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史久镛的年岁比联合国国际法院（以下简称国际法院）的历史还要长。从外交部法律顾问到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再到国际法院法官、院长，他说自己的人生经历恰恰也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
　　等不及毕业便回国
　　 史久镛1926年10月出生在宁波，后随父母迁居上海。在上海，史久镛在教会学校读书，抗战期间他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年史久镛负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择了国际法专业，据他回忆是因为在抗战时期，每天上下学时耳闻目睹日本占领军骄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激发起他的思考：国与国之间应该以何种明确的规则体系来处理关系。
　　 1950年11月末，就在中国抗美援朝赴朝参战不久，新中国外交使团到达了联合国总部。11月28日，伍修权以“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为主旨做了长达两个小时义正辞严的演说。伍修权的演讲让史久镛激动不已。
　　 1954年秋，等不及在畢业式上戴博士帽的史久镛回国了。
　　中国给国际法带来的突破
　　 1982年开始，中英之间开始了香港问题的谈判。涉及两国间重大问题和根本利益，作为国际法专家的史久镛自然不能缺席。
　　 谈判中，香港本身的地位、声明中如何表述香港的回归，就是考验中国国际法专家智慧的棘手问题。经过几个月艰苦谈判，在最后的声明文本中，双方一致采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代替“英国放弃不平等条约”的表述，并采用了中方主张的“交还”的表达。
　　 史久镛认为通过“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不仅是祖国统一大业道路上充满智慧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对国际法的一个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中国给“国际法带来的突破”。他说，在此之前，传统国际法领域没有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更没有对不平等条约的处理办法。如何对待不平等条约，阐明不平等条约的无效性和非法性，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但香港回归成为了具有创造性和历史性的经典案例。
　　 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期间，中国开始了加入世贸组织（当时叫“关贸总协定”）谈判的筹备。当时的香港已经是关贸总协定成员。需要指出的是，关贸总协定直到后来的世贸组织，其成员并不要求必须是主权国家。香港问题谈判期间，中方有人提出香港应退出关贸总协定，待回归后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与大陆再一同加入。史久镛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力主香港先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留在总协定内。史久镛以深厚的国际法知识储备和国际法原理的透彻领悟，料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而香港的经济命脉最直接地体现在进出口贸易中，如果不留在总协定内，其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根本就无从谈起。
　　 “正是因为中国，我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史久镛家的陈列柜里，有一个刻有铭文和法官签名的纪念银盘，签名特意按照当时在职法官的资历排序。这是2010年史久镛卸任国际法院法官时收到的告别礼物。
　　 1993年，史久镛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国际法院要就国家间争端行使诉讼管辖权，以及就联合国有关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行使咨询管辖权。2003年，77岁的史久镛高票当选国际法院院长（见图），成为首位担任该院院长的中国籍法官。
　　 担任院长期间，史久镛参与审理了16宗案件，创迄今国际法院院长审理案件数量之最。在国际法院，史久镛对美伊之间的复杂关系深有体会。2003年，他负责审理了伊朗诉美国石油平台案。此外，以色列隔离墙案也是史久镛审理的经典案例。2004年7月9日，史久镛在国际法院司法大厅宣布咨询意见：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应终止修建，同时拆除已修建的隔离墙。
　　 国际法院的大法官一旦当选，就不再代表他们各自的政府，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保证绝对公正。但在国际场合，史久镛始终坚持维护祖国尊严。
　　 一次，他参加一位英国法官的家宴，一位荷兰少数党人士问史久镛：“1954年您回到中国，我不理解，您当时难道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环境吗？”史久镛说：“如果我留在美国，你觉得我现在能坐在这里，以国际法院院长的身份和你交流吗？我甚至连法官都当不上。正是因为中国，我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摘自《环球人物》《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