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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问题”研究
父亲当年在家里的研究环境，就是一张一米二的小书桌，查阅的材料就只好通通摊开在桌旁的大床上。桌上只有廉价的红墨水与糨糊，为了节省，红墨水与糨糊还要稀释。淡淡的红墨水有个好处，它像透明笔似的不会将剪报上的文字遮住。客厅里除了一个三米长的木书柜，其他大量的书籍、杂志及报纸只好堆放在厨浴与正屋之间加盖的石棉瓦顶甬道上。这甬道远比正屋宽大，两头加门与窗，还兼餐厅与我的书房。父亲当时的简体字报纸主要包括十几年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数十种，西文报纸也有。除了大陆与香港的书报杂志，相当数量的《红旗》及《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传记杂志外，最重要也最大量的一种材料应该算是台湾监听大陆与苏联的“广播辑要”，它是风雨无阻，每日三本，一年就是一千多本。一本叫《中央广播辑要》，另一本叫《地方广播辑要》，摘录了大陆中央与各省每天的广播新闻内容；还有一本配发的数量更少，封面标题是红色楷书体的《莫斯科华语广播辑要》，这是苏联专门针对大陆地区的电台，对大陆的负面报道很多，把它与前两本对照来看，非常有趣。每天光看这些新闻材料，就等于没离开过大陆。不要说台湾一般人家没有这样灵通的消息，连大陆同胞本身都可能没法拥有这样翔实的信息。这三本辑要的印刷简陋，用十六开的粗模糙纸打印，因为不是机器自动印刷装订，不需要留咬口与裁边。实际开本尺寸较大，正反面单色直排，是用铅盘式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字体是三号铅字，然后用一种简单的手工快速油印机复印。因此，经常会有模糊、脱印与叠印现象，一般每本三四十页，也会厚到五六十页。封面上印着“机密”两个红色楷体字与印本编号。每种印量大概只有几百本，只有中央部会、研究单位、重要情治与心战宣传单位才配发。大部分的单位都不太重视，由于是管制品，必须列入交代，许多单位干脆整批打包丢在一旁。对父亲这些识货的研究人员来说，可是如获至宝，这是一个需要再深挖的宝藏(此出版单位挂的招牌叫“中央电台”，许多人总是把它与另一个“中央广播电台”的关系弄混。“中央电台”位于台北市林森北路七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即父亲的办公单位前方l临马路，是一幢新建的有数层高的现代建筑，紧毗它的第六组虽是个部级单位，但只是接收的一连片日式木造建筑。这个七号在巷子里，却有号无巷，现在都扒光翻造民巷了)。仅是累积起来的信息，就可编成庞大无比的中共党政军群人事数据库，事实也是如此，算是军情局做过最有成就的一件搜集工作，他们投入大量人力日以继之，有名必录。最有趣的中共文件是所谓的“红头文件”，都是照片或底片，应该是别的单位转过来的情报附件，这类底片在保管上是较麻烦的，因为容易受潮、发霉。在研究领域里，这类文件价值有限，但大家都拿来传阅，最后也是乱丢。这类文件中有研究价值的是解放军政治部出的《工作通讯》，它是团级干部才能参阅的机密汇编册子，这样一本本地带出大陆确实不容易。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共高层的一种文件，其特别之处，一是没有格式，有些只是一位党国大老(国共都有)写给领导人的信，然后，各个领导人会顺着签下去；二是它应该只能算是函，但都盖有领导人的工作小章，有关部门可以据此作出正式批文，这在公文往返节约上是个不错的方法。我注意到按照排名来看，没有一个领导人会签错位置，绝对没有排名低的会签到排名高的上方，实在没位置要并排了，也好像总会挤出个较适当的位置，在一纸信笺上能做到这样，得有艺术天分。还有一种“实物类”材料，放在缺乏保管设备的我家很是麻烦，就是许多心战样品，包括心战传单、小册子、人民币、伪造的“毛语录”、通行证，等等。都是装在空飘气球下准备从金门飞进大陆的东西，花样与形式都很多，而且还依“宣传战”的策略分为“黑、灰、白”三类，我只能把它们装进公文袋，然后把公文袋粘在档案夹里来收纳。苦于材料太多又杂，有些地图大得占一面墙，像河南的兰封与考城早被大陆并为一个兰考县了，我就得搬小凳子站高去核查。解决了储存问题，还有整理问题，这些一直是我家的烦恼。我从高二起就做了父亲的资料助理，我是父亲唯一能请得起的，因是免费的。至于像《人民日报》这类是列入交代的，不能剪，只能按日、月堆，父亲会在每日选出的文章上用红毛笔写出分类，我再把它誊写成活页式的分类索引册。
