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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去年九月份来到西雅图，便寄宿在一位中国太太的房子里。她姓黄，丈夫姓李。
这是栋典型的美国复式小洋樓，前后各有一个院子。前院临近街道，植以冬青、矮樱、侧柏等灌木作为栅栏，以区分公私领地。后院是片未经修剪的草地，一块菜畦，几株果树，密密麻麻的蒲公英铺展在水地里。李太说，自从老伴去世，这块菜畦几乎快要破败了，往年累累的李子树这几年也是花多果少，每年除了远在芝加哥的小儿子过来打理下，后院终年都颇为冷清。
院门口两侧各有一株两人多高的玉兰，西雅图冬春季节多雨，每逢玉兰花开之时，雨丝挟着三分暖意细抚着一树树盛放的花朵。风起之时，地面上铺就厚厚的红白相间的花瓣。玉兰原产于华夏中原一带，现如今在北美大陆却并不鲜见，它们身披着远古中原的缕缕雄浑之气，站立在异乡的土地上，迎着风雨野蛮生长。红玉兰旁边是棵油绿的山茶，山茶花也是原产于亚洲的物种，花期比玉兰晚了些，每逢四月底，树莓色的山茶花竞放，一树的热闹使得旁边凋零的玉兰终有一种荼蘼事了之感。
往年这个时节，李太总会挑选几支最艳的山茶送到她丈夫的墓地。这块墓地坐落在离家不远的山坡草地上，面朝华盛顿湖，山茱萸、樱花、海棠、海滨杜鹃点缀在古树苍柏之间，草地里是一排排墓碑，每块墓碑都是一个被纪念的灵魂，这些大理石沟通连接着两个世界，仿佛生与死在此地实现了互通，墓碑上流水般古老的数字似乎在细数着这片墓园的年岁，犹如老故事的注脚，留给有心的来访者解读：这个是林肯时代的，这个是大萧条时代的，这个是罗斯福时代的，云云。
李先生栖身的墓园有数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对于八十五岁的李太来说，能在那片密密麻麻的碑林中找到丈夫的墓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李太叹息着说，去年山茶花开之时，她自己去过一次墓园，前前后后找了个把小时，愣是找不到自己的丈夫，越找越慌，越慌就越像是迷途之人，满眼都是陌生人，满目都是他乡客，即使明知故人就在其中看着自己。李太紧攥着山茶花的手心开始出汗，山茶花也逐渐委顿，无奈之下她只好找墓园工作人员帮忙。李太说，丈夫墓碑旁边有两株左右对称的日本红枫，这就好记了，家里门前是玉兰，此处门前是枫树。
近来李太总是念叨起自己的丈夫，早上清洗油烟机的时候说，以前在我们家都是老李干这些活;菜做的味道不好的时候，又会说以前都是老李做饭，我就是负责吃饭的;说起菜园的事情时，李太总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说老李在世的时候，整个后院都是蔬菜水果，一年都不用去超市买菜，有时还会给邻居送点应季果蔬;静下来的时候，就苦笑着打趣道：“刚来美国时，一大家子人都在等着我，没想到这么大的房子，如今只剩我一人了。”
作为租客，我们多少能体会到李太的意思。五月将至，山茶最盛的时节即将过去，西雅图漫长的春季虽然不缺百花木卉，但毕竟都是些本土草木。李太和丈夫都是中国人，也都是异乡客，他们钟爱玉兰、山茶这些花树，人同草木，草木似人，李太还是想把山茶花送到故人身边。我和同租的室友提议，陪李太去一趟墓地。以往我们提出要帮忙时，李太都会客气地婉拒，这次李太竟然马上同意了。趁着山茶尚未开败，我们挑选了些，做了简单修剪，收拾了下就匆忙上路了，仿佛怕要误了时辰一般。
墓地离家步行约二十分钟，循着那两株日本红枫，我们找到了李先生的墓碑。同这片墓园的其他墓碑一样，这方墓碑由黄褐色大理石雕铸而成，上面用中英文阴文刻的名姓与生卒年，下方雕着片茫茫水际，像是人站在树下眺望着太平洋对岸的故土。墓碑下面安息的与其说是一个灵魂，倒不如说是李太整个暮年的挂念。李太用提前准备好的干湿纸巾擦擦墓碑，清理下旁边杂草，把花插在墓碑前的储水罐中，我们帮李太把垃圾清理好扔进垃圾桶，也是为了方便给他们留下独处的时间。李太却说，哎，一把年纪，也没什么话可说了，然后独自背着手佝偻着站在午后的阳光里，犹如一块墓碑凝视着另外一块墓碑，一个灵魂超度着另外一个灵魂。静寂、满眼的苍翠和斑斑点点的墓碑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是逝者在思考，而我们活人在沉睡——我们在被逝去的人祭奠，我们才是那些接受香火和审判的魂灵。
