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东平先生《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为作者专著比较中国城市文化而快慰欣喜。篇章与结构确有可以商榷讨论之处，但是，就像无数个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说法一般，那毕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是杨先生眼里的上海与北京，是他关于北京与上海文化精神的思考。又读唐振常先生《可比与不可比》文(《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谓“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城市，实是不可比的”，顿感难分是非。再读杨著与唐文，我以为唐文中的观点似可商榷。
　　可比与不可比实在是一个方法论的命题。人类学家斯旺森(Guyswangson)言：“ThinkingWith-out comparison is unthinkable.And in the absence of compari-son，so is all scientific thoughtand scientific research。”大意是说，没有比较的思考是难以想象的，在所有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中缺少了比较同样是难以想象的。“un-thinkable”在这句话中是一个非常传神的词，它与“thinking”在构词与韵律上形成对称；在词意上，“thinking”所表达的是一种动感，而“unthinkable”又意在这种动感的不可能发生或不可能继续；因此，把它译成“难以想象”实在是不能表达它在原文中的复杂含义。不管怎么说，斯旺森的言下之意是说，比较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因素。
　　严格地说，科学研究中没有可比与不可比的问题，问题只是可比性有多大、比什么、怎么比法(包括在什么层次上、从什么角度进行比较)以及比较的结果有多大意义等等，如许光教授之美国人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比较(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九；按唐文的逻辑，中国人只可与埃及人比，而美国人则找不到比较的参照系)、尾崎茂雄关于日本人与美国人的比较(渤海湾出版社，一九八八)。以中国文化比较为例，中国当代可与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进行比较、某些阶层的文化可与另一些阶层比较、甲地可与乙地比较、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等等。简而言之，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理想类型，普兹沃斯基(AdamPrzeworski)和图恩(Henry Teune)把它称之为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层次。其一是系统层次的或者说是宏观社会层次的，另一是系统内部层次的或者说是微观层次的。如果要寻求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比较研究所要求的是，宏观层次上的差异性(变量)应该可以解释不同宏观系统之间在微观层次上的关系。换言之，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任何尺度，比较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只是任何尺度的比较都应该在更为广阔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并在比较的层次上获得解释。
　　貌似复杂，其实，无论哪个层次的比较，其目标的理想类型无外乎两种，一是求同，一是求异。异和同在比较的意义上并非截然对立，二是互为印证。譬如，上海之不同于北京，特别是近代以来，两城市的基本特征的分野(通常而言：上海是一座商业性的城市，北京则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类)，是基于他们同为中国文化熏陶下的城市，同处在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风云变幻之中。对于异和同的处理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方法是对异同之间进行功能解释和因果解释。宏观与微观、异与同、因果与功能共同构成了比较研究的万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