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开辟了广播电视对公共领域介入的第三种形态——娱乐化形态。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非诚勿扰》在讨论平台、参与主体，以及理性批判的精神等层面已经具备了媒介公共领域的一些重要特征，尽管其在娱乐化浪潮中面临“异化”的压力，但仍提供了公共领域存在的一种新可能。
【关键词】媒介公共领域电视节目非诚勿扰
我国广播电视节目对公共领域的介入通常存在三种形态：一是舆论监督形态，即以新闻媒体为主体，通过新闻调查与批评报道对公共权力实施监督，以《焦点访谈》等为代表；二是论坛形态，即借助虚拟的、受众参与式的广播电视论坛，探讨公共话题，吸纳社会意见，与权力部门对话，以《实话实说》等为代表；三是娱乐化形态，即在广播电视公共领域中植入一定的娱乐元素，寓“言”于乐，江苏卫视的现象级栏目《非诚勿扰》堪称此形态之代表。
一、《非诚勿扰》对媒介公共空间的另类建构
《非诚勿扰》始播于2010年。该节目以相亲为形式，融合速配、访谈、才艺表演、真人秀等多种形态元素，更接近于综艺娱乐节目。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必须具备特定的讨论平台、参与主体，以及理性批判的精神，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共领域空间。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将《非诚勿扰》热闹喧嚣、光怪陆离的娱乐外衣剥离，一个关乎城市、关乎社会、关乎公共利益和时代记忆的电视公共领域便会清晰浮现。
1、讨论平台：由“人生”观照“民生”
广播电视公共领域的起点在于一个可供公众充分参与、交流的平台。在这里，“世界看起来普通、世俗、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近、了解、熟悉、辨别、理解、分享和交流。每个人都可以谈论”①。说《非诚勿扰》建构起一个另类的公共领域，是因其不仅仅提供娱乐或服务，更提供了话题讨论的场域。“节目形式上是交友，实际上却是借助交友这个节目形式来形成对大家谈话的一个刺激，在现场产生各种观念价值的碰撞，激荡出思想的火花，这种话题往往对人对己都能形成某种触动。”②
在世界各地，相亲都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交往活动。为与未来可能的伴侣深入了解，必须进行充分的沟通，因此，谈话成为相亲活动的主要互动方式。在形式上，《非诚勿扰》采取24位女嘉宾与1位男嘉宾提问应答的方式展开；节目现场另有主持人孟非和两位点评嘉宾随时介入讨论。至于谈话的话题，大多由男嘉宾的介绍短片引出，涉及职业、兴趣、过往经历等。谈婚论嫁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话题，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由婚恋生发开去，小可及人生故事，大可至国计民生。比如，说起一个可乐瓶，便可能激发关于社会环保现状的讨论；有人说喜欢飙车，就可能联系到“70码”；有人说希望生三个孩子，便难免关注到计划生育政策。这个节目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让人们看到生活的真实状态。就像一位老华侨讲的，“我在海外生活了30年，这个节目，让我们这些在海外漂泊的华侨真正能够看到祖国的变化和祖国人们的现状。”③
不难看出，《非诚勿扰》是一个讨论平台，是一个由对话组成的、能够形成公共舆论的特殊交往空间。因此，在形态上，它更类似于一档关于人生与社会的谈话节目，它为社会提供丰富的话题，并诱发观众的理性思考。因此，可以认为它“创造了一个没有空间限制的新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不一定限制在对话中，它也向无限多的个体开放，甚至于个体只要呆在家中的私人空间里就行了。”④从“人生”到“民生”，那些具体而微的市井言谈彰显了节目的公共性，赋予其远远超过相亲活动本身的社会价值。
2、参与主体：由私人领域折射公共领域
现代传媒既是启蒙的中介，又是公众讨论批判的延伸，它将公众引向话题的讨论，并且将讨论的结果反馈给公众，促进个体间的沟通交流。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由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组成。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特质：一方面他们是独立、平等的个人，因此不存在利益集团或多数压制：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是符合一定教育、收入条件的市民阶层，敢于并善于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的个性观点和不同意见。
