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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近年写过许多好文章，如1998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对话》，澄清了理论上的若干误解，读者真有“一旦豁然费通焉”的感受。今年《炎春秋》第3期的《平心论胡适》，也有极为精到的见解。读刊第6期又有《从胡适说到周作人》。主张维护民族大义，这也是很对而且很重要的；不过似乎写得匆忙了一些，因此也有些问题需要商酌。
一、衡量周作人的标准
吴江教授在发表《平心论胡适》以后，听说中国从80年代起竟有一阵“周作人热”，舒芜先生在1995年《读书》第12期竟有一篇文章主张对周作人宽容。他对这种倾向深为忧虑，因此联想到香港有一义士，因其父是汪精卫手下的小汉奸，他即以“纪念父亲”为名，公然在报纸上为汪逆荨大小汉奸翻。尤其在台湾，近年刮起一股风，说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读到这里颇有沉重之感，以为吴江教授必定对舒芜先生加以严厉的谴责。然而不然，吴江教授接下去说：“我提这件事，自然不是说舒芜先生也想翻周作人的案，我相信舒芜先生并无此意，他只是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吴江教授既已声明“对舒芜先生素不相识”，怎么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相信他并无此意”呢?于是找到《读书》1995年第12期，翻出《理论勇气和宽容精神》一文，原来是为张铁荣先生的《周作人研究》一书作的序言，其中说到周作人的附逆问题：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张铁荣先生对于周作人叛国附逆一段历史，一点也没有曲为之讳。张菊香、张铁荣合写的《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一文，曾获天津市优秀论文奖，学术价值早经公认，我也认为至今为止这里这个问题上最有科学权威的论文，现在为在也收本集了。”
由此可见，不仅舒芜先生无意为周作人翻案，还有别的研究周作人的学者也无意为周翻案，“周作人热”并不等于为周作人翻案，那么，吴江教授的联想是不是过于敏感呢?
吴江教授虽肯定舒芜先生无意为周作人翻案，但又认为舒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原因就在舒芜先生的文章多次提到胡适，主张对周作人应和对胡适一样，主要从文学和思想方面去衡量。吴江教授指出：“舒芜先生未加深思将周作人与胡适两人的事相混淆，显然是一大败笔。”于是他的文章主要是褒胡贬周，认为胡虽一直附蒋反共，毕竟是中国人内部之争，周却自毁民族气节，这在人格上是无法与胡适相比的。
其实，舒芜先生并不是要借胡适以抬高周作人，而是认为“政治标准第一”应该告退了，既然对胡适已经是主要用学术标准去衡量，那么对周作人亦应如此。他说：
“周作人的一生，也主要是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同样应该主要以文学的思想的标准来衡量。他在文学上思想上的成就太大，我们不应该用一项“汉奸文学”的帽子一笔抹杀，那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我们继承这一份不该拒绝的遗产。至于他叛国附敌，这是政治行为，当然要用政治标准衡量，无须为之曲讳，更不能像前几年有人选出新奇之说来为他翻这一案。”
我觉得，这不仅不是“大败笔”，而且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大手笔。大家只要回想过去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马寅初等等，那一次不是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批?那一次不是用“政治标准”并且无限上纲?那一次不是造成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所以舒芜主张“‘政治标准第一’现在是该换一换了。”乃是对症下药。就以吴江教授来说，如果不是从“政治标准第一”解放出来，能够写得出《平心论相适》这样的好文章吗?既然对胡适应当如此，对周作人又为何要例外呢?由这点来看，也可见旧思想旧习惯误人之深了。
为了评判此事的是非，我查阅了《辞海》有关现代汉奸的词目。《辞海》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至少在有关民族大节的问题上是经过慎重考虑和严格把关的。据我查阅的结果，《辞海》有关现代汉奸的词目共8条，都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各个汉奸政府的头目：郑孝胥(伪满)、殷汝耕(伪冀东政权)、王克敏、王揖唐(伪华北政权)、梁鸿志(伪维新政府)、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伪西京政权)。溥仪和德王(伪蒙疆政府首脑)因获中央人民政府特赦，当然不再说是汉奸，但是他们的历史事实仍照书不误。另有罗振玉、周作人，是按学术标准收入的。罗是金石学字，但从词条看来，他怂恿溥仪出关，他任伪满要职，当然是个汉奸。不过，他在考古和文物方面的贡献很大，著作很多，这些文化遗产应当受到重视。至于“周作人”这个词条，原文不长，照录如下(括号内是1999年新版删去的文字，加点的是新版增加的文字)：
“周作人(1885—1967)中国散文家。原名魁寿，字启明，晚年改名遐寿，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史周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新文学］写作。论文《人的文学》，新诗《小河》，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均有影响。所作散文，风格冲淡朴讷，从容和平。［后来思想日趋消极。］三十年代和林语堂一起鼓吹“闲适幽然”小品。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虑集》、《瓜豆集》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建国后，从事翻译工作，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著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知堂回想录》等。”
