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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朵桥傅家营建的聚奎楼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闽南建筑与土楼建筑的典型结合。它凝聚着一个传统中国家族如何从地方弱族发展成为望族的历史。然而因无相关的文献资料记载，使这一段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2010年三方墓志铭的出土为它提供了实物资料，揭开了朵桥傅家发家历史的神秘面纱。由此可见，出土文物在地方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家族;发家史;传说;墓志铭
聚奎楼也称银青东庄，位于福建泉州南安市金淘镇朵桥村，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由一幢三层土楼及左右各一幢三进五开间硬山式闽南红砖古厝组成，坐西向东，均建于清康熙中晚期。土楼呈回字形，通面宽33米，进深30.8米，占地面积1016平方米。左右红砖古厝各占地1200平方米，由砖木石构筑。银青东庄规模宏大，构筑典雅厚重，是闽南红砖建筑与土楼建筑的典型结合，在闽南地区极为少见。聚奎楼落成后，在闽南地区有了“有朵桥富无朵桥厝，有朵桥厝无朵桥富”谚语，可见其地位。
朵桥傅氏先祖傅兴源于明末清初从南安丰州迁至金淘傅厝井定居，后再迁至朵桥，成为朵桥开基祖，传至第三世为傅朴斋，傅朴斋传傅方升、傅方进两兄弟。兄弟俩共同缔造了这幢传奇式土楼，该土楼规模巨大，其耗时、耗工、耗资为当时地方的重大事件，然而并没有相关的资料记载，只有朵桥傅氏族人间有口头历史传说。传说中傅氏家庭困顿，以抬轿为职业，兼做其他苦力。某天兄弟俩为堂兄傅回良（人称九官公）建宅挖地基时，挖出两石无主的白银（又一说两具棺材的金银）。获得意外之财后，兄弟俩又找到风水宝地“莲花”穴来建厝，从此发家致富，甚至成为地方名门望族。
这些传说赋予了聚奎楼传奇的色彩，但却无从考证真伪，直至2010年在福建泉州金淘至安溪高速公路的建设过程中，出土了傅方升及儒人雷氏、傅方进三方墓志铭，才有望解开这段传奇。众所周知，墓志铭难免规避一些事实，夹杂一些过誉之词，但其内容应该是较为忠实于历史真相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墓志铭视为“真历史”来对待。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墓志铭中的内容，来揭开朵桥傅家如何从家庭困顿发展成为地方名门望族的神秘面纱。
三方墓志铭现收藏于聚奎楼内，均黑页岩质地，两面刻字，楷书。碑石每块长0.51米，宽0.27米，厚0.01米，两面刻字，每块上约分21行，每行14字左右，明峰公及儒人雷氏分为4块，允峰厘米为6块。因墓志铭内容丰富，字数繁多，故文章不加以赘述。
三方墓志铭的记载中，都肯定傅家在传衍到傅方升、傅方进兄弟时，家庭经济极为困顿。《皇清待赠徵仕郎太学生七十六翁先严明峰傅公墓志铭》称“家素清白，滤无以为薪水資，因辍举子业，力本治生，偕弟拮据”;《皇清待赠国学生八十二翁允峰傅公墓志铭》也记载“伯兄徒手拮据，辍举子业，佐兄肩父任，铢积寸累”。家庭经济的困窘，迫使傅氏兄弟辍学，转而“力本治生”。“力本”是从事农业生产，“治生”是经营家业谋生计。可见墓志铭中认为傅氏兄弟是通过农业生产，“铢积寸累”后才由贫转富，实现“中年家道殷隆”的。传统社会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农”的地位甚高。傅氏兄弟通过“力本治生”而致富，符合传统社会的价值期待，有利于获得家族声望。