《非诚勿扰》的男嘉宾轮番出场，而女嘉宾相对固定。从其职业、经历和个性特点来看，显得十分多样化，由于她们常常语出惊人，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现实生活中，相亲交友是相对私人的行为，这与“真人秀”有所不同。对于站在《非诚勿扰》舞台上的这群人来说，社会角色远远超过了家庭成员的角色，男女嘉宾从事五花八门的职业，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参差不齐的年龄，可以说，每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符号意义。现代传播介入私人领域的后果便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融合”，这一点在以往真人秀节目中已有充分体现。在现代城市，孤单的个人内心领域为社会力量填充和塑造，从而使个人内心领域变成“伪私人领域”。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正逐渐失去经济功能、保护功能和塑造个人内心的力量。因此，个人独立性越来越强，家庭成员成为形单影只的个人或数个人的组合，这和“真人秀”中群聚一堂的男男女女非常类似。
在镁光灯下，摄像机前，很难再有私密的相亲活动；为了博得主持人、观众和对方的关注，“出位”言行时有发生。一个显露的趋势是，尽管公共领域“理性匿名自我”和私人领域“情绪真实自我”的区分仍十分明显，但公私领域的严格划分已开始瓦解，私人领域逐步走向政治化和商品化。在节目中，一些原本相亲时私聊的话题，如“剩女”、“啃老”、“婆媳矛盾”、“421家庭”、“月光族”、“蜗居”、“蚁族”、“房奴”等，因其代表了当代城市年轻人的普遍心声，能够引发社会“共鸣”而成为舆论热点。开放、活跃且相对自由的参与主体使《非诚勿扰》呈现出与现实中相对私密且个人化的相亲活动完全迥异的面貌。
3、批判价值：由观点碰撞转向理性表达
在“意见的超级市场”，公共空间理当成为人们表现其主体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批判性的关键领域。作为公共领域和“真人秀”的《非诚勿扰》，“不但反映了业已存在的态度和情绪，还为这些态度和情绪体勾勒一个宣泄的场所”⑤，各种行为习惯和意见观点的碰撞便在所难免。《非诚勿扰》在嘉宾选择和现场把控上的宽容度为观点碰撞和“不同意见者”存在提供了机会。孟非说：“我们只是多提供了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看问题的方式，而不是轻易下结论。”“在一些可以讨论的领域，当某些会引发碰撞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在这个节目中呈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平等讨论，积极引导”⑥。开播初年，女嘉宾马诺爆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言语，“富二代”刘云超则以玩证券、飙车、打高尔夫球等经历炫富。这些原本属于私域的话语因蔓延到公共领域而备受争议。其实，“媒体实现多元对话的原则在于‘容纳’不同意见者，更开放的呈现反对或挑战权威的意见，免除排他性的霸权心态，尊重并凸显不同社群的立场。”⑦《非诚勿扰》以抛砖引玉式的引导，形成了社会话题另类表达和对话交流的特殊场域，在这里，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形形色色的观点碰撞而一一呈现。无论是拜金女，还是炫富男，其出位的话语对于媒体声音来说显得“离经叛道”，却常常是现实社会的投射，是现实生活中私人领域的相亲活动普遍关注的议题，因此，其更易唤起观众的心理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微观真实的“异见”表述构成了对既往中国一元话语体系的反叛，体现出《非诚勿扰》这个另类公共领域独特的批判价值。 二、娱乐时代媒介公共空间的“异化”压力