由此可见，《辞海》既从学术上衡量他，又考虑到他解放后的表现。解放后18年间，他从64岁一直工作到82岁，勤勤恳恳，翻译了希腊和日本古典名著十多部，总可算是改恶从善吧。统墨炎先生说“他”这18年是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18年，是光明的18年。这应该是他一生的最后的结论。”①可见《辞海》的作法与舒芜的主张，既符合民族大义，也近情理。我们再看由周扬领衔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卷，也以同样的标准定周为中国散文家，内容则较为详细，说他“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即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在这点上，周作人远较胡适深刻)说他在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一段时期。他都以资产阶段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学生运动，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较大影响。同时又指出：“周作人著作牵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可见周作人著作确是中国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加以接受呢?自然也说不上什么“冲淡了民族大义”。
二、关于周作人研究
由上述情况看来，从80年代起出现“周作人热”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因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所吸引，才对他过去的著作加以研究，并且有比较充分的肯定，以至周作人的散文已为许多读者所接受，当然，这方面也有不同意见，还可继续争论。另方面，人们对他的附逆问题也觉得是个谜：周作人的历史本来很单纯：30年来一直是教书和写作，无党无派，从不与官场接触，给人以清高的印象，怎么忽然堕落为汉奸呢?多数人谴责他，便从30年代找他的思想根源；另外也有同情他的。关于前者，正如舒芜先生那篇文章所说：
“周作人五四时期之后，叛国附敌之前，有相当一段时期，被青年人认为‘消沉落伍’。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起来以后，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作家的代表，受到左翼青年的攻击，他也与左翼青年多所争论。这样，他这‘消沉落伍’的一段，似乎恰好在他五四时期一段与叛国附敌一段之间，架起一个桥梁，一切似乎都是宿命式的‘必然发展’了。”
“其实，周作人的所谓‘消沉落伍’，情况很复杂。今天看来，有些并不是什么‘消沉落伍’他不满于当时左翼青年的，历史倒是证明 有些是他看得对，例如他一开始就反对用多数的力量来压制思想，换言之就是反对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有些则是个人兴趣爱好的问题，他的兴趣爱好固不是以帮助革命，但也说不上的妨害革命。有些确是悲观消沉，但人都很难永远乐观积极，何况有些消沉其实是过苛的责备激而使然的。”
在这里，舒芜先生实际上也否定了他自己十年前在《周作人概观》中提出的论点——周作人在30年代即成为“右翼文坛的精神领袖”，当时统墨炎先生即曾指出其误。②，那么，《辞源》新版删去“后来思想日趋消极”一语，大概也出于同样的考虑。现在应谈到周作人的同情者。不过，还是先就“周作人投敌乃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这个谣言加以澄清。吴江教授说这是台湾中研院某院士故意生造出来污蔑共产党的，据我所知，始作俑者乃是南京两个青年沈某杨某，1987年他们在南京某大学办的《文教资料》上提出此说，一时轰动，有关两位人士立即出现，说明事实真相。一痊是民革的许宝癸先生，抗战时期从事地下工作，曾在华北汉奸头子王克敏左右活动，据他说，1940年11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故，汉奸缪斌亟谋继任此职。当时地下工作者认为，缪斌原是国民党党棍，又为汉奸组织“新民会”头子，“苦任其抓住华北教育肆行奴化，毒害青年不知伊于明底，”不如劝说周作人继任。“只要排除了缪斌，就是一种功德。”如果周能出任此事，凡是敌方要积极去做的事，尽可能保持消极，而这种消极正起着制奴化的积极作用，因此是“消极中积极”。他声明，自己在向周游说时，并未说明党的组织关系。③另一位是王定南先生，北平沦陷期间曾在中共地下党负责，80年代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他只承认一点，即当时地下党外围有个北方救国会，他与民主人士张东蒜、何其巩负责。张何两人都认为“缪斌很坏，周作人是个读书人，因而周出任比缪危害小些。”④这两件声明虽互有出入，但都证明了一点：周出任伪教育督办，在当时北平的爱国人士看来，至少是“两害权起轻”，也可说是“消极中积极”，起了抵制奴化教育作用。据周作人自己说，“及汤尔和病逝，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全在总署的手里，为抵制王职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⑤与上述，也有相合之处。如果周出任伪职之后，确实起了抵制奴化教育的作用，不论是否中共支持，都是一件好事。因此，问题并不在他与中共有无联系，而在他有无实际表现。
1946年在审判周作人时，华北15位教授(其中一人是板纸总编辑)曾致函法院，证明其“保护文化，确有实绩”，要求从轻判处。根据有关资料，他⑥的实绩可举如下：
