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关于汪藩和任焕章的这个题目，迟疑了好长时间没有动笔。原因是一直找不到入笔的切入点，看不清他们艺术创作的鲜明特色。后来我发现，没有特色正是他们的特色。汪藩和任焕章，还有一批浅绛名家，比如罗炀谷、梅峰樵、万子铭、陈子常等，他们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继承者，他们所秉持的那种不偏不倚、平和圆融的中庸之美，正是中国儒家精神的本质体现。
　　汪藩和任焕章都是涉猎题材广泛、书画俱佳的浅绛大家，大致活跃于同治晚期至光绪晚期，以光绪中期为盛。他们的年龄应该稍晚于金、王，与程门仿佛，是光绪御窑画师中承上启下的人物。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鸟草虫，都信手拈来，无不如意。他们的画笔，既不片面追求那种汪洋肆意、激情喷射的落拓潇洒，也不似一般工笔画师的精雕细琢，而是不激不厉，徐徐写来，自然天成。他们的意境，既不过于追求清幽冷寂、萧散旷远的出尘超世，也不同于一般世俗的华丽浓艳，而是清新自然，清丽可人。他们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亲切和蔼，笑容可掬，让人没有丝毫的生疏感和距离感。品读他们的作品，不会热血激动，也不会空寂落没，而是怡然进入一种悠闲自足、轻松愉悦的状态，这是一种东方人特有的满足和快乐。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自然、情与景、主体与客体、心源与造化、内根与外境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作为崇尚中庸的儒者，更认为人与自然间并无绝对的分歧，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生理想就是天人和谐。只有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才能真正达到一种完满和理想的境界。他们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看不到或者宁肯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的一面，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只能看到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一派和谐融融，这也是在儒家治世的理想秩序之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艺术追求上，儒家以中正仁和为至境。这意味着他们的审美活动更强调对立双方的相融相合。比如关于“文”与“质”的关系，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强调文与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明代胡应麟盛赞汉代诗为“质中有文、文中有质，浑然天成，绝无痕迹，所以冠绝古今”，而批评晋宋诗文是“文盛而质衰”，齐梁诗文是“文胜而质灭”。到清代刘熙载仍坚持“质文不可偏胜”的主张。再如在形神关系的问题上，更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例如五代欧阳炯在《益州名画录》中就说“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此外，情景关系中有“情景交融”论、“情生景、景生情”论；情理关系中有“思无邪”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虚实关系中有“虚实相生”论、“化虚为实”论、“化实为虚”论；意境关系中有“意与境浑”论和“思与境偕”论……所有这些，都是强调审美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相融相合。受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画家总是追求把意与象、雅与俗、清与浊、浓与淡、隐与显、繁与简、圆与方、拙与巧、疏与密、真与幻、藏与露、动与静、法与才、清空与质实、阳刚与阴柔、豪放与婉约、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等对立的美学范畴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自足圆融的艺术世界。他们的审美视野里没有惊心动魄的风云际会、黑云压城，没有让人望而生畏的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只有一个“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时、四时合其序”的理想化的自然，并且可以从中获得对生命终极意义的瞬间感悟。
　　在雅昌论坛见到过汪藩精心创作的一对山水瓷板。这件作品与其说是对人间美景的描述，不如是描绘了儒家心目中理想的神仙境界。两个基本对称的画面里，青山逶迤，润泽姿媚，渌水明澈，悠然远去，柳枝拂拂，桃花灼灼，小桥横水，轻舟抵岸。在一片用轻熟笔墨勾勒的空灵的山水背景之上，用清淡鲜嫩的草绿、翠绿、粉红、靛蓝等点缀其间，使整个画面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山之苍与树之秀，水之活与石之固，构图之饱满与意境之空灵，前景之真切与背景之深远，格调之高古与渲染之明丽，和谐地统一于尺幅之间，让人感到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人在这样的景色之中，或悠然垂钓，或捧书而读，或杖藜而行，岂不乐哉!
