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个月前
我受朋友伊恩，奥斯本（IanOsborne）的邀约，前往纽约与他共进晚餐。他曾就科技公司应该在公共政策议题和国际市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提出过建议。Uoer主办的这次晚餐，是科技公司拓展自己有限社交圈的常见策略——这次就体现在笼络纽约媒体人上。事实上，Uoer并没有像大部分成功的科技公司一样，享受如潮而至的吹捧和夸耀；相反，外界对它的苛评不断。可以说，现在的Uoer正在“努力挤出一副笑脸”。伊恩建议我如果有同事对在Uoer工作的人感兴趣，可以邀请他一起过来。（我跟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说了，他那个星期刚好在纽约。不过他表示，考虑到英国各界对b～oer的群情激愤，他宁愿跟ISIS首领见面，也不“敢”见Uber的管理层。）
我于是又想到了本，史密斯（BenSmith），BuzzFeed的主编。尤其是因为BuzzFeed是当下另一家夸自己从来不口软的科技公司，他们应该也会对有同好的科技公司惺惺相惜。史密斯欣然接受Uber的晚宴邀请。他坐在长桌子远离我的一端，看上去似乎与Uber高管聊得十分起劲儿。酒席间，多杯红酒下肚后的Uber高管看似不经意地向史密斯抱怨报纸上一贯对Uber的负面报道和许多明显针对Uber的调查。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下，他同时也指出，如果Uber愿意，他们也完全可以开始调查那些“不怀好意”的记者们。
仿佛“如获至宝”的史密斯低调地提前离开酒席，很快一篇揭露Uber高管谈话内容的文章就曝光了，文章明确暗示了Uber准备打击那些对Uber写过负面报道的记者。这篇文章引起一时轰动，惊动了科技媒体和反企业左翼分子（现在这些人都是新闻自由的拥趸），并且迅速登上_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现在Uber的野心浮出水面了：Uber打算成为下一个谷歌，把自己打造成最有影响力的消费技术公司——相当于成为每一个头脑清醒的公民的公敌。
我不会开车。如果我有自己的车的话，可能我现在对Uber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了。对我来说，Uber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发明，它能不断地给我的生活做减法，而不是使生活变得更复杂。
遗憾的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上个世纪，人人都认为要追求效率就得拥有汽车并且会开车；21世纪，流行的观念是放弃驾驶，把驾驶和拥有汽车看作低效麻烦的选择——尽管这实际上是种考虑不周、不合逻辑的做法，但不驾驶似乎已变成先进和现代感的代名词。
与此看似无关但实际相关的是，一场发生在移动通讯领域的革命正在低调进行。这里没有响亮的名字、媒体的聚焦，以及顺应时代精神的意图。但可能这场革命的成果不仅会超越信息革命，也会超越汽车自出现后对人类生活方式的颠覆。
Uber无疑已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科技公司之一，也可以说它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公司——它雇佣了超过100万名司机。在这方面，据说谷歌管理层曾表示，他们正在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将会在未来比搜索业务更赚钱。
卡尔，伊坎（CarlIcalm），这个时代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投资流动领域的“晴雨表”，现在是Hertz最大的股东和Lyft的重要股东，前者是租车行业巨擘，后者是Uber强有力的竞争者。有意思的是，这意味着伊坎要开始与他的一位长期竞争对手，美国网景公司的创始人、著名科技投资人马克，安德森共事。看上去Uber的聚财之路才刚刚开始，因为行家会投资Lyft，因为这应该是最方便快捷的投资Uber的方式——反Lyft早晚会被Uber收购，而你投资Hertz，并非因为它的未来顾客是你或我，而是因为那些从机场把我们接回家的Uber司机才是Lyft未来的真正顾客。