一、保护北大校产。北平沦临后，北大曾委任他和孟森、马裕藻、冯沮荀4人为留平教授，照管北大校产。日本宪兵队要占北大理学院，他与冯找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急与日本交涉，得以保全⑦。后来又经他的努力。收回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1946年原北大校长蒋梦麟证明属实，北大和北平图书馆都曾致函法院证明⑧。
二、保护教育。周作人曾说：“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⑨他又曾表白：“在职二年间，积极维持学校实在其次，消极的防护，对于敌兴亚院、伪新民会的压迫和干涉，明的暗的种种抗争，替学生与学校减少麻烦与痛苦，可以说是每日了伤脑筋的事。这有多少成效，不敢确说。”⑩就我见到的记载有四：1.用出任督办不久，敌伪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周却认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不通知各校学生参加，因而无一学生到会，大会开得冷冷清清。敌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捕周，被敌外交官劝止。112.1941年9月，他在中茅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有次讲话，开即头即声明，“许多新的问题，说的人很多，我就不必说了”，他说的全是中国固有思想的优越，只是否来被考试制度弄坏了。显然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比化教育的抵制。123.1941年在四次“强化治安运动”中，周也曾在电台讲话，“和其他督办之流的杀气腾腾的讲话相比较，显得书生气一些。别人都说治安是“共匹滋扰”造成，而他却认为是由于‘失业多过’。”134.周任职两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政组，实际只改掉他一个人，原因就是他“放任学生”。14
三、援救地下工作者。在1946年审判期间，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曾两次致函法院，证明周作人曾向敌宪兵队保释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董洗凡、张怀。15此事周作人自己只字不提，却成为他减刑的主要依据之一。1983年，李大钊烈士之婿贾芝，曾发表文章，详述周在烈士就义否对其家属的长期照领：1927年掩护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当时是共青团员，解放后任水利部副部长，安徽省委书记)，并与沈尹默共同送他到日本留学抗战期间曾掩护烈士的女儿李炎华及其丈夫侯辅庭(共产党员)，并帮助其妹李星华、其弟李光华赴延安。他还长期保存烈士遗移，并经手将其藏书出售以补助遗属生活。在李大钊的朋友中，照遗属最力的就是周作人。16但1949年周在上书中央会时，对此也一字不提。
由以上事实看到，周作人之出任伪职，确与其他汉奸不同。北平十五教授说他“保护文化，确百实绩”，并非空言。俞平伯先生(十五教授之一)则肯定他为“昔日北平教育粤挡箭之牌”，17至少也有几分实在。当然，我们不必为此而替他翻案，但也不宜一笔抹杀，一骂了之。
人们可能注意到，周作人在任伪职期间，可说是过养两重人格的生活，在官场是汉奸，还写过一些丑恶的汉奸文学；但回到书斋，他又照原来一样勤于读书和写作。至北平沦陷8年中间，他出过8个集子，约近400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能同他在五四时期的作品相比，但仍然够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也有一部分文章很精彩。如倪墨炎先生举出的《再谈试贴》、《再谈尺牍》、《江都二色》、《赋得猫》等等。18周作人则在自白中举出《日本之再认识》与《中国思想问题》来证明他的心迹19，国民党法庚虽未加考虑，但起诉书中却为《中国思想问题》亦颇有见地，这点倒是颇为有趣的20。先说《对于日本的再认识》，是应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之约，为纪念“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而作，文章开头讲了许多恭维话，说日本文化有许多优点，然后笔锋一转，“又完全把它否定了，却也剩下一句话，即是说了解日本须自宗教入手。”他举出日本作家描写的犯神中那种非理性的疯狂状态，即所谓“神人融的”，加以论证，认为“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本来的神道，这一直支配着全体国民的思想感情，上层思想界也包括在内。”21说穿了，即是日本军阀利用这种神道的疯狂性驱使日本人民向外侵略。这种情况现在仍然很猖獗，每年日本总有一批大层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穿着军装唱着侵华时期的战歌，而日本首相森喜朗公然重弹“日本是天皇的神之国”这类军国主义老调，岂不证明了周作人的论断吗?《中国思想问题》则是与伪新民会针锋相对。“新民会”这个汉奸组织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战争”，提出“树立中心思想”的主张，要求华北人民为此作出更大的牺牲。周作人此文却强调：“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个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简单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22这在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有点陈腐，但在当时却是对“新民会”泼一瓢冷水，日本御用作家片冈铁兵疯狂咆哮，指周为“反动老作家”，“大东亚战争的积极的妨害者”，主张对他“进行毫不假借的炽热的斗争”；而周作人也估计到日本军阀不愿扩大事态以致动摇人心，于是向“日本文学扳国会”提出严重交涉，直至片冈铁兵道歉为止。23国民党检察官认为此文“以忠怒为我国固有中心思想亦颇有见地”，可能是从尊孔的立场出发，也可能是感到其中内含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总之，周作人这时确有他互相矛盾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很值得研究。他这一时期写的400篇文章，仍是他遗留给祖国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事实上运笔遗产也为今天的中国读者所接受了，并未使中国文学史蒙受耻辱。