李太祖籍福建，出生于1935年的北平，其父于抗战爆发之时舍妻弃女逃亡中南，从此数年再无见面。她的母亲独自操持着整个家庭，等待着夫君南来的尺牍，战事频仍，文字很难从楚越古国的车辙中穿越刀枪火炮送达燕碣妻女的手中。李太从小就读于福建商会在北平开办的义校，研习国文、算数等科目，日军侵华时期，上过日本老师在女校开办的日语课程，学习简单的日语交流。后进入春明女子中学，春明女子中学由晚清邮传部尚书闽籍人士陈玉苍创办，也是福建会馆的一部分，她在那里度过了悠闲的中学时期。李太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学生演出，七十多年后再谈及此事，李太只记得那天的演出很累，很多小孩子在车上睡着了。李太的母亲给她准备了烙饼，装在书包里作干粮，她清楚地记得，那天的烙饼很香。
李太与父亲的再度相逢是在1950年的某个午后，她随着母亲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从北平远赴邵阳，去见她生命中早已印记模糊的男人。对母亲来说，这是场不辞辛劳的久别重逢，而对于李太来说，这仅仅是一场疲惫的长途跋涉。已经十五岁的李太初识了人间冷暖，而对于这个陌生男人的突然闯入却无所适从，虽然以后的日子里慢慢适应了父亲的存在，但她与父亲并不亲近，也许对她而言，缺席十几载的父亲永远是个陌生的外来者。
李太在邵阳读完了高中，在这里她认识了日后陪伴其终生的李先生。他们从同一所高中毕业。1953年高考，由于考区限制李太未能报考北京院校，后进入中南同济医学院，专攻中医针灸。在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里，新一代年轻人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54年，为响应建设新中国号召，李太与恋人李先生同时进入了国家公派留苏考试考场，结果是李先生入围，而自己却落榜，无缘留苏。
1956年，李太参加了医学院的社会实习，深入基层进行医学实践，被分配到了黄冈，二十一岁的李太跟着当地的助产师奔走于大街小巷，做起了接生婆。也就是这一年，她第一次接生了一个男婴，年老之后的李太经常跟我们提及此事，一个人掐着手指，默默算着这个男孩的年龄，猜测着他现在的命运，仿佛她与这个孩子的生命产生了某种宿命般的关联。同年，为响应“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的号召，李太和医学院的同学被分派到李时珍的故乡蕲州从事消灭血吸虫的工作。基层条件极其艰苦，医疗药品匮乏，防治血吸虫的基本物质条件远未达到，而上层号召的指标性和计划性与地方的实际执行情况严重背离，学生医疗队没有药品，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血吸虫防治的宣传工作，成效甚微。 大学毕业后，李太被分配到了协和医学院从事研究辅助工作，再次回到了安放她童年记忆的地方——北京，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北平，而她的童年也如同那九经九轨、左祖右社的古城墙一般不复存在。她走在这座面目全非的古城街道上，试图搜寻曾经模糊的记忆。
