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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共党史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核心部分，它承载的是初心与使命，承载的是光荣与梦想，承载的是苦难与艰辛，应成为我们学习和宣传的重点内容。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誕生、成长、壮大光辉历程的见证者、亲历者、领导者，十分重视党的历史的回顾、宣传与传承，强调“党的历史应当经常讲”，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留下了丰富的业绩，对我们今天开展党史宣传乃至研究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考验和任务，周恩来总能审时度势，利用各种机会、借助各种平台，适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党史宣传，传播党史知识，开展党员教育，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7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选择7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专题报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追溯党的历史，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号召全党继往开来，开拓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用党史故事对南方局留守重庆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专门讲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陈铁军、周文雍刑场上婚礼的故事。延安整风期间，按照党中央要求，周恩来在重庆组织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一共讲了十多次，一直讲到南方局整风全部铺开以后。1944年3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两次党史报告。在党的七大上，他结合研讨统一战线工作追忆党史。
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不仅多次在有一定规模、相当层次的党的专门会议上作专题报告，还不失时机利用各种行业会议以及一些特殊场合进行党史宣传。1951年在给知识分子作报告时，围绕“立场问题”穿插讲党史。1971年4月和5月，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援外工作会议和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他先后会见代表、讲述党史，提出：“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同年8月，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演出时，他就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举办情况，向演出人员现场讲述当时党的历史和政策。
周恩来在党史宣传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点，以时事热点为视角，充分利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原历史真实，形象生动，让听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使党的教育具有精准之效。
周恩来1924年从欧洲回国后，就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此期间，他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国共合作的重大活动，与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有广泛接触和交往，对很多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都很了解。1943年在重庆，他现身说法，就这一时期国共关系情况作了专题报告。在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对党的六大的看法出现了热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因此，于1944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他的报告具有权威性，对形势与背景的交代依据充分，对会议成果及影响的分析可信可靠，对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报告。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有所接触，此后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密切交流中又身处一线，还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莫斯科、延安与莫斯科之间，与共产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他对两者关系的了解非常直接，感悟十分真切。报告以客观的历史站位，对共产国际三个时期的划分以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所作出的判断和评价，是令人信服、发人深省的。音乐舞蹈《东方红》通过歌舞的形式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创作需要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在指导创作的过程中，周恩来不止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他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
党史是营养剂，也是清醒剂。回望历史并非无谓的“念旧”，而是为了审视过往的轨迹，发现亮点、澄清误区，为重新出发找准方向、积蓄力量。周恩来在多次党史宣传中，不是单纯地传播历史本来，而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史为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思想认识新的飞跃。
在1937年纪念建党16周年的报告中，周恩来充满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欧战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站在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成长起来，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同时系统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1943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围绕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详细过程，就特定时期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对国民党右派、中派所采取的三次“大让步”进行了冷静反思和深刻剖析。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用了较长篇幅专门讲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从“敌人、队伍和司令官”三个方面阐述了经验教训。
1964年10月，他在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对党的三大作风和三大法宝作了进一步诠释和倡导，并特别指出：“我们不仅看到1949年以前三大法宝起了决定性作用，建国以后15年依然如此”。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专门就党的历史教训作报告，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发生的历次“左”右倾路线错误形成的过程、造成的危害加以评价、论述和说明，使与会者从中得到感悟和警醒。
1964 年10 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
对历史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凭想象演绎，更不能靠杜撰编造。对于党的历史，更应以真实的还原赋予其恒久的生命，以客观的评判彰显其厚重的价值。周恩来在党史宣传中始终把握求真原则，做到了史实精确、过程精细、评述精准。
他在1943年作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把错综复杂的党际关系、人物关系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在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前，周恩来考虑“对‘六大’的历史情况，有的我已记得不很清楚了，有的我已经忘记”，专门与在延安参加过六大的“有些同志谈了一下”，共同回忆，核实印证有关史实，确保报告内容的真实可靠。1971年5月，他在给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人讲解党的历史时，以公正客观、对历史負责的态度，对一些党史人物和事件作了中肯的评价，指出：“陈独秀对建党有功，不能抹杀”，同时对朱德率部上井冈山、长征途中叶剑英反对张国焘分裂等给予充分肯定。