所有迹象表明：下一代人将会对传统的私家车避之不及。人口流动集中于市中心，然而要在市区养一辆车既成本高昂，也并不方便；更多的私家车闲置在租金昂贵的车库里，放的时间远比过去长；同时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是减少碳排放和交通流量，这意味着减少私家车总量。小轿车一将会成为大城市里的“新型香烟”。
数字化颠覆拆解了既定的企业权力，变革了市场主导的行为。它显然已变成一句在商业和社会中畅行无阻的咒语，定义了一种新型的以科技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世界的资本结构和经济霸权很有可能会被数量骤减的私家车打乱。然而，科技界左翼却突然打起了退堂鼓，现在他们已经聚集起来反对Uber，把Uber视为当下资本主义最丑陋的那一面。
对Uber而言，它陷入一种奇异的疏离感中。它发展的市场根基，即私家车的拥有量，可能会随Uber的发展而被削弱；它的出现受到环保主义者、反实利主义者、反企业主义者等群体的抗议，然而按理论说，Uber却最能帮助实现这些群体的社会愿景。Uber对此的反应，就像在纽约的那场晚宴中表现出来的一样，它急着把危机公关提上日程。Uber聘用大卫，普劳夫（DavidPlouffe）作为政策战略顾问，他曾是奥巴马总统的竞选活动顾问，然后又把他架空，转而聘用了雷切尔，维特思通（RachelWhetstone）——谷歌前公关主管，她丈夫史蒂夫希尔顿（Steve Hilton）是一名曾服务英国首相卡梅隆的前保守党政治活动家。Uoer一直以来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同样寻求主宰和垄断全球地位的谷歌能够远离负面报道，而Uber却始终被舆论抓住把柄？
Uber的野心实际上被它的名气夸大了，这是一个因发展迅速而被时代反噬的例子，仿佛一夜之间它成为科技领域的一个引爆点，过去20年间人们对科技不加思考的狂热追求瞬间崩塌，于是Uber首当其冲。世界真是瞬息万变。新奇的商业文化席卷了一代人的头脑，也造成了人们对科技含义的一知半解。有意思的是，那些满怀理想、渴望变革的左派把科技体系崩塌理解为商业社会思潮到来的标志，但现在他们正真切地面对经济衰落的现实，一场血雨腥风。
谷歌，无疑是历史的宠儿，跻身世界五十强，头顶行业巨头的光环，在一个由自己定制规则的世界里畅行无阻。但它的权力已经失效了，某种意义上说，一文不值，虚无缥缈。 另一方面，Uber、谷歌汽车和其他数不清的企图重调我们物质生活秩序的最新科技成果，都是新时代世界被科技颠覆之路的最重要部分。
当许多科技公司从他们反政府管制的角色中受惠，绕行政府的监管，躲避陈腐的法律条文，同时他们还善于操纵社会上反政府管制的情绪（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来规避新的监管。Uber的这种能力早已领先他们好几年了——以至于那些抵制Uber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科技左派）还在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制定更多法规阻止Uber继续专横下去。
相应地，如果你倾向于相信阴谋论，可能你会猜测Uber正在竭尽所能笼络政府，避免被取缔——里面是一层叠一层的黑幕。所有关于Uber的怀疑论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一环扣一环的。
八卦媒体Pando报道，现任负责Uber公共关系的维特思通和卡梅隆的关系一点儿都不简单，维特思通是卡梅隆第一个孩子一伊凡（Ivan）的教母。如今维特思通、希尔顿和卡梅隆都属于一个名为ChippingNortonSet的组织——个由若干较高社会地位的政客、名人和上流社会人士组成的团体，他们在Chipping Norton这个伦敦附近的小镇上有两套房子，在默多克窃听丑闻发生后被曝光。《每日电讯报》把维特思通和她的朋友称为“卡梅隆的密友”。
由于我在2008年为《名利场》做过一个卡梅隆的采访以及我刚刚谈到的纽约晚宴的契机，我与普劳夫、维特思通和Uber在一场阴谋论中扯上了关联，这场阴谋论涉及了美国和英国最高层，还不止这些。
在这个推测中，假设我与Uber和卡梅隆有密切的关系，与默多克也走得很近；再把默多克一或者说大洋彼岸的默多克和他的助理们，和Uber（包括它与日俱增主宰世界的念头）的亲密关系联系起来。
现实一就像阴谋论里说的那样——值得担优。Uber，充满心机地，在设法剥夺你的自由，破坏你最珍视的一些东西。