傅家在傅氏兄弟时为什么能够发展为地方望族？经研究其与民间流传的傅氏兄弟获得意外之财的说法迥异，三方墓志铭的撰写者从传统儒家价值观的角度作了解释。
首先，墓志铭浓墨重彩地褒扬了傅氏兄弟和雷氏的孝顺。墓志铭描写傅方升“克潔滫瀡，承二人欢……晨昏左右罔缺失，樸斋公病，侍汤药尤谨”。傅方进也极为孝顺，在父亲樸斋公去世后仍难抑孝思，“先是樸斋公多患病，嗜酒，迨殁。遇忌日怆然曰：‘吾父所嗜，昔得之难，今得之易。’言之呜咽”。傅方升夫人雷氏也极为孝顺舅姑，“不厌清贫而事舅姑，常以十指拮据佐菽水之。惟舅老夛·病汤药扶持，久无倦容”。
其次，儒家价值观鼓励大家族式的聚居形态，提倡兄弟之间合家共炊，贬低分家析产的做法。墓志铭中认为傅家从两兄弟繁衍为百多人聚居的大家族，是因为傅氏兄弟和雷氏都有敦仁睦族的无私品格。傅方升“幼与弟同苦乐，比壮而长聚，顺常如一日，钱币不入私房，非有事故他往，坐对竟日怡怡。庭闱间食齿百计，伯仲皤肰不忍言分，有田荆姜被遗风状”。傅方进在其兄去世后，主持家政，“食齿百五十奇，同居八十余载，卒无间言”。临去世前，他交代子孙“尔曹生齿繁多，外当如尔父与伯父同心，内当如尔母与伯母雍睦”。雷氏“处妯娌和翕，勃谿不形，故其家运雍眭至于食指千余，犹不忍言分异”。
第三，儒家价值观鼓励耕读，读书、应考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傅氏兄弟虽因家贫辍学，但却深刻意识到“光前裕后，绍簮绂薪，传念非读书不能”。家道中兴后，傅氏兄弟就极为重视与文人的往来以及子孙的教育。墓志铭载傅方升“与弟议别营土堡，接诸宾客，来往不叹扰书室，妨讲习学务。有以论文至者，倒履欢迎，备极欸……以故过访多名士，诸乡先生咸于公有朱陈好，轩车来往不绝”。傅氏兄弟的女儿、女孙大多嫁给名族，估计这与他们和当地文人的密切往来有关。傅氏兄弟也很重视子辈的教育，他们“洽诸儿侄辈蜚□，序岁□□然，行见奋翮博飞……训诲不忌杖履林下”。正是因为他们对儒学教育的重视，使得子孙后裔中出现了众多的恩贡生、太学生等有学位的士子。傅氏兄弟“力本治生”，改变的是家族的经济地位，而培养出众多的儒学士子，改变的则是家族的社会地位。
第四，傅家的崛起与傅氏兄弟在经济提升后向地方权威的转型也有关系。张静指出地方权威“具有将私益事（扩充自家财产）和公益事（地方社会的发展、安全及秩序）一致起来的能力。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地方权威的声望和地位才算真正确立，而仅仅经营私产——或许这有助于集聚家财，但显然并不能直接因此获得处理公事的社会地位”[1]。墓志铭中记载傅氏兄弟在“邑新文庙，郡建考栅”时，“不惮倾囊”相助，“其余济人利物，随触辄应”。就连雷氏也积极从事地方善举活动，“年跻耄耋获亨丰隆，恤贫馈乏，绝无吝色”，知县曹侯颁“一门好善”匾额以褒奖傅家。这些慈善公益活动确立了傅家在地方上的权威地位，对于傅家从一个贫困家庭转变为一个地方豪族关系重大。
《皇清待赠国学生八十二翁允峰傅公墓志铭》中，对于在傅方升兄弟的带领下傅家繁衍壮大的原因作了总结，即“善无不昌，德无不报……孝恭以事亲从兄，仁义以济人，利物积善满家绵绵无讫，翼子贻孙，彪炳豹蔚，非天有私乞也，天则顺其生而莫之拂也，殁而蔵诸幽崛兮葱葱欎以世簪绂”。这样的解释其实就是在强调傅氏兄弟严格践行儒家伦理与价值观，从而获得天佑，由此合理化了朵桥傅氏的发家历史。
2010年出土的三方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傅家从弱族发展成为地方望族的过程，与民间流传的傅氏兄弟获得意外之财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可见，在地方史志的研究中，出土文物的佐证作用非常重要。就傅家发家史而言，如果没有这三方墓志铭的出土，将仍然笼罩在民间传说的神秘面纱下，将傅家发家的原因归诸于运气、风水等民间信仰观念，忽视傅氏兄弟在家族由贫转富过程中，他们积极向主流社会靠拢的主观努力。