除了讲演报告，周恩来对各种形式的党史宣传都以严谨审慎的态度严肃对待。1944年4月，他专门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就有关旅欧“少共”情况进行确认核实，指出“共二十三人，不是十三人”，并开列了所有人员名单及人生结局。1959年9月，他先后四次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亲自反复审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党史陈列。1971年8月，对一幅准备对外发表的画有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他作出批示：“这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1975年10月，在他病重住院期间，嘱咐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托王将此情况转达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敢于正视历史，暴露自身不足和伤疤，毫不留情地刀刃向内、解剖自我，需要勇气和胆识。周恩来在党史宣传中经常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放进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总结教训中找准定位，追根溯源，作深刻的自我批评。
他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没有因为自己是会议的主要负责人而回避问题，在确认“‘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大’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并从三个“不认识”（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和一个“没有”（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作了深刻剖析。1945年4月，周恩来经过深入思考和实践总结，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统一战线》发言中对党的统一战线历史作了系统回顾和精辟分析。而在此过程中，他没有忘记对自身问题的检讨，坦诚地说，自己在此期间“犯了不少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并毫无保留地作了具体剖析，指出：“当时在武汉做领导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讲到南昌起义，他进行了冷静反思，指出：“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和检讨。
回望过去不单纯是为了留住记忆，回头看是为了向前走，现实需要是动因，有的放矢才能取得实效。周恩来在实践中，洞悉时势，把准不同时期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脉搏，适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史宣传。他每一次影响深远的党史宣传活动，都使当时的受教育者心灵产生了强烈震撼，甚至载入党的史册。
1937年7月1日，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推动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周恩来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1943年在重庆、1944年在延安，为了配合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先后作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并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五天报告。
1960年7月，在中苏严重对峙的背景下，周恩来用两天时间向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作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旨在告诉大家，不要因为当前国际共运中出现的问题而灰心。“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林彪事件爆发后，为了促使那些在思想上还没有同错误路线完全划清界限的领导干部及早觉悟，同时增强党中央的凝聚力，维护团结稳定的大局，1972年6月，周恩来连用五个晚上时间，给党政军高级干部作长篇报告，阐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路线斗争的真实经过，谈个人认识和责任，产生了示范影响作用。（责任编辑 黄艳）
把党史宣传作为党内教育的必修课
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考验和任务，周恩来总能审时度势，利用各种机会、借助各种平台，适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党史宣传，传播党史知识，开展党员教育，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7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选择7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专题报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追溯党的历史，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号召全党继往开来，开拓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用党史故事对南方局留守重庆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专门讲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陈铁军、周文雍刑场上婚礼的故事。延安整风期间，按照党中央要求，周恩来在重庆组织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一共讲了十多次，一直讲到南方局整风全部铺开以后。1944年3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两次党史报告。在党的七大上，他结合研讨统一战线工作追忆党史。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不仅多次在有一定规模、相当层次的党的专门会议上作专题报告，还不失时机利用各种行业会议以及一些特殊场合进行党史宣传。1951年在给知识分子作报告时，围绕“立场问题”穿插讲党史。1971年4月和5月，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援外工作会议和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他先后会见代表、讲述党史，提出：“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同年8月，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演出时，他就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举办情况，向演出人员现场讲述当时党的历史和政策。
以亲历亲闻进行党史宣传
周恩来在党史宣传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点，以时事热点为视角，充分利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原历史真实，形象生动，让听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使党的教育具有精准之效。
周恩来1924年从欧洲回国后，就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此期间，他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国共合作的重大活动，与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有广泛接触和交往，对很多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都很了解。1943年在重庆，他现身说法，就这一时期国共关系情况作了专题报告。在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对党的六大的看法出现了热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因此，于1944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他的报告具有权威性，对形势与背景的交代依据充分，对会议成果及影响的分析可信可靠，对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报告。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有所接触，此后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密切交流中又身处一线，还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莫斯科、延安与莫斯科之间，与共产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他对两者关系的了解非常直接，感悟十分真切。报告以客观的历史站位，对共产国际三个时期的划分以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所作出的判断和评价，是令人信服、发人深省的。音乐舞蹈《东方红》通过歌舞的形式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创作需要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在指导创作的过程中，周恩来不止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他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
