含量异常高，直接影响当地居民身体健康，并显示出拆解历史越长，污染越严重的倾向；
3.从电子垃圾酸解、焚烧核心区域采集的水样受到了严重的Pb等重金属污染，远远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III类水质标准；
4.电子垃圾不当回收处置活动所造成的重金属污染不可避免地会向流域水体（大燕河）沉积物中迁移，成为流域重金属的重要污染源，在水力作用下持续污染下游环境；
5.重金属毒害物质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其对土壤微生物系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2012“调研中国”中山大学团队对本文亦有贡献，团队成员包括李瑞峰、焦峤、叶媛媛、刘艺非）
龙塘与石角的电子垃圾拆解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严重的污染也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因为屡遭投诉，情况严重，也曾被国家环保总局点名督办。
“循环经济”是在环保利用资源，还是制造新的环保问题？至少在眼下，这是一个悖论。循环经济循环之道需继续摸索。
污染的代价
“前几年，一到晚上，家家户户都在冒黑烟，气味恶臭难闻。”龙塘人许荣说。而在石角，“本地人都不敢喝本地水”。
电子垃圾拆解中落后、野蛮的拆解方法给空气、土壤、水源都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电子垃圾中含有许多对人类有害的物质，如电视机显像管、电脑元器件含有汞、铅、砷、铬等各种有毒化学物质，易引发肾、心脑血管、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为了提取铜、铝、锌、金等金属，早期的拆解方法中，为了将电子元器件中的塑料和有用金属快速分离，多采取灼烧和琉酸、硝酸浸洗的方式。由此导致电子垃圾中的有机物、添加剂等形成许多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物进入环境中，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包含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的酸液则直接排放到野外河流中，渗入土壤和地下水源。在塑料中广泛存在的含溴阻燃剂，主要通过粉碎、加热、燃烧过程释放，造成大气与土壤的BFRs污染。BFRs物质包括：多溴联苯醚、六溴环十二烷、四溴双酚A、双烯丙基醚以及多溴联苯PBBs等，在高温条件均可部分挥发进入环境。
另外，在电子垃圾处理过程中，塑料、BFRs等毒害有机污染物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典型的热处理过程可能产生的化合物有二恶英。湿处理过程产生的化合物有：氰类化合物和阻燃产品的酸解产物等。
“早几年有些人就找个山旮旯，几吨10几吨地烧，烧完了有些就地填埋，有些也没埋，就倒到池塘里或者田里。”许荣说。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曾联合调查清远地区的电子垃圾拆解对当地环境的影响，根据他们2008年在《生态毒理学报》发表的《电子废物不当处置的重金属污染及其环境风险评价》报告显示，清远龙塘、石角等地由于电子废物的不当拆解、回收活动对当地及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尤其在家庭作坊模式下不当拆解引起的环境风险最为严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金属污染及其引起的环境风险。
监管之责
针对严重的污染，清远政府部门在近几年间也屡次进行治理，“以前那些焚烧酸蚀现在都不准搞了，而且这些货场每年要交几千元给环卫部门。而且垃圾现在管得很严，要倒在定点垃圾池，偷倒要罚款1000元，而且只能倒生活垃圾，甚至现在有一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专门去逮那些不按规矩倒垃圾的货场主来要挟要钱。”一位货场工人说。
为惩治警示，2009年4月，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对清远市首宗涉嫌焚烧工业垃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刑事案件进行宣判，有5人因在清城区龙塘镇民平村委会的牛栏窝、粪箕窝等地开设垃圾焚烧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各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不过，政府部门的监管下，仍不停有违规情况出现，“现在先进一点拆解是买破碎机，但一台破碎机要2万多，而且破碎机塑铜分离也不是完全干净，有些人为了节省成本，也会烧。”许荣说。
为了躲避监管，“晚上政府会派人出去巡逻，但等人一走也有人烧。”更多的情况则是，将垃圾拉到广西桂港、广州花都等隐蔽的山区焚烧。“集中在广西那边烧完做成铜砖，再拉回来卖。”张敬辉说。
政府的监管显然促进了环保的改善，但情况仍有反复。而更关键的是，这些污染不会在短期之内消散，它的后果正在慢慢呈现。
在《南风窗》“调研中国”团队去年8月及今年8月的调研期间，经常可以在路边看到堆积的电子垃圾，路过很多家大门紧闭的拆解场，墙垣上会飘出一阵阵青烟。而露天的电子垃圾很多机油就此沁入地下，如果下雨的话就更甚了，雨水直接会将机油冲刷流淌开来，污染面积更大。
在走访观察中，调研团队来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在这里看到了垃圾余料集中焚烧处理的结果：焚烧的垃圾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烧后的臭味弥久未散，旁边的小池塘已经变成了油沼。
