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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岛，位于日本鹿儿岛大隈半岛以南的海面上，其西海岸的长滨沙丘沙白而美，常有海龟出没。东海岸是有名的熊野海水浴场和奇岩怪石俱多的马立岩窟及千座岩窟等名胜景点。从鹿儿岛北部的长崎到中国上海仅460海里，略近于从这里到达朝鲜首都平壤。
上个月末，从种子岛上发射出的一枚火箭，很快就因为引擎故障而被引爆。这成了日本H2A火箭第三次发射失败记录。这枚H2A火箭上载有两颗间谍卫星。日本军方后来宣布，发射间谍卫星的目的旨在监视朝鲜。但卫星的俯视范围绝非仅限于朝鲜半岛。
日本媒体说，假设卫星发射成功，日本将正式启动斥巨资构建的“东北亚军事动态卫星检测系统”。
日本人把发射火箭当做一场相扑比赛。日本相扑选手到了“横纲”这个级别，比赛输了就只有退休，因此必须要赢。带有军事目的的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好在，在过去几年中的8次实验中，H2A火箭有过5次成功的记录。
不妨认为，H2A火箭体现了日本在东亚的新“相扑攻势”。
日本的紧张和恐惧
冷战期间，日本一直生活在“美主日从”的安全保障框架下，并遂了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心愿。但作为冷战中东西方对峙的前线国家和美国单边战略的筹码，日本人的感觉并不太好。
真正使日本人感到压力和恐惧的，应数冷战后东亚局势的重大变革。首先是“东盟”的强大，其次是中国的崛起，再次是朝鲜的变化。1998年，朝鲜成功试射“大浦洞”导弹，触动了日本人的恐怖神经。应对变化的东亚局势成为日本的当务之急。
2003年4月，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出台了一份关于东亚战略形势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可以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认识；朝鲜问题，则必须要通过国际干预，解决其各种悬案；而面对东南亚在政经领域正在形成的一致趋向，日本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在经济方面作出贡献，同时在安全方面有更多的参与。
前不久，中国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外界认为中国很可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日本紧接着便提出，也希望尽快签署该条约。日本不愿意有被其他亚洲国家抛弃的感觉。
冷战后，作为美国人单边主义的一颗棋子，从推波助澜“中国威胁论”到叫嚷人民币升值，日本均表现得非常积极。但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当那些更多反映美国利益的主张鼓噪一时而平息后，好面子的日本人就特别尴尬。在亚洲，类似这样的情势导致日本几乎与所有亚洲国家的关系陷于紧张状态。
“脱美入亚”的背后有着复杂的认知背景。每年8月，东京街头就会出现一些老人团队，他们大多来自不同地方，7旬上下，神色谦和，突出的特点是手提不同花色的小包裹，住进饭店旅馆。到了8月15日中国人概念中的“抗战胜利日”、而日本人所说的“战败纪念日”这天，这些老人再次出现在东京街头，然而已是一身二战时期的老式军装，军刀在握，神情也庄重了许多，露出一副《樱花号方舟》中老人扫帚队那般怪怪的样子。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日本政府从首相到幕僚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
战争记忆是横亘在日本重回亚洲之旅上的阻碍。民族感情有时也与日本的现实国家利益相冲突。2002年，小泉建议将参拜靖国神社的日子改在每年4月，即多数亚洲国家按传统祭扫祖先陵墓的日子。也有建议将靖国神社里的16名甲级战犯牌位异地置放的。对这个原则问题，日本官方也做着更不同以往的思考。
战后50年里，日本已总共在东盟各国投资近8万亿美元。日本官方与学界的一些人认为这是日本就战争合理性问题作出的一种姿态。在泰国，日本的投资占外国在泰投资总额的40％，泰国拥有日本企业超过1100家。在过去20年中，日本还是投资中国最多的国家，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走过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其“产、官、学”模式后来在东南亚国家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种模式。此外，包括中国在内，以模仿技术、加工等形式为主体的东亚制造业经济模式也借鉴了日本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道路。这是日本人战后对东亚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入阁总理日本国事，因其身材高大一度为日本人津津乐道，更由于他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最终实现以日本为龙头的东亚经济圈构想而深得民心。日本人好像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日本大国政治时代。无奈，由于美国人的影响，日本人的设想最终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而更让日本不无遗憾的是，今天当小泉再次提出发展与东盟的全面合作、为构建东亚大经济圈作贡献的时候，这一切对日本人来说又好像只是一种愿望了。因为在东亚，中国的分量增大了。
中日的新竞争与合作
但日本是否就真的没有本事在东亚“高声发言”呢？
就东亚而言，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日本近10年来停滞不前。即使这样，日本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而中国仅为4％，是日本的1/4。2002年中日贸易额为1090亿美元，超过中美的972亿美元和868亿美元的中欧贸易额。但同年日美贸易总额为1678亿美元，超出中日贸易额达660亿美元。日本对美国的出口1103亿美元，而对中国仅为399亿美元。
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来看，在中国占4％，而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占19％。中国只占日本在东亚地区投资总额的1/5。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日本对华投资潜力巨大；二是中日两国经济实力不在一个层次上，更何况中国内部潜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等被日本看得非常严重，甚至可以左右其投资力度与方向。如此说来，不谈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未来作用如何，单在建构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完善东亚经济圈的进程中，日本自认为有能力也有资格成为领头羊。而对中国来说，需要做的是抓住机遇，把握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
在目前世界三大经济圈中，西欧经济圈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圈的区域化发展规模与效果都很好，惟有东亚地区尚无区域合作组织和有效的运作机制。东亚经济圈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
国防大学日本问题专家盛欣先生把中日间存在的问题总结为7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光华寮和日美安全合作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日本与多数东亚国家之间的问题。中日两国能否在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客观公正地确定这些问题的历史地位，决定着未来两国关系的性质和自己在对方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能影响整个东亚的发展走向。