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
党史宣传的重要内容
党史是营养剂，也是清醒剂。回望历史并非无谓的“念旧”，而是为了审视过往的轨迹，发现亮点、澄清误区，为重新出发找准方向、积蓄力量。周恩来在多次党史宣传中，不是单纯地传播历史本来，而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史为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思想认识新的飞跃。
在1937年纪念建党16周年的报告中，周恩来充满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欧战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站在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成长起来，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同时系统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1943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围绕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详细过程，就特定时期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对国民党右派、中派所采取的三次“大让步”进行了冷静反思和深刻剖析。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用了较长篇幅专门讲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从“敌人、队伍和司令官”三个方面阐述了经验教训。
1964年10月，他在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对党的三大作风和三大法宝作了进一步诠释和倡导，并特别指出：“我们不仅看到1949年以前三大法宝起了决定性作用，建国以后15年依然如此”。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专门就党的历史教训作报告，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发生的历次“左”右倾路线错误形成的过程、造成的危害加以评价、论述和说明，使与会者从中得到感悟和警醒。
把客观真实作为党史宣传的生命线
对历史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凭想象演绎，更不能靠杜撰编造。对于党的历史，更应以真实的还原赋予其恒久的生命，以客观的评判彰显其厚重的价值。周恩来在党史宣传中始终把握求真原则，做到了史实精确、过程精细、评述精准。
他在1943年作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把错综复杂的党际关系、人物关系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在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前，周恩来考虑“对‘六大’的历史情况，有的我已记得不很清楚了，有的我已经忘记”，专门与在延安参加过六大的“有些同志谈了一下”，共同回忆，核实印证有关史实，确保报告内容的真实可靠。1971年5月，他在给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人讲解党的历史时，以公正客观、对历史負责的态度，对一些党史人物和事件作了中肯的评价，指出：“陈独秀对建党有功，不能抹杀”，同时对朱德率部上井冈山、长征途中叶剑英反对张国焘分裂等给予充分肯定。
除了讲演报告，周恩来对各种形式的党史宣传都以严谨审慎的态度严肃对待。1944年4月，他专门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就有关旅欧“少共”情况进行确认核实，指出“共二十三人，不是十三人”，并开列了所有人员名单及人生结局。1959年9月，他先后四次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亲自反复审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党史陈列。1971年8月，对一幅准备对外发表的画有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他作出批示：“这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1975年10月，在他病重住院期间，嘱咐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托王将此情况转达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在党史宣传中注重刀刃向内、
解剖自我
敢于正视历史，暴露自身不足和伤疤，毫不留情地刀刃向内、解剖自我，需要勇气和胆识。周恩来在党史宣传中经常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放进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总结教训中找准定位，追根溯源，作深刻的自我批评。
他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没有因为自己是会议的主要负责人而回避问题，在确认“‘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大’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并从三个“不认识”（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和一个“没有”（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作了深刻剖析。1945年4月，周恩来经过深入思考和实践总结，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统一战线》发言中对党的统一战线历史作了系统回顾和精辟分析。而在此过程中，他没有忘记对自身问题的检讨，坦诚地说，自己在此期间“犯了不少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并毫无保留地作了具体剖析，指出：“当时在武汉做领导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讲到南昌起义，他进行了冷静反思，指出：“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和检讨。
把照应现实作为党史宣传的落脚点
回望过去不单纯是为了留住记忆，回头看是为了向前走，现实需要是动因，有的放矢才能取得实效。周恩来在实践中，洞悉时势，把准不同时期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脉搏，适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史宣传。他每一次影响深远的党史宣传活动，都使当时的受教育者心灵产生了强烈震撼，甚至载入党的史册。
1937年7月1日，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推动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周恩来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1943年在重庆、1944年在延安，为了配合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先后作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并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五天报告。
1960年7月，在中苏严重对峙的背景下，周恩来用两天时间向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作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旨在告诉大家，不要因为当前国际共运中出现的问题而灰心。“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林彪事件爆发后，为了促使那些在思想上还没有同错误路线完全划清界限的领导干部及早觉悟，同时增强党中央的凝聚力，维护团结稳定的大局，1972年6月，周恩来连用五个晚上时间，给党政军高级干部作长篇报告，阐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路线斗争的真实经过，谈个人认识和责任，产生了示范影响作用。（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