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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的炮火给内联升前期的辉煌画上了一个灰色的句号。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王公大臣弃京而逃,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掳夺,东江米巷被焚,内联升亦未能幸免。多年积累一朝成空,年近七十的老当家赵廷不忍半生事业毁于一旦,四处奔走筹措资金。《辛丑条约》签订,东江米巷更名东交民巷,在此设使馆区,不许中国人进入。内联升迁往奶子府(今乃兹府)重新开业。新店开业后,经营惨淡大不如以前,勉强维持生计。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发动壬子兵变,内联升再遭洗劫,在兵变中被乱兵抢劫一空。老掌柜赵廷不堪接二连三的打击,遭此重创后不久辞世。
1900年至1912年间,内联升的经营每况愈下,经营管理上并没有创新,仍保持前店后厂自产自销,专做朝靴的经营特点。
1912年老掌门辞世后,其子赵云书顶门立户,秉承家业,将内联升由奶子府迁至宣武区前门廊坊头条,两次毁于战火中的内联升,此时方才稳定下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也给了内联升致命的一击,内联升引以为傲的产品——朝靴没人穿了。此时已是民国时期,内联升掌门人赵云书是河北省咨议局议员,无暇经营,内联升开始交由经理人管理,赵云书作为出资人很少过问内联升的经营管理。 此时内联升形式上打破了前店后厂的传统,将鞋作坊迁到距离廊坊头条不远的北火扇胡同,事实上自产自销的性质不变。
时过境迁,内联升再难固守它的高端定位,开始不仅局限于坐轿人,普通大众也成为内联升的目标客户。内联升发展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产品——千层底布鞋出现了。
内联升的鞋,在旧中国为上流社会服务。民国初年,一双缎面鞋卖三块大洋,值三袋洋面,一般人显然是买不起的。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畸形,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也使内联升长期处于手工生产阶段,得不到提高和发展。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内联升的发展断断续续。消费群体扩大,提供旧时《履中备载》式的服务颇为困难,内联升开始印制礼券,在当时引起轰动,成为馈赠礼品的首选。内联升在民国时期成为北平市名牌,但是地域性较强。兵荒马乱的时代,民族手工业发展大抵如此,内联升代表当时的普遍情况。
内联升能安身立命,并强烈表现出自身生产经营的特点,是和它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一系列管理方式紧密相关的。无论在组织结构、干部制度、人员培训、工资待遇以及组织文化建立等方面,内联升都有自己的管理经验。
在组织结构上,内联升沿用前店后厂模式,又根据自身行业及生产经营特点,加以一定的改进。主要体现在内联升把纳底等工序交给京畿农民家庭完成,而把其他一些关键工序由后厂来完成。例如,当时北京广渠门外一带农村的妇女就曾为内联升纳制鞋底。把工时占用长、劳力消耗大的一些工作“外包”到农村去完成,不仅减少了内联升自身的劳动力雇佣,还缩短了生产周期,加速了资金周转。这让内联升可集中力量于切底、包边、圈底等关键工序上,不但确保产品质量,还让内联升更多地关注产品式样的更新,以应付市场需求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到解放前,内联升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内联升的经理都是从本店工人中遴选出来的。尽管经理们只是资方受托人,但是对内联升的生产经营有充分的决策权。他们从学徒做起,懂技术、善经营,被逐级拔擢。天长日久,不仅上下级、同事之间相互熟稔,而且对内联升的传统、商业模式等也深悉之,因而能使后厂前店的产销结构发挥出相当大的效能。他们沟通着东伙之间、师徒之间、经理与工人之间的诸种纷繁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其家族企业性质的基础上,又渗透些现代管理的因子,经理们穿梭其中。
