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每一次去和来，都是一场拆除和重建。
　　七月底的傍晚，我在阳台上收衣服。抬眼望去，七点十分的天空呈现出沉静壮阔的金黄色，楼下的锦江在薄暮中缎带般闪亮。用手机拍下传上微博，很快有人问：姐姐是住在直升机上吗？
　　姐住 30楼，拍到的都是屋顶。
　　当时七月将尽，雨季也渐至尾声。很多个傍晚，我听着雷声滚滚，看着暴雨像鞭子一样抽打窗玻璃，心里满意地想，这个力度，才能跟深圳的台风有一比啊。
　　那是 2012年，我在 3月春天里离开居住了 20年的广东，举家搬迁来到成都。那时成都满城的花开得正好，桃花李花海棠花，从花树下经过时总会被花粉呛得喷嚏连连。全城人民像捱过旧社会迎来解放，倾巢出动到城郊的三圣花乡，看花，喝茶，打麻将，晒太阳。
　　七月下雨，八月炎热，很快就到了秋冬。那是我们客居成都的第一年，我开始学着适应陌生的家乡生活——否则，像我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师奶，操着一口烂熟的四川话，烫着欢腾的小火锅，啃着流油的麻辣兔头，心里却深情和任的问题，是我在深圳最大的心结。他在商场当空调销售员，那时我的收入已是他的七倍有余。任是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变得暴躁，经常和我吵架，后来干脆选择了不理不睬的冷暴力。
　　2006年，当任终于离开深圳，回家乡苏州发展时，我患上了抑郁症。我自幼父母离异，一直缺乏安全感，选择任也是因为他性格温和，但最终还是被“抛弃”了。我看起来和从前一模一样，内心却如沙堡般迅速崩塌。公寓离办公楼步行仅五分钟，我却控制不住每天迟到；我经常盯着窗口，想着有一天会不会跳下去。再后来，当我发现自己翻开一页书，每个字都认得，但反复阅读却无法了解其中含义时，我辞职了。
　　我以腱鞘炎为借口回到了家乡。我的确有腱鞘炎，不知道是不是心情影响，它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连碗都拿不起。奶奶让爸爸带我去成都检查，著名的华西医院有位教授是他的朋友。爸爸答应了，私下却对我说根本没必要。而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仅因为怀疑自己身高不能再长，他便专门带她去检查过。我的世界就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从小到大受的冷落、忽略，一直拥有的孤独、恐惧、绝望、自卑，在那个时刻完全被唤醒，湮没了我在深圳两年找寻到的所有自信。我背起包，离开了家乡。
　　这一站是北京。北京很像深圳，残酷却也理性，有浓厚的地域文化却也有着国际化的规则分明，有排外的本地人，却有更多在这城市立下足的异地人。这是所有一线城市的共同点，正因如此，才华和努力永远受尊重。
　　我在一家图书公司上班，收入不到深圳的一半，每月被迫“月光”。但这有什么啊，身边全是这样的朋友，我们可以每天花三四小时在公交、地铁上，也可以在周末一掷 180元去看一场人艺的话剧；我们可以吃最便宜的盒饭，也能不眨眼地在当当下单几百元的书。冬天，我和朋友们捧着刚出锅的糖炒栗子，去地坛赶庙会；夏天的夜晚，在南锣鼓巷吃蚵仔煎，讲鬼故事。
　　我没发现，自己已进入“治疗”模式了。在深圳时，我总是在为任付出，但在北京，我开始选择自己的穿衣风格，开始为自己做饭；在深圳时，我的好朋友就是同事，但在北京，我拥有了一个年龄、爱好、职业都跨度很大的朋友圈。
　　离开北京，是因为一场病。情绪和体质的双重低落下，我猛然发现，我爱这个城市，却无法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2009年底，我回到了家乡省城，成都。
　　成都离家乡很近，坐车仅两小时。几乎每个周末我地怀念着岭南的鲜虾云吞和萝卜牛腩，这让满街满巷的成都美食情何以堪。
　　离开深圳前，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守在家中清理物品，坐等租客上门，顺便为自己的人生做阶段性总结。该扔的扔，该送的送，该留下的装箱找德邦物流寄走。一个家能在十多年里积存多少物品？我快被自己吓坏。书柜深处甚至有更早前广州岁月的物证：大学的游泳证、备课本、饭票、北京路古籍书店淘来的算命书。
　　好在，有迁徙就有清理总结，就像有记忆才能展望未来。
　　3月仿佛是我的迁徙月。1999年，也是 3月，从广州搬来深圳的时候，我从未想到深圳也是个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在那之前，人年轻得紧，在广州混了一口城乡结合部的白话，每天趿着拖鞋到大学后门买菜买花，每周到广大路的明记肠粉铺吃一碟浇了烧鹅油的叉烧肠，快乐不知时日过。来到深圳，惊见街上各色人等都提着一口气在匆匆赶路，顿时水土不服。至于跟这座城市之间半推半就的握手言和，买房迁户口，落地生根，那是后话。
　　在成都，我零星做些工作，更多时间用来看书。30层高楼上视野开阔，阳光从清晨晒到黄昏 360度无死角，我喜欢坐在落地窗前，学着像一个真正的成都人一样晒太阳喝茶看书。这就是传说中的间隔年吗？这样的好日子在生命中不常有。我甚至有余暇去刷微博，围观不加 V老师跟方舟子缠斗；每晚准时打开电视，看四川人民最喜闻乐见的李伯清李老师在成都二台说书。
　　多年以来，我不敢相信自己能过惯轨道外的生活。我害怕长期在家会丧失斗志，没有追求，自闭，与社会脱节，变成一个一无用处的神经质怨妇。在成都，我发现情况比想象的更乐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