　　汪藩、任焕章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强人侵、百姓涂炭的战乱年代。即使是象牙塔里的艺术家，也不可能不感受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但是，儒家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严酷的社会现实再现于自己的笔底。他们所沉浸的依然是儒家理想中的那个天人合一、陶然自足的世界，而且从这个世界里感受到快乐和满足。在我们指责他们脱离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不免叹服艺术大师那种诗意的智慧，也就是用一种艺术化的诗性的思维，让自己由人达天，超越现实，享受至乐。
　　艺术的本质是给人们带来享受。无论艺术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无论艺术这匹“马”套在通向哪里的车子上，它都要通过给人带来愉悦而达到目的。我们所以说这种由人达天的“诗性”是一种智慧，因为他确实是人通往快乐的一种手段和渠道。《中庸》说：“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都是强调通过深切的内心体验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最高境界。庄子直接标举“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并把这种境界称为“天乐”境界、“至乐”境界，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在宋代理学中，这种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也被转化成为一个特殊的理学范畴：“乐”。所谓“乐”，可以看成是天人合一的审美结晶，即人与自然合一的情感体验结晶，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圣人之乐、贤人之乐，亦即个体精神生活中的至乐与人生的终极目标之所在。朱熹《秋日偶成》诗云：“闲来无时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正是对儒家审美理想进而转化为人生理想的一个生动的诠释。这种诗性的智慧虽然古老却并不过时。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物质发达，消费泛滥，但是快乐和满足依然稀缺如凤毛麟角。让我们不得不对简单而快乐的古人产生一种由衷的羡慕。
　　宁波的高堂清雄先生，藏有任焕章创作的大瓶一对。瓶一面人物一面花鸟。人物一面，看画意一为米芾拜石，一为陶潜采菊，都是儒家所乐道的典故。值得关注的是，米芾和陶潜在任焕章的笔下，既没有傲世独立的张狂癫痴，也没有孤高出尘的萧散落寞，而是充满一种与天地熔融相处的悠然乐趣，这正是儒家人生理想的艺术体现。另一面的花鸟，工写兼备，收放自如，设色丽而不俗，清而不冷，栩栩如生，浑然天成，体现了画家扎实的绘画功底和平和自如的创作心态。
　　许多早期浅绛画师，他们都是山水、人物、花鸟、虫草无一不精。似乎无论什么题材，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什么障碍。而他们最让我们着迷的东西，不是他们所描绘的对象是什么，而是在他们一笔一画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夺人的气韵，这正是浅绛文人画师所独有的特殊魅力。中国古代元气论美学，推崇气势，标举气韵，崇尚空灵，追求超越物象的“象外之境”。在浅洚瓷画作品中，这种象外之境，正是借助画家对笔锋的熟练运用，去展现宇宙本体之元气律动和画家主体的生命活力，并以有限的物象去展现本真世界的无限意蕴。这也是为什么早期浅洚大师都是名副其实的书法高手。汪藩、任焕章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两人都是楷、隶、草、行、篆兼擅的书法大家。汪藩的书法，骨力洞达，结构谨严，体势宏伟，气脉顺畅，又不失隽秀儒雅本色，是浅洚画师中的佼佼者之一。任的书法与同代书法大家何绍基有神合之处，笔力遒劲，绵里藏针，深得“画沙”、“屋漏”之妙。
　　在南昌收藏家段步仁先生和沧州张庆先生处，笔者分别见到了汪藩创作的八条屏套板和任焕章创作的四条屏套板。汪藩的套板共计48块，其中包含8块山水，8块人物，八块花鸟，16块书法，8块摹古文字，可谓诗书画印俱全，极其壮观。任焕章的套板共计24块，包含山水、高士、仕女、花鸟、博古、瑞兽各4块。两套瓷板皆是画师倾注心血的精品之作。在浅洚瓷器中，这样大规模的套板并不多见，只有—人多能的高手偶一为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套瓷板就是两个浓缩的艺术宝库，代表了两位浅洚大师的综合艺术修养和骄人的创作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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