分类就是大问题了，不管是图册、档案、文档(文献)、新闻，父亲随手用毛笔一挥，几个红字就定了“江山”，绝不会搞错。因为图资类种与内容类别太杂，所以各种分类法都用得到，我几乎是用“生吞活剥”的学习方式来赶上父亲的速度。当时我手边已有1958年版本的《中图法》，但这种从本国角度出发的分类法，并不适合细分外国图书。当时图书也只有七八千本，用眼睛在书架上找习惯的位置还比较方便。书籍因为版本的关系，有些实际上是重复的，如《毛泽东选集》就有三套，最后只留了第一版，因为它所选的一些文献在后来的版本里都没有见到。然而，真正有分类需要的是父亲的单位，那里有八万本书(册)，有些还是从大陆撤退时带过来的，没用分类，全靠管理员的习惯。但他的助手经常将还书不插回原位置(大概也搞不清楚哪里是原位置)，我建议管理伯伯用《中图法》，他说不行，因为那是中共的方法。这也真吊诡，这里大部分藏书就是中共出版的，当要借书而找不到时就很伤神了。他倒是甚钦佩我父亲的，称父亲的思想为很“大”。帮单位或帮朋友找书似乎一直是父亲的额外工作，它可以让我不用上图书馆就能过目许多知识(很多图书馆也没有办法进口的)。后来毛主席的书房照片面世，满墙面的古书，引起中外瞩目，父亲单位里就有人去找来毛主席藏书的书单，父亲看后只说：
“毛好读奇书。”大家兴致勃勃，捡拢了一批，但也不明白“奇”在哪里。有一年我忽然恍悟，那些书都是古人的做官经验，谈的都是人情世故，对于人性的黝暗面鞭辟入里(像《容斋随笔》就是其中之一)，大概读通了这些老祖宗的东西，就像是有一面照妖镜在手，任何妖魔鬼怪都无所遁形，难怪毛主席如此英明，任何人都整不倒他。
我当时很有兴趣从事研究分类，但父亲认为研究分类需要有哲学基础，而“年少谈哲学，年老谈恋爱，都是力不从心的事”。在那个思想僵化的时代，扯哲学的事还另有忌讳，如果你搞得太过唯物，当局就会看你不爽。父亲说，“意识形态”本来只是研究哲学的一种客观工具，从拿破仑开始，因为不能拿大炮来管理知识分子，就巧妙地利用其来挂帅，才变成为修理知识分子的政治工具，然后奥匈、苏联学而时习之，“青出于蓝”。我打开《中图法》，看到国家伟人思想首列在所有思想哲学之前另起一类，就知道“意识形态”这东西，比起拿破仑时代一定又难搞多了。又想学编主题表，但那时中文档案分类研究还处在混沌初开，档案分类又是跟历史与国情走的，起步还得先从浩瀚的奏 折与文牍着手，而跟现实又有脱节。到“文革”时，因为泄露出来能汇编的东西太多一一那才真叫国家级的“爆料”。研究中共人事问题的都非常兴奋，就像一辈子凭想象研究恐龙化石的人忽然发现恐龙就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中共每一次运动与权力的重新洗牌，都是惊动中外的大事。“文革”新当权的人事分析更是热门焦点，但由于变动范围太广、太深，新的人事汇编一时编不出来，令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中常会会议中不无遗憾。领袖的遗憾，就是各头头们的遗憾，尤其父亲这个在单位算是此类研究的领头羊了。因无人肯请缨，父亲就自告奋勇说他能用三个月时间完成汇编。当时，父亲因为被阻挡而挤掉了访日演讲的机会而心情不佳，应该有赌气的成分存在。父亲几个好友也愿加入，但茫然不知该如何着手。人事渊源盘根错节，光对每个中共干部做逐年、逐项的交叉比对，就是一个庞大的作业。父亲他们用了一个罕见的做法，就是把分析与缮写的工作拆开，并负责勾选所有书册、报告、报刊里的材料。我组织了一个二十几人的缮写队伍负责分类抄出来(许多因为需要重复参照，还必须编索引及加编参见批次)，再并拢成每个人名下的材料，交还给父亲他们去参照与撰写。这个流水作业在三个月内夜以继日，我的几个好友差点连学籍与工作都不保。这部成稿过百万字的巨册，每个人名每提到一次，就要在姓氏下加一个“匪”字，机关单位前要加一个“伪”字。几千人的名录，仅重复这两个字的字数，就足印成一本书。我干脆刻了两个带插入号的木章，初校时用来盖在遗漏的地方，盖到手酸死。这本巨册被送进周三的中常会去献宝时，印刷胶都还没干透。蒋介石传令褒奖，往常，这类该父亲一份的奖励常被暗杠掉，免得助长父亲太“明星”化了。这次不但领到了稿费与奖金，褒奖也被传达到位，我们很高兴，像是替父亲出了口气(多年后，我已经能从事为计算机设计出类似ERP这种大型自动化档案管理系统的逻辑架构时，一些宏观的评价模式则与那个协助父亲工作时期的受益直接有关)。
国民党每周三上午开的那个中常委会议，就如大陆的政治局常委会，所有大事都在周三拍板，周四见报。相关单位的人员那天都需在岗位上待命，随时提供咨询材料。父亲这种研究人员是不必固时上班的，只有每周三都得早去晚归。只有一次，还不到中午，父亲就“砰”地推门回来了，一脸诧异，说今天常会不开了，因为有“政变”。那就是1964年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闹的“湖口兵谏”事件一一他要将第一装甲师开到台北包围总统府，向蒋介石进谏一一陈述各高官包括他的上司等的腐败劣迹。这事总算有惊无险，因为这位赵副司令在部队召集起来后，花了太多时间来演讲，足够台下从惊惶失措中恢复冷静，察觉到这是个荒谬的个人泄愤事件。一位中校政战官佯装说：“副司令我拥护你!”然后，走上台去，趁赵不注意把他抱住控制起来，其他人也冲上来拿走台上的手枪，赵被暂扣押在会议室，门外开来两部漆着“宪兵”字样的白战车看守。其实，在演讲结束之前，台北已接到了偷打出来的电话，国防部一阵忙乱，甚至准备紧急时派飞机炸桥阻滞，因为装甲兵开到台北只要两小时。那天，我们就没再听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民众都不知道发生了大事。翌日，村里只有前装甲兵司令吴J所的外甥紧张地悄悄问我：“知不知道有这件事?”父亲回单位了解了昨天的所有经过，这种老大单位的本事就是内部消息最灵通。他们告诉父亲，当时蒋介石闻讯，即从士林官邸准备开上阳明山。而他吩咐要走的一条小径，居然是连待卫长与内卫都不知道的，蒋氏父子对于被叛变的经验实在丰富。那个政战官连升三级为少将，也有“老资格”批评这个政战官不是天才就是白痴，因为他说了拥护之后，尚未上台做动作之前，若被另一个更忠贞之士一枪击毙，那他的“忠贞”属性就永远成谜了；另一个高兴的人是王升，这件事证明他的政战人员是忠贞可靠的。就跟台湾其他所有的政治消息一样，官方是永远不准备公布事实与真相的，但奇怪的是，海外一定都会知道，然后再传回台湾来，老百姓才如梦初醒：自己家隔壁的桥差点被炸掉了。
