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者对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谈了三点思考：一是科学性与实用性是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档案学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求“真”(即科学性)与求“用”(即实用性)的循环往复的不断发展过程：二是在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科学性与实用性相互疏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学的健康发展：三是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是发展档案学、完善档案学研究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 科学性 实用性 思考
1 思考之一：科学性与实用性是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档案学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求“真”(即科学性)与求“用”(即实用性)的循环往复的不断发展过程
1．1 “科学性”与“实用性”是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档案学之所以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在学术之林立足，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并不是以其实用性为依据的，而主要是靠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因此，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科学性即求“真”。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科学性即求“真”，主要体现在对档案学基本概念体系的甄选、对档案学基本研究范式的探讨、对档案学具体研究方法的明确、对档案学研究问题的理性选择以及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本质和规律的探求和发掘等方面。
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发展与完善始终同关注与解决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紧密相连。因此，档案学研究不仅要追求科学性即求“真”，而且要追求实用性即求“用”。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实用性即求“用”，主要体现在为档案工作实践服务、关注对档案工作起指导与引领作用的理论、关注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与解决方法、将档案学的“科学性”理论转化为档案工作实践的“实用性”知识等方面。
1．2 档案学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求“真”(即科学性)与求“用”(即实用性)的循环往复的不断发展过程。档案学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从整体上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而且还从辩证逻辑的角度遵循“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路线，这里的“实践”和“具体”实质上就是指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实用性即求“用”过程：这里的“认识”和“抽象”实质上就是指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科学性即求“真”过程。因此，笔者认为，档案学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求“真”(即科学性)与求“用”(即实用性)的循环往复的不断发展过程。
2 思考之二：在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科学性与实用性相互疏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学的健康发展
一般说来，可以把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即旧档案学研究时期， “档案学界把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档案学研究称作旧档案学(研究)时期”，是以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经验档案学时期：第二时期即新档案学研究时期或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时期，具体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是从不明确到逐步明确，把它(档案学)当作一门科学，但又尚未完全脱离把它(档案工作)只是作为一项工作去研究的境地，科学的自觉性程度还不高，这是建设档案学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迄今，是科学的自觉性、明确性程度越来越高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来建设的新阶段。”
第一时期，中国旧档案学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得以形成和确立。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档案学家，出版了一批以十三本旧档案学著作为代表的档案学著作，也发表了一大批档案学论文。从这些著作看，在当时基本解决了档案的分类、编目、鉴定、庋藏、管理方法、档案与文书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档案管理的基本问题。但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经验描述阶段，注重求“用” (实用性)而忽视了求“真”(科学性)。吴宝康先生曾经指出，对于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的种种问题，进行“正确的评价与估计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只能称为档案工作，或档案事业建立前的准备期……把三四十年代产生的档案学，说成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这样的评价太高了，只能说是积累了经验知识”。
第二时期第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在吸收旧档案学和前苏联档案学的基础上初步创立并得到了初步发展，建国初期的档案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学习与借鉴苏联的档案学理论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不仅聘请了苏联档案学专家授课，还翻译了苏联的部分档案学教材与著作。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一批档案学著述都带着苏联档案学的色彩，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文革”的冲击，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根基受到动摇，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大大制约了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匮乏，研究视野狭窄，诠释政策法规和泛政治化经验总结的现象比较严重，使得专业研究无法涉及到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本质，求“用”解决实际档案工作问题成了建国后30年间档案学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
