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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整体叙述国家进步的志趣,所谓“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史家的风骨、视野和对历史本真的留存,成为中国记忆的一个重要部件。不过,自1644年明亡清兴之后的300多年里,除了顾炎武等极少数人,文人被“小学”彻底捆死,日日苟营于经学金石校勘的“乾嘉学问”之中。一直到“五四”一代,终于又出现了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大家,开始以整体叙述的方式重新描述中国。不过,由于身处乱世,他们的很多著作都只以讲义稿的方式草草地流传下来。一直到商业盛世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重新唤起了这样的勇气和抱负,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整体叙述中国”将成为一个复兴的文化现象。俞雷的这部《追寻商业中国》,就是这股新史家创作潮流中的一个显例,他试图以编年体的方式重新整体叙述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商业进步。
俞雷的工作聚焦于商业——如果更精准地说,是以市场营销模式及理念的演进为基本线索,以大量的细节构成了中国变革的长卷。他的文字清新流畅,很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在通读书稿之后,俞雷在史料的挖掘和梳理上做出了他的贡献,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被呈现了出来。正如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所说的:“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俞雷的留存之功,当被记忆。
如何从史实中提炼出史识,是创作者共同的难题,这也是历史写作中最迷人的地方。所有的观察者和叙述者,往往会陷入两难。谁也不可能自信地以为,自己就是真实的代言者。俞雷在本书中采用的方式,基本上秉承了中国史家“述而不作”的传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中,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海量搜索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事先对历史或是事件作出判断,我希望我的写作尽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写作历史题材书籍的方法,也是先不预设结论,而是在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自然得出。”
而这一份“不粉饰、不曲解、不夸大、不阿谀”的“史心”是最为弥足可贵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中就表达了对这种独立精神的推崇,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俞雷的这部作品也是一样,你或可以商榷于他的观点,或病垢于他的琐碎,但是,他的价值观却是强大而让人欣赏的。
勇于拓进的史志,敢于表达的史识,独立自由的史心,这是我从俞雷作品中读出的三个启迪。
俞雷的工作聚焦于商业——如果更精准地说,是以市场营销模式及理念的演进为基本线索,以大量的细节构成了中国变革的长卷。他的文字清新流畅,很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在通读书稿之后,俞雷在史料的挖掘和梳理上做出了他的贡献,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被呈现了出来。正如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所说的:“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俞雷的留存之功,当被记忆。
如何从史实中提炼出史识,是创作者共同的难题,这也是历史写作中最迷人的地方。所有的观察者和叙述者,往往会陷入两难。谁也不可能自信地以为,自己就是真实的代言者。俞雷在本书中采用的方式,基本上秉承了中国史家“述而不作”的传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中,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海量搜索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事先对历史或是事件作出判断,我希望我的写作尽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写作历史题材书籍的方法,也是先不预设结论,而是在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自然得出。”
而这一份“不粉饰、不曲解、不夸大、不阿谀”的“史心”是最为弥足可贵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中就表达了对这种独立精神的推崇,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俞雷的这部作品也是一样,你或可以商榷于他的观点,或病垢于他的琐碎,但是,他的价值观却是强大而让人欣赏的。
勇于拓进的史志,敢于表达的史识,独立自由的史心,这是我从俞雷作品中读出的三个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