作为茫茫人海中极为幸运的一位，李太在十年浩劫中还算安然，她同李先生顺利地结婚、生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先生受美国某公司之邀远渡重洋，就职于旧金山，李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国内继续工作。如果说命运存在轮回，那么这种轮回更多的便是体现在代际间的命运传承上：如果说当年李太母亲对丈夫的等待是一场遥遥无期的坚守，那么五十年之后李太对丈夫的等待更像是一场巴山夜雨的约定。这一等就是八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太正式退休，办理完退休手续，她带着两个儿子来到西雅图与丈夫会面。西雅图地处西风带，太平洋的海风夹杂着中国的味道从西南吹来，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氤氲的水汽，也给这些新大陆的异乡客带来了哀愁。对李太来说，那个时候故乡还是“故乡”，那里有太多亲朋故旧与未干的印记。
后来经济逐渐宽裕，李太与先生决定在西雅图购置房产，筑室反耕。夫妻两人经多方比较，最后购置了距离城区半小时车程的这套复式小洋楼。房子坐落在高大的亚寒带针叶林中间，风起之时，枝干上的松塔摇摇晃晃，随风坠于草丛道路，野兔、松鼠紧紧抱着一颗颗巴掌大的松塔，或匿于丛林，或栖身屋顶。前院植花，后院种菜，每天邮递员都会定时把信件和超市打折的海报投进李太的信箱。邻居台湾太太也非常友好，一条街道上，聚集着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的他乡之客。
李先生花了一千美金买了第一辆车，是辆二手雪佛兰。他的两个儿子日日跟着父亲在教堂旁边的停车场练习，并顺利拿到了第一张驾照。这辆雪佛兰被盗的前一晚，他们全家去了四十五街新开的那家中餐馆吃了顿饭，下班时李先生把车停在门前的路边，由于着急处理些手头琐事，忘记给车上锁。第二天出门时，发现原先停车的地方只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夫妇两人立即报警，该案一直未被侦破，当他们都快要忘记的时候，另一宗案件的侦破找到了盗车案的线索，盗车案一举侦破。李太夫妇去警局的时候，才知道盗车人是个十六岁的墨西哥裔男孩。男孩的父母是西雅图东北部一家海产品罐头厂的流水线员工，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移民潮中移民美国，从南加州一路北上定居西雅图。他们整天与车间里的生鱼死虾打交道，身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三文鱼罐头的咸腥味。傍晚时分，男孩的父母匆忙来到警局，他的父亲是位瘦小的墨西哥男人，卷卷的络腮胡子上面还沾着几片银白色的鱼鳞;母亲是个皮肤黝黑的墨西哥胖女人，头上插着根紫红色发簪，脸倒比丈夫干净许多，显然是在来的路上化了简妆，可那股刺鼻的海鲜腐臭味表明他们是直接从生产车间过来的。墨西哥夫妇在整个协商的过程中极其镇定，仿佛偷车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墨西哥女人一直客气地称呼李太为“中国太太”。关于赔偿，双方协商得颇为顺利，男孩父母同意赔偿两千美元。谈判结束时已是晚上九点了，第五大街此时是满街的灯火，剧院门口聚集了排队的人群，市图书馆巨大的落地窗上挂满了水汽，读书的市民故意将落地台灯调成昏黄的色调，灯光将玻璃上的水汽涂染成凡·高《向日葵》里的橘黄，艾略特湾入港的渔船亮起了绰绰明灯，仿佛是个即将入睡的孩子。李太和丈夫准备打车时，看见那对墨西哥夫妇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女人的脸埋进丈夫怀里，抽泣带动着双肩上下耸动，男人轻轻拍着她，嘴里说着什么，男孩则站在不远处的公交站台边，低着头。路边的汽车不耐烦地鸣着笛呼啸而过，路易斯威登专卖店的玻璃窗内是红红绿绿、身材娇美的金发女郎。男人朝男孩招了招手，对他说了些什么，黝黑的墨西哥女人擦了擦眼泪，抱了抱男孩。随后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李太每当说起这一幕，都会提起老李当时的眼神，那种眼神里面有一种闪亮的愧疚和同情，仿佛偷车的不是男孩，而是他自己。然而随后的几年，这笔赔偿金并没有如约送达，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令李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的一个黄昏，她收到了一张两千美元的支票，上面签着陌生人的名字。此时李先生已经去世三年。