参考文献
[1]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关键词：家族;发家史;传说;墓志铭
聚奎楼也称银青东庄，位于福建泉州南安市金淘镇朵桥村，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由一幢三层土楼及左右各一幢三进五开间硬山式闽南红砖古厝组成，坐西向东，均建于清康熙中晚期。土楼呈回字形，通面宽33米，进深30.8米，占地面积1016平方米。左右红砖古厝各占地1200平方米，由砖木石构筑。银青东庄规模宏大，构筑典雅厚重，是闽南红砖建筑与土楼建筑的典型结合，在闽南地区极为少见。聚奎楼落成后，在闽南地区有了“有朵桥富无朵桥厝，有朵桥厝无朵桥富”谚语，可见其地位。
朵桥傅氏先祖傅兴源于明末清初从南安丰州迁至金淘傅厝井定居，后再迁至朵桥，成为朵桥开基祖，传至第三世为傅朴斋，傅朴斋传傅方升、傅方进两兄弟。兄弟俩共同缔造了这幢传奇式土楼，该土楼规模巨大，其耗时、耗工、耗资为当时地方的重大事件，然而并没有相关的资料记载，只有朵桥傅氏族人间有口头历史传说。传说中傅氏家庭困顿，以抬轿为职业，兼做其他苦力。某天兄弟俩为堂兄傅回良（人称九官公）建宅挖地基时，挖出两石无主的白银（又一说两具棺材的金银）。获得意外之财后，兄弟俩又找到风水宝地“莲花”穴来建厝，从此发家致富，甚至成为地方名门望族。
这些传说赋予了聚奎楼传奇的色彩，但却无从考证真伪，直至2010年在福建泉州金淘至安溪高速公路的建设过程中，出土了傅方升及儒人雷氏、傅方进三方墓志铭，才有望解开这段传奇。众所周知，墓志铭难免规避一些事实，夹杂一些过誉之词，但其内容应该是较为忠实于历史真相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墓志铭视为“真历史”来对待。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墓志铭中的内容，来揭开朵桥傅家如何从家庭困顿发展成为地方名门望族的神秘面纱。
三方墓志铭现收藏于聚奎楼内，均黑页岩质地，两面刻字，楷书。碑石每块长0.51米，宽0.27米，厚0.01米，两面刻字，每块上约分21行，每行14字左右，明峰公及儒人雷氏分为4块，允峰厘米为6块。因墓志铭内容丰富，字数繁多，故文章不加以赘述。
三方墓志铭的记载中，都肯定傅家在传衍到傅方升、傅方进兄弟时，家庭经济极为困顿。《皇清待赠徵仕郎太学生七十六翁先严明峰傅公墓志铭》称“家素清白，滤无以为薪水資，因辍举子业，力本治生，偕弟拮据”;《皇清待赠国学生八十二翁允峰傅公墓志铭》也记载“伯兄徒手拮据，辍举子业，佐兄肩父任，铢积寸累”。家庭经济的困窘，迫使傅氏兄弟辍学，转而“力本治生”。“力本”是从事农业生产，“治生”是经营家业谋生计。可见墓志铭中认为傅氏兄弟是通过农业生产，“铢积寸累”后才由贫转富，实现“中年家道殷隆”的。传统社会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农”的地位甚高。傅氏兄弟通过“力本治生”而致富，符合传统社会的价值期待，有利于获得家族声望。
傅家在傅氏兄弟时为什么能够发展为地方望族？经研究其与民间流传的傅氏兄弟获得意外之财的说法迥异，三方墓志铭的撰写者从传统儒家价值观的角度作了解释。
