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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英文为ThinkTank，指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研究服务的机构，其功能包括为政府提供决策研究咨询、为企业提供发展战略咨询等诸多服务。
譬如，招商引资是城市经济建设的重要源动力，在规划招商、孵化招商、资本招商方面，智库往往能提供大量配套服务很多科技企业具备技术优势，但在战略选择、市场拓展方面缺乏有效路径，智库也可予以支持。
支点财经调研发现，中国智库发展呈现出“官办、半官方智库为主，民间智库为辅”的发展态势。而以券商研究所为代表的企业智库，是我国建设高端智库过程中的重要后备力量。
国内态势：官办、半官方智库为主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研究人员，张晓欢曾参与过国家智库相关政策的起草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评审工作。 “智库概念起源于西方，但国内智库跟西方智库的发展路径及现状存在很大差异。”张晓欢对支点财经说。
智库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后形成行业，90年代后被视为公共事务决策研究与咨询的重要一环。在此期间，美国兰德公司、日本野村证券旗下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智库大都属于民间机构，以企业化模式运作。
在中国，智库则呈现出“官办、半官方智库为主，民间智库为辅”的发展态势：官办智库包括党政机关、党校行政学院等部门成立的智库;半官方智库包括社科院、高校、科研院所类智库;民间智库包括企业智库、社会智库。
目前，内地有25家智库获批“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支点财经从中选择了3个案例，进一步阐释这三类智库的特色所在。
国研中心是“官办智库”代表。“十二五”期间，国研中心平均每年报送各类调查研究报告500余份，对制定国家有关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则是“半官方智库”代表。该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高校系统最早成立的国际法学研究机构之一。武汉大学一位参与智库建设的教授告知支点财经，除决策研究咨询外，高校智库往往还需承担教学、理论研究类工作，甚至以后者为主。
企业智库，是民间智库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中唯一的企业智库，是中石油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决策支持机构。
纵观全球，麦肯锡、阿里研究院、野村综合研究所等企业智库的工作重心，均放在企业客户方面。基于对市场情况的了解，上述机构在涉足政府决策研究咨询时，也能提出不少兼具问题导向、务实管用的建议。
“企业智库起步时一般以自身利益为首要考量，但输出观点时也必然会对政策有促动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对支点财经说。
智库建设进入“快车道”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调动新的增长潜能的门槛已显著提高，社会各方对决策研究咨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央公开文件中，首次出现关于智库的表述。
此后，国内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向支点财经表示，2013年至今，各省、各高校新成立的智库超过300家。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着手推动智库发展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的制定。201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将企业智库单列为智库类型之一。
“相较于其他智库类型，企业智库是我国智库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但也是国家智库建设层面重点支持的对象，是‘最大增量’所在。”张晓欢说。
《意见》为企业智库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除国有企业持续兴办智库外，大批民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已成为企业智库的建设主体。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8中国智库与报告》罗列的全国509家智库中，有36家为企业智库，占比达7.1%。
支点财经发现，阿里巴巴、腾讯、恒大等大型企业建设智库的动力不仅来源于政策推动，更源于企业刚需。
企业初创期，管理层更易掌控企业，但随着规模扩大，决策者面临的复杂情况往往会让人深感棘手，需要智库提供决策参考。与寻找“外脑”相比，内部智库研究成果更贴近实际，有利于公司知识产权的保护，并能持续提供服务。同时，企业智库还能通过对外合作，成為连接企业与政府、社会的桥梁。譬如通过输出成果，为行业发展争取优惠政策、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从人事安排方面看，不少大型企业智库负责人多由公司副总裁兼任，这样既提升了智库在企业内部的地位，又有助于发挥内部协调作用。
寻找高端智库后备军
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建设50至100个高端智库。试点目的，则是总结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建设经验。
一个月后，25家智库成为首批试点单位，前文涉及的国研中心、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都位列其中。
“高端”一词，恰恰抓住了中国智库发展的关键。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组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显示，2018年中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印度。但从质量标准来看，中国智库发展水平与经济体量还不够匹配。全球智库Top20中美国包揽10个，其次是德国、英国和日本，无中国智库。彼时，中国GDP仅次于美国，约占全球GDP比重的15.9%。
