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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当然已和当下中国大有不同，但先生的批点并不过时，反而愈加入骨，刺痛我们的神经。
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当然已和当下中国大有不同，但先生的批点并不过时，反而愈加入骨，刺痛我们的神经。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有些东西变化了，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但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有一以贯之的根脉在里面，鲁迅给提炼出来，并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第二，鲁迅最为人称道的，是批判国民性，而国民性这个东西，是祖先赐给我们的礼物，想拒收或转送，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鲁迅先生如果还生活在当下，当不会感到特别陌生吧，至于他会从事一份什么工作，是过得还行，还是有些惨淡，那就说不好了。
问：先生，今天是您诞辰130周年，离开这么久，您的感觉怎样？
鲁迅：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远游。所谓激动，是没有的，不过看到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内里还是我生活过的，欣慰还是有的。
问：听说先生门下吃鲁学饭的食客有两万以上。
鲁迅：哪里，愧不如曹雪芹，他吃的是草，却用奶汁抚养了全国一半的人口。
问：先生去世75年了，后来的人给了先生很高的评价，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鲁迅：让他们赞美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问：这些年，读经运动如火如荼，儿童读经成了时尚潮流，上海还曾开办了孟母堂。
鲁迅：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古书实在是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问：有的大学里建了孔子像，两岸还都在举行盛大的祭孔活动，看来孔子复活有望。
鲁迅：我还听说有个叫蒋庆的小子自称儒教教主呢。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子当做砖头用，但都明明白白地失败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问：韩医申遗成功了，中医也跃跃欲试。您有句话让中医的感情很受伤……
鲁迅：我是曾经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如果因为这句话误了他们的申遗，我感到抱歉。如果中医可以，则气功、金钟罩、点穴也都可以申遗的。（《呐喊》序言）
问：现在有人把批评家叫做表扬家，先生对韩寒、王朔怎么评价？有人说他们继承了先生的衣钵。
鲁迅：凡批评家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相互评论，个个“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文人相轻这个恶名所吓倒，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文人相轻》）
问：先生活着的时候，就有观点说先生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本土的作家总得不了奖呢？
鲁迅：且看动物园的猴子，它们自有他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他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它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是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是赞美上帝。唱赞美诗是得不了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问：有个国家一级女诗人，写一手漂亮的梨花体，她诗歌的流传让低迷的诗坛一片沸腾，又掀起一次让诗歌走进群众的高潮。
鲁迅：这个梨花体，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写过几首。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
问：先生写得很有韵味，看来优秀的散文完全可以和诗歌互相转化。先生还是写古体诗多一些吧。
鲁迅：新诗也还是有的，我做过国真体的诗，就是那首《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豪宅，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问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问：听说先生在看相方面很有造诣。
鲁迅：这是个谣传，我虽然说过“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副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之类的，但从来不给国人看相，以免被某个行当利用，打出“弘扬国粹从看相开始”的幌子来。
问：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反响都不错，但有令下来，快乐女生明年要停办了。
鲁迅：我早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三闲集》）
问：先生在上海栖居多年，最近一个叫杨海鹏的，正在为他的妻子打官司，还微博直播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先生对官司的结果怎么看？
鲁迅：海鹏是个壮士，但我并不觉得乐观，“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 （《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
问：还有一些人，在为别人的事情忙活奔走，或者出头说了几句公道的话，然而命运和结果也不太好。一位著名的海归科学家饶毅，就因为批评科学体制，在院士评选中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鲁迅：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且介亭杂文·运命》）对于那种为别人奔走的英雄，我仿佛总能看到他们的结局。“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伪自由书·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问：那个科学体制就这样坚固吗？
鲁迅：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书信·致曹聚仁》）
问：先生一向批判封建礼教，尤其痛恨“孝”，自己却是一个孝子。到了今天，先生还是持这样的观点吗？
鲁迅：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问：先生生前常下馆子，那时的饭馆和家里饮食虽不丰富，但也至少无害，现在看到毒奶粉、瘦肉精、毒大米、毒蔬菜之类，先生能吃得下吗？
鲁迅：底层的人们，也会互相伤害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问：这让我想起了有的人抱怨社会不公，却挥刀奔向学校的小孩子。
鲁迅：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华盖集·杂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问：强者向弱者，弱者向更弱者，这是一种全面的变坏，敬畏与信仰怎么突然丢失了？
鲁迅：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问：有的地方权力部门，就开辟了食品蔬菜的特供渠道。
鲁迅：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绝不是原因。（《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
问：恐怕对学校教育这一块也要反思。
鲁迅：正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而已集·反“漫谈”》）
问：先生对爱国青年怎么看？
鲁迅：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书信·致姚克》）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问：先生一向对青年甚好，但也上过青年的当，现在韩寒、郭美美、李天一、卢美美等，都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先生的观感如何？
鲁迅：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书信·致曹聚仁》）
问：有人称先生为青年导师……
鲁迅：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华盖集·通讯》）
问：先生知道右愤、左愤吗？
鲁迅：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 （《华盖集·补白》）
问：先生对宽恕还是那么不“宽恕“吗？
鲁迅：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坟·杂忆》）
问：有个不敬的话题，如果先生恰巧活在当下，先生将如何推广自己的主张，如何给报馆写文章呢？
鲁迅：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呐喊·自序》）
问：如果那样，你能想象自己的样子吗？
鲁迅：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
问：先生写文章的时候，最瞧不起的对手是什么？