还有一件事情是许多人忽略的，就是1948年他在南京狱中还写了一本《儿童杂事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说件破天荒的事。诗共72首，分三组，各24首。甲组和内组写儿童生活，甲组写一年中各个时令的活动，内组写儿童喜爱的玩具零食等等，可说是一部中国儿童生活史。乙组写儿童故事，主要是古代学者和诗人对儿童的歌咏和主张，可说是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史或中国儿童教育思想史。中国号称文明古国，但是对儿童教育极少研究，有关儿童的诗文更是寥寥无几，一般人根本没有把儿童当回事，以为儿童只是父母的私产，只是成人的附庸，而不知尊重儿童的人格，顺应儿童的本性而发挥其创造性。周作人这些讨正是要纠正这类错误，发扬乙组各诗所提到的先贤对儿童慈爱的精神。对照今天的教育情况，更觉得他对症下药，深中要害。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周作人那时此花甲之年在狱中服刑，一般人处此，总不免怨尤人，或悔恨交集，而他却这样关注儿童，关注中国的未来，这是怎样一种思想境界?钱理群先生著《周作人传》，对其附逆抨击甚为严厉，而对此事则说：“对于周作人，这确实是一次‘童心’的失而又得，‘人情之美’，‘自然之趣’，‘爱的复归’。”24此诗50年代初曾在上海《亦报》连载，配以半子恺先生的漫画，现在又经钟叔何先生释，由中华书局出版《儿童杂事诗图》，诗图相得益彰，更易理解也更觉有趣，可供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参考。
谁为汪精卫翻案?
现在又回头来谈民族大义。吴江教授所指的为汉奸翻案，不仅香港有、台湾有，大陆也有。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两年前风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曾被誉为“富含爱国主义色彩”，即公然为汪精卫等大小汉奸大唱赞歌。它怎么说呢?请看其第18页的段：
“八十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可以跟写《板任案书》的司马迁相并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而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我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
该书把汪逆与太史公相比，简直是肆意颠倒中国历史!最先发现并痛加驳斥的，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冯英子先生。我在天津《文学自由谈》读到，即转寄广州的萧蔚彬先生，立即由《同舟共进》月刊转载(大约是1998年2月号)。我本来认为这本书的题目就很荒谬：看见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石原狂碱“日本可以说不”，便东施效颦，殊不知这样就犯了三重错误：首先是歪曲了本国历史。中国早在50年前就把美国侵略势力赶出中国，随后又在朝鲜战场迫使美国坐下来谈判，岂止是对它说不而已?其次，误以敌人为友。石原为什么要向美国说不?是反对美军长期驻在日本吗?不。是要借此改变日本宪法，以便放手复活军阀主义。第三，歪曲我国对外政策：我国外交政策以维护本主权和利益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为主旨，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当然有批评有抵制；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中美之间又有许多共同利益，因此要尽可能和平协商，例如加入世贸谈判，经过13年的曲折，终于获得双赢的成果，并不是一味的说不。我想不到的是该书竟公然为汉奸翻案，于是也浏览一遍，其中谬误之处，比比皆是。幸而冯老一文发表后，若干媒介炒起来的泡沫立刻烟消云散。所谓“富会爱国主义色彩”之说究竟从何而来，其中有何猫腻，至今不解。吴江教授引用某文学家的话“从今日中国人的状况，如果再有外敌侵入，当汉奸的人可能会比抗日期间多得多。”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也抱着同样的忧虑。不过我觉得此事牵涉面很广，要做的事很多，但首先要看准对象，抓住要害。例如，台湾为什么有“中国人自古以来无忠奸之分”的谬论，其根源应当从台独去找，从李登辉、吕秀莲去找，当然也应当从国民党的蒋介石去找。不知吴江教授以为然否。
注：
①倪墨炎：《中国的隐士和叛徒》第474页
②舒芫：《周作人概观》69-87页；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306)310页。
③《周作人评说80年》208页④同注③221—227页
⑤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⑩《八十心情》63—71页
⑥同注①第435页；张菊香《周作人年谱》527页
⑦同注⑤⑧同注⑥
⑨张菊香：《周作人年谱》527页
⑩同注⑤B11钱理群：《周作人诗》446—447页
12、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①《中口气味》796-809页
13、同注①367-370页14、同注⑨484页
15、同注①436页16、《新文学史米》第21期(1983年)亦见《周作人评说80年》232-240页