李太来到美国之后的第五年，两个儿子相继结婚，儿媳的父母也相继从太平洋对岸的中国移民美国，这个二层的小洋楼开始热闹起来了。三个家庭十口人填满了上上下下的每个房间，每天都是炊烟，每天都是饭香。李太常说，大儿子的岳母是个工人，工人阶级做事情就是麻利，蒸包子、做肉龙、擀面条都是信手拈来的事情，黄油芝士终究无法满足一个稻麻黍麦滋养过的胃。老二的岳父是农民，院子里的果树、绿植的修剪和养护完全不用自己费心。俨然，李太成了尽享清福之人，每周有四天去华大的学生公寓给学生准备早餐，日子如流水一般清澈见底。
后来李先生退休，在家里侍弄菜园和前院的花花草草，大儿子买了房，小儿子移居芝加哥。寂寞在这个两层的楼房里不断膨胀，李先生因肺癌去世后的几年，她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气球充气后哧哧的声音，战战兢兢等待着最后那声审判式的爆裂。送走丈夫后的李太，每天一个人推着购物车蹒跚着奔走于家与超市之间，有时仅仅是走走路，有时会购回一堆堆过季打折的商品，堆在冰箱里，过期的牛奶用来和面，过期的面包用来烤成沙拉面包丁。李先生走后，院子里的葱蒜被野草吞没，一丛丛的野生百子莲逐渐占领了整个前院，大片的郁金香在某一年修理下水道的过程中，被维修工意外铲除，整个前院除了那两棵日渐长高的玉兰和葱茏的山茶树之外，仅剩下两株紫红色的贺春红。整个院子除了松鼠、野兔、浣熊出没，再就是午后沙沙的风吹过林间树杈，吹动片片矮樱掀起一波波紫红色的风浪。此后每年，李太都会在春天剪几株正艳的山茶花送到丈夫的墓前，夏天跟儿子回趟中国，寄住在老朋友家，拜访故交，走访故地。有一年，八十多岁的李太接到单位老干部处告知，因其年龄问题，不能再参加工会组织的郊游活动。之后李太就很少再回北京了，一则昔日老友相继故去，二则这片土地，会有人不停提醒她，她委实老了，这个世界不再属于她。她最后一次回国时，曾独自一人走在夜色中的东直门内大街，可却迟迟找不到回家的路，所有的记忆再也找不到它们的栖身之所，花花绿绿的年轻人拖着长长的影子匆匆走过，不远处的簋街散发着人间宵夜独有的麻辣味，烧烤店里飘出刺鼻的油烟让她恍惚着想起五十年前大炼钢铁的场景……仿佛一夜之间家园荒芜，八十多岁的李太坐在北京的路灯下，顿生麦秀黍离之感。
西雅图的春天多雨又多花。晚春时节，雨季接近尾声，阳光开始刺透乌云，冰川地貌形成的湖泊在群山林木间生辉，人间犹若仙境，或许此时才是拜访故人的最好时节。从墓园回来的路上，李太跟我们讲到，这片墓地是她先生生前跟她一起来看过的了，离家又近，彼此也不算寂寞。
傍晚时分，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室友烧了壺咖啡，给每人倒了一杯，然后匆匆去了楼下的房间，每天这个时候她都会准时跟远在中国的男友通话。我坐在窗前，对门的印度邻居将车开进院子，四个孩子每人抱着一个大大的购物袋从车里跑了出来，男主人从车窗探出头，慢慢将车停好。一位妇人牵着条贵宾犬从门前匆匆走过。台湾女邻居上个月离开了美国，院子里杂草丛生。隔壁那个没有工作的美国女人又开始在门口的吊床上唱起了歌，据说她的越南情人刚刚跟她分手。后院那个独居的白人老妪，仍坐在门前梳理着自己的头发。此刻全世界仿佛都在霪雨霏霏中归于沉冷，可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李太吃过晚饭回了卧室，不会儿便传来了鼾声，时而传来梦呓声，好像是在同谁说话，每晚都是如此。客厅里，圣诞节的彩灯还没有撤下，在黑暗中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壁炉上面摆放着密密麻麻的相框，其中最大的那张老照片，是李太二十三岁刚毕业时的登记照：那时候的她，身着一身白底红花的麻纱布拉吉，乌黑油亮的“四联”复古大波浪下面，是清澈却又缱绻如花的笑靥。