在人员培训方面,内联升和当时许多商号一样,学徒三年零一节(指一个节气)出师,但视情况不同,并因人而异,有一定的灵活性。徒工要学习做鞋的全部工序工艺,其中绱鞋就要学习一年。这种全面的技术培训,不但使工人能熟悉任何一道工序的工作,而且还具备了全部生产过程的总体观念。这样,无论他们是独立完成一双鞋的制作,还是在流水线上从事生产,都能从成品质量要求的角度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前店后厂的结构,还要求工人不仅要学生产,还要学销售。如此这样培养出来的工人,既有一定的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又重视市场需求而去发挥这种技术能力。内联升的徒工培训,重视通才的培养,同时也重视在多能基础上的专才培育。这又使多道工序、多个产品都有一些技术尖子作骨干。总之,内联升的“全面质量管理”渗透到人员培训中来。
内联升的东家是河北武清县人,内联升的员工也不少是武清县人。在旧中国,能托人介绍,从农村进城学手艺或学买卖,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为生计所迫,进内联升学徒的人,无不小心翼翼,勤苦劳作,唯恐稍有疏忽砸了饭碗。而这一点,反倒成了内联升内部管理的起点,并且由此演进出一系列管理方式、方法。
在工资待遇方面,内联升的薪给分为四种:徒工工资、职工工资、馈赠、人力股股金分红。
徒工工资。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月可以得到一块钱,当时能买双袜子穿。尽管这样,也比小鞋局子(作坊)好。小鞋局子只能年终拿到三两块钱,充其量够出去洗个澡用。
工人工资。从1930年代初到建国前,大多以实物充抵,或折为布、鞋、小米,或折鞋七八双、五六双不等。但一双帆布鞋价格三块八。依此折算,在当时的月收入也算不低了,足以养家糊口。
馈赠。往往在阴历年底进行。除了发工资外,根据每个人工作情况,东家酌发数目不等的奖金,当时叫馈赠。据老职工回忆,一个柜头(资方代理人,当时的主管经理)能得到馈赠500石玉米。
人力股股金分红。这是对多年在店供职,忠心耿耿的人,资本家在工资、馈赠之外,还给予一定数额的股金比例的红利,但股金仍归资本家所有。所以人力股又叫水牌股。
总之,内联升的工资待遇、奖惩办法以及人员升迁都是沿着“调整与激励工人们的行为-制造向心力-促进生产经营”这样一条路线发生作用。同时,在内联升没有终生不变的大锅饭可享用,即使一个工人已经走入吃人力股、参与管理的高层,但若有了大的问题或过失,也随时会被开除。
1900年至1912年间,内联升的经营每况愈下,经营管理上并没有创新,仍保持前店后厂自产自销,专做朝靴的经营特点。
1912年老掌门辞世后,其子赵云书顶门立户,秉承家业,将内联升由奶子府迁至宣武区前门廊坊头条,两次毁于战火中的内联升,此时方才稳定下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也给了内联升致命的一击,内联升引以为傲的产品——朝靴没人穿了。此时已是民国时期,内联升掌门人赵云书是河北省咨议局议员,无暇经营,内联升开始交由经理人管理,赵云书作为出资人很少过问内联升的经营管理。 此时内联升形式上打破了前店后厂的传统,将鞋作坊迁到距离廊坊头条不远的北火扇胡同,事实上自产自销的性质不变。
时过境迁,内联升再难固守它的高端定位,开始不仅局限于坐轿人,普通大众也成为内联升的目标客户。内联升发展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产品——千层底布鞋出现了。
内联升的鞋,在旧中国为上流社会服务。民国初年,一双缎面鞋卖三块大洋,值三袋洋面,一般人显然是买不起的。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畸形,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也使内联升长期处于手工生产阶段,得不到提高和发展。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内联升的发展断断续续。消费群体扩大,提供旧时《履中备载》式的服务颇为困难,内联升开始印制礼券,在当时引起轰动,成为馈赠礼品的首选。内联升在民国时期成为北平市名牌,但是地域性较强。兵荒马乱的时代,民族手工业发展大抵如此,内联升代表当时的普遍情况。