17、同注①432页18、同注①436页
19、同注⑤20、见吴江教授文章所引
21、《周作人文类编》⑦《日本管窥》86-96页
22、同注12、810-817页23、同注11、470-478页24、同注11、516-519页
一、衡量周作人的标准
吴江教授在发表《平心论胡适》以后，听说中国从80年代起竟有一阵“周作人热”，舒芜先生在1995年《读书》第12期竟有一篇文章主张对周作人宽容。他对这种倾向深为忧虑，因此联想到香港有一义士，因其父是汪精卫手下的小汉奸，他即以“纪念父亲”为名，公然在报纸上为汪逆荨大小汉奸翻。尤其在台湾，近年刮起一股风，说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读到这里颇有沉重之感，以为吴江教授必定对舒芜先生加以严厉的谴责。然而不然，吴江教授接下去说：“我提这件事，自然不是说舒芜先生也想翻周作人的案，我相信舒芜先生并无此意，他只是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吴江教授既已声明“对舒芜先生素不相识”，怎么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相信他并无此意”呢?于是找到《读书》1995年第12期，翻出《理论勇气和宽容精神》一文，原来是为张铁荣先生的《周作人研究》一书作的序言，其中说到周作人的附逆问题：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张铁荣先生对于周作人叛国附逆一段历史，一点也没有曲为之讳。张菊香、张铁荣合写的《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一文，曾获天津市优秀论文奖，学术价值早经公认，我也认为至今为止这里这个问题上最有科学权威的论文，现在为在也收本集了。”
由此可见，不仅舒芜先生无意为周作人翻案，还有别的研究周作人的学者也无意为周翻案，“周作人热”并不等于为周作人翻案，那么，吴江教授的联想是不是过于敏感呢?
吴江教授虽肯定舒芜先生无意为周作人翻案，但又认为舒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原因就在舒芜先生的文章多次提到胡适，主张对周作人应和对胡适一样，主要从文学和思想方面去衡量。吴江教授指出：“舒芜先生未加深思将周作人与胡适两人的事相混淆，显然是一大败笔。”于是他的文章主要是褒胡贬周，认为胡虽一直附蒋反共，毕竟是中国人内部之争，周却自毁民族气节，这在人格上是无法与胡适相比的。
其实，舒芜先生并不是要借胡适以抬高周作人，而是认为“政治标准第一”应该告退了，既然对胡适已经是主要用学术标准去衡量，那么对周作人亦应如此。他说：
“周作人的一生，也主要是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同样应该主要以文学的思想的标准来衡量。他在文学上思想上的成就太大，我们不应该用一项“汉奸文学”的帽子一笔抹杀，那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我们继承这一份不该拒绝的遗产。至于他叛国附敌，这是政治行为，当然要用政治标准衡量，无须为之曲讳，更不能像前几年有人选出新奇之说来为他翻这一案。”
我觉得，这不仅不是“大败笔”，而且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大手笔。大家只要回想过去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马寅初等等，那一次不是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批?那一次不是用“政治标准”并且无限上纲?那一次不是造成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所以舒芜主张“‘政治标准第一’现在是该换一换了。”乃是对症下药。就以吴江教授来说，如果不是从“政治标准第一”解放出来，能够写得出《平心论相适》这样的好文章吗?既然对胡适应当如此，对周作人又为何要例外呢?由这点来看，也可见旧思想旧习惯误人之深了。
为了评判此事的是非，我查阅了《辞海》有关现代汉奸的词目。《辞海》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至少在有关民族大节的问题上是经过慎重考虑和严格把关的。据我查阅的结果，《辞海》有关现代汉奸的词目共8条，都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各个汉奸政府的头目：郑孝胥(伪满)、殷汝耕(伪冀东政权)、王克敏、王揖唐(伪华北政权)、梁鸿志(伪维新政府)、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伪西京政权)。溥仪和德王(伪蒙疆政府首脑)因获中央人民政府特赦，当然不再说是汉奸，但是他们的历史事实仍照书不误。另有罗振玉、周作人，是按学术标准收入的。罗是金石学字，但从词条看来，他怂恿溥仪出关，他任伪满要职，当然是个汉奸。不过，他在考古和文物方面的贡献很大，著作很多，这些文化遗产应当受到重视。至于“周作人”这个词条，原文不长，照录如下(括号内是1999年新版删去的文字，加点的是新版增加的文字)：
“周作人(1885—1967)中国散文家。原名魁寿，字启明，晚年改名遐寿，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史周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新文学］写作。论文《人的文学》，新诗《小河》，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均有影响。所作散文，风格冲淡朴讷，从容和平。［后来思想日趋消极。］三十年代和林语堂一起鼓吹“闲适幽然”小品。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虑集》、《瓜豆集》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建国后，从事翻译工作，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著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知堂回想录》等。”
