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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既为局部执政，又为民主执政，具体来说，就是以民主探索所取得成果为基础，灵活运用科学理论，对民主道路进行开辟和创新。本文立足于延安时期这一时代背景，先简单地介绍了选举制度，随后结合实际情况，围绕民主选举制度展开了深入研究，内容涉及制定选举法规、建设基层政权等诸多方面，希望可以给人以启发，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选举制度
引言：作为民主政治发源地的延安，拥有形式生动、内容多元的民主选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我国民主选举的里程碑。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所开展的民主建设，作为延安民主模式被载入史册，由此可见，延安民主选取不仅是精神，还是制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所具有启发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所研究可以的价值，自然无法被替代，应当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
一、选举制度的概述
作为民主政治基础、政治制度组成部分的选举制度，始终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现有研究成果以发达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实行的选举制度为主，革命时期的内容却鲜有涉及，久而久之，原有选举制度的价值被历史尘埃所掩埋。选举制度的发源地为欧美地区，引入我国的时间是清末明初，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快速发展，最终形成现有的选举制度[1]。延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同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与此同时，还在边区建立了民主政权，以政治生态发生的变化为依据，对选举方法、形式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符合实际情况的选举制度，由此可见，典型、全面的延安民主选舉，始终拥有不能够被替代的价值，围绕其展开的研究，正在变得更加深入且具体。
二、延安时期党的选举制度研究
（一）民主即抗日
20世纪初，中国日寇横行、烽烟四起，结束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召开的会议上，确定了“目前的形式是日本要将中国作为殖民地”，毛泽东以此为背景，进一步分析了党的基本任务——使中国成为领土完整、独立且自由的国家;将红军活动、各阶级人民活动汇合，形成统一革命战线。由此可见，即使身处时代洪流，党仍旧立于前列，接过了“抗日”的任务，为统一革命战线的建立注入动力。要想使党的任务得以实现，关键是发动人民，将一党专政制度打破，使新政权的建设拥有坚实基础。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将目光聚焦到“民主”和“抗日”的关系上，提出“民主即抗日”的观点，其影响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民主政治实现，其二，民主选举制度出现。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时，党就在民主运动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2]。延安时期，共产党所召开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对“民主政治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明确指出，中国应从两个方面出发，逐步落实民主改革工作，一方面，用民主政体代替独裁政体，另一方面，赋予人民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在陕北所召开扩大会议上，党从“抗日救国”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十大纲领，这十大纲领所反映的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党对民主、抗日关系的认知”“民主政治的推进”等。
（二）逐步落实民主选举
1.制定选举法规
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选举制度所具有民主性，直接决定了民主政治价值的发挥。延安时期，毛泽东所发表文章中，涉及民主选举的内容较多，例如，统一革命战线的政权，应当由人民选择的方式产生;民权主义是指人民对“抗日”拥有绝对自由。除此之外，张闻天、刘少奇等人，针对民主选举所做出论述也不容忽视，张闻天曾指出，统一战线的选举方式应为公开选举，刘少奇则认为“将当地政府改造为抗日政权”很有必要。正是因为领导者对选举的重视程度较高，才能仅花费较少时间，就制定了符合共产党要求的选举法规，保证其内容涉及原则、保障、程序等方面。
2.建设基层政权
建设基层政权的关键是获得群众信任，使群众主动参与到选举的过程中，无论是动员不充分，还是乡村工作落实不深入，均会给后续环节的进行带来负面影响，只有将党的指示和决议，落实到群众中，保证群众可以通过实践的方式，获得更加全面、直观的体验，所制定指示和决议的革命效力，才能得到应有的发生。延安时期，偏远山区的群众对“民主”的认知有限，只有对选举的过程和作用进行讲解，才能保证群众选举出符合实际需求、能够发挥出重要价值的人员。抗日根据地出于落实基层选举的考虑，在宣传、组织和动员环节，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通过成立训练班、委员会的方式，形象、直观地向群众展示“选举”的流程。另外，各个边区均大量印刷了符合实际的报刊，例如，《民主洪流》（定县）《民选》（曲阳）等，报刊、宣传品的发行，同样为民主选举的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3]。
3.确定选举原则
