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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里的“我们”，只管现年60岁以上的人士，原因是本文所涉乃50年前旧事，那时十来岁的娃娃以及等而小之之辈不预焉。
所谓50年前旧事，是指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按照逢五逢十必纪念大事的传统，2008年自当纪念它。我本人当年头戴右派桂冠，战斗在“大跃进”前线，更不会无念可纪无话可说。正在琢磨何为该纪的念何为准说的话，忽得邵燕祥兄寄来一组绝妙好词，乃是他和王学泰、陈四益二位先生唱和之作，内容就是纪念“大跃进”的。三位先生不仅和我一样亲历其间风雨，更兼身为诗坛文坛思坛名宿，他们的《蝶恋花》词三阕十八句一百八十字，字字夹带着当年的汗渍血光和沉重的历史反思，特在此转介于公众，其间也顺便把我的特殊感想或批评搭车发表。这后一点也许有损原作的光辉，可是三位先生既然放心示我，想来也不会太介意吧。
看词末原署日期，知唱和故事发生于2004年10月26日。那天似乎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不是看准什么敏感时期故意捣乱。那天他们三位聊天聊得入港，邵词首先出笼,词曰：
蝶恋花・借王学泰警语戏成一阕
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
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题目写得明白：“首先出笼”的词虽是邵词，可是首先出笼惹起事端的“警句”却是王氏的。警句者何？比较全阕，无出“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一句之右者。衡诸以下和词，果然：
王学泰和词
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
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四益和词
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
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
三词有景有情，有史有论，而为其“眼”者，非“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莫属。不在本文所指的“60岁以上”范围内的青少年朋友们，在学校里自然也读过一点有关当年“大跃进”的历史，特别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相关简要论说，知道那事不算天纵英明、伟大正确，而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即鼓吹“精神变物用”，使“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包括“数米夜深锅灶冷”、“茫茫大地真干净”，在和平时期饿死人民数千万），云云。对于那段历史，这里三位齐声描述为“有点精神病”，《决议》里面就没说了。兹稍加申论。
“大跃进”者何？就是令一穷二白的中国三年“超英”且加快“赶美”，当世界头等强国，在“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实现“天堂熠熠”的共产主义。实现方法就是“大搞群众运动”，“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砸锅炼铁，砍树煮钢，号令粮食“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本来，要动员群众办什么事，要求他们“有点精神”，奋发向上争取胜利，自是常理；当年领袖一再申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深可理解。可是要他们办那样的事，“有点精神”就大不够用，必须加上“有点精神病”了。所谓“群众运动”，王学泰先生曾另有一文捅破其中秘密，他引述19世纪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对于被动员起来的大众心理研究，认为当群众发动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以后，“他们的心智便降到最低点，容易被某种情绪所左右，缺少理性思考，更易于接受简单的、感性的口号”。回想50年前的我们，心智的确极低，就是说，都受“某种情绪所左右”。当时的中国人民，没“有点精神病”，是绝对混不下去的。三首词所谓，乃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
不过就我个人的体会和观察，群众的精神病，和上面所要求的，又有一点重要区别。上面要求的是卖傻劲拼老命，而民众，至少是其中不少人，却对它略事变通，发疯变为装疯。我的这一判断，和王先生引证的勒庞先生稍有不同，或许也算中国特色吧。当年我的顶头上司、四川省雅安县红光农业合作社（其时还未建公社）第三生产队马队长，参加县里五级（或六级？）干部会回来，向我介绍经历。他说会议展开“打擂比武”，人人上台大比生产计划，头天冒险报了个增产百分之五，晚上盘算回家以后怎么凑得够数，折腾一夜睡不着觉。到了次日形势大变，上面批判昨天的表现是严重右倾保守，接近右派言论了；大家怕当右派，于是纷纷上台比赛嘴劲，你增百分之百我增三百，你亩产二千我五千，最后打了个平手，个个亩产万斤，领导笑逐颜开，晚上他也安然入睡了——反正谁的话都兑现不了，还操心干嘛！头天他算有点精神但无精神病，可领导不高兴，自己也担心；次日精神“失常”了，才换得全首而归。巧的是我后来弄当代史，发现有位县委书记也说了和马队长一模一样的话：保证增产百分之几睡不着觉，保证亩产万斤十万斤心里踏实了。他们的表现看来像是“心智降到最低点”，属于精神病征，其实是在装疯，借此苟安偷生。这在当年已成全民通例，“文革”期间更大显神通。当年和有名的张志新烈士同样以“反革命”罪被捕的，还有另一位女士，只靠医生诊断为“精神不正常”而免去一死。她或许真正有病，不过其时所有免死的中国人，均托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精神不正常即“有点精神病”之福。而毫不掩饰其精神完全正常者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等人，就只有作“先烈”的份了。我辈因装疯卖傻而苟活，也有数千万人因整个社会装疯卖傻而横死，而我们民族的宝贵精英，则因不肯装疯卖傻而几乎全军覆没了！悲夫！
想到这里，再读上词，我分明看见三位可敬的老汉徘徊于当年的碑碣之间，为屈死的冤魂吊丧，为就义的英雄招魂，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一段荒唐史痛哭。他们绕场转圈，遍撒纸钱，声震四野，泪流满面，哪里有诗人吟弄唱和的影子？他们分明在为整个民族的迷狂而痛切忏悔！
我向他们深鞠一躬。
（作者系文史学者）
注释：
①近见王学泰先生对“河清颂”典有个解释，照录：“雍正四年，黄河突然变清。太常寺卿邹汝鲁上《河清颂》赞美皇帝‘旧染维新，风移俗易’的改革维新，结果大倒其霉，因为雍正认为自己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于是下了刑部大狱，差点丢了性命。我曾写过一篇《歌德派的文字狱》，据统计，文字狱中的‘歌德派’远远多于‘缺德派’。”