泛娱乐化是后现代社会一道引人注目的媒介景观。在消费文化日趋强势的当下，娱乐已成为城市人群重要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娱乐文化，视听媒体强调的快感、游戏、互动和体验的特征迎合了消费者欲望宣泄的需要。在这种生产理念的支配下，新闻、社教、服务类节目无不呈现娱乐化特征，媒介公共空间难免变身为娱乐秀场。受资本逐利性和大众文化娱乐狂欢本性的双重驱动，媒介公共领域时刻面临“异化”的压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应是民主、平等讨论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空间，而在娱乐元素融入之后，一些媒体也出现了过分追求平面化、市民化、大众化的现象，放弃其作为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导致理性反思缺失、批判话语弱化、知识分子淡出，电视荧屏越来越沦为一种“伪公共领域”。例如，《非诚勿扰》在开播一段时间之后，便为迎合收视率而放纵嘉宾言论，虽为“少数派意见”提供了宽容的表达平台，但原本相对理性的对话空间也存在沦为“出位”言论舞台的危险。一些嘉宾为求一言惊人、一语成名，放纵自己爆出夸张、激烈的歪谈、怪论、诳语，进行无底线的调侃，各种吸引眼球的择偶观点和怪诞行为相继出现。其结果是国家广电总局于2010年6月下发文件，对婚恋交友节目中的涉性低俗内容和传递拜金主义等非主流价值观、婚恋观的行为进行整治。
《非诚勿扰》是娱乐包装下的对话空间，也是折射现实、沟通社会的娱乐秀场。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公共领域有两个重要的指标：质量——理性、批判性话语的质量或形式；数量——公众参与的数量或者说公共领域自身的开放性。从这两个指标看，媒介公共领域的娱乐化形态存在先天不足。由于节目形态的自身的局限，参与互动和讨论的嘉宾数量有限；由于对收视率的追求，节目呈现为嘉年华式的狂欢仪式和视听盛宴，而非纯粹的议事场所或公众论坛；由于诸多娱乐卖点和商业元素的植入，节目留给社会公共话题讨论的时间相对有限，很难充分展开。显然，《非诚勿扰》无法作为主流的、典型的公共空间存在，但这并不意味其中公共性的消亡，相反，在这个极速消费的时代，它为公共领域存在提供了一种新可能。
参考文献
①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30
②赵允芳：《“这个舞台，更像是一个社会大观园！”——乐嘉访谈》[J].《传媒观察》，2010（11）
③⑥高慎盈等：《应该明白“我是谁”——对话主持人孟非》[N].《解放日报》，2012-4-20
④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99
⑤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7
⑦张锦华：《公共领域、多文化主义与传播研究》[M].正中书局，1997：41-47
（作者单位：阎安，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钟水兵，成都军区联勤部录像室）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媒介公共领域电视节目非诚勿扰
我国广播电视节目对公共领域的介入通常存在三种形态：一是舆论监督形态，即以新闻媒体为主体，通过新闻调查与批评报道对公共权力实施监督，以《焦点访谈》等为代表；二是论坛形态，即借助虚拟的、受众参与式的广播电视论坛，探讨公共话题，吸纳社会意见，与权力部门对话，以《实话实说》等为代表；三是娱乐化形态，即在广播电视公共领域中植入一定的娱乐元素，寓“言”于乐，江苏卫视的现象级栏目《非诚勿扰》堪称此形态之代表。
一、《非诚勿扰》对媒介公共空间的另类建构
《非诚勿扰》始播于2010年。该节目以相亲为形式，融合速配、访谈、才艺表演、真人秀等多种形态元素，更接近于综艺娱乐节目。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必须具备特定的讨论平台、参与主体，以及理性批判的精神，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共领域空间。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将《非诚勿扰》热闹喧嚣、光怪陆离的娱乐外衣剥离，一个关乎城市、关乎社会、关乎公共利益和时代记忆的电视公共领域便会清晰浮现。
1、讨论平台：由“人生”观照“民生”
广播电视公共领域的起点在于一个可供公众充分参与、交流的平台。在这里，“世界看起来普通、世俗、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近、了解、熟悉、辨别、理解、分享和交流。每个人都可以谈论”①。说《非诚勿扰》建构起一个另类的公共领域，是因其不仅仅提供娱乐或服务，更提供了话题讨论的场域。“节目形式上是交友，实际上却是借助交友这个节目形式来形成对大家谈话的一个刺激，在现场产生各种观念价值的碰撞，激荡出思想的火花，这种话题往往对人对己都能形成某种触动。”②