张岩涛，学者，现居北京。已发表作品若干。
这是栋典型的美国复式小洋樓，前后各有一个院子。前院临近街道，植以冬青、矮樱、侧柏等灌木作为栅栏，以区分公私领地。后院是片未经修剪的草地，一块菜畦，几株果树，密密麻麻的蒲公英铺展在水地里。李太说，自从老伴去世，这块菜畦几乎快要破败了，往年累累的李子树这几年也是花多果少，每年除了远在芝加哥的小儿子过来打理下，后院终年都颇为冷清。
院门口两侧各有一株两人多高的玉兰，西雅图冬春季节多雨，每逢玉兰花开之时，雨丝挟着三分暖意细抚着一树树盛放的花朵。风起之时，地面上铺就厚厚的红白相间的花瓣。玉兰原产于华夏中原一带，现如今在北美大陆却并不鲜见，它们身披着远古中原的缕缕雄浑之气，站立在异乡的土地上，迎着风雨野蛮生长。红玉兰旁边是棵油绿的山茶，山茶花也是原产于亚洲的物种，花期比玉兰晚了些，每逢四月底，树莓色的山茶花竞放，一树的热闹使得旁边凋零的玉兰终有一种荼蘼事了之感。
往年这个时节，李太总会挑选几支最艳的山茶送到她丈夫的墓地。这块墓地坐落在离家不远的山坡草地上，面朝华盛顿湖，山茱萸、樱花、海棠、海滨杜鹃点缀在古树苍柏之间，草地里是一排排墓碑，每块墓碑都是一个被纪念的灵魂，这些大理石沟通连接着两个世界，仿佛生与死在此地实现了互通，墓碑上流水般古老的数字似乎在细数着这片墓园的年岁，犹如老故事的注脚，留给有心的来访者解读：这个是林肯时代的，这个是大萧条时代的，这个是罗斯福时代的，云云。
李先生栖身的墓园有数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对于八十五岁的李太来说，能在那片密密麻麻的碑林中找到丈夫的墓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李太叹息着说，去年山茶花开之时，她自己去过一次墓园，前前后后找了个把小时，愣是找不到自己的丈夫，越找越慌，越慌就越像是迷途之人，满眼都是陌生人，满目都是他乡客，即使明知故人就在其中看着自己。李太紧攥着山茶花的手心开始出汗，山茶花也逐渐委顿，无奈之下她只好找墓园工作人员帮忙。李太说，丈夫墓碑旁边有两株左右对称的日本红枫，这就好记了，家里门前是玉兰，此处门前是枫树。
近来李太总是念叨起自己的丈夫，早上清洗油烟机的时候说，以前在我们家都是老李干这些活;菜做的味道不好的时候，又会说以前都是老李做饭，我就是负责吃饭的;说起菜园的事情时，李太总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说老李在世的时候，整个后院都是蔬菜水果，一年都不用去超市买菜，有时还会给邻居送点应季果蔬;静下来的时候，就苦笑着打趣道：“刚来美国时，一大家子人都在等着我，没想到这么大的房子，如今只剩我一人了。”
作为租客，我们多少能体会到李太的意思。五月将至，山茶最盛的时节即将过去，西雅图漫长的春季虽然不缺百花木卉，但毕竟都是些本土草木。李太和丈夫都是中国人，也都是异乡客，他们钟爱玉兰、山茶这些花树，人同草木，草木似人，李太还是想把山茶花送到故人身边。我和同租的室友提议，陪李太去一趟墓地。以往我们提出要帮忙时，李太都会客气地婉拒，这次李太竟然马上同意了。趁着山茶尚未开败，我们挑选了些，做了简单修剪，收拾了下就匆忙上路了，仿佛怕要误了时辰一般。
墓地离家步行约二十分钟，循着那两株日本红枫，我们找到了李先生的墓碑。同这片墓园的其他墓碑一样，这方墓碑由黄褐色大理石雕铸而成，上面用中英文阴文刻的名姓与生卒年，下方雕着片茫茫水际，像是人站在树下眺望着太平洋对岸的故土。墓碑下面安息的与其说是一个灵魂，倒不如说是李太整个暮年的挂念。李太用提前准备好的干湿纸巾擦擦墓碑，清理下旁边杂草，把花插在墓碑前的储水罐中，我们帮李太把垃圾清理好扔进垃圾桶，也是为了方便给他们留下独处的时间。李太却说，哎，一把年纪，也没什么话可说了，然后独自背着手佝偻着站在午后的阳光里，犹如一块墓碑凝视着另外一块墓碑，一个灵魂超度着另外一个灵魂。静寂、满眼的苍翠和斑斑点点的墓碑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是逝者在思考，而我们活人在沉睡——我们在被逝去的人祭奠，我们才是那些接受香火和审判的魂灵。