第二时期第二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蓬勃发展，档案学已经从一门技术方法性、经验性的学科发展成为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应用技术与方法的科学，并且由历史学科的辅助学科发展成为具有多分支学科的学科系统。 “文革”结束以后，档案学在继承了以往成果、吸收西方档案学思想和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方法论、档案图书情报一体化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论格局。同时，在应用层面开拓了以档案工作自动化管理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领域，档案业务工作开始了从手工到自动化的过渡和转型。遗憾的是，我国档案人对西方档案学的“理论”和“理论建设”等基本问题产生了曲解和误读，把“理论”理解成了纯粹思辨的产物，使得当时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大多缺少实践的支撑，缺少对个案的实证研究和对经验数据的分析、概括和归纳，而建立在理论家们的理论推导和抽象思辨的基础上。使档案学理论成了档案实际工作之外的虚空之中的海市蜃楼，虽然美妙迷人，但总是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真正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只注重求“真” (科学性)而忽视了求“用” (实用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档案学处于一种极其混乱的不稳定状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档案学多元化格局、研究核心的缺乏等，使理论研究失去方向；二是经济环境的急剧转型和社会价值观的迅速转换，使档案事业跌入了“低谷”：三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社会”概念的普及，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造成极大冲击，作为物理实体的档案馆(室)发展前景令人疑惑，动摇了尚未确定的关于档案学基本概念和研究 对象的认识：四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档案学的混乱无序使学科研究暗藏着一种泡沫式的繁荣。由于档案学研究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很多研究都是非专业化的，他们凭借自己的观察、经验和感觉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涉及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这些思考无疑受着个人的主观判断、认识水平和特定环境的影响，加上没有适当的研究范式，所以很多研究都带有情境性、经验性和随意性等特点，众多探讨都浅尝辄止，研究热点变化频繁，追风倾向和庸俗化倾向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期，档案学的规范化建设问题得到重视，学术研究逐渐注意规范化、有序化问题，档案学研究系统化、整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档案学研究，科学性与实用性逐步由相互疏离走向相互融合，即求“真” (科学性)与求“用” (实用性)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尽管如此，当前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均发展不足，既没有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又未能相互衔接、共同构成系统完整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二是档案学研究仍然存在盲目追随西方学术传统和规范的倾向，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的发掘和利用不够，档案学应用理论层面的学术原创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三是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中还存在技术发展驱动和理想模式驱动两种错误倾向，导致了我国档案学信息技术研究与现实档案工作实践的相对脱节：四是尽管近年来档案学人文研究的势头强劲，但直到目前，档案学人文研究尚处于对技术主义思潮的抵制与纠正、对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观念弘扬的相对初级的阶段，既未能与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有机融合以促使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档案工作实践，也未能与现实档案工作实践紧密联系以便档案学人文研究转换成为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科学性与实用性相互疏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学的健康发展，正如冯惠玲同志所说：“有两种现象较为严重地影响了(档案学)学科的深入和健康发展，这就是档案学研究中学术性(即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欠缺，这两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至今在档案学研究中仍非偶有发生，而确实算得上是多发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3 思考之三：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是发展档案学、完善档案学研究的最佳选择
3．1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转换档案学研究范式。笔者认为，要改变我国档案学研究存在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相对疏离的状况，我们就必须改变档案学研究范式，用新的研究范式取代原有的研究范式，实现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具体来说，就是要对档案学研究中的实用性问题、技术性问题和思辨性问题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综合，或从新角度阐述老问题，或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转换，或借鉴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深化档案学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新的概念系统和分析模式。
3．2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决定着研究结论，也决定着研究过程，更决定着研究成果的质量，档案学具有应用性、方法性的学科性质，不仅需要追求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更要考虑理论成果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的可行性即实用性。因此，档案学必须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和移植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层面进行借鉴，既要重视从哲学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方法、分析综合法、归纳演绎法、个案调研法、理论衍生法、话语分析法等定性方法进行研究，以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规律：更要重视从社会调查法、数据与实验分析法、文献计量法、数学方法等定量方法进行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以便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