由此可见，《辞海》既从学术上衡量他，又考虑到他解放后的表现。解放后18年间，他从64岁一直工作到82岁，勤勤恳恳，翻译了希腊和日本古典名著十多部，总可算是改恶从善吧。统墨炎先生说“他”这18年是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18年，是光明的18年。这应该是他一生的最后的结论。”①可见《辞海》的作法与舒芜的主张，既符合民族大义，也近情理。我们再看由周扬领衔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卷，也以同样的标准定周为中国散文家，内容则较为详细，说他“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即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在这点上，周作人远较胡适深刻)说他在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一段时期。他都以资产阶段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学生运动，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较大影响。同时又指出：“周作人著作牵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可见周作人著作确是中国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加以接受呢?自然也说不上什么“冲淡了民族大义”。
二、关于周作人研究
由上述情况看来，从80年代起出现“周作人热”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因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所吸引，才对他过去的著作加以研究，并且有比较充分的肯定，以至周作人的散文已为许多读者所接受，当然，这方面也有不同意见，还可继续争论。另方面，人们对他的附逆问题也觉得是个谜：周作人的历史本来很单纯：30年来一直是教书和写作，无党无派，从不与官场接触，给人以清高的印象，怎么忽然堕落为汉奸呢?多数人谴责他，便从30年代找他的思想根源；另外也有同情他的。关于前者，正如舒芜先生那篇文章所说：
“周作人五四时期之后，叛国附敌之前，有相当一段时期，被青年人认为‘消沉落伍’。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起来以后，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作家的代表，受到左翼青年的攻击，他也与左翼青年多所争论。这样，他这‘消沉落伍’的一段，似乎恰好在他五四时期一段与叛国附敌一段之间，架起一个桥梁，一切似乎都是宿命式的‘必然发展’了。”
“其实，周作人的所谓‘消沉落伍’，情况很复杂。今天看来，有些并不是什么‘消沉落伍’他不满于当时左翼青年的，历史倒是证明 有些是他看得对，例如他一开始就反对用多数的力量来压制思想，换言之就是反对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有些则是个人兴趣爱好的问题，他的兴趣爱好固不是以帮助革命，但也说不上的妨害革命。有些确是悲观消沉，但人都很难永远乐观积极，何况有些消沉其实是过苛的责备激而使然的。”
在这里，舒芜先生实际上也否定了他自己十年前在《周作人概观》中提出的论点——周作人在30年代即成为“右翼文坛的精神领袖”，当时统墨炎先生即曾指出其误。②，那么，《辞源》新版删去“后来思想日趋消极”一语，大概也出于同样的考虑。现在应谈到周作人的同情者。不过，还是先就“周作人投敌乃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这个谣言加以澄清。吴江教授说这是台湾中研院某院士故意生造出来污蔑共产党的，据我所知，始作俑者乃是南京两个青年沈某杨某，1987年他们在南京某大学办的《文教资料》上提出此说，一时轰动，有关两位人士立即出现，说明事实真相。一痊是民革的许宝癸先生，抗战时期从事地下工作，曾在华北汉奸头子王克敏左右活动，据他说，1940年11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故，汉奸缪斌亟谋继任此职。当时地下工作者认为，缪斌原是国民党党棍，又为汉奸组织“新民会”头子，“苦任其抓住华北教育肆行奴化，毒害青年不知伊于明底，”不如劝说周作人继任。“只要排除了缪斌，就是一种功德。”如果周能出任此事，凡是敌方要积极去做的事，尽可能保持消极，而这种消极正起着制奴化的积极作用，因此是“消极中积极”。他声明，自己在向周游说时，并未说明党的组织关系。③另一位是王定南先生，北平沦陷期间曾在中共地下党负责，80年代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他只承认一点，即当时地下党外围有个北方救国会，他与民主人士张东蒜、何其巩负责。张何两人都认为“缪斌很坏，周作人是个读书人，因而周出任比缪危害小些。”④这两件声明虽互有出入，但都证明了一点：周出任伪教育督办，在当时北平的爱国人士看来，至少是“两害权起轻”，也可说是“消极中积极”，起了抵制奴化教育作用。据周作人自己说，“及汤尔和病逝，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全在总署的手里，为抵制王职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⑤与上述，也有相合之处。如果周出任伪职之后，确实起了抵制奴化教育的作用，不论是否中共支持，都是一件好事。因此，问题并不在他与中共有无联系，而在他有无实际表现。
1946年在审判周作人时，华北15位教授(其中一人是板纸总编辑)曾致函法院，证明其“保护文化，确有实绩”，要求从轻判处。根据有关资料，他⑥的实绩可举如下：
一、保护北大校产。北平沦临后，北大曾委任他和孟森、马裕藻、冯沮荀4人为留平教授，照管北大校产。日本宪兵队要占北大理学院，他与冯找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急与日本交涉，得以保全⑦。后来又经他的努力。收回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1946年原北大校长蒋梦麟证明属实，北大和北平图书馆都曾致函法院证明⑧。