对父亲来说，研究“中国问题”，只是一门一般性的知识学术，但在台湾，完全无法脱离政治的羁绊，研究“中国问题”就等同是研究“中共问题”，而成为“敌情”，再降为“匪情”了。父亲虽然尽量让这类思维抽离开研究，但却很重视历史的一贯性。譬如，父亲同意有“中国问题”，但不同意有所谓“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我曾亲耳听父亲对一个来台湾做研究生的美外交官坚决地说：
“只有中国问题，没有台湾问题!”20世纪80年代前，台湾除了各部会有所谓的“敌情研究室”，主要的中共问题研究单位，在情治系统中，安全局、国防部情报局、调查局、政工干校等都有设立研究处室。国防部参谋本部的情报次长室，也有专门人员。总政战部则有负责政治作战的心战总队，以政治广播为主，它们使用在林口美军留下来的强力电台，而在金马则有分支，其研究单位代号称作“心庐”。这些保守性强的单位，不是没有人才或成绩，严格来说，是制度限制了他们。他们无法对外交流，扩充视野，人员来源不是军职，就是情治、党工(包括中共投附的)，一般政府官员亦很难被接受加入这个研究园地，像父亲这种成名在海外，应聘来台的算是“异类”了。后来打开这个“铁饭碗”僵局的始作俑者是h道明，他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是唯一有能耐把情报局的研究室搬进政治大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人。到吴俊才接任所长后，就在这个基础协助下，设立了“东亚研究所”对外招生，开始走向学术性层面探索，和国外学术机构联络、接轨。现在台湾纵横两岸的“中国问题”专家，绝大多数出身于此。这些后起之秀，已经是用新式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了。但也有个共同缺憾，对于前50年的大陆人与事非常陌生，可说少了历史的一贯性。父亲也在那里兼教，接触到不少有美国外交官身份的研究生，其中有几位在当时就几乎能断定是会在未来对主持中国政策中冒头的。
我刚到台湾首见的情治大老，就是那位卜道明先生，他一看到我就哈哈大笑，说：“原来就是你这个小鬼!”让我莫名所以，回家才被告知原委。那是父亲还在香港的时候，卜道明曾托他介绍几本书，而我当时也刚抵香港。正离斯大林过世不久，大陆对斯大林过世的悼念非常隆重，每当街坊组队去观赏斯大林纪念影片，我都跟去，习字也总是反复学写：“斯大林公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到了香港，还是这么练，结果，一张这样的纸片不知怎么就夹进了寄给卜道明的书里。书到了台湾海关，立刻被检获，这可是勾结匪伪的宣传密语!即使是卜道明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免被我这一“暗枪”打得手忙脚乱。
20世纪80年代前，台湾的中共人事资料整理还是相当受国外重视的。一方面是台湾下的是死工夫，以大量人力搜集中共人事动态，另一方面是彼此对过去的底细实在太熟悉了。但这类熟悉对问题 研究的益助不大，只能当八卦看。外国人真正求助台湾的是他们看不懂大陆的报纸，他们懂汉文，但大陆报刊上的政治文体及运动用语像是一种新文学，尤其对社论、专论里那些隐晦的意指更如雾里看花，愈重要的指示愈看不懂。但有些美国人的研究水平还是很高的，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个来拜访的美国西点军校教战略的上校教官，分别是人类学与哲学博士，他们的讨论方法很特别，只重视观点。即先述说一段。然后问父亲同意不同意，父亲只需要回答“是”或“不”，不需解释。反过来，父亲问他们，方法也是一样。父亲说这两个人的水平比美空军蓝德研究所的很多文人教授都高，他们负责教的是美国全球战略，送了许多美军的红皮书给父亲。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查字典，把其中一本评估苏联武装的全部苏军编装表逐字翻译成中文，我到现在还可以把每种俄式师从师到单兵的所属各单位编装与配备背出来。我从小就是个军事迷，对中共军事的材料也很用心，家里有这个现成条件，所以从中共拥有武装开始起，不但每一个阶段的系统我都整理得很完整，部队脉络一直追踪到“文革”时期都仍然非常清楚，每个军、师的驻地大都了解，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那时我最好奇的是四个野战军席卷全国后，许多部队就像落地生根似的久久不会再调动了。