3．3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增强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必讳言，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档案学曾经取得相当高的学术地位，1949年以后，档案学研究深受政治运动干扰，在档案学研究中充满了非学术的话语，1979年以后，档案工作又遇到了两大挑战：其一是重商主义，“有偿服务”、“档案产业”等成了时髦；其二是技术主义，把信息技术当作解决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发展障碍的万能药方。由于档案学研究未能在学术层面上对这些现象加以批评，导致档案服务意识的淡化和档案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应努力改变档案学研究者盲目跟风、追逐热点、随声附和的精神状况。只有在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研究环境中，研究者才能致力于展示自己的独特、完整的研究体系，档案学的生长才会有深厚的基础。增强档案学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另一个途径，是加强档案职业哲学和职业精神建设，职业哲学和职业精神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不仅可以指导档案人员理解自己的职业使命和职业价值，帮助档案人员理解具体工作的意义，而且能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指南，使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在环境变化时不致迷失发展方向。
3．4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重视档案学的本土化和原创性。在中国档案学发展之初，就有人呼吁要建设“中国的档案学”，然而数十年来中国档案学始终处于追随国外的发展的被动状态，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模仿前苏联。进入21世纪，中国档案学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借鉴、吸收外国档案学先进思想、方法的同时，更要重视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挖掘和继承，使之成为现代档案学的有机构成。使中国档案学既是前沿的，又是本土的、原创的，保证中国的档案学研究走出一条“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
3．5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提高档案学自身的批判和反思功能。档案学应该为有效地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提供应对之策，但它也不是一门纯粹应用性学科，它应该具有批判反思的属性。这种反思属性体现在不仅告诉人们“怎样做”的问题，即体现实用性：还能启迪人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为何要这样做”的根本理由，即体现科学性。目前我国的档案学学术研究尚缺乏学术反思和学术批判的自觉，众多研究满足于现象罗列和观点陈述，缺少批判性的学术反思和创新。未来的档案学研究必须重视从价值(包括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研究的角度，提升档案学的批判性，更好地体现追索档案工作本质和规律的功能，从而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
3．6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强化-档案学理论对实践的导向功能，为理论成果向实践转化创造条件。档案学科学性与实用性相互疏离有多种原因，档案学理论研究与行政决策的关系疏远也是原因之一。研究者只管研究和出成果，不必过多地为实践中的难题操心：决策者则时常根据经验和决策，无暇作更多的理论论证。因此，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使档案学理论对实践负起责任，方法之一便是加强对档案事业发展策略的理论研究和对重大业务问题决策的理论论证，促成档案学理论成果向实践转化，使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共同受益，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中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这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既重学术性又重实用性的档案学研究风气，实现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促进档案学研究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濮阳市档案局)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 科学性 实用性 思考
1 思考之一：科学性与实用性是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档案学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求“真”(即科学性)与求“用”(即实用性)的循环往复的不断发展过程
1．1 “科学性”与“实用性”是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档案学之所以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在学术之林立足，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并不是以其实用性为依据的，而主要是靠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因此，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科学性即求“真”。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科学性即求“真”，主要体现在对档案学基本概念体系的甄选、对档案学基本研究范式的探讨、对档案学具体研究方法的明确、对档案学研究问题的理性选择以及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本质和规律的探求和发掘等方面。
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发展与完善始终同关注与解决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紧密相连。因此，档案学研究不仅要追求科学性即求“真”，而且要追求实用性即求“用”。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实用性即求“用”，主要体现在为档案工作实践服务、关注对档案工作起指导与引领作用的理论、关注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与解决方法、将档案学的“科学性”理论转化为档案工作实践的“实用性”知识等方面。
1．2 档案学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求“真”(即科学性)与求“用”(即实用性)的循环往复的不断发展过程。档案学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从整体上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而且还从辩证逻辑的角度遵循“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路线，这里的“实践”和“具体”实质上就是指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实用性即求“用”过程：这里的“认识”和“抽象”实质上就是指档案学研究要追求的科学性即求“真”过程。因此，笔者认为，档案学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求“真”(即科学性)与求“用”(即实用性)的循环往复的不断发展过程。
2 思考之二：在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科学性与实用性相互疏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学的健康发展