在拆解户集中的地区，几乎家家都配有饮水机，喝水都是喝纯净水，以与生活生产所用的自来水分开。“很多货场回收完那些铜铜铁铁，就把废水往田里和池塘里倒，搞得很多田都种不了。虽然种的东西可以长起了，但是长得很差。好的田长出来的东西比它高，叶子也比它多。”一位接受采访的本地人抱怨。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通过建设循环经济区，加强电子垃圾拆解业的环保治理，成效明显。2012年清远市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产业的发展，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通过推进现有产业的污染减排，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将宝贵的环境容量，留给资源消耗少、技术含量高、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好的项目。”
污染扩散模式
电子垃圾拆解的地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又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这样的污染扩散模式在近几十年的电子垃圾拆解业似乎一直在单调重复。
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是，1970年左右，台湾地区的二仁溪的中游流域聚集了很多专门处理废五金回收与提炼的工厂 ，同样是电子垃圾拆解地，二仁溪也渐渐变成台湾最著名的“毒河”。
1987年，二仁溪口发生首宗绿牡蛎事件，牡蛎因吸收水中的铜离子而变成绿色，铜离子含量超过官方标准值40倍之多。“绿牡蛎”事件成了当时台湾的大事件，政府收购销毁绿牡蛎，从此之后二仁溪口禁养牡蛎直到今天，河口附近养殖业完全消失。
台湾“环保署”估计，在二仁溪河川流域，有25万公吨的废弃物，还有10处场址的土壤或地下水遭到重金属污染。
而在贵屿，汕头市环保局证实，贵屿境内的大小河流，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丧失了灌溉功能，昔日鱼虾蟹已绝迹，现在能在周边水体上见到的，只有疯长的外来生物—水浮莲。2003年前后，全镇13万多居民全部改从几十公里外的深溪水库引水饮用，没人再敢下河洗衣服淘米。3年前，岭南人最注重的5月扒龙舟活动也停了。 就在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逐渐往清远转移之后，也带来了清远的环境之困，而在政府的整治之下，又开始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当人们发现采用污染比较重的生产模式更加有利可图时，面对严格的环境要求，他可能会将生产地转移到污染监管程度比较低的地方，从而逃避环境职责，以较低的运输成本，换取较高的回报，而新的生产地则要担上消费电子垃圾拆解污染的代价。
据清远当地一家金属检测中心人士介绍，现在拿货去广西烧灼的拆解户很多，因为拆解业在广西还是比较新的行业，没有相配套的完善的制度，很多拆解户利用政策漏洞牟取利益。在清远的拆解户来自全国各地，因而可以把货源运到全国各地进行拆解，清远很可能只剩下交易中心的职能，甚至慢慢转移到下一个中心，正如贵屿现在所经历的一样。
清远之后，谁又将重复这个污染的模式？
无论如何，这样的重复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基于环保的压力，同时也基于中国本身制定的经济转型策略，政府不得不考虑解决家庭拆解作坊问题。不过，更大的困境还在将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加速，中国即将进入电子垃圾高产时期，这需要发展出更为成熟、无害的处理技术来应对，而不应该是像现在这样的落后处理方式。
当然，电子产品的生产商和回收商也受到了质疑，人们开始思考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必要性：电子产品的制造者不仅应该负责电子产品的“出生”，他们更应该负责电子产品的“死亡”。生产商需要携手回收企业，共同承担起绿色回收、绿色处理电子产品的责任。
电子垃圾拆解业不仅仅是地区性的问题，它已经与国家发展策略、国际社会形势密切相关。宣传者既把它看成一种落后的、重污染的生产方式体现，也把它当作国际电子产品流动过程中的牺牲品的体现。那么，它的解决也必将被赋予极大的象征意义：地区的产业升级、国家的经济转型乃至全球的经济形势改变等等。
LINK 重金属污染的环境风险
1.焚烧迹地土壤中Pb、Zn、Cu、Cd、Cr、Ni等的重金属含量远远高于对照土壤（200倍左右），电子废物焚烧迹地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土壤重金属库；
2.电子垃圾拆解家庭作坊表土和附近农田土壤重金属含量异常高，直接影响当地居民身体健康，并显示出拆解历史越长，污染越严重的倾向；
3.从电子垃圾酸解、焚烧核心区域采集的水样受到了严重的Pb等重金属污染，远远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III类水质标准；
4.电子垃圾不当回收处置活动所造成的重金属污染不可避免地会向流域水体（大燕河）沉积物中迁移，成为流域重金属的重要污染源，在水力作用下持续污染下游环境；
5.重金属毒害物质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其对土壤微生物系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2012“调研中国”中山大学团队对本文亦有贡献，团队成员包括李瑞峰、焦峤、叶媛媛、刘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