还有军区的许多副司令员都兼军长，父亲却是倒过来看这个问题，他认为这表示军长才是握有实权的要角。固定驻地的习惯，对我后来在报道1979年“中越之战”很有帮助，当时外国新闻报道美海军从无线电测探中得知，广东有纵队向越南方向移动，但不知道是哪些部队。而我因为知道那一带是哪些部队，所以就大胆地率先在报刊上把部队番号亮了出来，事后证明是相当精确。我没有运用情报，我用的是廿多年累积资料的成果。当然，我有能力可以把那些部队描写得更具体一些，但那是情报。事实上，不要说太敏感的来源材料在解密之前不会公开，家里的人连报章书刊也很谨慎地从不让它流出家门。但事情总有意外，有次家里半夜闹小偷，被我醒来惊走。我跟父亲在甬道上检视，想不出家里有什么值得光顾的。母亲却发现她的存粮——一条火腿与烧饭电锅不见了，父亲注意到厨房旁一堆《光明日报》也少了几张。父亲向单位一报备，效率出奇地惊人，两天就抓到这些家伙，隔日，他们便被脚镣手铐地带到家里鉴认。母亲转述，那三个贼的表情像是万念俱灰——怎也料不到捡几张旧报纸擦手与包火腿，竞要劳动警方对他们“晓以大义”(喝尿灌水)，“劝”他们把“匪报”散播到何处坦白交代，全不理会他们都不识字。
在台湾接替陈立夫的文化思想战线工作的是“天狗会”的张道藩，此人温和平庸，在党内与文艺界资格都够老，大概因此能被各派所接受。他最杰出的本事应该是谈恋爱，他爱恋的对象是徐悲鸿的怨妇蒋碧薇。后来，我刚好是采访蒋碧薇晚年的最后一个记者。她那时八十多岁，摄影记者温禾注意到她仍然敷起薄妆，我的采访工作刚结束一个月，一代佳人蒋碧薇就过世了。她给我许多张道藩写给她的情书，那些情书通常是用宣纸裁的小方巾形状，正楷体填写的自创诗作与粘贴着一缕发丝，或者在相思叶上用蝇头小楷写的诗，费工费时，此情绵绵，我的女同事都爱不释手。但这样的人要肩负“反共抗俄”的文化斗争工作，实在无法与中共的那些辛辣的文艺战将相比。事实上，陈立夫的组织部势力可说已随大陆撤退与陈下台而瓦解。文化思想战线的工作实际上由蒋经国的救国团与政战系统人马开始主导，党改组后成立的第六组(即父亲的单位——后称为“大陆工作委员会”)因为负责研究“共情”，所以还分到了对思想工作最后鉴核的部分。成立的第一组还是管组织，但与陈立夫时代的气焰已完全不能相比。第二组则是个特务组织，管“敌后党部”，就是负责对大陆的派遣工作，这个单位神秘复杂多了。由于负责对大陆心战空飘气球与心战电台这项工作是有美援的，没有一个单位可以独吞，所以第六组也有人加入，跟他们比较熟悉，父亲只分得到他们带回来的工作。原来“中统”最恐怖的抓人工作，则由“刘自然事件”后扩展的“警备总部”取代。它有兵有将，任务包山包海，除了有守山守海的边防警备部队，各地遍布调查组，还负责检禁所有的电台、报刊、邮政、电讯、文化娱乐及后来的电视台，可说是“戒严时期”所谓“白色恐怖”的总象征。
“警备总部”干涉社会及人民生活的层面既深且广，不仅滥权，许多行径荒谬无知。那时候获准进口入台湾的书刊，凡有中共官员照片，脸部一定被涂黑，有不当的文字也是涂黑。最让一般小老百姓觉得无辜与扫兴的就是禁歌。禁唱的歌曲达九百多首，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最脍炙人口的歌曲，禁唱理由无奇不有。作者留在大陆的不能唱，如《魂萦旧梦》、《苏州河边》、《天涯歌女》、《等着你回来》，有“左”倾暗示的不能唱，如《何日君再来》一一“君”是指解放军吗?《向日葵》——中国共产党?暗示政府的，如《绿岛小夜曲》一一暗示政治监狱就在这海上孤岛上。《妈妈请你也保重》一一在军中想念妈妈会怀忧丧志等都被禁唱。当时违反规定者，轻微的被处以禁唱、禁播、禁出版和扣押没收出版品，严重的词曲作者会被关押，而演唱者也会受牵连。许多歌手因此迁居海外去发展，有些变成了终生反国民党的人士。大部分禁歌是矫枉过正，而报刊上任何讽刺性文字也不容许出现，不管省籍，一视同仁。禁歌这类事件，听起来泪中有笑，对人民的伤害似乎不大，事实上，对人民心理造成的影响反而是最普通与趋向一致的。当然，人身拘押是更直接的折磨，这是“警备总部”下的“保安处”的工作。这个人人闻之色变的处，虽然只是个执行单位，处长一般是少将，但这个处的处长是中将，并且跳过警备总司令直接由蒋经国指挥。事实上，“警备总部”的特务班底由来复杂，蒋经国似乎一直在调整它，大量提携政工干校干部与军职来接替原来的情特首脑，但看不出效果。如果说它的恶行是变本加厉，还不如说它实际上是处在一种自发于内部相互掣肘与沉疴的失控状况之下。因为实在不像话，到段家锋少将调来接任警总发言人(对外职称)，他很想替被捕者建立一个辩护律师制度这样的起码措施。虽然他也是政工干校出身，是蒋经国与王升的嫡系，也在政大东亚研究所念过书(当时已经是上校)，父亲对他的构想只能说乐观其成。段后来似乎就退役了，成为一名作育英才的教授。蒋经国当然要概括承受对“警备总部”的领导责任，但只有在中国式政治核心工作过的领导人，才能体验领导一群“豺狼虎豹”工作有多少无法对外说明的痛处。蒋经国就像住在一间倾斜的竹屋里，既不能任其倾倒，因为还需要它遮雨，也不能一次抽换太多，只能找准时机抽换掉最腐朽的竹子一一用比较没这么腐朽的另一根。
也让我想起在蒋介石逝世多年，蒋经国也传出健康日益恶化之时，我曾问过父亲该如何写蒋经国的遗嘱才算适当，父亲说：
“就写他替台湾建立了一套行政制度，但还来不及建立一套政治制度。”
