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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凤凰周刊》、《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周刊》、《黑龙江晨报》报道，据统计2013年超过150万人报名国家公务员考试，稳定的收入、可观的各项福利待遇，让公务员成为一个趋之若鹜的职业。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1.公职最大的亮点竟是“隐性福利”
据统计，2013年超过150万人报名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火的职位已近“万里挑一”。进入政府机关成为公务员，一直是各路求职者的热门选择。是什么让公务员成为一个趋之若鹜的职业？各地“透明”后的公务员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超出了原来外界的揣摩。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分析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企业成为市场独立主体的过程中，企业员工原本所享有的旧有的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被剥去，但是本该享有的新的福利制度却未完全建立。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却并未进行相应的改革，公务员的福利体系并未比过去发生多大变化，相反，这个群体却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
曾有媒体报道，某机关食堂一元钱就能吃饱吃好，能够吃到：“A餐：烧鸭、尖椒萝卜、菜心；B餐：花生焖猪手、尖椒萝卜、生菜，配汤是鸡骨草猪横脷汤”。有人讽刺说，公务员群体离“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仅有半步之遥了。
黑龙江大学教授石敏认为，这点福利对公务员来说只是“毛毛雨”。一个公务员职位能出现5000：1的竞争场面，人们看中了什么？无疑是看中他们手中拥有的公共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带来收入、地位、声誉等合法或非法的利益。
石敏说，在哈尔滨市寸土寸金的沿江地带，公务员小区正在建设，只有公务员才有资格购买这里的房子，各单位论资排辈，按照级别、工作年限等等分面积。2011年，在周围房价已达1万元/平方米的情况下，公务员小区的房价据称只需要4000多元，一时间，体制外的人都开始托关系找人，想要从体制内的人手里买房子。
中国现行的退休养老金“双轨制”也是公职令人垂涎的重要原因。如果仅就工资来说，公务员的待遇并不优厚，但是评判一个职业的福利待遇并不能只从工资的多寡来衡量，而是要综合其他方面的各种要素进行权衡。企业员工退休之后只能够从社会统筹中获得原来工资的1/3作为退休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相对企业职工而言，公务员不仅能够领取和在职时一样多的退休金，而且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不缴纳养老保险。
2.纳税人多养了多少公职人员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当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品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
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按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大量离退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
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接近20%。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3.高税收并未换来高质量公众服务
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然而让中国纳税人不解的是，中国老百姓以全球名列前茅的成本，供养了近6000万公职人员，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为何不尽人意呢？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國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人员浪费显而易见。
（摘自《新闻信息报》）B③
1.公职最大的亮点竟是“隐性福利”
据统计，2013年超过150万人报名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火的职位已近“万里挑一”。进入政府机关成为公务员，一直是各路求职者的热门选择。是什么让公务员成为一个趋之若鹜的职业？各地“透明”后的公务员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超出了原来外界的揣摩。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分析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企业成为市场独立主体的过程中，企业员工原本所享有的旧有的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被剥去，但是本该享有的新的福利制度却未完全建立。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却并未进行相应的改革，公务员的福利体系并未比过去发生多大变化，相反，这个群体却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
曾有媒体报道，某机关食堂一元钱就能吃饱吃好，能够吃到：“A餐：烧鸭、尖椒萝卜、菜心；B餐：花生焖猪手、尖椒萝卜、生菜，配汤是鸡骨草猪横脷汤”。有人讽刺说，公务员群体离“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仅有半步之遥了。
黑龙江大学教授石敏认为，这点福利对公务员来说只是“毛毛雨”。一个公务员职位能出现5000：1的竞争场面，人们看中了什么？无疑是看中他们手中拥有的公共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带来收入、地位、声誉等合法或非法的利益。
石敏说，在哈尔滨市寸土寸金的沿江地带，公务员小区正在建设，只有公务员才有资格购买这里的房子，各单位论资排辈，按照级别、工作年限等等分面积。2011年，在周围房价已达1万元/平方米的情况下，公务员小区的房价据称只需要4000多元，一时间，体制外的人都开始托关系找人，想要从体制内的人手里买房子。
中国现行的退休养老金“双轨制”也是公职令人垂涎的重要原因。如果仅就工资来说，公务员的待遇并不优厚，但是评判一个职业的福利待遇并不能只从工资的多寡来衡量，而是要综合其他方面的各种要素进行权衡。企业员工退休之后只能够从社会统筹中获得原来工资的1/3作为退休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相对企业职工而言，公务员不仅能够领取和在职时一样多的退休金，而且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不缴纳养老保险。
2.纳税人多养了多少公职人员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当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品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
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按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大量离退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
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接近20%。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3.高税收并未换来高质量公众服务
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然而让中国纳税人不解的是，中国老百姓以全球名列前茅的成本，供养了近6000万公职人员，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为何不尽人意呢？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國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人员浪费显而易见。
（摘自《新闻信息报》）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