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整体叙述国家进步的志趣，所谓“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史家的风骨、视野和对历史本真的留存，成为中国记忆的一个重要部件。不过，自1644年明亡清兴之后的300多年里，除了顾炎武等极少数人，文人被“小学”彻底捆死，日日苟营于经学金石校勘的“乾嘉学问”之中。一直到“五四”一代，终于又出现了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大家，开始以整体叙述的方式重新描述中国。不过，由于身处乱世，他们的很多著作都只以讲义稿的方式草草地流传下来。一直到商业盛世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重新唤起了这样的勇气和抱负，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整体叙述中国”将成为一个复兴的文化现象。俞雷的这部《追寻商业中国》，就是这股新史家创作潮流中的一个显例，他试图以编年体的方式重新整体叙述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商业进步。
　　俞雷的工作聚焦于商业——如果更精准地说，是以市场营销模式及理念的演进为基本线索，以大量的细节构成了中国变革的长卷。他的文字清新流畅，很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在通读书稿之后，俞雷在史料的挖掘和梳理上做出了他的贡献，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被呈现了出来。正如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所说的：“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俞雷的留存之功，当被记忆。
　　如何从史实中提炼出史识，是创作者共同的难题，这也是历史写作中最迷人的地方。所有的观察者和叙述者，往往会陷入两难。谁也不可能自信地以为，自己就是真实的代言者。俞雷在本书中采用的方式，基本上秉承了中国史家“述而不作”的传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中，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海量搜索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事先对历史或是事件作出判断，我希望我的写作尽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写作历史题材书籍的方法，也是先不预设结论，而是在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自然得出。”
　　而这一份“不粉饰、不曲解、不夸大、不阿谀”的“史心”是最为弥足可贵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中就表达了对这种独立精神的推崇，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俞雷的这部作品也是一样，你或可以商榷于他的观点，或病垢于他的琐碎，但是，他的价值观却是强大而让人欣赏的。
　　勇于拓进的史志，敢于表达的史识，独立自由的史心，这是我从俞雷作品中读出的三个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