“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主政、参政和议政等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选举”。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通过选举条例，对选举原则进行了规范，即“平等，普遍，直接，自由”。由此可知，除犯罪分子、特务汉奸、神经病患者外，在边区境内居住且年满18的人民，不受性别、民族、党派、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均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换句话说，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小资产阶级，所享有选举权利相同，一方面，上述人士均有参加参议员选举的权利，另一方面，上述人员还有被选为公职人员、参议员的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产生，均由直接选举方式产生，抗日团体、党派单独或联合推荐候选人，使候选人数量多于应选人数量，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保证选举所产生参议员可以代表选民。延安时期的选举口号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此口号将“选举”置于“民主政治”的首要位置。投票的方式，同样具有时代特色，例如，识字的选民用选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画杠等方式，真正做到“一人一票”，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选举”所强调的精神，选民积极性也会得到调动。事实证明，随着选举制的提出和推广，群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政治觉悟大幅提高。正是因为平等、普遍的选举的存在，才使得边区成功建立起能够对民意进行代表和反映的政权。综上所述，“人民当家作主”得以实现的关键是大量农民参与到选举过程中，抗日根据地遵循的政治制度，因此而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大幅迈进。 4.检查政府工作
党的执政目标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给予人民实惠的背景下，将人民创造性、积极性充分激发，使其拥有更加强大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基于此，边区政府多次强调，将检查和选举进行结合很有必要，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及时发现并改进问题，另外，还包括识别人才，为改选和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众所周知，人员改选的前提是检查工作，因此，在选举过程中，党应为人民提供检查政府工作的途径，加深干部对自身的了解。除此之外，行政委员会还提出，大选当前，政府应加大对民主进行发扬的力度，通过自我批评结合群众批评的方式，将深藏于政权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揭发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有助于领导工作的改进，其二，暴露和人民利益相悖的分子，使人民参选、参政热情得到大幅提高。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其他选民，均拥有参加选举的权利，基于此，《新华日报》曾发表如下言论：竞选人要想保证自己当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成为积极抗日分子，为多数人谋取利益，获得多数人的拥护与爱戴，只有这样才能通过选举。由此而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转变干部作风，另一方面，保证所选举参议员，可以获得人民的信赖。
（三）建设三三制度政权
出于增强抗日根据地政权所具有民主性的考虑，毛泽东层作出党内指示，要求抗日根据地对三三制度政权进行建设，以统一战线政权为原则，将政权分为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在实际选举的过程中，共产党对党内候选人、当选人数量进行限制，创造有助于非党人士当选的条件，为非党人士提供发表意见、建议的机会，事实证明，不同阶层的人士，均十分拥护民主合作精神。在三三制度政权的前提下，党对政府进行领导的方式如下：通过选举条件优越的共产党员的方式，保证占据政权领导地位的始终是共产党员。这里的“领导地位”并非绝对服从，而是利用正确决策、模范工作，对党外人士进行教育和说服，使其主动接受党的领导。关于“三三制度政权”，刘少奇曾发表过如下见解：党不愿也不能包办政府。由此可见，共产党是间接领导三三制度政权，而非传统观念所认为的直接领导，党的权利是向参议会、政府提议，只有所提出建议获得大多数人认可，才能转化为实际决定，因此，作为政治基础得到扩展的一种政权形式，三三制度政权的核心是一党领导，但是，从制度、组织等角度来看，所遵循原则既不是一党控制，又不是一党包办，而是党政分开。作为民主政权形式的代表，三三制度政权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4]。从某种角度来说，三三制度政权的出现，使人们所具有利益要求得到了直接反应，边区政府的代表性，因此而更加广泛，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不仅包括政府号召力得到增强，还包括边区建设的大幅推进、机关工作效率提高等，应当引起重视。
（四）民主选举最终反响
作为组织、推动民主选举的主力，共产党的地位不言而喻。延安时期，共产党所组织选举的形式极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上文所提及的“竞选”。出于“使竞选制度更加完善”的考虑，党提出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可以说，正是边区政府所开展有别于垄断政治的选举运动的存在，才使得党的形象得到充分发挥，动员群众和巩固政权的目标随之实现，呈现在世人眼前的不再是一党专政，而是民主政治。通过研究能够看出，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據地成为专家、学者重点考察的区域，这是因为多数人都敏锐地发现了根据地的民主程度高于其他区域，例如，中外记者团于1944年前往边区参观，记者团中的外国记者普遍认为“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实现了广泛的民主”“共产党所建立机构，既不会给人们造成沉重负担，又能够对重大责任进行承担”。围绕延安民主选举展开的研究从未停止，这是因为延安民主选举不仅是制度的一种，更是精神的一种，拥有取之不尽的发展动力。
结论：通过对上文所讨论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从本质上来说，选举制度是实现民主，换言之，选举制度的存在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延安民主选举所体现出的民主精神，便可以佐证这一观点。延安时期，边区产生政权的途径主要是民主选举，间接表明民主选举是建设民主政治制度所不可或缺的环节，生活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拥有参与选举的权利，这为共产党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李芳，许门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5（02）：143-150.
[2]马蕾.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经验评析[J].西部学刊，2019（04）：21-24.
[3]卢毅.“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7，10（02）：109-121.
[4]徐畅.抗战时期外国人和国内民主人士对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观察[J].东岳论丛，2017，36（08）：47-58.
