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疫情在多国先后暴发，如何有效抗击疫情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韩国疫情暴发一个月，新增患者趋势明显放缓。并未封城的韩国是如何控制蔓延的？2月中旬，新加坡确诊病例是中国以外第二多的国家，早期被网友批评“佛系接受了病毒传播”，但一个月后，事实证明新加坡的防控应对无疑是成功的。日本政府针对疫情所有的措施看上去好像慢半拍，但全部是在《传染病法》《检疫法》等现有法律的框架下制定的，由私人诊所构成的日本防治疫情的第一道关卡，在疫情防控上已显现效果。

韩国疫情暴发“满月”拐点初现

　　韩国官方称，疫情暴发“出现放缓势头”，大邱等地病例增势已到拐点。没有封城，韩国是如何控制疫情的？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后，韩国加大传染病管理体系改革：将韩国疾病管理本部提升为副部级机构，专门负责防疫，并逐步构建完整的诊断、患者管理、应急指挥等体系。
　　今年1月20日，韩国发现首个确诊病例后，保健福祉部和疾病管理本部成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4小时运转。2月23日，韩国发布最高级红色预警后，又成立以国务总理为负责人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由总理担任本部长属首次。
　　至此，两个对策本部成为“总指挥”，既保障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盘棋”，也以专业医疗人士为核心，协调各方资源。

　　超强的病毒检测能力，也是疫情防控的“功臣”。
　　早在1月中旬，韩国便着手研发病毒检测试剂盒。2月初，首批试剂盒投入医院，有4家制作公司、100多个实验室分析结果，6小时即可诊断。
　　为便捷民众检测，韩国大幅放宽检测条件：有疑似症状均可检测，全免费。“免下车”筛查法最引人关注。记者在首尔一个车辆移动式筛查站看到，类似快餐店免下车取餐服务，司机只需摇下窗户、张开嘴，即可接受检测;相比传统30分钟的时间，此筛查只需10多分钟。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副本部长权埈郁称，“免下车”筛查极大减少人员感染风险。尽管日本防疫部门对筛查准确性提出质疑，但韩国政府称，美国、德国等均在引入此法。
　　数据显示，截至3月19日零时，官方已对约30.7万人进行病毒检测。这意味着，韩国每170人中就有1人接受了检测。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副本部长金刚立称，大规模筛查能尽早发现患者，降低重症风险，“是遏制疫情蔓延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缓解“一床难求”，韩国采取分类治疗：将患者以病情程度分为轻、中、重、最重四级，轻症者进入生活治疗中心，严重者入院治疗。生活治疗中心以教育院、企业员工宿舍等为基础改建，集中隔离和治疗，类似改良版中国的“方舱医院”。
　　在大邱等地，韩国虽未“封城”，但采取严格管控。每位居家隔离者由专人监督，若违反隔离规定，将面临刑事诉讼或罚款。
　　患者行踪路线也在网络公开。只要打开地图、输入位置，便会出现一个个小亮点，标明附近确诊患者路线，精确到咖啡厅、酒店等具体信息。权埈郁称，公布患者路线是以公众利益为考量;为核实患者路线，还调取监控录像、追查信用卡记录等。
　　尽管态势趋缓，但韩国疫情远未到平息之时。
　　近来，聚集感染频发。继首尔呼叫中心、京畿道教会等相继引发集体感染后，3月19日韩国大邱一疗养院又出现交叉感染。24小时内，韩国新增患者152例，尽管与峰值时日增近千人相比明显下降，但这是连续4天新增患者低于百例后，出现小幅反弹。
　　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防疫部门负责人尹泰皓在当天记者会上称，对集体感染和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关注，“尽管有困难，但要求公众继续配合防疫工作。”

　　新加坡一直在建设PHPC系统，中文名称“公共卫生防范诊所”，由900 多家私人诊所构成，分布在各个社区，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十几倍。

