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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我国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教育决策的复杂性增大，改革举措实施和创新探索的难度增加，教育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
首先，教育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发展方式转变，质量和公平问题凸显。上个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中阶段教育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上学难的问题得到了根本缓解。与此同时，上好学校难的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并由此引发了培养质量、教育公平、学生就业、自主办学等一系列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目前社会上广为诟病的办班热、辅导热、择校生、条子生、考试移民、考试舞弊等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我认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和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认可和非理性的竞争。
第二，为了破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难题，我们必须面对三个重大现实问题：一是如何在规模适度扩大的同时，努力扩展优质教育资源，重在提高教育质量。二是在如何在提高教育质量的长期过程中合理配置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三是如何不断增加中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教育发展重心的调整必然导致我国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既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发展，转变到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利益相关者更加关注教育质量和公平问题，公共问责的重点也指向了学校的办类型学水平。其次，学校内涵发展任务繁重，建设周期较长，与社会期盼形成反差。缓解教育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办好每一所学校，经费充足、硬件条件很快得到改善，学校重视，软件管理水平也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得到提高，但是，仅有硬件和软件条件的改善还远不足以办好一所高水平的学校，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优良的教育传统校风学风以及鲜明办学特色的形成，都需要经过几代师生的努力，需要长期的积淀和社会的认可，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用钱堆砌。从这个角度而言，长期积累、厚积薄发是教育发展和学校建设进程中一条不可逾越的规律。
当前，学校的内涵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需要遵循教育规律逐步探索，而改革成效则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得到显现。显然，这与社会公众对于高质量教育的急切期待以及部分学校和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绩效观形成了强烈反差，导致在教育政策制定和改革举措实施过程中往往容易发生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也招致社会对于教育改革的种种指责和批评。
第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增多，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当前，社会对教育问题关注之广泛、抨击意见之尖锐、观点建议之多样为其他领域所鲜见，这无疑会影响到教育改革的社会环境。教育政务的形成和改革举措出台的过程，往往体现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决策者和实施者不得不有所取舍，求得妥协和平衡，而这又往往招致各方的不满和非议。
第四，教育体系内部改革关联度增加，系统改革已成为必然要求。一方面，就某此层次和类型的内部改革而言，单向改革往往难以深化和实质性的推进，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另一方面，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一项教育政策或改革举措的出台往往涉及到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相关教育领域需要统筹协调和系统推进。
第五，教育与经济社会关联更加紧密，内外部协调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在学校从社会边缘步入社会中间的过程中，教育改革和学校的发展受到教育外部的制度、政策和舆论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革举措的实施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自身的范畴，教育单兵独进往往会步履艰难，甚至招致多方责难，迫切需要教育内部和外部统筹研究，协同改革。
社会广为关注的异地高考问题就是一个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典型案例，一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多元诉求发生冲突，外来务工人员关注子女的受教育权和考试权，户籍人口关注子女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不受影响，地方政府关注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有些学者则关注高等教育的区域供求均衡。二是教育体系内部和外部改革不协调，社会管理改革不配套，尤其是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之后，城市人口身份的双轨制长期存在，增加的经济发达省份和一线城市制定异地高考政策的复杂性。显然，异地高考涉及到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高考争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体系的调整，是跨区域、跨领域的综合性改革，只有协同探索，才有根本上解决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系统研究，深化综合改革，是平稳社会教育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
第一，要加强政策研究，健全协调机制。要树立科学教育观和教育政绩观，在政府转变职能，探索宏观管理路径和手段的过程中，打破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克服部门本位倾向，加强联合调研和认证，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教育发展的协调性和延续性。
第二，要加强教育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教育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和外部发展环境的约束性，迫切需要有效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教育科研工作者要结合教育发展的实践诉求开展研究，将理论思辨、实政研究与量化分析相结合，提高科学质证和指导实践的水平。
第三，加强综合改革，探索协同创新。重点教育改革的顶层项目和项目管理的协调性，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和成功案例，引导学校深化综合改革，学校则应该系统谋划，内部治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推出综合改革的举措，形成教育教学改革的合力。
第四，要加强舆论引导，优化社会环境。要加强先进教育理念的宣传，凝聚社会共识，让公众对教育发展有理性的认识，对教育有合理的期待，要完善公共问责制，建立教育信息发布和质量年报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社会的监督权。
我相信，在政府、社会、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简介：钟秉林，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1年7月出生，男，汉族，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留英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兼职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研究员。担任第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机械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振动工程学报》、《机械工程学报》、《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英国）杂志编委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事机械设备工况监视与故障诊断、动态系统建模与预报、质量工程等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先后负责、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高技术发展研究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江苏省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和其他省部级多项工程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取得鉴定成果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近年来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科技论文50余篇，教育管理类论文60余篇，主编、参编专著、教材5本。先后讲授本科生、研究生课程8门，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20余名]