作者简介：
张卜文（1976-），男，汉族，陕西延安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科长，文博馆员。主要从事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与陈展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曾发表论文十余篇。2008年参与编辑《陕甘宁边区画卷》-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选举制度
引言：作为民主政治发源地的延安，拥有形式生动、内容多元的民主选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我国民主选举的里程碑。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所开展的民主建设，作为延安民主模式被载入史册，由此可见，延安民主选取不仅是精神，还是制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所具有启发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所研究可以的价值，自然无法被替代，应当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
一、选举制度的概述
作为民主政治基础、政治制度组成部分的选举制度，始终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现有研究成果以发达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实行的选举制度为主，革命时期的内容却鲜有涉及，久而久之，原有选举制度的价值被历史尘埃所掩埋。选举制度的发源地为欧美地区，引入我国的时间是清末明初，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快速发展，最终形成现有的选举制度[1]。延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同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与此同时，还在边区建立了民主政权，以政治生态发生的变化为依据，对选举方法、形式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符合实际情况的选举制度，由此可见，典型、全面的延安民主选舉，始终拥有不能够被替代的价值，围绕其展开的研究，正在变得更加深入且具体。
二、延安时期党的选举制度研究
（一）民主即抗日
20世纪初，中国日寇横行、烽烟四起，结束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召开的会议上，确定了“目前的形式是日本要将中国作为殖民地”，毛泽东以此为背景，进一步分析了党的基本任务——使中国成为领土完整、独立且自由的国家;将红军活动、各阶级人民活动汇合，形成统一革命战线。由此可见，即使身处时代洪流，党仍旧立于前列，接过了“抗日”的任务，为统一革命战线的建立注入动力。要想使党的任务得以实现，关键是发动人民，将一党专政制度打破，使新政权的建设拥有坚实基础。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将目光聚焦到“民主”和“抗日”的关系上，提出“民主即抗日”的观点，其影响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民主政治实现，其二，民主选举制度出现。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时，党就在民主运动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2]。延安时期，共产党所召开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对“民主政治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明确指出，中国应从两个方面出发，逐步落实民主改革工作，一方面，用民主政体代替独裁政体，另一方面，赋予人民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在陕北所召开扩大会议上，党从“抗日救国”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十大纲领，这十大纲领所反映的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党对民主、抗日关系的认知”“民主政治的推进”等。
（二）逐步落实民主选举
1.制定选举法规
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选举制度所具有民主性，直接决定了民主政治价值的发挥。延安时期，毛泽东所发表文章中，涉及民主选举的内容较多，例如，统一革命战线的政权，应当由人民选择的方式产生;民权主义是指人民对“抗日”拥有绝对自由。除此之外，张闻天、刘少奇等人，针对民主选举所做出论述也不容忽视，张闻天曾指出，统一战线的选举方式应为公开选举，刘少奇则认为“将当地政府改造为抗日政权”很有必要。正是因为领导者对选举的重视程度较高，才能仅花费较少时间，就制定了符合共产党要求的选举法规，保证其内容涉及原则、保障、程序等方面。
2.建设基层政权
建设基层政权的关键是获得群众信任，使群众主动参与到选举的过程中，无论是动员不充分，还是乡村工作落实不深入，均会给后续环节的进行带来负面影响，只有将党的指示和决议，落实到群众中，保证群众可以通过实践的方式，获得更加全面、直观的体验，所制定指示和决议的革命效力，才能得到应有的发生。延安时期，偏远山区的群众对“民主”的认知有限，只有对选举的过程和作用进行讲解，才能保证群众选举出符合实际需求、能够发挥出重要价值的人员。抗日根据地出于落实基层选举的考虑，在宣传、组织和动员环节，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通过成立训练班、委员会的方式，形象、直观地向群众展示“选举”的流程。另外，各个边区均大量印刷了符合实际的报刊，例如，《民主洪流》（定县）《民选》（曲阳）等，报刊、宣传品的发行，同样为民主选举的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3]。
3.确定选举原则
“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主政、参政和议政等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选举”。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通过选举条例，对选举原则进行了规范，即“平等，普遍，直接，自由”。由此可知，除犯罪分子、特务汉奸、神经病患者外，在边区境内居住且年满18的人民，不受性别、民族、党派、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均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换句话说，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小资产阶级，所享有选举权利相同，一方面，上述人士均有参加参议员选举的权利，另一方面，上述人员还有被选为公职人员、参议员的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产生，均由直接选举方式产生，抗日团体、党派单独或联合推荐候选人，使候选人数量多于应选人数量，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保证选举所产生参议员可以代表选民。延安时期的选举口号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此口号将“选举”置于“民主政治”的首要位置。投票的方式，同样具有时代特色，例如，识字的选民用选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画杠等方式，真正做到“一人一票”，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选举”所强调的精神，选民积极性也会得到调动。事实证明，随着选举制的提出和推广，群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政治觉悟大幅提高。正是因为平等、普遍的选举的存在，才使得边区成功建立起能够对民意进行代表和反映的政权。综上所述，“人民当家作主”得以实现的关键是大量农民参与到选举过程中，抗日根据地遵循的政治制度，因此而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大幅迈进。 4.检查政府工作