上个月末，从种子岛上发射出的一枚火箭，很快就因为引擎故障而被引爆。这成了日本H2A火箭第三次发射失败记录。这枚H2A火箭上载有两颗间谍卫星。日本军方后来宣布，发射间谍卫星的目的旨在监视朝鲜。但卫星的俯视范围绝非仅限于朝鲜半岛。
日本媒体说，假设卫星发射成功，日本将正式启动斥巨资构建的“东北亚军事动态卫星检测系统”。
日本人把发射火箭当做一场相扑比赛。日本相扑选手到了“横纲”这个级别，比赛输了就只有退休，因此必须要赢。带有军事目的的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好在，在过去几年中的8次实验中，H2A火箭有过5次成功的记录。
不妨认为，H2A火箭体现了日本在东亚的新“相扑攻势”。
日本的紧张和恐惧
冷战期间，日本一直生活在“美主日从”的安全保障框架下，并遂了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心愿。但作为冷战中东西方对峙的前线国家和美国单边战略的筹码，日本人的感觉并不太好。
真正使日本人感到压力和恐惧的，应数冷战后东亚局势的重大变革。首先是“东盟”的强大，其次是中国的崛起，再次是朝鲜的变化。1998年，朝鲜成功试射“大浦洞”导弹，触动了日本人的恐怖神经。应对变化的东亚局势成为日本的当务之急。
2003年4月，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出台了一份关于东亚战略形势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可以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认识；朝鲜问题，则必须要通过国际干预，解决其各种悬案；而面对东南亚在政经领域正在形成的一致趋向，日本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在经济方面作出贡献，同时在安全方面有更多的参与。
前不久，中国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外界认为中国很可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日本紧接着便提出，也希望尽快签署该条约。日本不愿意有被其他亚洲国家抛弃的感觉。
冷战后，作为美国人单边主义的一颗棋子，从推波助澜“中国威胁论”到叫嚷人民币升值，日本均表现得非常积极。但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当那些更多反映美国利益的主张鼓噪一时而平息后，好面子的日本人就特别尴尬。在亚洲，类似这样的情势导致日本几乎与所有亚洲国家的关系陷于紧张状态。
“脱美入亚”的背后有着复杂的认知背景。每年8月，东京街头就会出现一些老人团队，他们大多来自不同地方，7旬上下，神色谦和，突出的特点是手提不同花色的小包裹，住进饭店旅馆。到了8月15日中国人概念中的“抗战胜利日”、而日本人所说的“战败纪念日”这天，这些老人再次出现在东京街头，然而已是一身二战时期的老式军装，军刀在握，神情也庄重了许多，露出一副《樱花号方舟》中老人扫帚队那般怪怪的样子。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日本政府从首相到幕僚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
战争记忆是横亘在日本重回亚洲之旅上的阻碍。民族感情有时也与日本的现实国家利益相冲突。2002年，小泉建议将参拜靖国神社的日子改在每年4月，即多数亚洲国家按传统祭扫祖先陵墓的日子。也有建议将靖国神社里的16名甲级战犯牌位异地置放的。对这个原则问题，日本官方也做着更不同以往的思考。
战后50年里，日本已总共在东盟各国投资近8万亿美元。日本官方与学界的一些人认为这是日本就战争合理性问题作出的一种姿态。在泰国，日本的投资占外国在泰投资总额的40％，泰国拥有日本企业超过1100家。在过去20年中，日本还是投资中国最多的国家，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走过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其“产、官、学”模式后来在东南亚国家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种模式。此外，包括中国在内，以模仿技术、加工等形式为主体的东亚制造业经济模式也借鉴了日本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道路。这是日本人战后对东亚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入阁总理日本国事，因其身材高大一度为日本人津津乐道，更由于他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最终实现以日本为龙头的东亚经济圈构想而深得民心。日本人好像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日本大国政治时代。无奈，由于美国人的影响，日本人的设想最终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而更让日本不无遗憾的是，今天当小泉再次提出发展与东盟的全面合作、为构建东亚大经济圈作贡献的时候，这一切对日本人来说又好像只是一种愿望了。因为在东亚，中国的分量增大了。
中日的新竞争与合作
但日本是否就真的没有本事在东亚“高声发言”呢？
就东亚而言，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日本近10年来停滞不前。即使这样，日本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而中国仅为4％，是日本的1/4。2002年中日贸易额为1090亿美元，超过中美的972亿美元和868亿美元的中欧贸易额。但同年日美贸易总额为1678亿美元，超出中日贸易额达660亿美元。日本对美国的出口1103亿美元，而对中国仅为399亿美元。
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来看，在中国占4％，而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占19％。中国只占日本在东亚地区投资总额的1/5。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日本对华投资潜力巨大；二是中日两国经济实力不在一个层次上，更何况中国内部潜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等被日本看得非常严重，甚至可以左右其投资力度与方向。如此说来，不谈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未来作用如何，单在建构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完善东亚经济圈的进程中，日本自认为有能力也有资格成为领头羊。而对中国来说，需要做的是抓住机遇，把握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
在目前世界三大经济圈中，西欧经济圈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圈的区域化发展规模与效果都很好，惟有东亚地区尚无区域合作组织和有效的运作机制。东亚经济圈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
国防大学日本问题专家盛欣先生把中日间存在的问题总结为7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光华寮和日美安全合作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日本与多数东亚国家之间的问题。中日两国能否在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客观公正地确定这些问题的历史地位，决定着未来两国关系的性质和自己在对方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能影响整个东亚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