李太祖籍福建，出生于1935年的北平，其父于抗战爆发之时舍妻弃女逃亡中南，从此数年再无见面。她的母亲独自操持着整个家庭，等待着夫君南来的尺牍，战事频仍，文字很难从楚越古国的车辙中穿越刀枪火炮送达燕碣妻女的手中。李太从小就读于福建商会在北平开办的义校，研习国文、算数等科目，日军侵华时期，上过日本老师在女校开办的日语课程，学习简单的日语交流。后进入春明女子中学，春明女子中学由晚清邮传部尚书闽籍人士陈玉苍创办，也是福建会馆的一部分，她在那里度过了悠闲的中学时期。李太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学生演出，七十多年后再谈及此事，李太只记得那天的演出很累，很多小孩子在车上睡着了。李太的母亲给她准备了烙饼，装在书包里作干粮，她清楚地记得，那天的烙饼很香。
李太与父亲的再度相逢是在1950年的某个午后，她随着母亲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从北平远赴邵阳，去见她生命中早已印记模糊的男人。对母亲来说，这是场不辞辛劳的久别重逢，而对于李太来说，这仅仅是一场疲惫的长途跋涉。已经十五岁的李太初识了人间冷暖，而对于这个陌生男人的突然闯入却无所适从，虽然以后的日子里慢慢适应了父亲的存在，但她与父亲并不亲近，也许对她而言，缺席十几载的父亲永远是个陌生的外来者。
李太在邵阳读完了高中，在这里她认识了日后陪伴其终生的李先生。他们从同一所高中毕业。1953年高考，由于考区限制李太未能报考北京院校，后进入中南同济医学院，专攻中医针灸。在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里，新一代年轻人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54年，为响应建设新中国号召，李太与恋人李先生同时进入了国家公派留苏考试考场，结果是李先生入围，而自己却落榜，无缘留苏。
1956年，李太参加了医学院的社会实习，深入基层进行医学实践，被分配到了黄冈，二十一岁的李太跟着当地的助产师奔走于大街小巷，做起了接生婆。也就是这一年，她第一次接生了一个男婴，年老之后的李太经常跟我们提及此事，一个人掐着手指，默默算着这个男孩的年龄，猜测着他现在的命运，仿佛她与这个孩子的生命产生了某种宿命般的关联。同年，为响应“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的号召，李太和医学院的同学被分派到李时珍的故乡蕲州从事消灭血吸虫的工作。基层条件极其艰苦，医疗药品匮乏，防治血吸虫的基本物质条件远未达到，而上层号召的指标性和计划性与地方的实际执行情况严重背离，学生医疗队没有药品，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血吸虫防治的宣传工作，成效甚微。 大学毕业后，李太被分配到了协和医学院从事研究辅助工作，再次回到了安放她童年记忆的地方——北京，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北平，而她的童年也如同那九经九轨、左祖右社的古城墙一般不复存在。她走在这座面目全非的古城街道上，试图搜寻曾经模糊的记忆。
作为茫茫人海中极为幸运的一位，李太在十年浩劫中还算安然，她同李先生顺利地结婚、生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先生受美国某公司之邀远渡重洋，就职于旧金山，李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国内继续工作。如果说命运存在轮回，那么这种轮回更多的便是体现在代际间的命运传承上：如果说当年李太母亲对丈夫的等待是一场遥遥无期的坚守，那么五十年之后李太对丈夫的等待更像是一场巴山夜雨的约定。这一等就是八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太正式退休，办理完退休手续，她带着两个儿子来到西雅图与丈夫会面。西雅图地处西风带，太平洋的海风夹杂着中国的味道从西南吹来，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氤氲的水汽，也给这些新大陆的异乡客带来了哀愁。对李太来说，那个时候故乡还是“故乡”，那里有太多亲朋故旧与未干的印记。