党的执政目标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给予人民实惠的背景下，将人民创造性、积极性充分激发，使其拥有更加强大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基于此，边区政府多次强调，将检查和选举进行结合很有必要，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及时发现并改进问题，另外，还包括识别人才，为改选和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众所周知，人员改选的前提是检查工作，因此，在选举过程中，党应为人民提供检查政府工作的途径，加深干部对自身的了解。除此之外，行政委员会还提出，大选当前，政府应加大对民主进行发扬的力度，通过自我批评结合群众批评的方式，将深藏于政权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揭发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有助于领导工作的改进，其二，暴露和人民利益相悖的分子，使人民参选、参政热情得到大幅提高。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其他选民，均拥有参加选举的权利，基于此，《新华日报》曾发表如下言论：竞选人要想保证自己当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成为积极抗日分子，为多数人谋取利益，获得多数人的拥护与爱戴，只有这样才能通过选举。由此而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转变干部作风，另一方面，保证所选举参议员，可以获得人民的信赖。
（三）建设三三制度政权
出于增强抗日根据地政权所具有民主性的考虑，毛泽东层作出党内指示，要求抗日根据地对三三制度政权进行建设，以统一战线政权为原则，将政权分为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在实际选举的过程中，共产党对党内候选人、当选人数量进行限制，创造有助于非党人士当选的条件，为非党人士提供发表意见、建议的机会，事实证明，不同阶层的人士，均十分拥护民主合作精神。在三三制度政权的前提下，党对政府进行领导的方式如下：通过选举条件优越的共产党员的方式，保证占据政权领导地位的始终是共产党员。这里的“领导地位”并非绝对服从，而是利用正确决策、模范工作，对党外人士进行教育和说服，使其主动接受党的领导。关于“三三制度政权”，刘少奇曾发表过如下见解：党不愿也不能包办政府。由此可见，共产党是间接领导三三制度政权，而非传统观念所认为的直接领导，党的权利是向参议会、政府提议，只有所提出建议获得大多数人认可，才能转化为实际决定，因此，作为政治基础得到扩展的一种政权形式，三三制度政权的核心是一党领导，但是，从制度、组织等角度来看，所遵循原则既不是一党控制，又不是一党包办，而是党政分开。作为民主政权形式的代表，三三制度政权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4]。从某种角度来说，三三制度政权的出现，使人们所具有利益要求得到了直接反应，边区政府的代表性，因此而更加广泛，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不仅包括政府号召力得到增强，还包括边区建设的大幅推进、机关工作效率提高等，应当引起重视。
（四）民主选举最终反响
作为组织、推动民主选举的主力，共产党的地位不言而喻。延安时期，共产党所组织选举的形式极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上文所提及的“竞选”。出于“使竞选制度更加完善”的考虑，党提出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可以说，正是边区政府所开展有别于垄断政治的选举运动的存在，才使得党的形象得到充分发挥，动员群众和巩固政权的目标随之实现，呈现在世人眼前的不再是一党专政，而是民主政治。通过研究能够看出，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據地成为专家、学者重点考察的区域，这是因为多数人都敏锐地发现了根据地的民主程度高于其他区域，例如，中外记者团于1944年前往边区参观，记者团中的外国记者普遍认为“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实现了广泛的民主”“共产党所建立机构，既不会给人们造成沉重负担，又能够对重大责任进行承担”。围绕延安民主选举展开的研究从未停止，这是因为延安民主选举不仅是制度的一种，更是精神的一种，拥有取之不尽的发展动力。
结论：通过对上文所讨论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从本质上来说，选举制度是实现民主，换言之，选举制度的存在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延安民主选举所体现出的民主精神，便可以佐证这一观点。延安时期，边区产生政权的途径主要是民主选举，间接表明民主选举是建设民主政治制度所不可或缺的环节，生活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拥有参与选举的权利，这为共产党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李芳，许门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5（02）：143-150.
[2]马蕾.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经验评析[J].西部学刊，2019（04）：21-24.
[3]卢毅.“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7，10（02）：109-121.
[4]徐畅.抗战时期外国人和国内民主人士对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观察[J].东岳论丛，2017，36（08）：47-58.
作者简介：
张卜文（1976-），男，汉族，陕西延安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科长，文博馆员。主要从事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与陈展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曾发表论文十余篇。2008年参与编辑《陕甘宁边区画卷》-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