现在来看，台湾纷乱的政治现象，父亲当年说的似乎是预言。
——全文完
(摘自《档案界》网站)
父亲当年在家里的研究环境，就是一张一米二的小书桌，查阅的材料就只好通通摊开在桌旁的大床上。桌上只有廉价的红墨水与糨糊，为了节省，红墨水与糨糊还要稀释。淡淡的红墨水有个好处，它像透明笔似的不会将剪报上的文字遮住。客厅里除了一个三米长的木书柜，其他大量的书籍、杂志及报纸只好堆放在厨浴与正屋之间加盖的石棉瓦顶甬道上。这甬道远比正屋宽大，两头加门与窗，还兼餐厅与我的书房。父亲当时的简体字报纸主要包括十几年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数十种，西文报纸也有。除了大陆与香港的书报杂志，相当数量的《红旗》及《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传记杂志外，最重要也最大量的一种材料应该算是台湾监听大陆与苏联的“广播辑要”，它是风雨无阻，每日三本，一年就是一千多本。一本叫《中央广播辑要》，另一本叫《地方广播辑要》，摘录了大陆中央与各省每天的广播新闻内容；还有一本配发的数量更少，封面标题是红色楷书体的《莫斯科华语广播辑要》，这是苏联专门针对大陆地区的电台，对大陆的负面报道很多，把它与前两本对照来看，非常有趣。每天光看这些新闻材料，就等于没离开过大陆。不要说台湾一般人家没有这样灵通的消息，连大陆同胞本身都可能没法拥有这样翔实的信息。这三本辑要的印刷简陋，用十六开的粗模糙纸打印，因为不是机器自动印刷装订，不需要留咬口与裁边。实际开本尺寸较大，正反面单色直排，是用铅盘式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字体是三号铅字，然后用一种简单的手工快速油印机复印。因此，经常会有模糊、脱印与叠印现象，一般每本三四十页，也会厚到五六十页。封面上印着“机密”两个红色楷体字与印本编号。每种印量大概只有几百本，只有中央部会、研究单位、重要情治与心战宣传单位才配发。大部分的单位都不太重视，由于是管制品，必须列入交代，许多单位干脆整批打包丢在一旁。对父亲这些识货的研究人员来说，可是如获至宝，这是一个需要再深挖的宝藏(此出版单位挂的招牌叫“中央电台”，许多人总是把它与另一个“中央广播电台”的关系弄混。“中央电台”位于台北市林森北路七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即父亲的办公单位前方l临马路，是一幢新建的有数层高的现代建筑，紧毗它的第六组虽是个部级单位，但只是接收的一连片日式木造建筑。这个七号在巷子里，却有号无巷，现在都扒光翻造民巷了)。仅是累积起来的信息，就可编成庞大无比的中共党政军群人事数据库，事实也是如此，算是军情局做过最有成就的一件搜集工作，他们投入大量人力日以继之，有名必录。最有趣的中共文件是所谓的“红头文件”，都是照片或底片，应该是别的单位转过来的情报附件，这类底片在保管上是较麻烦的，因为容易受潮、发霉。在研究领域里，这类文件价值有限，但大家都拿来传阅，最后也是乱丢。这类文件中有研究价值的是解放军政治部出的《工作通讯》，它是团级干部才能参阅的机密汇编册子，这样一本本地带出大陆确实不容易。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共高层的一种文件，其特别之处，一是没有格式，有些只是一位党国大老(国共都有)写给领导人的信，然后，各个领导人会顺着签下去；二是它应该只能算是函，但都盖有领导人的工作小章，有关部门可以据此作出正式批文，这在公文往返节约上是个不错的方法。我注意到按照排名来看，没有一个领导人会签错位置，绝对没有排名低的会签到排名高的上方，实在没位置要并排了，也好像总会挤出个较适当的位置，在一纸信笺上能做到这样，得有艺术天分。还有一种“实物类”材料，放在缺乏保管设备的我家很是麻烦，就是许多心战样品，包括心战传单、小册子、人民币、伪造的“毛语录”、通行证，等等。都是装在空飘气球下准备从金门飞进大陆的东西，花样与形式都很多，而且还依“宣传战”的策略分为“黑、灰、白”三类，我只能把它们装进公文袋，然后把公文袋粘在档案夹里来收纳。苦于材料太多又杂，有些地图大得占一面墙，像河南的兰封与考城早被大陆并为一个兰考县了，我就得搬小凳子站高去核查。解决了储存问题，还有整理问题，这些一直是我家的烦恼。我从高二起就做了父亲的资料助理，我是父亲唯一能请得起的，因是免费的。至于像《人民日报》这类是列入交代的，不能剪，只能按日、月堆，父亲会在每日选出的文章上用红毛笔写出分类，我再把它誊写成活页式的分类索引册。
分类就是大问题了，不管是图册、档案、文档(文献)、新闻，父亲随手用毛笔一挥，几个红字就定了“江山”，绝不会搞错。因为图资类种与内容类别太杂，所以各种分类法都用得到，我几乎是用“生吞活剥”的学习方式来赶上父亲的速度。当时我手边已有1958年版本的《中图法》，但这种从本国角度出发的分类法，并不适合细分外国图书。当时图书也只有七八千本，用眼睛在书架上找习惯的位置还比较方便。书籍因为版本的关系，有些实际上是重复的，如《毛泽东选集》就有三套，最后只留了第一版，因为它所选的一些文献在后来的版本里都没有见到。然而，真正有分类需要的是父亲的单位，那里有八万本书(册)，有些还是从大陆撤退时带过来的，没用分类，全靠管理员的习惯。但他的助手经常将还书不插回原位置(大概也搞不清楚哪里是原位置)，我建议管理伯伯用《中图法》，他说不行，因为那是中共的方法。这也真吊诡，这里大部分藏书就是中共出版的，当要借书而找不到时就很伤神了。他倒是甚钦佩我父亲的，称父亲的思想为很“大”。帮单位或帮朋友找书似乎一直是父亲的额外工作，它可以让我不用上图书馆就能过目许多知识(很多图书馆也没有办法进口的)。后来毛主席的书房照片面世，满墙面的古书，引起中外瞩目，父亲单位里就有人去找来毛主席藏书的书单，父亲看后只说：