张晓欢表示，做强高端智库，要优化存量，更要做大增量， “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做大高品质企业智库，尤其是市场化的企业智库”。
从《全球智库报告2018》的排名看，中国的高端企业智库已在全球崭露头角——阿里研究院在中国入选智库中排第15名，位列中印日韩区域智库榜单第70位。 该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是依托阿里巴巴集团，以开放、合作、共建、共创的方式打造的新型商业知识平台，主要聚焦于商业领域。成立以来，阿里研究院与大量知名学者、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出多个创新型数据产品、大量优秀信息经济领域研究报告，以及数干个经典小企业案例。
除服务商业客户外，阿里研究院还深层次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之中。譬如，2015年底，商务部启动“十三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研究工作，阿里研究院作为专业研究机构被列入编写工作组。
“阿里研究院依托于阿里巴巴的巨额投入、数据系统，而且贴近消费者及企业，对行业变化极其敏感，最终产生了大量实用性报告。”张晓欢说。券商研究所：新的后备力量
除阿里研究院外，还有哪些企业智库值得重点期待？
国研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多位被调研对象均表示，以券商研究所为代表的企业智库，是建设高端智库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该观点已有案例支撑——由野村证券内设部门蜕变的野村综合研究所在《全球智库报告2018》的亚太智库排名中位列第63，在营利性智库中排名第二。 “券商研究所做的研究更多是出于业务考量，但客观上也会对公共政策构成影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说。
从现实案例来看，部分国内券商研究所渐渐从主要服务公募基金，蜕变为服务企业及区域经济发展， “智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总部位于武汉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是国内最早提出将研究所打造为“高端产业研究智库”，并已具备相关成效的证券公司。
自2016年10月天风证券研究所正式组建以来，其研究范围覆盖宏观经济、投资策略、固定收益、金融工程、行业及公司研究，服务对象已从公募基金扩大到上市公司、银行、保险、政府、产业投资者等领域。
“研究所一边对接产业、一边对接资本，将二者串联，能实现各种资源的嫁接和整合。”天风证券副总裁、研究所所长赵晓光对支点财经说。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所还承担了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业务，提供共建地方智库、产业规划研究、招商引资咨询等服务。 “这些中宏观层面的新型业务与传统业务不会背离，反而会互相促进，因为最好的资产一定与产业趋势紧密相关。”赵晓光对支点财经说。
与其他智库相比，券商研究所与各类社会经济组织深度接触，能充分洞察产业需求。譬如，不少传统智库研究都侧重于对过往经济现象的梳理，但券商研究所无论微观还是中宏观层面，都会以前瞻性、实用性研究为主。
例如，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推出“熔断”制度，争议极大。 “券商研究所如果能提前深度参与，向决策层提供源于实践、客观而有效的建议，可能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结果。”张晓欢说。
随着中央部委、各级政府与各类智库频繁互动，券商研究所在决策研究咨询中的作用有望进一步强化。张晓欢说： “天风证券研究所具备资金投入、数据积累、研究能力等特点，有打造类似阿里研究院这类优质智库的可能性。”
野村综合研究所：诞生自证券公司的国际智库
野村综合研究所前身为1906年成立的日本野村证券调查部，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在《全球智库报告2018》营利性智库中位列第二。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方面的矛盾日渐突出，“智库热”开始出现。10年间，陆续诞生了100多家智库。彼时，野村证券调查部承接的各类商业委托项目越来越多，为高效完成课题研究，调查部借鉴欧美智库经验，形成了系统化的调研体系。
1965年4月1日，调查部从野村证券分离，成为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所不仅专注金融领域，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随着影响力日益扩大，研究所在政府决策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譬如1977年，日本政府根据其研究报告提出电视机出口鼓励政策，在外贸领域獲得巨大成功。
1980年，野村综合研究所收入达76亿日元，实现收支平衡。1988年1月，野村综合研究所将野村IT公司并入，成为兼顾调研、IT服务功能的智库。
经过几十年发展，野村综合研究所已成为全球智库中的佼佼者。Wind资讯显示，2018年该研究所营业收入达47亿美元，营业利润达7亿美元。目前，该研究所在职员工数超过1万人。员工背景丰富，是来自经济、管理、商业、医学、信息工程学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才。
绩效考核方面，野村综合研究所对研究人员的评价，主要基于业绩、能力，打破了日本企业长期以来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按资排辈的旧规。
组织结构方面，野村综合研究所设有东京总部、镰仓总部，前者主要负责金融证券业务，后者负责国内外政府、公共团体、企业的委托研究课题。基于双总部策略，野村综合研究所一方面成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商业项目的“智囊团”，一方面也成为日本政府制定政策、战略的重要咨询机构。
