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与共同发展，都必然要仰赖参与各方共同承认并遵循的秩序和规则，但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各种规则都不可能是永恒而完美的，它们只是国际关系社会关系商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个节点，是在曾经的某一时期就某一事件或领域，各方力量相互制衡后达到的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因此，它们是可以被质疑并改变的。
　　在追索流失文物方面，中国于1989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7年加入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并在签署时明确声明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诉权。
　　任何秩序和规则都是发展变化的。2009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国务院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这就是在中国现行秩序和规则基础上寻求、探索更多途径，以实现、维护更多国家利益的努力结果。
　　回到兽首事件本身，目前两个国际公约并不能提供法国佳士得拍卖的圆明园鼠首、兔首属违法行为且必须返还的明确法律依据，中法双方也没有达成过任何相关双边协议，即使全世界都知道它们是战争中被劫掠的，两件兽首的拍卖仍是合法的。此事已过一百多年，早已超出《公约》中规定的追溯时效，现状就是，中国想要这两件文物回归，就要付出金钱代价。这种类似于抢劫勒索的强盗逻辑让中国人感到无理，但由于它符合现行的秩序和规则，又令人无力和无奈。
　　2000年保利集团花费近3000万港币拍回铜牛首、铜猴首与铜虎首。2003年和2007年澳门爱国人士何鸿燊分别斥资700万元和6910万港币购得铜猪首和铜马首，并捐赠给国家。于是在西方观念中，回购成为中国收藏机构或收藏家追回海外流失文物最好的途径——这次拍卖风波中，法国的文化界收藏界人士持此种观点的仍不在少数，他们甚至认为这已是一种必然。中国流失文物在海外市场要价越来越高，几个“水龙头”的价格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增长，这是一种立足于现行规则而进行的赤裸裸却合法的胁迫。此次国家文物局公开明确表态，不许使用国有资产购买两件兽首，对私人购买也不予鼓励，这本身就是对西方固有观念和期待的明确回应。西方收藏界和拍卖行业必然要考虑今后中国非法流失文物的买家及价格问题。或许官方声明出台后，他们还寄望中国的私人收藏家能够出资回购，毕竟，没有血缘与感情的基础，会有多少欧洲人、美国人愿意花这样的天价购买兽首这样的“艺术品”呢?所以，在两件兽首被拍出后，拍卖会现场响起了宣告胜利般的掌声，很快“一个华人拍得兽首”的消息不胫而走。很难给某种情绪下一个定语，但这情绪里无疑弥漫着早知如此、洋洋得意的分子——看看你们财大气粗的“爱国”收藏家们，他们终究会买的。3月2日，蔡铭超的表态简短而戏剧化，在国内引起各种猜测与争论，褒贬不一。但对于佳士德、对于西方的艺术商人和收藏家，不知他们是否已经开始考虑今后类似一批中国流失文物的市场、价格和收藏成本问题?商人是精明的，愿意拿经济利益“斗气儿”的商人不多，今后再有此类文物出现在拍卖会时，在失去“一定会有中国爱国买家出现做冤大头”的笃定后，这种捏人软肋般的漫天要价和泼皮无赖状的傲慢要挟还能持续多久?某类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市场渐失，嗅觉灵敏的商人们不会没有察觉。
　　蔡铭超竞拍后若不付款，的确违反了拍卖行业的规则和法国的相关法律，且与国际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时代大背景逆势而动。但换一个角度想，这也表明了一种态度——有人对这种以西方利益诉求为主导的现行秩序和规则不满了，质疑并挑衅了：原来的游戏规则已经过时，我们要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态度和利益，追求一种新秩序。
　　《蒙娜丽莎》曾被意大利木匠文森佐·佩鲁贾偷走。在被警方逮捕后佩鲁贾辩解说，自己是基于爱国情操才偷走《蒙娜丽莎》的，因为这么一件出自意大利画家之手的艺术瑰宝居然被法国占有，让他这个有骨气的意大利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时，公众对此说法表示了认同，一时间佩鲁贾几乎成了英雄，其对祖国的热爱也被人广为传颂。法庭最终只判他7个月徒刑。
　　如果盗窃并贩卖名画的佩鲁贾都能被歌颂为爱国英雄，得到法律的宽容，那么蔡铭超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愿意以自己的商业信誉和事业发展甚至受到法律制裁为代价，来行一次愤青之举，挑战一下现行规则的行为又何至于遭到舆论的一片讨伐?中国遵守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已多年，偶出一“不服从者”至多将其踢出游戏，又何必为其深感“羞耻叹息”?其实，与其指责或歌颂，我们不如静下来多思考如何在今后的国际规则中扩大我们的话语权及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