所谓50年前旧事，是指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按照逢五逢十必纪念大事的传统，2008年自当纪念它。我本人当年头戴右派桂冠，战斗在“大跃进”前线，更不会无念可纪无话可说。正在琢磨何为该纪的念何为准说的话，忽得邵燕祥兄寄来一组绝妙好词，乃是他和王学泰、陈四益二位先生唱和之作，内容就是纪念“大跃进”的。三位先生不仅和我一样亲历其间风雨，更兼身为诗坛文坛思坛名宿，他们的《蝶恋花》词三阕十八句一百八十字，字字夹带着当年的汗渍血光和沉重的历史反思，特在此转介于公众，其间也顺便把我的特殊感想或批评搭车发表。这后一点也许有损原作的光辉，可是三位先生既然放心示我，想来也不会太介意吧。
看词末原署日期，知唱和故事发生于2004年10月26日。那天似乎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不是看准什么敏感时期故意捣乱。那天他们三位聊天聊得入港，邵词首先出笼,词曰：
蝶恋花・借王学泰警语戏成一阕
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
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题目写得明白：“首先出笼”的词虽是邵词，可是首先出笼惹起事端的“警句”却是王氏的。警句者何？比较全阕，无出“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一句之右者。衡诸以下和词，果然：
王学泰和词
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
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四益和词
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
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
三词有景有情，有史有论，而为其“眼”者，非“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莫属。不在本文所指的“60岁以上”范围内的青少年朋友们，在学校里自然也读过一点有关当年“大跃进”的历史，特别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相关简要论说，知道那事不算天纵英明、伟大正确，而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即鼓吹“精神变物用”，使“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包括“数米夜深锅灶冷”、“茫茫大地真干净”，在和平时期饿死人民数千万），云云。对于那段历史，这里三位齐声描述为“有点精神病”，《决议》里面就没说了。兹稍加申论。
“大跃进”者何？就是令一穷二白的中国三年“超英”且加快“赶美”，当世界头等强国，在“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实现“天堂熠熠”的共产主义。实现方法就是“大搞群众运动”，“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砸锅炼铁，砍树煮钢，号令粮食“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本来，要动员群众办什么事，要求他们“有点精神”，奋发向上争取胜利，自是常理；当年领袖一再申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深可理解。可是要他们办那样的事，“有点精神”就大不够用，必须加上“有点精神病”了。所谓“群众运动”，王学泰先生曾另有一文捅破其中秘密，他引述19世纪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对于被动员起来的大众心理研究，认为当群众发动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以后，“他们的心智便降到最低点，容易被某种情绪所左右，缺少理性思考，更易于接受简单的、感性的口号”。回想50年前的我们，心智的确极低，就是说，都受“某种情绪所左右”。当时的中国人民，没“有点精神病”，是绝对混不下去的。三首词所谓，乃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
不过就我个人的体会和观察，群众的精神病，和上面所要求的，又有一点重要区别。上面要求的是卖傻劲拼老命，而民众，至少是其中不少人，却对它略事变通，发疯变为装疯。我的这一判断，和王先生引证的勒庞先生稍有不同，或许也算中国特色吧。当年我的顶头上司、四川省雅安县红光农业合作社（其时还未建公社）第三生产队马队长，参加县里五级（或六级？）干部会回来，向我介绍经历。他说会议展开“打擂比武”，人人上台大比生产计划，头天冒险报了个增产百分之五，晚上盘算回家以后怎么凑得够数，折腾一夜睡不着觉。到了次日形势大变，上面批判昨天的表现是严重右倾保守，接近右派言论了；大家怕当右派，于是纷纷上台比赛嘴劲，你增百分之百我增三百，你亩产二千我五千，最后打了个平手，个个亩产万斤，领导笑逐颜开，晚上他也安然入睡了——反正谁的话都兑现不了，还操心干嘛！头天他算有点精神但无精神病，可领导不高兴，自己也担心；次日精神“失常”了，才换得全首而归。巧的是我后来弄当代史，发现有位县委书记也说了和马队长一模一样的话：保证增产百分之几睡不着觉，保证亩产万斤十万斤心里踏实了。他们的表现看来像是“心智降到最低点”，属于精神病征，其实是在装疯，借此苟安偷生。这在当年已成全民通例，“文革”期间更大显神通。当年和有名的张志新烈士同样以“反革命”罪被捕的，还有另一位女士，只靠医生诊断为“精神不正常”而免去一死。她或许真正有病，不过其时所有免死的中国人，均托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精神不正常即“有点精神病”之福。而毫不掩饰其精神完全正常者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等人，就只有作“先烈”的份了。我辈因装疯卖傻而苟活，也有数千万人因整个社会装疯卖傻而横死，而我们民族的宝贵精英，则因不肯装疯卖傻而几乎全军覆没了！悲夫！
想到这里，再读上词，我分明看见三位可敬的老汉徘徊于当年的碑碣之间，为屈死的冤魂吊丧，为就义的英雄招魂，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一段荒唐史痛哭。他们绕场转圈，遍撒纸钱，声震四野，泪流满面，哪里有诗人吟弄唱和的影子？他们分明在为整个民族的迷狂而痛切忏悔！
我向他们深鞠一躬。
（作者系文史学者）
注释：
①近见王学泰先生对“河清颂”典有个解释，照录：“雍正四年，黄河突然变清。太常寺卿邹汝鲁上《河清颂》赞美皇帝‘旧染维新，风移俗易’的改革维新，结果大倒其霉，因为雍正认为自己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于是下了刑部大狱，差点丢了性命。我曾写过一篇《歌德派的文字狱》，据统计，文字狱中的‘歌德派’远远多于‘缺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