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短篇

　　我已经基本上告别短篇小说，不是因为挣不到钱。我早就不为钱写作，只为名。写短篇小说很难挣名，却容易败名。我好不容易挣了名，不想被短篇小说败掉。败在短篇小说上很吃亏的，人家会说，连短篇都不会写。
　　写短篇小说是走T型台，雪亮的聚光灯下，铁着面孔，挺着胸，收着腹，迈着猫步，甩着胳膊，迎著睽睽众目，一脚是一脚，一手是一手，腰是腰，胯是胯，款款来，妖媚去，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所有眼珠子都瞪着、盯着、睃着，目光炽热，在雪亮灯光的合配下，视线无可挑剔地全方位、多角度。你（男模）两孔鼻毛没修理，蕾丝三角裤（女模）没穿正，都逃不出一双双贪婪的法眼；一套套行头精准地比着你身体裁剪，与其说是遮身，不如说是裸体：不是敞胸露怀，就是欲盖弥彰。
　　我有一友，男性，高智商，情商更是高不可攀。三十岁发达，从废铜烂铁和炉膛里挖到第一桶金，然后造纸，然后造房，然后投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硕果累累。总之是超有钱，文化却一丝没
　　有，精神生活几近空白。家里一排书柜，摆的都是世界各地的旅游纪念品、画册，没有一本书。你送他书，是间接羞辱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跟着五岁的儿子学会这半首诗，会背。两年后儿子练书法，把两句诗写成对联挂在墙上——第一件书法作品，他不知这就是那两句诗。一句话，他是个文盲，第一回去上海，不认识“海”字。这是三十年前的事，至今也没什么长进，即便认得“海”字，我估量仍认不得大上海遍地流光溢彩的霓虹灯的“霓”字。这方面，他是个混蛋，不思上进，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另方面，他差不多也是混蛋，看片子只看黄片，讲笑话全是下半身，司机手机里存的都是那种场所、那种女人的电话。他有个宏大（也丑恶）的梦想，这辈子要让两千个女人从他床上挣到钱。如今，年不过半百，梦想已实现一半。有一回，他被人拉去看T型台走秀，回来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怪了，看这个比看黄片还那个撩人。
　　其实不怪，黄片是下流故事，暴露，粗鄙，恶俗，淫秽，三观不正，五纲泥烂，裹脚布一样的臭，一样的脏，一样的不堪。T型台走秀是短篇小说，小台子，大舞台，简练，快速，精致，内敛，生动，闪亮；人头是精挑细选的，衣物是精心设计搭配的，手脚是晨钟暮鼓练过的，三点是坚决不走光的。总之，是要以精致雅，以小博大，以少胜多，以遮亮眼，匕首一样的，既锋利又精美，既是凶器又是饰物：牛皮套，铜链子，佩在腰间，威风头不亚于一枚钻戒。匕首是酷的，见光发光，见人吓人，也可以把玩，入袋为安。
　　诚然，匕首是小器，派不上大用场，打不了江山，正如模特很少成大明星。大明星是大舞台和时间量加大的，模特走秀，只是走，只是秀，场子小，时间短，速度快，走马灯似的，上去，下来，脚板底没走热，设计师像母鸡领一窝小鸡呼啦啦上台，谢幕了。因为一部长篇小说名垂青史者，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因为一篇短篇小说成名当家，只有在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
　　我私想，若将友人与上千女人欢娱之事遂一记下来，或许可以当长篇小说看；文句好些，加些美食习俗，风土人情，是仿模《金瓶梅》的“金瓶桃”。若单拎一个女人写，不一定是短篇小说，除非你撞大运或倒大霉，遇见白娘子，撞上狐狸精、白骨精什么的，匪夷所思，破天荒。有一天，友人提着一箱钱，在偌大的欢场里寻不着一个女人爱（做爱的爱），这才是短篇——因为这也是匪夷所思，破天荒。
　　生活往往不是这样，但短篇小说就是这样，不是写生活，而是开创生活，创世纪；不是拾阶而上，顺流而上，而是暗渡陈仓；不是大部队压上去，而是剑走偏锋，出奇制胜；不是跟一千个女人睡，而是为了赢取一颗女人芳心让一千个女人哭。打个蹩脚的比方，生活犹如一堆草药，带着山涧的露水，附着泥土气；短篇小说是一粒药片，匪夷所思的疗效，好像是上帝赐的，其实是那堆草药炼制的。

俗世里的精神坚守

　　历史上，小说的地位不高，是“三言二拍”，是“弄堂里的故事”，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话。出身卑微，是因为它“从俗世中来”。确实，小说是通过描写人的俗世生活，家长里短，爱恨情仇，男欢女爱，炎凉世态等等，来展现人类活着的状态，以及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这注定小说家要备具一颗世俗的心，对俗世生活保有常人鲜有的敏感和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写好生活中那些世俗的人，琐细的事，乃至微妙的情。所以，小说固然要从“小处”着眼，要说小事，要从“生活源头”下手，从一个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这样日常的生活起头。
　　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一种生活，而是要照着熟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器物、风景、习俗、人情冷温暖、气候变迁、道路的样子、食物的味道、说话的口气、衣冠的穿戴等等，去编织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个“壳”。小说家若不能编制一个坚固的俗世生活的外壳，人物的心灵就没有容器来盛装，读者也无从得知人物内心是怎样成长的，情感是怎么演变的，挫折或苦痛怎么拷打人的。生活有形，人心（灵魂）无形，只有用“有形”去装“无形”，“无形”才会变得“有形”，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握得住。否则人心（灵魂）随风而去，遁入空门，小说也就没了价值。比如一只破罐，非但盛不了东西，也是不美的，只能当垃圾丢掉。
　　所以，小说家必须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造好日常生活的“壳”，这就要求把小说写得生机勃勃，有滋有味，像模像样，每一个表情都有出处，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二是要在“壳”里炼制好灵魂生活的“芯子”。壳是外生活，心是内生活。有壳无心，是蜡像，不是活人；有心无壳，是哲学，不是文学。壳结不结实，好不好看，是手艺活，关乎美学。所以，也有人说，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他们的孩子是文学。
　　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家都是生活的专家。按沈从文先生的说法，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小说家不能对生活犯常识错误，那样壳破了，读者就会不认同你，甚至嘲笑你。比如前不久，我看一篇小说，讲到二战时期中途岛上“腾起一架喷气式飞机”，我心里在笑，那时候喷气式飞机尚在研发中，怎么飞得上天？那时候飞机都是螺旋桨的，这就犯了常识错误。这种错误像饭碗里的一只苍蝇，会让你对整碗饭都不信任，倒胃口。前些年电视上冒出一堆抗日电视剧，被观众嘲讽为雷剧。为什么？因为常识性的错误太多，把八路军搞得那么神勇，把日本兵弄得那么软蛋，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我们经常说“真善美”，失去了真，一切都无从谈起。真是建立常识基础上的。常识是知识，也是人情世故，伦理道德，天地良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