新加坡成功“佛系”抗疫

　　1月23日，与武汉“封城”同一天，新加坡确诊了首例武汉输入病例。
　　2月8日，元宵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了视频讲话，建议轻症别去医院，不用戴口罩，但要勤洗手，一切生活照旧。
　　前一天，2月7日，新加坡刚启动了“疾病暴发应对系统”（Dorscon）二级橙色警报。当日，新加坡举办了元宵万人宴，李显龙宴请了议员和基层领袖。
　　当时网友们都批评新加坡“自暴自弃”“放弃治疗”“已经佛系接受了病毒传播”。
　　到2月中旬时，新加坡确诊病例是中国以外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日本。不少人担忧，新加坡要变成“第二个武汉”了。
　　一个月过去了，截至3月18日12时，新加坡累计确诊266例，0死亡。与意大利、西班牙、伊朗等国陷入“灾难状态”相比，新加坡的防控应对无疑是成功的。
　　新加坡是如何做到的？
　　新加坡的防控系统还得从17年前说起。
　　2003年非典期间，新加坡共计238人感染，33人死亡。
　　多年来，新加坡一直在建设公共卫生系统（PHPC系统），有着十分完备的感染者、接触者追踪机制。PHPC系统（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Clinic），中文名称“公共卫生防范诊所”，由900多家私人诊所构成，分布在各个社区，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十几倍。 　　这些诊所平日会接受政府培训，在疫情暴发时，由卫生部门统一指导，统一行动，信息共享。各诊所分布在各社区，病人短距离就诊可以减小传播风险，而且病人就医都有政府补贴。
　　有这些支持，570万人口的新加坡，每天能对2000多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在新加坡，检测是免费的，本国人的医疗也是免费的。
　　此外，新加坡还动用警方调查人员和监控设备，艰辛地对每一例感染者和接触者进行轨迹追踪。
　　世卫组织应急方案执行主任迈克·瑞安夸赞说：“新加坡对这种病毒的系统性应对是很好的典范。”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给予肯定，“新加坡防疫仔细，毫无漏网之鱼。”
　　国家小有小的短处，资源不够，新加坡又是国际化大都市，一旦失控很容易陷入混乱。但新加坡能够快速、详尽追踪每一个密切接触者，对感染者和接触者进行隔离和监测，限制病毒传播，也与其国家小、政府控制力强分不开。
　　新加坡执政党在国会占绝大多数，政府控制力强，可以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而不是隐私问题。新加坡国内早期确诊病例很多来自教会团体，由此近5000人被隔离。新加坡还把大学宿舍变成隔离中心，对违反隔离规定的人实施零容忍政策。
　　外籍员工如果违反隔离规定，将被取消工作签证，雇主也会受罚，两年内禁止聘请外籍员工。
　　政府可以利用大量警力、监控设备和个人记录来追踪每一个病例和密切接触者，感染者个人的生活、工作和娱乐信息会迅速而详细地被公布出来，提醒他人注意自我防护。
　　这些措施都不用担心侵犯个人隐私和自由，欧美国家很难复制。
　　2月上旬，新加坡出现了3例本地传播，病例总数增至43例。政府启动了公共卫生二级橙色警报，表示疫情严重，容易人传人，但尚未到肆虐程度。
　　那时，商场已经出现抢购潮。
　　李显龙及时发表视频讲话，安抚公众恐慌情绪：“无需恐慌，不会封城，也不会把大家都关在家里。我们供货充足，所以没有必要像一些人昨天那样囤积方便面、罐头和厕纸。”
　　政府还鼓励轻症患者居家休养，把医疗资源让出来给最需要的老人群体。李显龙承认，“如果病毒已经扩散，追踪密切接触者的作用微乎其微。所有疑似病例都去医院，医院肯定负担不了。”
　　政府不鼓励普通市民待在家里，也不建议在家办公，大多学校也未停课。因为学校一般保护较好，而且不关闭学校也可以避免引起恐慌。

　　政府虽然购买了500万个口罩，派发给每家每户，但并不推荐普通人戴口罩，只建议病人使用。
　　政府的迅速反应，可以及时遏制病毒传播，信息透明可以消除恐慌情绪，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新加坡还严控输入，避免病例急剧增长和大暴发。
　　1月31日，新加坡颁布入境禁令，成为第一批禁止内地游客入境的国家之一。要想到，在2019年，有3.62亿名中国游客光顾新加坡，中国是该国外籍旅客最多的国家。考虑到经济影响，这道禁令需要勇气。
　　3月13日，为防止第二波入境病例，新加坡又对意、法、西、德四国发出入境限制令，过去14天到过这些国家的旅客不得入境。同时，禁止所有邮轮在新加坡靠岸，取消或延迟超过250人的集会活动。
　　这些迅速而强有力的措施，使得新加坡很好地控制住了疫情。

日本从私人诊所开始的“防控体系”