在世界各地，相亲都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交往活动。为与未来可能的伴侣深入了解，必须进行充分的沟通，因此，谈话成为相亲活动的主要互动方式。在形式上，《非诚勿扰》采取24位女嘉宾与1位男嘉宾提问应答的方式展开；节目现场另有主持人孟非和两位点评嘉宾随时介入讨论。至于谈话的话题，大多由男嘉宾的介绍短片引出，涉及职业、兴趣、过往经历等。谈婚论嫁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话题，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由婚恋生发开去，小可及人生故事，大可至国计民生。比如，说起一个可乐瓶，便可能激发关于社会环保现状的讨论；有人说喜欢飙车，就可能联系到“70码”；有人说希望生三个孩子，便难免关注到计划生育政策。这个节目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让人们看到生活的真实状态。就像一位老华侨讲的，“我在海外生活了30年，这个节目，让我们这些在海外漂泊的华侨真正能够看到祖国的变化和祖国人们的现状。”③
不难看出，《非诚勿扰》是一个讨论平台，是一个由对话组成的、能够形成公共舆论的特殊交往空间。因此，在形态上，它更类似于一档关于人生与社会的谈话节目，它为社会提供丰富的话题，并诱发观众的理性思考。因此，可以认为它“创造了一个没有空间限制的新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不一定限制在对话中，它也向无限多的个体开放，甚至于个体只要呆在家中的私人空间里就行了。”④从“人生”到“民生”，那些具体而微的市井言谈彰显了节目的公共性，赋予其远远超过相亲活动本身的社会价值。
2、参与主体：由私人领域折射公共领域
现代传媒既是启蒙的中介，又是公众讨论批判的延伸，它将公众引向话题的讨论，并且将讨论的结果反馈给公众，促进个体间的沟通交流。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由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组成。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特质：一方面他们是独立、平等的个人，因此不存在利益集团或多数压制：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是符合一定教育、收入条件的市民阶层，敢于并善于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的个性观点和不同意见。
《非诚勿扰》的男嘉宾轮番出场，而女嘉宾相对固定。从其职业、经历和个性特点来看，显得十分多样化，由于她们常常语出惊人，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现实生活中，相亲交友是相对私人的行为，这与“真人秀”有所不同。对于站在《非诚勿扰》舞台上的这群人来说，社会角色远远超过了家庭成员的角色，男女嘉宾从事五花八门的职业，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参差不齐的年龄，可以说，每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符号意义。现代传播介入私人领域的后果便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融合”，这一点在以往真人秀节目中已有充分体现。在现代城市，孤单的个人内心领域为社会力量填充和塑造，从而使个人内心领域变成“伪私人领域”。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正逐渐失去经济功能、保护功能和塑造个人内心的力量。因此，个人独立性越来越强，家庭成员成为形单影只的个人或数个人的组合，这和“真人秀”中群聚一堂的男男女女非常类似。
在镁光灯下，摄像机前，很难再有私密的相亲活动；为了博得主持人、观众和对方的关注，“出位”言行时有发生。一个显露的趋势是，尽管公共领域“理性匿名自我”和私人领域“情绪真实自我”的区分仍十分明显，但公私领域的严格划分已开始瓦解，私人领域逐步走向政治化和商品化。在节目中，一些原本相亲时私聊的话题，如“剩女”、“啃老”、“婆媳矛盾”、“421家庭”、“月光族”、“蜗居”、“蚁族”、“房奴”等，因其代表了当代城市年轻人的普遍心声，能够引发社会“共鸣”而成为舆论热点。开放、活跃且相对自由的参与主体使《非诚勿扰》呈现出与现实中相对私密且个人化的相亲活动完全迥异的面貌。
3、批判价值：由观点碰撞转向理性表达
