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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五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的吉田茂所著《激荡的百年史》,以凝炼的笔墨勾勒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简要总结了日本由一个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封建国家迅速成长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强国的成功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正在致力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我国,东邻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许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复杂过程。但在诸多因素中,总有一些是主要的,它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有着决定性的、深远的影响。近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跃而为世界第三位工业大国,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正是《百年史》着重回答的问题。
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是以输入西方文明为契机的。日本人民素来有主动汲取外国先进文化的好传统。德川幕府时期,为了维持国内封建秩序,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后,以天皇为首的领导者们痛切感到日本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毅然变“锁国”为门户开放。他们怀着“求知于世界”的强烈愿望,大胆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重金聘用外籍科技、管理人材,千方百计振兴产业、发展贸易,很快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尽快复兴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日本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技术引进热潮,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二十九年中,共引进技术三万一千多项,对日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高速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学习外国方面,日本不仅重引进,更重创新。正如《百年史》所指出的:“日本人能够把从外国学到的技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发展,然后制造出更优良的东西”。他们十分重视消化、吸收和改良引进的外国技术,并努力加以创造发展,使之更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为此不惜投入巨额资本和大批精干的技术力量。例如日本的化学纤维、彩色电视等生产技术本来是从美国引进的,可是经过自己不断改良和创新,已使产品的质量、成本等项指标超过美国,风靡世界市场。再如五十年代,日本分别从西德、苏联、奥地利等国引进了钢铁工业“六大技术”,经过一番综合消化吸收,几年之内就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本国特点的、世界第一流的钢铁技术体系。日本的经验充分说明,任何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要搞现代化,都必须善于学习其它国家先进的东西,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并要在学习、引进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特点,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力求达到更高的水平。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固然是愚蠢的,但妄自菲薄、一味地模仿别人也是没有出息的。
我国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搞过洋务运动,后来还有过“百日维新”,在学习外国方面,起步并不算晚,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撇开政治上的原因不说,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我国长期忽视、乃至摧残教育事业,未能培养出一大批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所必不可少的优秀人材。没有人材,就好象没有“土壤”,引进的外国技术是很难在国内扎根的。日本历来对教育十分重视,把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不遗余力地进行所谓“人力开发”、“人力投资”。早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就以极大努力普及国民教育,一九一二年,青少年就学率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明治年间还建立起东京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大批技术人材、管理人材和高质量的劳动力。战后,日本更加注重“人力开发”,国民教育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近些年来,平均每年的大学升学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日本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把这个国家夷成废墟,然而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人的知识和能力却没有丧失,正是凭借这一优势,日本才得以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从一个百业凋敝、奄奄一息的战败国跃居世界前列。正因为如此,《百年史》一再强调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
在日本人看来,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要培养国民的优良素质。这包括勤奋工作、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崇尚节俭、艰苦创业的作风,旺盛的求知欲、远大的眼光和强烈的使命感等等。所有这一切,形成一种精神力量,成为克服困难、创造“日本奇迹”的原动力。《百年史》具体地描述了战后初年日本人民“养无食、居无屋”的艰难生活:“本来就不充分的(大米)定量供应都难以维持”,居民“只好在临时搭起的小屋暂避风寒”,“公务人员由于无家可归而睡在办公桌上”,教师们“因为没有教室而在露天授课”。但是,即使在这样悲惨的境况下,日本人民也没有心灰意冷,他们勒紧裤带、满怀信心地投入了复兴经济、重建国家的事业。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已实现了高速增长,人民的收入水平和公共福利仍低于西欧北美。这一方面使得日本商品因工资费用相对较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很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使国民收入中可以有较大的份额用于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由于日本人民能够在较差的物质条件下孜孜不倦地工作,而被一些西方人称为“住在兔子窝里的工作迷”。这种精神确实值得赞佩。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实现现代化,应该更有必要和可能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日本是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和流通活动主要是由私有制企业自主进行的,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但政府也通过制订指导性计划和各种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干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成功的。二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先后制订过包括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内的九个综合性中长期计划,每个计划都明确提出了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目标、重点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对私人资本的投资活动和生产活动进行指导。这种计划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也不直接下达到企业,但由于政府和企业的利益、目标和方法基本一致,并且在编制计划过程中进行了协商,同时,还由于人们相信政府比私人企业掌握更多的知识、经验和情报,能够更准确地预测经济发展的前景,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企业都乐于参照计划的要求去扩大投资、开展经营。
日本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除了通过编制计划指示方向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一系列经济政策调节企业的活动。如实行低利率政策,向企业提供大量贷款,鼓励它们投资;采取各种特别减税免税和发放补助金等项措施,扶植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政府负责公共投资,填海造地,修建港湾、道路、水道等,为企业的生产建设创造良好环境。一般说来,这些经济政策和措施都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这一点,在《百年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仅以外贸政策为例,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为了保护国内脆弱的工业基础,同时根据黄金和外汇储备不足的情况,一直实行对外贸易和汇兑的统制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等到国内工业强大到足以对付国外任何竞争的时候,又转而采取贸易自由化立场,“废除一切保护政策,驶向经济竞争的惊涛骇浪”。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进一步促进了国内技术设备的更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为争夺更大的销售市场创造了条件。由于实行这种明智的外贸政策,使日本的出口贸易长期保持着占世界首位的高增长率。