首先，教育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发展方式转变，质量和公平问题凸显。上个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中阶段教育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上学难的问题得到了根本缓解。与此同时，上好学校难的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并由此引发了培养质量、教育公平、学生就业、自主办学等一系列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目前社会上广为诟病的办班热、辅导热、择校生、条子生、考试移民、考试舞弊等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我认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和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认可和非理性的竞争。
第二，为了破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难题，我们必须面对三个重大现实问题：一是如何在规模适度扩大的同时，努力扩展优质教育资源，重在提高教育质量。二是在如何在提高教育质量的长期过程中合理配置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三是如何不断增加中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教育发展重心的调整必然导致我国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既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发展，转变到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利益相关者更加关注教育质量和公平问题，公共问责的重点也指向了学校的办类型学水平。其次，学校内涵发展任务繁重，建设周期较长，与社会期盼形成反差。缓解教育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办好每一所学校，经费充足、硬件条件很快得到改善，学校重视，软件管理水平也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得到提高，但是，仅有硬件和软件条件的改善还远不足以办好一所高水平的学校，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优良的教育传统校风学风以及鲜明办学特色的形成，都需要经过几代师生的努力，需要长期的积淀和社会的认可，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用钱堆砌。从这个角度而言，长期积累、厚积薄发是教育发展和学校建设进程中一条不可逾越的规律。
当前，学校的内涵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需要遵循教育规律逐步探索，而改革成效则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得到显现。显然，这与社会公众对于高质量教育的急切期待以及部分学校和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绩效观形成了强烈反差，导致在教育政策制定和改革举措实施过程中往往容易发生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也招致社会对于教育改革的种种指责和批评。
第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增多，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当前，社会对教育问题关注之广泛、抨击意见之尖锐、观点建议之多样为其他领域所鲜见，这无疑会影响到教育改革的社会环境。教育政务的形成和改革举措出台的过程，往往体现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决策者和实施者不得不有所取舍，求得妥协和平衡，而这又往往招致各方的不满和非议。
第四，教育体系内部改革关联度增加，系统改革已成为必然要求。一方面，就某此层次和类型的内部改革而言，单向改革往往难以深化和实质性的推进，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另一方面，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一项教育政策或改革举措的出台往往涉及到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相关教育领域需要统筹协调和系统推进。
第五，教育与经济社会关联更加紧密，内外部协调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在学校从社会边缘步入社会中间的过程中，教育改革和学校的发展受到教育外部的制度、政策和舆论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革举措的实施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自身的范畴，教育单兵独进往往会步履艰难，甚至招致多方责难，迫切需要教育内部和外部统筹研究，协同改革。
社会广为关注的异地高考问题就是一个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典型案例，一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多元诉求发生冲突，外来务工人员关注子女的受教育权和考试权，户籍人口关注子女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不受影响，地方政府关注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有些学者则关注高等教育的区域供求均衡。二是教育体系内部和外部改革不协调，社会管理改革不配套，尤其是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之后，城市人口身份的双轨制长期存在，增加的经济发达省份和一线城市制定异地高考政策的复杂性。显然，异地高考涉及到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高考争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体系的调整，是跨区域、跨领域的综合性改革，只有协同探索，才有根本上解决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系统研究，深化综合改革，是平稳社会教育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
第一，要加强政策研究，健全协调机制。要树立科学教育观和教育政绩观，在政府转变职能，探索宏观管理路径和手段的过程中，打破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克服部门本位倾向，加强联合调研和认证，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教育发展的协调性和延续性。
第二，要加强教育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教育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和外部发展环境的约束性，迫切需要有效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教育科研工作者要结合教育发展的实践诉求开展研究，将理论思辨、实政研究与量化分析相结合，提高科学质证和指导实践的水平。
第三，加强综合改革，探索协同创新。重点教育改革的顶层项目和项目管理的协调性，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和成功案例，引导学校深化综合改革，学校则应该系统谋划，内部治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推出综合改革的举措，形成教育教学改革的合力。
第四，要加强舆论引导，优化社会环境。要加强先进教育理念的宣传，凝聚社会共识，让公众对教育发展有理性的认识，对教育有合理的期待，要完善公共问责制，建立教育信息发布和质量年报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社会的监督权。
我相信，在政府、社会、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简介：钟秉林，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1年7月出生，男，汉族，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留英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兼职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研究员。担任第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机械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振动工程学报》、《机械工程学报》、《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英国）杂志编委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事机械设备工况监视与故障诊断、动态系统建模与预报、质量工程等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先后负责、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高技术发展研究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江苏省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和其他省部级多项工程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取得鉴定成果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近年来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科技论文50余篇，教育管理类论文60余篇，主编、参编专著、教材5本。先后讲授本科生、研究生课程8门，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20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