二、保护教育。周作人曾说：“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⑨他又曾表白：“在职二年间，积极维持学校实在其次，消极的防护，对于敌兴亚院、伪新民会的压迫和干涉，明的暗的种种抗争，替学生与学校减少麻烦与痛苦，可以说是每日了伤脑筋的事。这有多少成效，不敢确说。”⑩就我见到的记载有四：1.用出任督办不久，敌伪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周却认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不通知各校学生参加，因而无一学生到会，大会开得冷冷清清。敌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捕周，被敌外交官劝止。112.1941年9月，他在中茅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有次讲话，开即头即声明，“许多新的问题，说的人很多，我就不必说了”，他说的全是中国固有思想的优越，只是否来被考试制度弄坏了。显然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比化教育的抵制。123.1941年在四次“强化治安运动”中，周也曾在电台讲话，“和其他督办之流的杀气腾腾的讲话相比较，显得书生气一些。别人都说治安是“共匹滋扰”造成，而他却认为是由于‘失业多过’。”134.周任职两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政组，实际只改掉他一个人，原因就是他“放任学生”。14
三、援救地下工作者。在1946年审判期间，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曾两次致函法院，证明周作人曾向敌宪兵队保释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董洗凡、张怀。15此事周作人自己只字不提，却成为他减刑的主要依据之一。1983年，李大钊烈士之婿贾芝，曾发表文章，详述周在烈士就义否对其家属的长期照领：1927年掩护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当时是共青团员，解放后任水利部副部长，安徽省委书记)，并与沈尹默共同送他到日本留学抗战期间曾掩护烈士的女儿李炎华及其丈夫侯辅庭(共产党员)，并帮助其妹李星华、其弟李光华赴延安。他还长期保存烈士遗移，并经手将其藏书出售以补助遗属生活。在李大钊的朋友中，照遗属最力的就是周作人。16但1949年周在上书中央会时，对此也一字不提。
由以上事实看到，周作人之出任伪职，确与其他汉奸不同。北平十五教授说他“保护文化，确百实绩”，并非空言。俞平伯先生(十五教授之一)则肯定他为“昔日北平教育粤挡箭之牌”，17至少也有几分实在。当然，我们不必为此而替他翻案，但也不宜一笔抹杀，一骂了之。
人们可能注意到，周作人在任伪职期间，可说是过养两重人格的生活，在官场是汉奸，还写过一些丑恶的汉奸文学；但回到书斋，他又照原来一样勤于读书和写作。至北平沦陷8年中间，他出过8个集子，约近400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能同他在五四时期的作品相比，但仍然够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也有一部分文章很精彩。如倪墨炎先生举出的《再谈试贴》、《再谈尺牍》、《江都二色》、《赋得猫》等等。18周作人则在自白中举出《日本之再认识》与《中国思想问题》来证明他的心迹19，国民党法庚虽未加考虑，但起诉书中却为《中国思想问题》亦颇有见地，这点倒是颇为有趣的20。先说《对于日本的再认识》，是应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之约，为纪念“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而作，文章开头讲了许多恭维话，说日本文化有许多优点，然后笔锋一转，“又完全把它否定了，却也剩下一句话，即是说了解日本须自宗教入手。”他举出日本作家描写的犯神中那种非理性的疯狂状态，即所谓“神人融的”，加以论证，认为“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本来的神道，这一直支配着全体国民的思想感情，上层思想界也包括在内。”21说穿了，即是日本军阀利用这种神道的疯狂性驱使日本人民向外侵略。这种情况现在仍然很猖獗，每年日本总有一批大层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穿着军装唱着侵华时期的战歌，而日本首相森喜朗公然重弹“日本是天皇的神之国”这类军国主义老调，岂不证明了周作人的论断吗?《中国思想问题》则是与伪新民会针锋相对。“新民会”这个汉奸组织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战争”，提出“树立中心思想”的主张，要求华北人民为此作出更大的牺牲。周作人此文却强调：“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个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简单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22这在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有点陈腐，但在当时却是对“新民会”泼一瓢冷水，日本御用作家片冈铁兵疯狂咆哮，指周为“反动老作家”，“大东亚战争的积极的妨害者”，主张对他“进行毫不假借的炽热的斗争”；而周作人也估计到日本军阀不愿扩大事态以致动摇人心，于是向“日本文学扳国会”提出严重交涉，直至片冈铁兵道歉为止。23国民党检察官认为此文“以忠怒为我国固有中心思想亦颇有见地”，可能是从尊孔的立场出发，也可能是感到其中内含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总之，周作人这时确有他互相矛盾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很值得研究。他这一时期写的400篇文章，仍是他遗留给祖国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事实上运笔遗产也为今天的中国读者所接受了，并未使中国文学史蒙受耻辱。
