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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以前公共场所的洗手池通常只有大人的,现在,设计者们会考虑小孩子用洗手台的合适高度;学校周边原来的双行道改为了单行道,它改变了成人驾车的出行习惯,但解决了学校门口的交通拥堵问题,还保证了孩子步行路径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意味着,打破在成人主导社会里、儿童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局面。让儿童视角回到城市建设的每一步上来。深圳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马宏选择“用一米的高度看世界”这句话,来概括儿童友好的本质。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于2019年底被纳入《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行动方案(2019-2025年)》。深圳是全国第一个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纳入到顶层设计中的城市。马宏说,“在世界格局充满变化和不确定的当下,我们确定的是更加要为儿童谋福祉。我们的城市对儿童友好,就是对未来友好,也是对所有人都友好。”
治愈城市儿童的“自然缺失综合征”
2015年11月,马宏去李方悦的公司调研。李方悦是奥雅设计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她有国外留学背景,也是一位3个孩子的妈妈,回到国内,对儿童活动空间更有感触。
那是马宏第一次听到国外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儿童友好设施和儿童参与制度。李方悦说要“让儿童回归自然”,缓解和治愈城市儿童的“自然缺失综合症”,让孩子们在自然的空间、友好的空间中成长。
马宏特别受触动。深圳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我们小时候还有大院子一起玩耍,深圳高楼林立,大家住一栋楼几年了,可能还互不认识。儿童的互动活动空间还是缺乏的。”
深圳市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黄文锋有同样的感觉。在他小时候,街道除了供人行走,也承担着生活和游戏的功能。但现在,小孩子难以穿过繁复的街道和车流独自去上学。
2015年12月9日,马宏在市委群团工作座谈会上,首次建议将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纳入深圳“十三五”规划。
自从联合国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第二届人类居住大会,首次提出“儿童友好型城市”概念之后,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的影响已遍及全世界3000多个城市和社区。全球有800多个城市获得儿童友好型城市认证,但还没有一个千万级以上人口总量规模的城市获得这个认证。
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据2018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2018年底全市常住人口中 0-17岁儿童和青少年约有203万人,占比15.6%。近三年,深圳市新生婴儿数量保持在每年20万以上。
马宏2016年去德国的里根斯堡市调研参观,但里根斯堡的人口不到20万。对于拥有2000万人口的深圳(18岁以下儿童数量超过200万)来说,前期几乎没有任何同体量的“儿友城”建设经验可参考。出去调研,对方也惊讶,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型建设难以想象。
马宏告诉《南都周刊》,深圳选择了一种系统全局型的路径:建立一整套机制体制,同时针对问题短板,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合作,并持续努力。
相比“打补丁”式的改变个案路径,构建一个城市系统工程当然难度更大,但黄文峰认为,“儿童友好城市是方方面面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不是我把某些东西完成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创建的过程。”
落地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方案无一定之规,它更强调在每个国家或城市的现实基础上提升儿童友好度。在具体的落地建设上,街道、学校、游乐场等儿童生活较多的场所是常见的改造空间。
园岭街道百花二路是深圳第一个儿童友好街道。7月中旬,街道入口的小公园里还未正式开放,许多并不住附近的家长也会带孩子过来玩耍,一位小女孩把手放在玩具墙这头的转球上,一路跑过去,风吹起她的头发和小裙子。
对于街道党工委委员王强来说,设计这面由转球组织的巨大的墙,原本是设想转动玻璃珠可以随意拼凑出文字或图案,但是对于眼前这个小女孩来说,只是简单转动玻璃球就让她很开心了。
街道妇联工作人员姚龙燕从小在深圳长大,她一直记得小时候跟大人去公园,一边眼巴巴看着大人们自如地使用公园的健身器材,一边耳旁重复响起家长的提醒:“慢点跑,别撞到头”。
街道旁的步行道上新修了休息臺,他们特意刻了字,几乎都是名校校训,园岭街道3.8平方公里辖区内有8所小学,均属省一级重点学校。王强说,在这里生活和学习的许多孩子以后会进入名校,希望当他们某一天真正走到这些学校里,看见那句话时,会想起在街道度过的童年。
姚龙燕则相信这些不经意间被看到的话语,会给陷入应试教育激烈竞争的学生们一些鼓励和力量。上学时候,她每次出去旅游都会跟当地大学的校门合影,那些经典的格言在她经历艰难时光时往往会突然蹦出来,给她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早期确定试点时,马宏带领工作人员实地考察走访了福田区的10个街道,最后选择了福田区园岭街道的红荔社区作为儿童友好型社区试点建设。这个社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建筑和设施都比较老旧。周边集合了幼儿园、小学、中学,深圳少儿图书馆、市妇幼保健院等各种儿童公共服务资源。她们相信如果红荔社区试点成功,对其他社区的改造建设会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园岭小学是深圳市首批儿童友好试点学校,教导主任潘素素的工作手册上记录着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的繁琐改建过程,从改建车库出入口到建立屋顶花园,有些是出于安全考虑,有些是为了让孩子有更舒适的成长空间。 深圳是一个非户籍儿童明显少于户籍儿童的城市,“积分入学”政策在降低入学门槛的同时,也增加了学校学位扩张的压力。一位在深圳教育系统工作多年的人士表示,近几年,学校选择通过撤掉多功能室来增加教室是常态。