“毛好读奇书。”大家兴致勃勃，捡拢了一批，但也不明白“奇”在哪里。有一年我忽然恍悟，那些书都是古人的做官经验，谈的都是人情世故，对于人性的黝暗面鞭辟入里(像《容斋随笔》就是其中之一)，大概读通了这些老祖宗的东西，就像是有一面照妖镜在手，任何妖魔鬼怪都无所遁形，难怪毛主席如此英明，任何人都整不倒他。
我当时很有兴趣从事研究分类，但父亲认为研究分类需要有哲学基础，而“年少谈哲学，年老谈恋爱，都是力不从心的事”。在那个思想僵化的时代，扯哲学的事还另有忌讳，如果你搞得太过唯物，当局就会看你不爽。父亲说，“意识形态”本来只是研究哲学的一种客观工具，从拿破仑开始，因为不能拿大炮来管理知识分子，就巧妙地利用其来挂帅，才变成为修理知识分子的政治工具，然后奥匈、苏联学而时习之，“青出于蓝”。我打开《中图法》，看到国家伟人思想首列在所有思想哲学之前另起一类，就知道“意识形态”这东西，比起拿破仑时代一定又难搞多了。又想学编主题表，但那时中文档案分类研究还处在混沌初开，档案分类又是跟历史与国情走的，起步还得先从浩瀚的奏 折与文牍着手，而跟现实又有脱节。到“文革”时，因为泄露出来能汇编的东西太多一一那才真叫国家级的“爆料”。研究中共人事问题的都非常兴奋，就像一辈子凭想象研究恐龙化石的人忽然发现恐龙就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中共每一次运动与权力的重新洗牌，都是惊动中外的大事。“文革”新当权的人事分析更是热门焦点，但由于变动范围太广、太深，新的人事汇编一时编不出来，令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中常会会议中不无遗憾。领袖的遗憾，就是各头头们的遗憾，尤其父亲这个在单位算是此类研究的领头羊了。因无人肯请缨，父亲就自告奋勇说他能用三个月时间完成汇编。当时，父亲因为被阻挡而挤掉了访日演讲的机会而心情不佳，应该有赌气的成分存在。父亲几个好友也愿加入，但茫然不知该如何着手。人事渊源盘根错节，光对每个中共干部做逐年、逐项的交叉比对，就是一个庞大的作业。父亲他们用了一个罕见的做法，就是把分析与缮写的工作拆开，并负责勾选所有书册、报告、报刊里的材料。我组织了一个二十几人的缮写队伍负责分类抄出来(许多因为需要重复参照，还必须编索引及加编参见批次)，再并拢成每个人名下的材料，交还给父亲他们去参照与撰写。这个流水作业在三个月内夜以继日，我的几个好友差点连学籍与工作都不保。这部成稿过百万字的巨册，每个人名每提到一次，就要在姓氏下加一个“匪”字，机关单位前要加一个“伪”字。几千人的名录，仅重复这两个字的字数，就足印成一本书。我干脆刻了两个带插入号的木章，初校时用来盖在遗漏的地方，盖到手酸死。这本巨册被送进周三的中常会去献宝时，印刷胶都还没干透。蒋介石传令褒奖，往常，这类该父亲一份的奖励常被暗杠掉，免得助长父亲太“明星”化了。这次不但领到了稿费与奖金，褒奖也被传达到位，我们很高兴，像是替父亲出了口气(多年后，我已经能从事为计算机设计出类似ERP这种大型自动化档案管理系统的逻辑架构时，一些宏观的评价模式则与那个协助父亲工作时期的受益直接有关)。
国民党每周三上午开的那个中常委会议，就如大陆的政治局常委会，所有大事都在周三拍板，周四见报。相关单位的人员那天都需在岗位上待命，随时提供咨询材料。父亲这种研究人员是不必固时上班的，只有每周三都得早去晚归。只有一次，还不到中午，父亲就“砰”地推门回来了，一脸诧异，说今天常会不开了，因为有“政变”。那就是1964年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闹的“湖口兵谏”事件一一他要将第一装甲师开到台北包围总统府，向蒋介石进谏一一陈述各高官包括他的上司等的腐败劣迹。这事总算有惊无险，因为这位赵副司令在部队召集起来后，花了太多时间来演讲，足够台下从惊惶失措中恢复冷静，察觉到这是个荒谬的个人泄愤事件。一位中校政战官佯装说：“副司令我拥护你!”然后，走上台去，趁赵不注意把他抱住控制起来，其他人也冲上来拿走台上的手枪，赵被暂扣押在会议室，门外开来两部漆着“宪兵”字样的白战车看守。其实，在演讲结束之前，台北已接到了偷打出来的电话，国防部一阵忙乱，甚至准备紧急时派飞机炸桥阻滞，因为装甲兵开到台北只要两小时。那天，我们就没再听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民众都不知道发生了大事。翌日，村里只有前装甲兵司令吴J所的外甥紧张地悄悄问我：“知不知道有这件事?”父亲回单位了解了昨天的所有经过，这种老大单位的本事就是内部消息最灵通。他们告诉父亲，当时蒋介石闻讯，即从士林官邸准备开上阳明山。而他吩咐要走的一条小径，居然是连待卫长与内卫都不知道的，蒋氏父子对于被叛变的经验实在丰富。那个政战官连升三级为少将，也有“老资格”批评这个政战官不是天才就是白痴，因为他说了拥护之后，尚未上台做动作之前，若被另一个更忠贞之士一枪击毙，那他的“忠贞”属性就永远成谜了；另一个高兴的人是王升，这件事证明他的政战人员是忠贞可靠的。就跟台湾其他所有的政治消息一样，官方是永远不准备公布事实与真相的，但奇怪的是，海外一定都会知道，然后再传回台湾来，老百姓才如梦初醒：自己家隔壁的桥差点被炸掉了。