还有一件事情是许多人忽略的，就是1948年他在南京狱中还写了一本《儿童杂事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说件破天荒的事。诗共72首，分三组，各24首。甲组和内组写儿童生活，甲组写一年中各个时令的活动，内组写儿童喜爱的玩具零食等等，可说是一部中国儿童生活史。乙组写儿童故事，主要是古代学者和诗人对儿童的歌咏和主张，可说是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史或中国儿童教育思想史。中国号称文明古国，但是对儿童教育极少研究，有关儿童的诗文更是寥寥无几，一般人根本没有把儿童当回事，以为儿童只是父母的私产，只是成人的附庸，而不知尊重儿童的人格，顺应儿童的本性而发挥其创造性。周作人这些讨正是要纠正这类错误，发扬乙组各诗所提到的先贤对儿童慈爱的精神。对照今天的教育情况，更觉得他对症下药，深中要害。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周作人那时此花甲之年在狱中服刑，一般人处此，总不免怨尤人，或悔恨交集，而他却这样关注儿童，关注中国的未来，这是怎样一种思想境界?钱理群先生著《周作人传》，对其附逆抨击甚为严厉，而对此事则说：“对于周作人，这确实是一次‘童心’的失而又得，‘人情之美’，‘自然之趣’，‘爱的复归’。”24此诗50年代初曾在上海《亦报》连载，配以半子恺先生的漫画，现在又经钟叔何先生释，由中华书局出版《儿童杂事诗图》，诗图相得益彰，更易理解也更觉有趣，可供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参考。
谁为汪精卫翻案?
现在又回头来谈民族大义。吴江教授所指的为汉奸翻案，不仅香港有、台湾有，大陆也有。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两年前风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曾被誉为“富含爱国主义色彩”，即公然为汪精卫等大小汉奸大唱赞歌。它怎么说呢?请看其第18页的段：
“八十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可以跟写《板任案书》的司马迁相并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而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我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
该书把汪逆与太史公相比，简直是肆意颠倒中国历史!最先发现并痛加驳斥的，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冯英子先生。我在天津《文学自由谈》读到，即转寄广州的萧蔚彬先生，立即由《同舟共进》月刊转载(大约是1998年2月号)。我本来认为这本书的题目就很荒谬：看见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石原狂碱“日本可以说不”，便东施效颦，殊不知这样就犯了三重错误：首先是歪曲了本国历史。中国早在50年前就把美国侵略势力赶出中国，随后又在朝鲜战场迫使美国坐下来谈判，岂止是对它说不而已?其次，误以敌人为友。石原为什么要向美国说不?是反对美军长期驻在日本吗?不。是要借此改变日本宪法，以便放手复活军阀主义。第三，歪曲我国对外政策：我国外交政策以维护本主权和利益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为主旨，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当然有批评有抵制；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中美之间又有许多共同利益，因此要尽可能和平协商，例如加入世贸谈判，经过13年的曲折，终于获得双赢的成果，并不是一味的说不。我想不到的是该书竟公然为汉奸翻案，于是也浏览一遍，其中谬误之处，比比皆是。幸而冯老一文发表后，若干媒介炒起来的泡沫立刻烟消云散。所谓“富会爱国主义色彩”之说究竟从何而来，其中有何猫腻，至今不解。吴江教授引用某文学家的话“从今日中国人的状况，如果再有外敌侵入，当汉奸的人可能会比抗日期间多得多。”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也抱着同样的忧虑。不过我觉得此事牵涉面很广，要做的事很多，但首先要看准对象，抓住要害。例如，台湾为什么有“中国人自古以来无忠奸之分”的谬论，其根源应当从台独去找，从李登辉、吕秀莲去找，当然也应当从国民党的蒋介石去找。不知吴江教授以为然否。
注：
①倪墨炎：《中国的隐士和叛徒》第474页
②舒芫：《周作人概观》69-87页；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306)310页。
③《周作人评说80年》208页④同注③221—227页
⑤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⑩《八十心情》63—71页
⑥同注①第435页；张菊香《周作人年谱》527页
⑦同注⑤⑧同注⑥
⑨张菊香：《周作人年谱》527页
⑩同注⑤B11钱理群：《周作人诗》446—447页
12、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①《中口气味》796-809页
13、同注①367-370页14、同注⑨484页
15、同注①436页16、《新文学史米》第21期(1983年)亦见《周作人评说80年》232-240页
17、同注①432页18、同注①436页
19、同注⑤20、见吴江教授文章所引
21、《周作人文类编》⑦《日本管窥》86-96页
22、同注12、810-817页23、同注11、470-478页24、同注11、516-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