内联升能安身立命,并强烈表现出自身生产经营的特点,是和它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一系列管理方式紧密相关的。无论在组织结构、干部制度、人员培训、工资待遇以及组织文化建立等方面,内联升都有自己的管理经验。
在组织结构上,内联升沿用前店后厂模式,又根据自身行业及生产经营特点,加以一定的改进。主要体现在内联升把纳底等工序交给京畿农民家庭完成,而把其他一些关键工序由后厂来完成。例如,当时北京广渠门外一带农村的妇女就曾为内联升纳制鞋底。把工时占用长、劳力消耗大的一些工作“外包”到农村去完成,不仅减少了内联升自身的劳动力雇佣,还缩短了生产周期,加速了资金周转。这让内联升可集中力量于切底、包边、圈底等关键工序上,不但确保产品质量,还让内联升更多地关注产品式样的更新,以应付市场需求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到解放前,内联升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内联升的经理都是从本店工人中遴选出来的。尽管经理们只是资方受托人,但是对内联升的生产经营有充分的决策权。他们从学徒做起,懂技术、善经营,被逐级拔擢。天长日久,不仅上下级、同事之间相互熟稔,而且对内联升的传统、商业模式等也深悉之,因而能使后厂前店的产销结构发挥出相当大的效能。他们沟通着东伙之间、师徒之间、经理与工人之间的诸种纷繁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其家族企业性质的基础上,又渗透些现代管理的因子,经理们穿梭其中。
在人员培训方面,内联升和当时许多商号一样,学徒三年零一节(指一个节气)出师,但视情况不同,并因人而异,有一定的灵活性。徒工要学习做鞋的全部工序工艺,其中绱鞋就要学习一年。这种全面的技术培训,不但使工人能熟悉任何一道工序的工作,而且还具备了全部生产过程的总体观念。这样,无论他们是独立完成一双鞋的制作,还是在流水线上从事生产,都能从成品质量要求的角度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前店后厂的结构,还要求工人不仅要学生产,还要学销售。如此这样培养出来的工人,既有一定的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又重视市场需求而去发挥这种技术能力。内联升的徒工培训,重视通才的培养,同时也重视在多能基础上的专才培育。这又使多道工序、多个产品都有一些技术尖子作骨干。总之,内联升的“全面质量管理”渗透到人员培训中来。
内联升的东家是河北武清县人,内联升的员工也不少是武清县人。在旧中国,能托人介绍,从农村进城学手艺或学买卖,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为生计所迫,进内联升学徒的人,无不小心翼翼,勤苦劳作,唯恐稍有疏忽砸了饭碗。而这一点,反倒成了内联升内部管理的起点,并且由此演进出一系列管理方式、方法。
在工资待遇方面,内联升的薪给分为四种:徒工工资、职工工资、馈赠、人力股股金分红。
徒工工资。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月可以得到一块钱,当时能买双袜子穿。尽管这样,也比小鞋局子(作坊)好。小鞋局子只能年终拿到三两块钱,充其量够出去洗个澡用。
工人工资。从1930年代初到建国前,大多以实物充抵,或折为布、鞋、小米,或折鞋七八双、五六双不等。但一双帆布鞋价格三块八。依此折算,在当时的月收入也算不低了,足以养家糊口。
馈赠。往往在阴历年底进行。除了发工资外,根据每个人工作情况,东家酌发数目不等的奖金,当时叫馈赠。据老职工回忆,一个柜头(资方代理人,当时的主管经理)能得到馈赠500石玉米。
人力股股金分红。这是对多年在店供职,忠心耿耿的人,资本家在工资、馈赠之外,还给予一定数额的股金比例的红利,但股金仍归资本家所有。所以人力股又叫水牌股。
总之,内联升的工资待遇、奖惩办法以及人员升迁都是沿着“调整与激励工人们的行为-制造向心力-促进生产经营”这样一条路线发生作用。同时,在内联升没有终生不变的大锅饭可享用,即使一个工人已经走入吃人力股、参与管理的高层,但若有了大的问题或过失,也随时会被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