后来经济逐渐宽裕，李太与先生决定在西雅图购置房产，筑室反耕。夫妻两人经多方比较，最后购置了距离城区半小时车程的这套复式小洋楼。房子坐落在高大的亚寒带针叶林中间，风起之时，枝干上的松塔摇摇晃晃，随风坠于草丛道路，野兔、松鼠紧紧抱着一颗颗巴掌大的松塔，或匿于丛林，或栖身屋顶。前院植花，后院种菜，每天邮递员都会定时把信件和超市打折的海报投进李太的信箱。邻居台湾太太也非常友好，一条街道上，聚集着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的他乡之客。
李先生花了一千美金买了第一辆车，是辆二手雪佛兰。他的两个儿子日日跟着父亲在教堂旁边的停车场练习，并顺利拿到了第一张驾照。这辆雪佛兰被盗的前一晚，他们全家去了四十五街新开的那家中餐馆吃了顿饭，下班时李先生把车停在门前的路边，由于着急处理些手头琐事，忘记给车上锁。第二天出门时，发现原先停车的地方只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夫妇两人立即报警，该案一直未被侦破，当他们都快要忘记的时候，另一宗案件的侦破找到了盗车案的线索，盗车案一举侦破。李太夫妇去警局的时候，才知道盗车人是个十六岁的墨西哥裔男孩。男孩的父母是西雅图东北部一家海产品罐头厂的流水线员工，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移民潮中移民美国，从南加州一路北上定居西雅图。他们整天与车间里的生鱼死虾打交道，身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三文鱼罐头的咸腥味。傍晚时分，男孩的父母匆忙来到警局，他的父亲是位瘦小的墨西哥男人，卷卷的络腮胡子上面还沾着几片银白色的鱼鳞;母亲是个皮肤黝黑的墨西哥胖女人，头上插着根紫红色发簪，脸倒比丈夫干净许多，显然是在来的路上化了简妆，可那股刺鼻的海鲜腐臭味表明他们是直接从生产车间过来的。墨西哥夫妇在整个协商的过程中极其镇定，仿佛偷车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墨西哥女人一直客气地称呼李太为“中国太太”。关于赔偿，双方协商得颇为顺利，男孩父母同意赔偿两千美元。谈判结束时已是晚上九点了，第五大街此时是满街的灯火，剧院门口聚集了排队的人群，市图书馆巨大的落地窗上挂满了水汽，读书的市民故意将落地台灯调成昏黄的色调，灯光将玻璃上的水汽涂染成凡·高《向日葵》里的橘黄，艾略特湾入港的渔船亮起了绰绰明灯，仿佛是个即将入睡的孩子。李太和丈夫准备打车时，看见那对墨西哥夫妇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女人的脸埋进丈夫怀里，抽泣带动着双肩上下耸动，男人轻轻拍着她，嘴里说着什么，男孩则站在不远处的公交站台边，低着头。路边的汽车不耐烦地鸣着笛呼啸而过，路易斯威登专卖店的玻璃窗内是红红绿绿、身材娇美的金发女郎。男人朝男孩招了招手，对他说了些什么，黝黑的墨西哥女人擦了擦眼泪，抱了抱男孩。随后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李太每当说起这一幕，都会提起老李当时的眼神，那种眼神里面有一种闪亮的愧疚和同情，仿佛偷车的不是男孩，而是他自己。然而随后的几年，这笔赔偿金并没有如约送达，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令李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的一个黄昏，她收到了一张两千美元的支票，上面签着陌生人的名字。此时李先生已经去世三年。
