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西方的知识在远东遇到了世界上最多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今年印度大学毕业生达300万，中国有400万。亚洲国家的大学生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增加。如果日本不算在内的话，2005年，远东地区大学毕业生是欧洲的4倍，仅中国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像流水作业线一样，源源不断，每年的数量是德国大学的10倍。这种资源的产出是巨大的，对于一个仅仅还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意味深长。中国在研究和开发上的预算在世界范围内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人在政治努力方面超过美国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任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格言是：首先是为了人民。但事实上那些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们宁愿节省社会福利支出，也要增大研究与开发费用。中国人要成为最好的，而不是最便宜的，他们要领导，而不是跟随。他们往往从历史的深度来思考问题。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北京的清华大学就坐落在曾经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破坏了的皇家公园的旁边。中国遭受殖民主义的屈辱是从这里开始的，经济的腾飞也要从这里开始。
　　而且，美国的许多大学早已成为了中国和印度科技人才的培养机构。那里理工科专业毕业的博士生中1/4是中国人，他们中几乎有一半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为许多新建的生物技术、基因生物技术或纳米技术科研中心作出贡献。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杰弗礼·加腾对科学知识的建设印象深刻，认为这种发展速度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还从未有过，他预言“中国会成为科技超级大国”。
　　在此方面，在美国生活的100多万印度人超过了中国人，他们正迫切地接受着各类教育，因为他们知道，知识就是财富，大学的教室是通向权力和财富的道路。在美国的适龄印度人中，3/4的人有学士或更高的学位，这些人中38％有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在美国的印度人通过与国内的家庭和公司的交往，不断地进行着知识的转移。班加罗尔地区95％的外国公司都是由印度人领导，这些人之前都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过。印度的IT专业技术人员超过70万人，是德国的两倍还多。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要求的工资远低于国外工资。
　　西方企业的经理们用令人满意的眼光看地图，这毫不奇怪。他们越来越多地作出了不利于古老家乡的决策。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技能的工人在亚洲比德国的一位清洁女工挣的工资还少。
　　亚洲的政治家们试图将巨大的高校学生数量与该地区众多的人口作比较，加以抵消学生数量。他们想说明欧洲的大学生数量所占的比例更大。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说明没有什么意义。亚洲巨大的人口数量产生的创造力通过平衡性统计并没有减少。大多数测试使人们相信，他们有抽取头等奖的机会。下一个爱因斯坦大家一致预言将来自中国和印度。
　　我们可以将民众的权利说成是他们的幸福，将巨大的人口数量视为是不公平的、是西方与之无法相比的。他们的人口明显要比我们的年轻。有一点我们是不应该做的：不要低估巨大的人口数量所造成的威力。它不是获取头等奖的保证，然而却是获取该奖机会的保证。
　　西方国家的政府高度注意到了这个巨大的力量，它们感到了惊奇或害怕，但是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自从中国人和印度人出现在国际科技市场以来，西方国家的研究和教育经费预算明显地有了提高。但面对大量的失业和预算赤字，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要努力地节约，要为未来考虑。
　　微软公司的创建人比尔·盖茨谈到了“美国教育体制的危机”，并且试图用个人的几百万捐款对学校和教育机构加以引导。他或许比其他人更直接地感觉到，西方在技术方面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盖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上讲道：“中国释放出的能量令我感到惊奇”，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很难保证是永久的。在微软公司最近向他推出的十个最有成就的人才中，“仅有一个是美国人，其余的都是亚洲人。”
　　选自《为财富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