当然,日本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存在着它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等等。但总起来看,它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我国是拥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家底很薄的穷国,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任何国家的现成经验,必须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而这只有在认真研究和吸取别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因此,读一读吉田茂的这本《百年史》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1980年12月于北京(《激荡的百年史》,〔日〕吉田茂著,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0.9元)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许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复杂过程。但在诸多因素中,总有一些是主要的,它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有着决定性的、深远的影响。近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跃而为世界第三位工业大国,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正是《百年史》着重回答的问题。
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是以输入西方文明为契机的。日本人民素来有主动汲取外国先进文化的好传统。德川幕府时期,为了维持国内封建秩序,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后,以天皇为首的领导者们痛切感到日本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毅然变“锁国”为门户开放。他们怀着“求知于世界”的强烈愿望,大胆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重金聘用外籍科技、管理人材,千方百计振兴产业、发展贸易,很快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尽快复兴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日本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技术引进热潮,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二十九年中,共引进技术三万一千多项,对日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高速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学习外国方面,日本不仅重引进,更重创新。正如《百年史》所指出的:“日本人能够把从外国学到的技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发展,然后制造出更优良的东西”。他们十分重视消化、吸收和改良引进的外国技术,并努力加以创造发展,使之更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为此不惜投入巨额资本和大批精干的技术力量。例如日本的化学纤维、彩色电视等生产技术本来是从美国引进的,可是经过自己不断改良和创新,已使产品的质量、成本等项指标超过美国,风靡世界市场。再如五十年代,日本分别从西德、苏联、奥地利等国引进了钢铁工业“六大技术”,经过一番综合消化吸收,几年之内就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本国特点的、世界第一流的钢铁技术体系。日本的经验充分说明,任何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要搞现代化,都必须善于学习其它国家先进的东西,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并要在学习、引进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特点,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力求达到更高的水平。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固然是愚蠢的,但妄自菲薄、一味地模仿别人也是没有出息的。
我国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搞过洋务运动,后来还有过“百日维新”,在学习外国方面,起步并不算晚,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撇开政治上的原因不说,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我国长期忽视、乃至摧残教育事业,未能培养出一大批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所必不可少的优秀人材。没有人材,就好象没有“土壤”,引进的外国技术是很难在国内扎根的。日本历来对教育十分重视,把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不遗余力地进行所谓“人力开发”、“人力投资”。早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就以极大努力普及国民教育,一九一二年,青少年就学率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明治年间还建立起东京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大批技术人材、管理人材和高质量的劳动力。战后,日本更加注重“人力开发”,国民教育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近些年来,平均每年的大学升学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日本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把这个国家夷成废墟,然而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人的知识和能力却没有丧失,正是凭借这一优势,日本才得以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从一个百业凋敝、奄奄一息的战败国跃居世界前列。正因为如此,《百年史》一再强调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
在日本人看来,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要培养国民的优良素质。这包括勤奋工作、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崇尚节俭、艰苦创业的作风,旺盛的求知欲、远大的眼光和强烈的使命感等等。所有这一切,形成一种精神力量,成为克服困难、创造“日本奇迹”的原动力。《百年史》具体地描述了战后初年日本人民“养无食、居无屋”的艰难生活:“本来就不充分的(大米)定量供应都难以维持”,居民“只好在临时搭起的小屋暂避风寒”,“公务人员由于无家可归而睡在办公桌上”,教师们“因为没有教室而在露天授课”。但是,即使在这样悲惨的境况下,日本人民也没有心灰意冷,他们勒紧裤带、满怀信心地投入了复兴经济、重建国家的事业。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已实现了高速增长,人民的收入水平和公共福利仍低于西欧北美。这一方面使得日本商品因工资费用相对较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很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使国民收入中可以有较大的份额用于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由于日本人民能够在较差的物质条件下孜孜不倦地工作,而被一些西方人称为“住在兔子窝里的工作迷”。这种精神确实值得赞佩。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实现现代化,应该更有必要和可能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日本是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和流通活动主要是由私有制企业自主进行的,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但政府也通过制订指导性计划和各种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干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成功的。二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先后制订过包括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内的九个综合性中长期计划,每个计划都明确提出了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目标、重点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对私人资本的投资活动和生产活动进行指导。这种计划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也不直接下达到企业,但由于政府和企业的利益、目标和方法基本一致,并且在编制计划过程中进行了协商,同时,还由于人们相信政府比私人企业掌握更多的知识、经验和情报,能够更准确地预测经济发展的前景,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企业都乐于参照计划的要求去扩大投资、开展经营。
日本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除了通过编制计划指示方向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一系列经济政策调节企业的活动。如实行低利率政策,向企业提供大量贷款,鼓励它们投资;采取各种特别减税免税和发放补助金等项措施,扶植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政府负责公共投资,填海造地,修建港湾、道路、水道等,为企业的生产建设创造良好环境。一般说来,这些经济政策和措施都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这一点,在《百年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仅以外贸政策为例,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为了保护国内脆弱的工业基础,同时根据黄金和外汇储备不足的情况,一直实行对外贸易和汇兑的统制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等到国内工业强大到足以对付国外任何竞争的时候,又转而采取贸易自由化立场,“废除一切保护政策,驶向经济竞争的惊涛骇浪”。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进一步促进了国内技术设备的更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为争夺更大的销售市场创造了条件。由于实行这种明智的外贸政策,使日本的出口贸易长期保持着占世界首位的高增长率。
当然,日本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存在着它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等等。但总起来看,它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我国是拥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家底很薄的穷国,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任何国家的现成经验,必须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而这只有在认真研究和吸取别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因此,读一读吉田茂的这本《百年史》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1980年12月于北京(《激荡的百年史》,〔日〕吉田茂著,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0.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