对父亲来说，研究“中国问题”，只是一门一般性的知识学术，但在台湾，完全无法脱离政治的羁绊，研究“中国问题”就等同是研究“中共问题”，而成为“敌情”，再降为“匪情”了。父亲虽然尽量让这类思维抽离开研究，但却很重视历史的一贯性。譬如，父亲同意有“中国问题”，但不同意有所谓“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我曾亲耳听父亲对一个来台湾做研究生的美外交官坚决地说：
“只有中国问题，没有台湾问题!”20世纪80年代前，台湾除了各部会有所谓的“敌情研究室”，主要的中共问题研究单位，在情治系统中，安全局、国防部情报局、调查局、政工干校等都有设立研究处室。国防部参谋本部的情报次长室，也有专门人员。总政战部则有负责政治作战的心战总队，以政治广播为主，它们使用在林口美军留下来的强力电台，而在金马则有分支，其研究单位代号称作“心庐”。这些保守性强的单位，不是没有人才或成绩，严格来说，是制度限制了他们。他们无法对外交流，扩充视野，人员来源不是军职，就是情治、党工(包括中共投附的)，一般政府官员亦很难被接受加入这个研究园地，像父亲这种成名在海外，应聘来台的算是“异类”了。后来打开这个“铁饭碗”僵局的始作俑者是h道明，他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是唯一有能耐把情报局的研究室搬进政治大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人。到吴俊才接任所长后，就在这个基础协助下，设立了“东亚研究所”对外招生，开始走向学术性层面探索，和国外学术机构联络、接轨。现在台湾纵横两岸的“中国问题”专家，绝大多数出身于此。这些后起之秀，已经是用新式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了。但也有个共同缺憾，对于前50年的大陆人与事非常陌生，可说少了历史的一贯性。父亲也在那里兼教，接触到不少有美国外交官身份的研究生，其中有几位在当时就几乎能断定是会在未来对主持中国政策中冒头的。
我刚到台湾首见的情治大老，就是那位卜道明先生，他一看到我就哈哈大笑，说：“原来就是你这个小鬼!”让我莫名所以，回家才被告知原委。那是父亲还在香港的时候，卜道明曾托他介绍几本书，而我当时也刚抵香港。正离斯大林过世不久，大陆对斯大林过世的悼念非常隆重，每当街坊组队去观赏斯大林纪念影片，我都跟去，习字也总是反复学写：“斯大林公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到了香港，还是这么练，结果，一张这样的纸片不知怎么就夹进了寄给卜道明的书里。书到了台湾海关，立刻被检获，这可是勾结匪伪的宣传密语!即使是卜道明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免被我这一“暗枪”打得手忙脚乱。
20世纪80年代前，台湾的中共人事资料整理还是相当受国外重视的。一方面是台湾下的是死工夫，以大量人力搜集中共人事动态，另一方面是彼此对过去的底细实在太熟悉了。但这类熟悉对问题 研究的益助不大，只能当八卦看。外国人真正求助台湾的是他们看不懂大陆的报纸，他们懂汉文，但大陆报刊上的政治文体及运动用语像是一种新文学，尤其对社论、专论里那些隐晦的意指更如雾里看花，愈重要的指示愈看不懂。但有些美国人的研究水平还是很高的，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个来拜访的美国西点军校教战略的上校教官，分别是人类学与哲学博士，他们的讨论方法很特别，只重视观点。即先述说一段。然后问父亲同意不同意，父亲只需要回答“是”或“不”，不需解释。反过来，父亲问他们，方法也是一样。父亲说这两个人的水平比美空军蓝德研究所的很多文人教授都高，他们负责教的是美国全球战略，送了许多美军的红皮书给父亲。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查字典，把其中一本评估苏联武装的全部苏军编装表逐字翻译成中文，我到现在还可以把每种俄式师从师到单兵的所属各单位编装与配备背出来。我从小就是个军事迷，对中共军事的材料也很用心，家里有这个现成条件，所以从中共拥有武装开始起，不但每一个阶段的系统我都整理得很完整，部队脉络一直追踪到“文革”时期都仍然非常清楚，每个军、师的驻地大都了解，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那时我最好奇的是四个野战军席卷全国后，许多部队就像落地生根似的久久不会再调动了。还有军区的许多副司令员都兼军长，父亲却是倒过来看这个问题，他认为这表示军长才是握有实权的要角。