首先，墓志铭浓墨重彩地褒扬了傅氏兄弟和雷氏的孝顺。墓志铭描写傅方升“克潔滫瀡，承二人欢……晨昏左右罔缺失，樸斋公病，侍汤药尤谨”。傅方进也极为孝顺，在父亲樸斋公去世后仍难抑孝思，“先是樸斋公多患病，嗜酒，迨殁。遇忌日怆然曰：‘吾父所嗜，昔得之难，今得之易。’言之呜咽”。傅方升夫人雷氏也极为孝顺舅姑，“不厌清贫而事舅姑，常以十指拮据佐菽水之。惟舅老夛·病汤药扶持，久无倦容”。
其次，儒家价值观鼓励大家族式的聚居形态，提倡兄弟之间合家共炊，贬低分家析产的做法。墓志铭中认为傅家从两兄弟繁衍为百多人聚居的大家族，是因为傅氏兄弟和雷氏都有敦仁睦族的无私品格。傅方升“幼与弟同苦乐，比壮而长聚，顺常如一日，钱币不入私房，非有事故他往，坐对竟日怡怡。庭闱间食齿百计，伯仲皤肰不忍言分，有田荆姜被遗风状”。傅方进在其兄去世后，主持家政，“食齿百五十奇，同居八十余载，卒无间言”。临去世前，他交代子孙“尔曹生齿繁多，外当如尔父与伯父同心，内当如尔母与伯母雍睦”。雷氏“处妯娌和翕，勃谿不形，故其家运雍眭至于食指千余，犹不忍言分异”。
第三，儒家价值观鼓励耕读，读书、应考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傅氏兄弟虽因家贫辍学，但却深刻意识到“光前裕后，绍簮绂薪，传念非读书不能”。家道中兴后，傅氏兄弟就极为重视与文人的往来以及子孙的教育。墓志铭载傅方升“与弟议别营土堡，接诸宾客，来往不叹扰书室，妨讲习学务。有以论文至者，倒履欢迎，备极欸……以故过访多名士，诸乡先生咸于公有朱陈好，轩车来往不绝”。傅氏兄弟的女儿、女孙大多嫁给名族，估计这与他们和当地文人的密切往来有关。傅氏兄弟也很重视子辈的教育，他们“洽诸儿侄辈蜚□，序岁□□然，行见奋翮博飞……训诲不忌杖履林下”。正是因为他们对儒学教育的重视，使得子孙后裔中出现了众多的恩贡生、太学生等有学位的士子。傅氏兄弟“力本治生”，改变的是家族的经济地位，而培养出众多的儒学士子，改变的则是家族的社会地位。
第四，傅家的崛起与傅氏兄弟在经济提升后向地方权威的转型也有关系。张静指出地方权威“具有将私益事（扩充自家财产）和公益事（地方社会的发展、安全及秩序）一致起来的能力。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地方权威的声望和地位才算真正确立，而仅仅经营私产——或许这有助于集聚家财，但显然并不能直接因此获得处理公事的社会地位”[1]。墓志铭中记载傅氏兄弟在“邑新文庙，郡建考栅”时，“不惮倾囊”相助，“其余济人利物，随触辄应”。就连雷氏也积极从事地方善举活动，“年跻耄耋获亨丰隆，恤贫馈乏，绝无吝色”，知县曹侯颁“一门好善”匾额以褒奖傅家。这些慈善公益活动确立了傅家在地方上的权威地位，对于傅家从一个贫困家庭转变为一个地方豪族关系重大。
《皇清待赠国学生八十二翁允峰傅公墓志铭》中，对于在傅方升兄弟的带领下傅家繁衍壮大的原因作了总结，即“善无不昌，德无不报……孝恭以事亲从兄，仁义以济人，利物积善满家绵绵无讫，翼子贻孙，彪炳豹蔚，非天有私乞也，天则顺其生而莫之拂也，殁而蔵诸幽崛兮葱葱欎以世簪绂”。这样的解释其实就是在强调傅氏兄弟严格践行儒家伦理与价值观，从而获得天佑，由此合理化了朵桥傅氏的发家历史。
2010年出土的三方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傅家从弱族发展成为地方望族的过程，与民间流传的傅氏兄弟获得意外之财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可见，在地方史志的研究中，出土文物的佐证作用非常重要。就傅家发家史而言，如果没有这三方墓志铭的出土，将仍然笼罩在民间传说的神秘面纱下，将傅家发家的原因归诸于运气、风水等民间信仰观念，忽视傅氏兄弟在家族由贫转富过程中，他们积极向主流社会靠拢的主观努力。
参考文献
[1]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