鲁迅：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已集·革命文学》）
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当然已和当下中国大有不同，但先生的批点并不过时，反而愈加入骨，刺痛我们的神经。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有些东西变化了，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但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有一以贯之的根脉在里面，鲁迅给提炼出来，并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第二，鲁迅最为人称道的，是批判国民性，而国民性这个东西，是祖先赐给我们的礼物，想拒收或转送，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鲁迅先生如果还生活在当下，当不会感到特别陌生吧，至于他会从事一份什么工作，是过得还行，还是有些惨淡，那就说不好了。
问：先生，今天是您诞辰130周年，离开这么久，您的感觉怎样？
鲁迅：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远游。所谓激动，是没有的，不过看到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内里还是我生活过的，欣慰还是有的。
问：听说先生门下吃鲁学饭的食客有两万以上。
鲁迅：哪里，愧不如曹雪芹，他吃的是草，却用奶汁抚养了全国一半的人口。
问：先生去世75年了，后来的人给了先生很高的评价，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鲁迅：让他们赞美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问：这些年，读经运动如火如荼，儿童读经成了时尚潮流，上海还曾开办了孟母堂。
鲁迅：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古书实在是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问：有的大学里建了孔子像，两岸还都在举行盛大的祭孔活动，看来孔子复活有望。
鲁迅：我还听说有个叫蒋庆的小子自称儒教教主呢。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子当做砖头用，但都明明白白地失败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问：韩医申遗成功了，中医也跃跃欲试。您有句话让中医的感情很受伤……
鲁迅：我是曾经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如果因为这句话误了他们的申遗，我感到抱歉。如果中医可以，则气功、金钟罩、点穴也都可以申遗的。（《呐喊》序言）
问：现在有人把批评家叫做表扬家，先生对韩寒、王朔怎么评价？有人说他们继承了先生的衣钵。
鲁迅：凡批评家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相互评论，个个“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文人相轻这个恶名所吓倒，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文人相轻》）
问：先生活着的时候，就有观点说先生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本土的作家总得不了奖呢？
鲁迅：且看动物园的猴子，它们自有他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他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它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是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是赞美上帝。唱赞美诗是得不了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问：有个国家一级女诗人，写一手漂亮的梨花体，她诗歌的流传让低迷的诗坛一片沸腾，又掀起一次让诗歌走进群众的高潮。
鲁迅：这个梨花体，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写过几首。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
问：先生写得很有韵味，看来优秀的散文完全可以和诗歌互相转化。先生还是写古体诗多一些吧。
鲁迅：新诗也还是有的，我做过国真体的诗，就是那首《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豪宅，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问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问：听说先生在看相方面很有造诣。
鲁迅：这是个谣传，我虽然说过“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副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之类的，但从来不给国人看相，以免被某个行当利用，打出“弘扬国粹从看相开始”的幌子来。
问：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反响都不错，但有令下来，快乐女生明年要停办了。
鲁迅：我早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三闲集》）
问：先生在上海栖居多年，最近一个叫杨海鹏的，正在为他的妻子打官司，还微博直播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先生对官司的结果怎么看？
鲁迅：海鹏是个壮士，但我并不觉得乐观，“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 （《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
问：还有一些人，在为别人的事情忙活奔走，或者出头说了几句公道的话，然而命运和结果也不太好。一位著名的海归科学家饶毅，就因为批评科学体制，在院士评选中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鲁迅：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且介亭杂文·运命》）对于那种为别人奔走的英雄，我仿佛总能看到他们的结局。“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伪自由书·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问：那个科学体制就这样坚固吗？
鲁迅：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书信·致曹聚仁》）
问：先生一向批判封建礼教，尤其痛恨“孝”，自己却是一个孝子。到了今天，先生还是持这样的观点吗？
鲁迅：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问：先生生前常下馆子，那时的饭馆和家里饮食虽不丰富，但也至少无害，现在看到毒奶粉、瘦肉精、毒大米、毒蔬菜之类，先生能吃得下吗？
鲁迅：底层的人们，也会互相伤害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问：这让我想起了有的人抱怨社会不公，却挥刀奔向学校的小孩子。
鲁迅：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华盖集·杂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问：强者向弱者，弱者向更弱者，这是一种全面的变坏，敬畏与信仰怎么突然丢失了？
鲁迅：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问：有的地方权力部门，就开辟了食品蔬菜的特供渠道。
鲁迅：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绝不是原因。（《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
问：恐怕对学校教育这一块也要反思。
鲁迅：正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而已集·反“漫谈”》）
问：先生对爱国青年怎么看？
鲁迅：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书信·致姚克》）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问：先生一向对青年甚好，但也上过青年的当，现在韩寒、郭美美、李天一、卢美美等，都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先生的观感如何？
鲁迅：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书信·致曹聚仁》）
问：有人称先生为青年导师……
鲁迅：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华盖集·通讯》）
问：先生知道右愤、左愤吗？
鲁迅：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 （《华盖集·补白》）
问：先生对宽恕还是那么不“宽恕“吗？
鲁迅：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坟·杂忆》）
问：有个不敬的话题，如果先生恰巧活在当下，先生将如何推广自己的主张，如何给报馆写文章呢？
鲁迅：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呐喊·自序》）
问：如果那样，你能想象自己的样子吗？
鲁迅：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
问：先生写文章的时候，最瞧不起的对手是什么？
鲁迅：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已集·革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