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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阁：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
对于中国27年的改革，到底怎么总结？既然是总结，就要分析得失，褒扬和批评都在情理之中，但是立足点很重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因为正如前面所说，这是从我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实践、特别是从无数惨痛教训中，从我们每一个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人的切身体会中获得的认识。现在有些人说这项改革不成功，那项改革不成功，而且都是“市场化”的错。我觉得这种批评不是很公正，而且过于简单化。过去即使改革走了些弯路，大多数也是必要的探索，在我们没经验的时候的一种探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剑阁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吴晓灵：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
在新的阶段当中，要想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协调利益关系，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来推进改革。要通过法律手段界定利益边界，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组织起来，相互帮助自我约束，并通过法律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表达的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寻求共识，推动和谐社会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吴晓灵 （摘自《新京报》）
吴敬琏：改革还存在着四大缺陷
虽然我国的经济整体实力有了明显增强，但改革也存在着四大缺陷。缺陷一是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缺陷二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缺陷三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缺陷四是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摘自《中国青年报》）
范恒山：要警觉改革动力变弱
改革进入新阶段，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强。从改革的动力看，一方面，改革初期，人心思变和良好预期形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改革热情，由于改革不断深化造成的利益冲击增强和改革效益分享不均衡而趋于弱化。另一方面，长期作为改革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政府部门，随着改革的深化，本身成了改革的主要对象。自己改自己，甚至是大力度地剥夺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毕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积极性必然受到影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 范恒山 （摘自《北京日报》）
李稻葵：要强调基本共识，要深入改革
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让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则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恢复到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强调基本共识，要深入改革，抓住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根本体制上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改革。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摘自《新京报》）
胡鞍钢：改革需要以人为本
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历史时代。如果我们反思改革，我认为有五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我们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显然，改革不是以物为本，特别不是以GDP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第二，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第三，我们需要基于规则的改革。有规则的改革公平性高于无规则的改革。第四，我们需要透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信息要透明，使得各类改革方案在形成、制定、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披露信息，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了解信息，也能够形成自己的预期。第五，我们需要分享式的改革。改革需要使各方能够从中受益。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胡鞍钢 （摘自《中国青年报》）
孙立平：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
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对体制的适应。而在整个1990年代，两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摘自《经济观察报》）
张维迎：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
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权利部门操纵改革不是新现象。上层改革积极性高，中层就努力扭曲。政府支出占GDP越高，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政府的转移支付没有解决问题。建议社会学家算算权力的基尼系数，再考虑什么人受损、什么人受益的问题。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张维迎 （摘自《中国青年报》）
王建：新阶段改革重心将发生三大转向
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改革的重心将从市场经济体系的底层和中层转向上层，将从微观转向宏观，将从供给转向需求。当市场体系构造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完成后，中国未来的改革将会逐步到上层建筑层面，主要表现在新的企业与市场主体在逐步成长壮大后，会要求在上层建筑构架内获得相应的地位及更多的发言权，而权力架构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也要更多的倾向于听取和采纳新市场主体的意见，否则就会不断形成矛盾冲突，扰乱经济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常修泽：中国改革正处关键的时期 应着力排除两种干扰
当前中国改革正处在十分关键而又微妙的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以及诸多的争议，从改革的战略高度进行思考，我们应当力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力排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和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两种干扰；力求重大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来自上述两方面的干扰，促进改革健康、稳步的发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常修泽 （摘自《瞭望》周刊）
政策摘要
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
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通过试点、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创新乡镇事业站所运行机制，精简机构和人员，5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巩固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统筹推进农村其他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摘自2006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
对于中国27年的改革，到底怎么总结？既然是总结，就要分析得失，褒扬和批评都在情理之中，但是立足点很重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因为正如前面所说，这是从我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实践、特别是从无数惨痛教训中，从我们每一个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人的切身体会中获得的认识。现在有些人说这项改革不成功，那项改革不成功，而且都是“市场化”的错。我觉得这种批评不是很公正，而且过于简单化。过去即使改革走了些弯路，大多数也是必要的探索，在我们没经验的时候的一种探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剑阁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吴晓灵：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
在新的阶段当中，要想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协调利益关系，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来推进改革。要通过法律手段界定利益边界，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组织起来，相互帮助自我约束，并通过法律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表达的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寻求共识，推动和谐社会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吴晓灵 （摘自《新京报》）
吴敬琏：改革还存在着四大缺陷
虽然我国的经济整体实力有了明显增强，但改革也存在着四大缺陷。缺陷一是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缺陷二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缺陷三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缺陷四是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摘自《中国青年报》）
范恒山：要警觉改革动力变弱
改革进入新阶段，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强。从改革的动力看，一方面，改革初期，人心思变和良好预期形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改革热情，由于改革不断深化造成的利益冲击增强和改革效益分享不均衡而趋于弱化。另一方面，长期作为改革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政府部门，随着改革的深化，本身成了改革的主要对象。自己改自己，甚至是大力度地剥夺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毕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积极性必然受到影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 范恒山 （摘自《北京日报》）
李稻葵：要强调基本共识，要深入改革
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让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则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恢复到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强调基本共识，要深入改革，抓住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根本体制上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改革。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摘自《新京报》）
胡鞍钢：改革需要以人为本
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历史时代。如果我们反思改革，我认为有五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我们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显然，改革不是以物为本，特别不是以GDP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第二，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第三，我们需要基于规则的改革。有规则的改革公平性高于无规则的改革。第四，我们需要透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信息要透明，使得各类改革方案在形成、制定、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披露信息，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了解信息，也能够形成自己的预期。第五，我们需要分享式的改革。改革需要使各方能够从中受益。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胡鞍钢 （摘自《中国青年报》）
孙立平：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
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对体制的适应。而在整个1990年代，两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摘自《经济观察报》）
张维迎：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
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权利部门操纵改革不是新现象。上层改革积极性高，中层就努力扭曲。政府支出占GDP越高，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政府的转移支付没有解决问题。建议社会学家算算权力的基尼系数，再考虑什么人受损、什么人受益的问题。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张维迎 （摘自《中国青年报》）
王建：新阶段改革重心将发生三大转向
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改革的重心将从市场经济体系的底层和中层转向上层，将从微观转向宏观，将从供给转向需求。当市场体系构造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完成后，中国未来的改革将会逐步到上层建筑层面，主要表现在新的企业与市场主体在逐步成长壮大后，会要求在上层建筑构架内获得相应的地位及更多的发言权，而权力架构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也要更多的倾向于听取和采纳新市场主体的意见，否则就会不断形成矛盾冲突，扰乱经济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常修泽：中国改革正处关键的时期 应着力排除两种干扰
当前中国改革正处在十分关键而又微妙的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以及诸多的争议，从改革的战略高度进行思考，我们应当力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力排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和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两种干扰；力求重大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来自上述两方面的干扰，促进改革健康、稳步的发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常修泽 （摘自《瞭望》周刊）
政策摘要
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
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通过试点、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创新乡镇事业站所运行机制，精简机构和人员，5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巩固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统筹推进农村其他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摘自2006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