　　从1月7日开始，吉永惠实担任所长的惠实诊所几乎就进入了“防疫时间”。惠实诊所所在的文京区，位于日本东京都23区之中央，被称为“文化教育区”。在人口约22万人的文京区，像惠实诊所这样的私人诊所共有140多个。这些分布广泛但规模普遍较小的诊所，构成了日本防治疫情的第一道关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下设机构2018年发布的《日本卫生系统评估报告》，截至2016年，日本共有8442家医院、101529家诊所。另据日本全国医院医疗设施数据库中的数据，东京都共有646家综合医院、12740家诊所。日本医院主要分成国立或私立大型综合医院和深入社区的私人诊所。综合医院中，相当一部分不接受直接到院初诊。
　　吉永惠实介绍说，如果碰到要手术住院这类的情况，诊所医生会出具转诊单，将病人转诊到综合医院。综合医院的治疗完成后，会将详细的治疗总结以及需要进行护理的病人再转回诊所。
　　“日本的就诊习惯和中国不一样，就诊先得从诊所开始。”吉永惠实说。即便是遇到了疫情，日本民众寻求治疗也能做到秩序井然，这和日本的国情有关系，“良好卫生习惯是基础”。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高兰在1月底，曾赴日出差。据她当时观察，日本民众普遍心态偏向乐观，觉得也就是比流感更严重一些。高兰分析称，日本的多灾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处乱不惊的心态。由于地理原因，日本是個灾害多发的岛国，各大中小学校都有丰富的防灾教育。另一方面也有现实原因，日本民众对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和拿出方案的可信度，整体还是保持信任。
　　面对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诊所医生要先把第一道关。惠实诊所周围有不少诊所，除了个别老先生开的小诊所贴了“临时休整”的告示，其他诊所都是有能力接诊发热的疑似病例。不过，私人诊所是否愿意接待发热病人“完全是自愿的”。吉永惠实举例说，如果现在有一个患者发烧，打电话到东大附属医院这样的大医院去，他们是不接诊的，而是会让患者就近找诊所就诊，做第一道检测。“如果真是有临床疑似症状，如发烧37.5℃以上、有上呼吸道症状4天以上、65岁以上的人有症状两天以上，拍下来的胸片也是很可疑的，那么我就会开具转诊信，到指定机构检测，并向保健所汇报。” 　　按照2015年出版的《日本卫生应急处置法律反应报告》，医生须通过地方保健所向地方行政長官报告传染性疾病发生情况。
　　《报告》指出，发生公共卫生危机时，日本各级地方政府的保健所在地方卫生管理中处于中心地位。遇上传染病流行时，保健所能够协调医疗服务提供者、医学研究者、药剂师协会等社会资源。到2014年4月时，日本全国各地已建立了大约500个保健所。东京的23区，每个区都有一家保健所。
　　2月17日，由于新冠疫肺炎情进一步蔓延，日本厚生劳动省要求出现疑似症状的人员，需在就诊前向设在全国各地保健所内的“回国者·接触者咨询中心”进行咨询。老年人、有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者，如果症状持续两天左右就应进行咨询。
　　据共同社报道，要求出现症状者在就诊前先行向保健所咨询，是旨在防止轻症患者涌入医疗机构导致诊疗功能受损，同时也是为了尽早发现和收治重症患者。但在电话咨询后，患者会被要求就近找诊所就诊。吉永惠实介绍，一旦有疑似患者的核酸检验结果为阳性，将由初诊机构开具转诊单，送入有能力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指定医院。在文京区，接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指定医院为东京都立驹込病院。该医院擅长治疗癌症和传染病，有悠久的历史，在1879年设立之初，就曾作为霍乱病的隔离医院。
　　随着疫情蔓延，2月25日，日本公布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方针，作为日本今后一段时间防控工作的指导文件。这套方针以“尽可能控制感染扩散速度、尽可能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为目标，原则上要求轻症患者居家静养，减少对密切接触者健康观察，整理并完善以重症者为中心的医疗资源和体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说，日本政府针对疫情所有的措施看上去好像慢半拍，但全部是在《传染病法》《检疫法》等现有法律的框架下制定的。
　　1 月 27 日，应对疫情方案的“问答专页”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公开。1月28日，依据《传染病法》，日本政府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认定为“指定传染病”。
　　这部从1999年开始实施的《传染病法》（全称为《传染病预防与对传染病患者医疗法》），为日本应对由传染病引起的潜在健康危机提供了法律依据。
　　过去几年，日本遭遇过大流行的传染病主要是冬季流感。在《传染病法》中，冬季流感属于级别最低的第五类传染病。17年前发生过的SARS以及2012年开始在中东和韩国流行的MERS都属于第二类传染病，但日本并无病例。
　　《传染病法》还明确规定，当医生作出诊断或怀疑出现第一类至第四类传染病或“新传染病”症状时，必须立即向所在地区的保健所上报。
　　不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方针中，无论是居家隔离还是有症状者戴口罩，用词都只是“呼吁”“要求”。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新政策后，日本首相安倍也提出，要求人们在家办公、错峰上班、中小学放假等。
　　高兰解释称，安倍、厚生劳动省在提出上述要求时用的词是“拜托”“希望”，一方面因为日本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功能相对小，各个地方政治体相对独立，地方政府有权决定地方上的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有重大事项;另一方面也跟日本的行政体制有关，例如各个地方对学校的管理方式都不同，有些学校归省政府管理，有些归区政府管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管理又要分开，非常复杂。
　　3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第17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会议。随后公布了最新措施：日本政府将在3月9日0点起至3月底暂停日本驻中韩两国使馆已发放的一次及多次签证的效力，要求从中韩入境日本的人员隔离两周，且避免在日本国内使用公共交通设施。3月7日0时起，近期曾在韩国、伊朗部分地区有过旅行史的外国人被日本政府列入“拒绝入境”的名单，期限另行决定。
　　3月10日，厚生劳动省指出，为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国民生活的影响，并考虑到事态会发展到需要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那样的情况，日本政府正在加速制定立法措施，以便实施包括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在内的类似于《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的相关措施。
　　◎ 来源|综合中新社、封面新闻、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