一般说来，可以把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即旧档案学研究时期， “档案学界把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档案学研究称作旧档案学(研究)时期”，是以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经验档案学时期：第二时期即新档案学研究时期或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时期，具体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是从不明确到逐步明确，把它(档案学)当作一门科学，但又尚未完全脱离把它(档案工作)只是作为一项工作去研究的境地，科学的自觉性程度还不高，这是建设档案学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迄今，是科学的自觉性、明确性程度越来越高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来建设的新阶段。”
第一时期，中国旧档案学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得以形成和确立。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档案学家，出版了一批以十三本旧档案学著作为代表的档案学著作，也发表了一大批档案学论文。从这些著作看，在当时基本解决了档案的分类、编目、鉴定、庋藏、管理方法、档案与文书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档案管理的基本问题。但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经验描述阶段，注重求“用” (实用性)而忽视了求“真”(科学性)。吴宝康先生曾经指出，对于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的种种问题，进行“正确的评价与估计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只能称为档案工作，或档案事业建立前的准备期……把三四十年代产生的档案学，说成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这样的评价太高了，只能说是积累了经验知识”。
第二时期第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在吸收旧档案学和前苏联档案学的基础上初步创立并得到了初步发展，建国初期的档案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学习与借鉴苏联的档案学理论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不仅聘请了苏联档案学专家授课，还翻译了苏联的部分档案学教材与著作。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一批档案学著述都带着苏联档案学的色彩，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文革”的冲击，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根基受到动摇，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大大制约了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匮乏，研究视野狭窄，诠释政策法规和泛政治化经验总结的现象比较严重，使得专业研究无法涉及到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本质，求“用”解决实际档案工作问题成了建国后30年间档案学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
第二时期第二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蓬勃发展，档案学已经从一门技术方法性、经验性的学科发展成为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应用技术与方法的科学，并且由历史学科的辅助学科发展成为具有多分支学科的学科系统。 “文革”结束以后，档案学在继承了以往成果、吸收西方档案学思想和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方法论、档案图书情报一体化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论格局。同时，在应用层面开拓了以档案工作自动化管理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领域，档案业务工作开始了从手工到自动化的过渡和转型。遗憾的是，我国档案人对西方档案学的“理论”和“理论建设”等基本问题产生了曲解和误读，把“理论”理解成了纯粹思辨的产物，使得当时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大多缺少实践的支撑，缺少对个案的实证研究和对经验数据的分析、概括和归纳，而建立在理论家们的理论推导和抽象思辨的基础上。使档案学理论成了档案实际工作之外的虚空之中的海市蜃楼，虽然美妙迷人，但总是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真正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只注重求“真” (科学性)而忽视了求“用” (实用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档案学处于一种极其混乱的不稳定状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档案学多元化格局、研究核心的缺乏等，使理论研究失去方向；二是经济环境的急剧转型和社会价值观的迅速转换，使档案事业跌入了“低谷”：三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社会”概念的普及，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造成极大冲击，作为物理实体的档案馆(室)发展前景令人疑惑，动摇了尚未确定的关于档案学基本概念和研究 对象的认识：四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档案学的混乱无序使学科研究暗藏着一种泡沫式的繁荣。由于档案学研究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很多研究都是非专业化的，他们凭借自己的观察、经验和感觉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涉及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这些思考无疑受着个人的主观判断、认识水平和特定环境的影响，加上没有适当的研究范式，所以很多研究都带有情境性、经验性和随意性等特点，众多探讨都浅尝辄止，研究热点变化频繁，追风倾向和庸俗化倾向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期，档案学的规范化建设问题得到重视，学术研究逐渐注意规范化、有序化问题，档案学研究系统化、整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档案学研究，科学性与实用性逐步由相互疏离走向相互融合，即求“真” (科学性)与求“用” (实用性)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尽管如此，当前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均发展不足，既没有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又未能相互衔接、共同构成系统完整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二是档案学研究仍然存在盲目追随西方学术传统和规范的倾向，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的发掘和利用不够，档案学应用理论层面的学术原创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三是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中还存在技术发展驱动和理想模式驱动两种错误倾向，导致了我国档案学信息技术研究与现实档案工作实践的相对脱节：四是尽管近年来档案学人文研究的势头强劲，但直到目前，档案学人文研究尚处于对技术主义思潮的抵制与纠正、对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观念弘扬的相对初级的阶段，既未能与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有机融合以促使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档案工作实践，也未能与现实档案工作实践紧密联系以便档案学人文研究转换成为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科学性与实用性相互疏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学的健康发展，正如冯惠玲同志所说：“有两种现象较为严重地影响了(档案学)学科的深入和健康发展，这就是档案学研究中学术性(即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欠缺，这两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至今在档案学研究中仍非偶有发生，而确实算得上是多发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3 思考之三：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是发展档案学、完善档案学研究的最佳选择