迄今为止，野村综合研究所深度参与了大量日本政府重要研究课题和政策制定过程，为政府出台政策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为适应日本经济对外发展需要，野村综合研究所还大力拓展海外咨询业务，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譬如，招商引资是城市经济建设的重要源动力，在规划招商、孵化招商、资本招商方面，智库往往能提供大量配套服务很多科技企业具备技术优势，但在战略选择、市场拓展方面缺乏有效路径，智库也可予以支持。
支点财经调研发现，中国智库发展呈现出“官办、半官方智库为主，民间智库为辅”的发展态势。而以券商研究所为代表的企业智库，是我国建设高端智库过程中的重要后备力量。
国内态势：官办、半官方智库为主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研究人员，张晓欢曾参与过国家智库相关政策的起草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评审工作。 “智库概念起源于西方，但国内智库跟西方智库的发展路径及现状存在很大差异。”张晓欢对支点财经说。
智库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后形成行业，90年代后被视为公共事务决策研究与咨询的重要一环。在此期间，美国兰德公司、日本野村证券旗下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智库大都属于民间机构，以企业化模式运作。
在中国，智库则呈现出“官办、半官方智库为主，民间智库为辅”的发展态势：官办智库包括党政机关、党校行政学院等部门成立的智库;半官方智库包括社科院、高校、科研院所类智库;民间智库包括企业智库、社会智库。
目前，内地有25家智库获批“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支点财经从中选择了3个案例，进一步阐释这三类智库的特色所在。
国研中心是“官办智库”代表。“十二五”期间，国研中心平均每年报送各类调查研究报告500余份，对制定国家有关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则是“半官方智库”代表。该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高校系统最早成立的国际法学研究机构之一。武汉大学一位参与智库建设的教授告知支点财经，除决策研究咨询外，高校智库往往还需承担教学、理论研究类工作，甚至以后者为主。
企业智库，是民间智库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中唯一的企业智库，是中石油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决策支持机构。
纵观全球，麦肯锡、阿里研究院、野村综合研究所等企业智库的工作重心，均放在企业客户方面。基于对市场情况的了解，上述机构在涉足政府决策研究咨询时，也能提出不少兼具问题导向、务实管用的建议。
“企业智库起步时一般以自身利益为首要考量，但输出观点时也必然会对政策有促动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对支点财经说。
智库建设进入“快车道”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调动新的增长潜能的门槛已显著提高，社会各方对决策研究咨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央公开文件中，首次出现关于智库的表述。
此后，国内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向支点财经表示，2013年至今，各省、各高校新成立的智库超过300家。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着手推动智库发展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的制定。201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将企业智库单列为智库类型之一。
“相较于其他智库类型，企业智库是我国智库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但也是国家智库建设层面重点支持的对象，是‘最大增量’所在。”张晓欢说。
《意见》为企业智库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除国有企业持续兴办智库外，大批民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已成为企业智库的建设主体。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8中国智库与报告》罗列的全国509家智库中，有36家为企业智库，占比达7.1%。
支点财经发现，阿里巴巴、腾讯、恒大等大型企业建设智库的动力不仅来源于政策推动，更源于企业刚需。
企业初创期，管理层更易掌控企业，但随着规模扩大，决策者面临的复杂情况往往会让人深感棘手，需要智库提供决策参考。与寻找“外脑”相比，内部智库研究成果更贴近实际，有利于公司知识产权的保护，并能持续提供服务。同时，企业智库还能通过对外合作，成為连接企业与政府、社会的桥梁。譬如通过输出成果，为行业发展争取优惠政策、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从人事安排方面看，不少大型企业智库负责人多由公司副总裁兼任，这样既提升了智库在企业内部的地位，又有助于发挥内部协调作用。
寻找高端智库后备军
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建设50至100个高端智库。试点目的，则是总结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建设经验。
一个月后，25家智库成为首批试点单位，前文涉及的国研中心、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都位列其中。
“高端”一词，恰恰抓住了中国智库发展的关键。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组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显示，2018年中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印度。但从质量标准来看，中国智库发展水平与经济体量还不够匹配。全球智库Top20中美国包揽10个，其次是德国、英国和日本，无中国智库。彼时，中国GDP仅次于美国，约占全球GDP比重的15.9%。