在“意见的超级市场”，公共空间理当成为人们表现其主体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批判性的关键领域。作为公共领域和“真人秀”的《非诚勿扰》，“不但反映了业已存在的态度和情绪，还为这些态度和情绪体勾勒一个宣泄的场所”⑤，各种行为习惯和意见观点的碰撞便在所难免。《非诚勿扰》在嘉宾选择和现场把控上的宽容度为观点碰撞和“不同意见者”存在提供了机会。孟非说：“我们只是多提供了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看问题的方式，而不是轻易下结论。”“在一些可以讨论的领域，当某些会引发碰撞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在这个节目中呈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平等讨论，积极引导”⑥。开播初年，女嘉宾马诺爆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言语，“富二代”刘云超则以玩证券、飙车、打高尔夫球等经历炫富。这些原本属于私域的话语因蔓延到公共领域而备受争议。其实，“媒体实现多元对话的原则在于‘容纳’不同意见者，更开放的呈现反对或挑战权威的意见，免除排他性的霸权心态，尊重并凸显不同社群的立场。”⑦《非诚勿扰》以抛砖引玉式的引导，形成了社会话题另类表达和对话交流的特殊场域，在这里，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形形色色的观点碰撞而一一呈现。无论是拜金女，还是炫富男，其出位的话语对于媒体声音来说显得“离经叛道”，却常常是现实社会的投射，是现实生活中私人领域的相亲活动普遍关注的议题，因此，其更易唤起观众的心理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微观真实的“异见”表述构成了对既往中国一元话语体系的反叛，体现出《非诚勿扰》这个另类公共领域独特的批判价值。 二、娱乐时代媒介公共空间的“异化”压力
泛娱乐化是后现代社会一道引人注目的媒介景观。在消费文化日趋强势的当下，娱乐已成为城市人群重要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娱乐文化，视听媒体强调的快感、游戏、互动和体验的特征迎合了消费者欲望宣泄的需要。在这种生产理念的支配下，新闻、社教、服务类节目无不呈现娱乐化特征，媒介公共空间难免变身为娱乐秀场。受资本逐利性和大众文化娱乐狂欢本性的双重驱动，媒介公共领域时刻面临“异化”的压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应是民主、平等讨论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空间，而在娱乐元素融入之后，一些媒体也出现了过分追求平面化、市民化、大众化的现象，放弃其作为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导致理性反思缺失、批判话语弱化、知识分子淡出，电视荧屏越来越沦为一种“伪公共领域”。例如，《非诚勿扰》在开播一段时间之后，便为迎合收视率而放纵嘉宾言论，虽为“少数派意见”提供了宽容的表达平台，但原本相对理性的对话空间也存在沦为“出位”言论舞台的危险。一些嘉宾为求一言惊人、一语成名，放纵自己爆出夸张、激烈的歪谈、怪论、诳语，进行无底线的调侃，各种吸引眼球的择偶观点和怪诞行为相继出现。其结果是国家广电总局于2010年6月下发文件，对婚恋交友节目中的涉性低俗内容和传递拜金主义等非主流价值观、婚恋观的行为进行整治。
《非诚勿扰》是娱乐包装下的对话空间，也是折射现实、沟通社会的娱乐秀场。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公共领域有两个重要的指标：质量——理性、批判性话语的质量或形式；数量——公众参与的数量或者说公共领域自身的开放性。从这两个指标看，媒介公共领域的娱乐化形态存在先天不足。由于节目形态的自身的局限，参与互动和讨论的嘉宾数量有限；由于对收视率的追求，节目呈现为嘉年华式的狂欢仪式和视听盛宴，而非纯粹的议事场所或公众论坛；由于诸多娱乐卖点和商业元素的植入，节目留给社会公共话题讨论的时间相对有限，很难充分展开。显然，《非诚勿扰》无法作为主流的、典型的公共空间存在，但这并不意味其中公共性的消亡，相反，在这个极速消费的时代，它为公共领域存在提供了一种新可能。
参考文献
①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30
②赵允芳：《“这个舞台，更像是一个社会大观园！”——乐嘉访谈》[J].《传媒观察》，2010（11）
③⑥高慎盈等：《应该明白“我是谁”——对话主持人孟非》[N].《解放日报》，2012-4-20
④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99
⑤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7
⑦张锦华：《公共领域、多文化主义与传播研究》[M].正中书局，1997：41-47
（作者单位：阎安，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钟水兵，成都军区联勤部录像室）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