固定驻地的习惯，对我后来在报道1979年“中越之战”很有帮助，当时外国新闻报道美海军从无线电测探中得知，广东有纵队向越南方向移动，但不知道是哪些部队。而我因为知道那一带是哪些部队，所以就大胆地率先在报刊上把部队番号亮了出来，事后证明是相当精确。我没有运用情报，我用的是廿多年累积资料的成果。当然，我有能力可以把那些部队描写得更具体一些，但那是情报。事实上，不要说太敏感的来源材料在解密之前不会公开，家里的人连报章书刊也很谨慎地从不让它流出家门。但事情总有意外，有次家里半夜闹小偷，被我醒来惊走。我跟父亲在甬道上检视，想不出家里有什么值得光顾的。母亲却发现她的存粮——一条火腿与烧饭电锅不见了，父亲注意到厨房旁一堆《光明日报》也少了几张。父亲向单位一报备，效率出奇地惊人，两天就抓到这些家伙，隔日，他们便被脚镣手铐地带到家里鉴认。母亲转述，那三个贼的表情像是万念俱灰——怎也料不到捡几张旧报纸擦手与包火腿，竞要劳动警方对他们“晓以大义”(喝尿灌水)，“劝”他们把“匪报”散播到何处坦白交代，全不理会他们都不识字。
在台湾接替陈立夫的文化思想战线工作的是“天狗会”的张道藩，此人温和平庸，在党内与文艺界资格都够老，大概因此能被各派所接受。他最杰出的本事应该是谈恋爱，他爱恋的对象是徐悲鸿的怨妇蒋碧薇。后来，我刚好是采访蒋碧薇晚年的最后一个记者。她那时八十多岁，摄影记者温禾注意到她仍然敷起薄妆，我的采访工作刚结束一个月，一代佳人蒋碧薇就过世了。她给我许多张道藩写给她的情书，那些情书通常是用宣纸裁的小方巾形状，正楷体填写的自创诗作与粘贴着一缕发丝，或者在相思叶上用蝇头小楷写的诗，费工费时，此情绵绵，我的女同事都爱不释手。但这样的人要肩负“反共抗俄”的文化斗争工作，实在无法与中共的那些辛辣的文艺战将相比。事实上，陈立夫的组织部势力可说已随大陆撤退与陈下台而瓦解。文化思想战线的工作实际上由蒋经国的救国团与政战系统人马开始主导，党改组后成立的第六组(即父亲的单位——后称为“大陆工作委员会”)因为负责研究“共情”，所以还分到了对思想工作最后鉴核的部分。成立的第一组还是管组织，但与陈立夫时代的气焰已完全不能相比。第二组则是个特务组织，管“敌后党部”，就是负责对大陆的派遣工作，这个单位神秘复杂多了。由于负责对大陆心战空飘气球与心战电台这项工作是有美援的，没有一个单位可以独吞，所以第六组也有人加入，跟他们比较熟悉，父亲只分得到他们带回来的工作。原来“中统”最恐怖的抓人工作，则由“刘自然事件”后扩展的“警备总部”取代。它有兵有将，任务包山包海，除了有守山守海的边防警备部队，各地遍布调查组，还负责检禁所有的电台、报刊、邮政、电讯、文化娱乐及后来的电视台，可说是“戒严时期”所谓“白色恐怖”的总象征。
“警备总部”干涉社会及人民生活的层面既深且广，不仅滥权，许多行径荒谬无知。那时候获准进口入台湾的书刊，凡有中共官员照片，脸部一定被涂黑，有不当的文字也是涂黑。最让一般小老百姓觉得无辜与扫兴的就是禁歌。禁唱的歌曲达九百多首，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最脍炙人口的歌曲，禁唱理由无奇不有。作者留在大陆的不能唱，如《魂萦旧梦》、《苏州河边》、《天涯歌女》、《等着你回来》，有“左”倾暗示的不能唱，如《何日君再来》一一“君”是指解放军吗?《向日葵》——中国共产党?暗示政府的，如《绿岛小夜曲》一一暗示政治监狱就在这海上孤岛上。《妈妈请你也保重》一一在军中想念妈妈会怀忧丧志等都被禁唱。当时违反规定者，轻微的被处以禁唱、禁播、禁出版和扣押没收出版品，严重的词曲作者会被关押，而演唱者也会受牵连。许多歌手因此迁居海外去发展，有些变成了终生反国民党的人士。大部分禁歌是矫枉过正，而报刊上任何讽刺性文字也不容许出现，不管省籍，一视同仁。禁歌这类事件，听起来泪中有笑，对人民的伤害似乎不大，事实上，对人民心理造成的影响反而是最普通与趋向一致的。当然，人身拘押是更直接的折磨，这是“警备总部”下的“保安处”的工作。这个人人闻之色变的处，虽然只是个执行单位，处长一般是少将，但这个处的处长是中将，并且跳过警备总司令直接由蒋经国指挥。事实上，“警备总部”的特务班底由来复杂，蒋经国似乎一直在调整它，大量提携政工干校干部与军职来接替原来的情特首脑，但看不出效果。如果说它的恶行是变本加厉，还不如说它实际上是处在一种自发于内部相互掣肘与沉疴的失控状况之下。因为实在不像话，到段家锋少将调来接任警总发言人(对外职称)，他很想替被捕者建立一个辩护律师制度这样的起码措施。虽然他也是政工干校出身，是蒋经国与王升的嫡系，也在政大东亚研究所念过书(当时已经是上校)，父亲对他的构想只能说乐观其成。段后来似乎就退役了，成为一名作育英才的教授。蒋经国当然要概括承受对“警备总部”的领导责任，但只有在中国式政治核心工作过的领导人，才能体验领导一群“豺狼虎豹”工作有多少无法对外说明的痛处。蒋经国就像住在一间倾斜的竹屋里，既不能任其倾倒，因为还需要它遮雨，也不能一次抽换太多，只能找准时机抽换掉最腐朽的竹子一一用比较没这么腐朽的另一根。
也让我想起在蒋介石逝世多年，蒋经国也传出健康日益恶化之时，我曾问过父亲该如何写蒋经国的遗嘱才算适当，父亲说：
“就写他替台湾建立了一套行政制度，但还来不及建立一套政治制度。”
现在来看，台湾纷乱的政治现象，父亲当年说的似乎是预言。
——全文完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