张晓欢表示，做强高端智库，要优化存量，更要做大增量， “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做大高品质企业智库，尤其是市场化的企业智库”。
从《全球智库报告2018》的排名看，中国的高端企业智库已在全球崭露头角——阿里研究院在中国入选智库中排第15名，位列中印日韩区域智库榜单第70位。 该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是依托阿里巴巴集团，以开放、合作、共建、共创的方式打造的新型商业知识平台，主要聚焦于商业领域。成立以来，阿里研究院与大量知名学者、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出多个创新型数据产品、大量优秀信息经济领域研究报告，以及数干个经典小企业案例。
除服务商业客户外，阿里研究院还深层次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之中。譬如，2015年底，商务部启动“十三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研究工作，阿里研究院作为专业研究机构被列入编写工作组。
“阿里研究院依托于阿里巴巴的巨额投入、数据系统，而且贴近消费者及企业，对行业变化极其敏感，最终产生了大量实用性报告。”张晓欢说。券商研究所：新的后备力量
除阿里研究院外，还有哪些企业智库值得重点期待？
国研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多位被调研对象均表示，以券商研究所为代表的企业智库，是建设高端智库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该观点已有案例支撑——由野村证券内设部门蜕变的野村综合研究所在《全球智库报告2018》的亚太智库排名中位列第63，在营利性智库中排名第二。 “券商研究所做的研究更多是出于业务考量，但客观上也会对公共政策构成影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说。
从现实案例来看，部分国内券商研究所渐渐从主要服务公募基金，蜕变为服务企业及区域经济发展， “智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总部位于武汉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是国内最早提出将研究所打造为“高端产业研究智库”，并已具备相关成效的证券公司。
自2016年10月天风证券研究所正式组建以来，其研究范围覆盖宏观经济、投资策略、固定收益、金融工程、行业及公司研究，服务对象已从公募基金扩大到上市公司、银行、保险、政府、产业投资者等领域。
“研究所一边对接产业、一边对接资本，将二者串联，能实现各种资源的嫁接和整合。”天风证券副总裁、研究所所长赵晓光对支点财经说。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所还承担了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业务，提供共建地方智库、产业规划研究、招商引资咨询等服务。 “这些中宏观层面的新型业务与传统业务不会背离，反而会互相促进，因为最好的资产一定与产业趋势紧密相关。”赵晓光对支点财经说。
与其他智库相比，券商研究所与各类社会经济组织深度接触，能充分洞察产业需求。譬如，不少传统智库研究都侧重于对过往经济现象的梳理，但券商研究所无论微观还是中宏观层面，都会以前瞻性、实用性研究为主。
例如，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推出“熔断”制度，争议极大。 “券商研究所如果能提前深度参与，向决策层提供源于实践、客观而有效的建议，可能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结果。”张晓欢说。
随着中央部委、各级政府与各类智库频繁互动，券商研究所在决策研究咨询中的作用有望进一步强化。张晓欢说： “天风证券研究所具备资金投入、数据积累、研究能力等特点，有打造类似阿里研究院这类优质智库的可能性。”
野村综合研究所：诞生自证券公司的国际智库
野村综合研究所前身为1906年成立的日本野村证券调查部，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在《全球智库报告2018》营利性智库中位列第二。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方面的矛盾日渐突出，“智库热”开始出现。10年间，陆续诞生了100多家智库。彼时，野村证券调查部承接的各类商业委托项目越来越多，为高效完成课题研究，调查部借鉴欧美智库经验，形成了系统化的调研体系。
1965年4月1日，调查部从野村证券分离，成为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所不仅专注金融领域，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随着影响力日益扩大，研究所在政府决策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譬如1977年，日本政府根据其研究报告提出电视机出口鼓励政策，在外贸领域獲得巨大成功。
1980年，野村综合研究所收入达76亿日元，实现收支平衡。1988年1月，野村综合研究所将野村IT公司并入，成为兼顾调研、IT服务功能的智库。
经过几十年发展，野村综合研究所已成为全球智库中的佼佼者。Wind资讯显示，2018年该研究所营业收入达47亿美元，营业利润达7亿美元。目前，该研究所在职员工数超过1万人。员工背景丰富，是来自经济、管理、商业、医学、信息工程学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才。
绩效考核方面，野村综合研究所对研究人员的评价，主要基于业绩、能力，打破了日本企业长期以来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按资排辈的旧规。
组织结构方面，野村综合研究所设有东京总部、镰仓总部，前者主要负责金融证券业务，后者负责国内外政府、公共团体、企业的委托研究课题。基于双总部策略，野村综合研究所一方面成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商业项目的“智囊团”，一方面也成为日本政府制定政策、战略的重要咨询机构。
迄今为止，野村综合研究所深度参与了大量日本政府重要研究课题和政策制定过程，为政府出台政策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为适应日本经济对外发展需要，野村综合研究所还大力拓展海外咨询业务，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