3．1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转换档案学研究范式。笔者认为，要改变我国档案学研究存在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相对疏离的状况，我们就必须改变档案学研究范式，用新的研究范式取代原有的研究范式，实现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具体来说，就是要对档案学研究中的实用性问题、技术性问题和思辨性问题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综合，或从新角度阐述老问题，或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转换，或借鉴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深化档案学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新的概念系统和分析模式。
3．2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决定着研究结论，也决定着研究过程，更决定着研究成果的质量，档案学具有应用性、方法性的学科性质，不仅需要追求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更要考虑理论成果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的可行性即实用性。因此，档案学必须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和移植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层面进行借鉴，既要重视从哲学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方法、分析综合法、归纳演绎法、个案调研法、理论衍生法、话语分析法等定性方法进行研究，以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规律：更要重视从社会调查法、数据与实验分析法、文献计量法、数学方法等定量方法进行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以便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
3．3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增强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必讳言，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档案学曾经取得相当高的学术地位，1949年以后，档案学研究深受政治运动干扰，在档案学研究中充满了非学术的话语，1979年以后，档案工作又遇到了两大挑战：其一是重商主义，“有偿服务”、“档案产业”等成了时髦；其二是技术主义，把信息技术当作解决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发展障碍的万能药方。由于档案学研究未能在学术层面上对这些现象加以批评，导致档案服务意识的淡化和档案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应努力改变档案学研究者盲目跟风、追逐热点、随声附和的精神状况。只有在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研究环境中，研究者才能致力于展示自己的独特、完整的研究体系，档案学的生长才会有深厚的基础。增强档案学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另一个途径，是加强档案职业哲学和职业精神建设，职业哲学和职业精神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不仅可以指导档案人员理解自己的职业使命和职业价值，帮助档案人员理解具体工作的意义，而且能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指南，使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在环境变化时不致迷失发展方向。
3．4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重视档案学的本土化和原创性。在中国档案学发展之初，就有人呼吁要建设“中国的档案学”，然而数十年来中国档案学始终处于追随国外的发展的被动状态，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模仿前苏联。进入21世纪，中国档案学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借鉴、吸收外国档案学先进思想、方法的同时，更要重视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挖掘和继承，使之成为现代档案学的有机构成。使中国档案学既是前沿的，又是本土的、原创的，保证中国的档案学研究走出一条“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
3．5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提高档案学自身的批判和反思功能。档案学应该为有效地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提供应对之策，但它也不是一门纯粹应用性学科，它应该具有批判反思的属性。这种反思属性体现在不仅告诉人们“怎样做”的问题，即体现实用性：还能启迪人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为何要这样做”的根本理由，即体现科学性。目前我国的档案学学术研究尚缺乏学术反思和学术批判的自觉，众多研究满足于现象罗列和观点陈述，缺少批判性的学术反思和创新。未来的档案学研究必须重视从价值(包括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研究的角度，提升档案学的批判性，更好地体现追索档案工作本质和规律的功能，从而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
3．6 要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必须强化-档案学理论对实践的导向功能，为理论成果向实践转化创造条件。档案学科学性与实用性相互疏离有多种原因，档案学理论研究与行政决策的关系疏远也是原因之一。研究者只管研究和出成果，不必过多地为实践中的难题操心：决策者则时常根据经验和决策，无暇作更多的理论论证。因此，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使档案学理论对实践负起责任，方法之一便是加强对档案事业发展策略的理论研究和对重大业务问题决策的理论论证，促成档案学理论成果向实践转化，使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共同受益，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中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这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既重学术性又重实用性的档案学研究风气，实现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整合，促进档案学研究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濮阳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