但红岭小学坚持保留原有的多个音乐教室和美术教室,老师们搬到走廊内侧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办公,靠窗的房子用来补充新的班级留给孩子们。
去年日本饭山市教育代表团来学校参观,走到音乐教室,学生们正在上音乐课,用口琴学吹《多年以前》。那天,日本代表突然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把口琴,跟着学生们的节奏一起吹。潘素素后来每次讲起这个细节都要感叹一番,毫无征兆的这一幕让她愣了一下,随后是漫长的惊喜,“音乐真是没有国界的啊”。
儿童议事会
2019年深圳儿童绘画本创作大赛获奖作品公布后,马宏被11岁郑莹莹画的《深圳方块》吸引住了。在那幅作品里,小朋友用自己最喜欢的游戏画面,记录了深圳40年的变化,每年一个画面,选取一个标志性建筑或者历史事件。
马宏从中看到的是孩子的创造力和智慧,还有对深圳这座城市的热爱,“他们远比我们大人想象的丰富、出彩。”
在马宏眼里,儿童友好意味着“尊重”:“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权利,尊重儿童的需求。”
儿童议事会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过程里的一大特色。7月,在红荔社区一月一次的儿童议事会上,社区的工作人员发给小朋友们一册画稿,希望他们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图案,这些图案会出现在新街道的树上。
连续有孩子站起来,或者走到台前告诉大家自己为什么会选择手上的图案。许多孩子提到“环保”和“爱护地球”的想法。一些不满足图册上图案的孩子开始自己动手画画。
一位初中女生在台上讲到自己之所以选择某个图案,是因为深圳即将开始垃圾分类,希望能提醒大家不乱扔垃圾。话没说完,台下一位小学生站起来说:“可是如果我们都不扔垃圾,环卫工是不是都没有工作了呀。”
台上的这位初中生一时间无法给出一套完美的“正方辩词”,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们不扔垃圾,树上也会掉很多叶子,他们不会失去工作的。”
下面的社区工作人员被逗笑,他们理解这些才刚刚开始认识世界的孩子们的想法。这是属于孩子们的交流方式,自由和勇敢的表达,互相分享自己理解和认知的世界。
儿童议事会在红荔社区举办了两年多,社区党委书记王莉说,社区儿童友好公园里的设施和图案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由孩子们自己选出来的。对于小一点的孩子们来说,游戏空间意味着童年记忆和感受世界的过程。
一位参与过儿童友好相关调研的志愿者,谈起第一次跟社区小朋友一起体验“游戏的一天”,“他们真的可以把任何事物當玩具,我们(大人)走在路上看见那些树栏,觉得这就是个栅栏,但是孩子们就爬上去玩了。我们还在惊讶,这有什么好玩的,可是在小朋友眼里真的什么都可以是玩具。”
儿童友好成为最大公约数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深圳就开始组织“流动儿童与政府高官对话”、儿童代表向市长和政府部门提出最关切的问题清单等倾听儿童意见、尊重儿童权利的活动。这种对话交流以不同形式延续至今,形成各种儿童参与平台,比如已经连续举办八届的深圳儿童国际论坛。
但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后,马宏认为最大的区别是各方达成“儿童友好”的共识,儿童友好成为最大公约数。“我认为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虽然儿童是一个相对小的切入点,但我们做的是一项非常大的事业。”
黄文锋从2016年开始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基金会以行动倡导为主,他能想到的意义是,在当下中国,当深圳推动这个事情,也许更多的城市能够去效仿,会间接造福更多的儿童。
目前,全国已经有20多个城市向联合国儿基会表达了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意愿。
马宏去年6月出差,在等飞机的时候,去深圳机场母婴室转了一下。“深圳市母婴室项目由市妇儿工委指导市妇儿发展基金会等发起,各区、各部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至2020年7月底,已建立845间母婴室。”
机场母婴室由一个黄金铺位收回改建而成,马宏看到旁边的留言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乘客的留言。
一个乘客写道:“每年都会出去旅游,走过许多地方的机场。自己本身也是个民航工作人员,感觉深圳机场这几年变化太大了,无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基础,工作人员的文化建设,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特别是母婴室的设施和员工真的超棒,很人性化。为深圳机场点赞,为母婴室点赞。加油,深圳机场,加油,人性的母婴室。”
她顿时觉得非常感动,忍不住拍了几张图留存。
马宏还讲到“南都留唱团”的故事。南方都市报创办留守儿童圆梦行动,在每年暑假组织为期两个月的线下活动,至今已帮助过万名留守儿童在深圳与父母团聚。
其中有一个毫无音乐基础的梅州小姑娘,在连续参加两届南都留守儿童合唱团后,追求音乐梦想的种子得以萌发,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深大声乐系,与在深务工的父母团聚。
另外一个孩子在参加留守儿童合唱团期间获得企业资助,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大学毕业之后就返回湖南老家成为一名乡村教师,那里有许多和她一样的留守孩子。她也成为南都乡村留唱音乐教室的首位志愿者。
马宏从这些故事里看到许多美好的东西,那恰恰也是儿友城建设的长远意义,和她所期望看见的:“当一座友好的城市关爱儿童,儿童又把社会的关爱变成爱的种子,传递播撒到城市的各个角度,让城市更有爱、更有韧性、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