李太来到美国之后的第五年，两个儿子相继结婚，儿媳的父母也相继从太平洋对岸的中国移民美国，这个二层的小洋楼开始热闹起来了。三个家庭十口人填满了上上下下的每个房间，每天都是炊烟，每天都是饭香。李太常说，大儿子的岳母是个工人，工人阶级做事情就是麻利，蒸包子、做肉龙、擀面条都是信手拈来的事情，黄油芝士终究无法满足一个稻麻黍麦滋养过的胃。老二的岳父是农民，院子里的果树、绿植的修剪和养护完全不用自己费心。俨然，李太成了尽享清福之人，每周有四天去华大的学生公寓给学生准备早餐，日子如流水一般清澈见底。
后来李先生退休，在家里侍弄菜园和前院的花花草草，大儿子买了房，小儿子移居芝加哥。寂寞在这个两层的楼房里不断膨胀，李先生因肺癌去世后的几年，她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气球充气后哧哧的声音，战战兢兢等待着最后那声审判式的爆裂。送走丈夫后的李太，每天一个人推着购物车蹒跚着奔走于家与超市之间，有时仅仅是走走路，有时会购回一堆堆过季打折的商品，堆在冰箱里，过期的牛奶用来和面，过期的面包用来烤成沙拉面包丁。李先生走后，院子里的葱蒜被野草吞没，一丛丛的野生百子莲逐渐占领了整个前院，大片的郁金香在某一年修理下水道的过程中，被维修工意外铲除，整个前院除了那两棵日渐长高的玉兰和葱茏的山茶树之外，仅剩下两株紫红色的贺春红。整个院子除了松鼠、野兔、浣熊出没，再就是午后沙沙的风吹过林间树杈，吹动片片矮樱掀起一波波紫红色的风浪。此后每年，李太都会在春天剪几株正艳的山茶花送到丈夫的墓前，夏天跟儿子回趟中国，寄住在老朋友家，拜访故交，走访故地。有一年，八十多岁的李太接到单位老干部处告知，因其年龄问题，不能再参加工会组织的郊游活动。之后李太就很少再回北京了，一则昔日老友相继故去，二则这片土地，会有人不停提醒她，她委实老了，这个世界不再属于她。她最后一次回国时，曾独自一人走在夜色中的东直门内大街，可却迟迟找不到回家的路，所有的记忆再也找不到它们的栖身之所，花花绿绿的年轻人拖着长长的影子匆匆走过，不远处的簋街散发着人间宵夜独有的麻辣味，烧烤店里飘出刺鼻的油烟让她恍惚着想起五十年前大炼钢铁的场景……仿佛一夜之间家园荒芜，八十多岁的李太坐在北京的路灯下，顿生麦秀黍离之感。
西雅图的春天多雨又多花。晚春时节，雨季接近尾声，阳光开始刺透乌云，冰川地貌形成的湖泊在群山林木间生辉，人间犹若仙境，或许此时才是拜访故人的最好时节。从墓园回来的路上，李太跟我们讲到，这片墓地是她先生生前跟她一起来看过的了，离家又近，彼此也不算寂寞。
傍晚时分，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室友烧了壺咖啡，给每人倒了一杯，然后匆匆去了楼下的房间，每天这个时候她都会准时跟远在中国的男友通话。我坐在窗前，对门的印度邻居将车开进院子，四个孩子每人抱着一个大大的购物袋从车里跑了出来，男主人从车窗探出头，慢慢将车停好。一位妇人牵着条贵宾犬从门前匆匆走过。台湾女邻居上个月离开了美国，院子里杂草丛生。隔壁那个没有工作的美国女人又开始在门口的吊床上唱起了歌，据说她的越南情人刚刚跟她分手。后院那个独居的白人老妪，仍坐在门前梳理着自己的头发。此刻全世界仿佛都在霪雨霏霏中归于沉冷，可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李太吃过晚饭回了卧室，不会儿便传来了鼾声，时而传来梦呓声，好像是在同谁说话，每晚都是如此。客厅里，圣诞节的彩灯还没有撤下，在黑暗中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壁炉上面摆放着密密麻麻的相框，其中最大的那张老照片，是李太二十三岁刚毕业时的登记照：那时候的她，身着一身白底红花的麻纱布拉吉，乌黑油亮的“四联”复古大波浪下面，是清澈却又缱绻如花的笑靥。
张岩涛，学者，现居北京。已发表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