对很多人而言，现代社会最伟大的个人权利之一就是私家车拥有权。数字革命可以破坏印刷文化，可以颠覆我们的社交方式，改变我们购物和沟通的方式，不过这一切与个人自由权利相比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个人自由的基础就是你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然而这一切似乎即将要被彻底颠覆了。
的确，世界范围内私家车数量骤减带来的影响极大。城市形态、象征个人地位的符号、每个人日常的行为模式、衡量时间和空-间的标准——这些在过去都可以通过里程数来衡量。它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包括全世界的经济基础。
衡量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汽车拥有量。衡量权力亦然一有人有创造力，就有人有购买力。汽车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创造它的人和有能力拥有它的人牢牢地掌握着这片土地的规则。这构成了一种平衡，因此等式任何一边的变动都预示着危机。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很少人拥有自己的车，或者很少人想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抑或是缺乏换一辆更好的车的渴望——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很多人对Uoer的日益壮大感到不安，体现在方方面面：它广纳贤才，但是有时候令人又对Uber聘用人才标准感到摸不着头脑；还有Uber的动态提价策略，尽管是有一定道理，体现了它也在积极应对运营过程中的过量需求；还有它对出租车行业和相关劳动力市场不可忽视的影响，纵然它打破了市场中毫无效率的垄断行为；最后还有人们关于它安全性和保险的争议，尽管行业工会自己也有很不好的安全记录和获得保险必须要走的烦琐臃肿的官僚程序。
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可能是大多数人难以意识到的，正是因为Uber的存在和它发动的这场科技革命，让很多人不再需要买一辆私家车就能享受出行的便利，甚至学车的过程也免去了。汽车，这种现代生活里最日常的体验、父母与孩子最日常的联系纽带、影响每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东西、对眼下世界感知的重要组成要素、现实世界的运行原则——“我们得去哪儿停车？”——关于它的问题一去不复返了。而这也使右派和左派因为共同对未来的合理恐惧，完美地联合在一起。
想想看，真的很可怕。
我受朋友伊恩，奥斯本（IanOsborne）的邀约，前往纽约与他共进晚餐。他曾就科技公司应该在公共政策议题和国际市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提出过建议。Uoer主办的这次晚餐，是科技公司拓展自己有限社交圈的常见策略——这次就体现在笼络纽约媒体人上。事实上，Uoer并没有像大部分成功的科技公司一样，享受如潮而至的吹捧和夸耀；相反，外界对它的苛评不断。可以说，现在的Uoer正在“努力挤出一副笑脸”。伊恩建议我如果有同事对在Uoer工作的人感兴趣，可以邀请他一起过来。（我跟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说了，他那个星期刚好在纽约。不过他表示，考虑到英国各界对b～oer的群情激愤，他宁愿跟ISIS首领见面，也不“敢”见Uber的管理层。）
我于是又想到了本，史密斯（BenSmith），BuzzFeed的主编。尤其是因为BuzzFeed是当下另一家夸自己从来不口软的科技公司，他们应该也会对有同好的科技公司惺惺相惜。史密斯欣然接受Uber的晚宴邀请。他坐在长桌子远离我的一端，看上去似乎与Uber高管聊得十分起劲儿。酒席间，多杯红酒下肚后的Uber高管看似不经意地向史密斯抱怨报纸上一贯对Uber的负面报道和许多明显针对Uber的调查。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下，他同时也指出，如果Uber愿意，他们也完全可以开始调查那些“不怀好意”的记者们。
仿佛“如获至宝”的史密斯低调地提前离开酒席，很快一篇揭露Uber高管谈话内容的文章就曝光了，文章明确暗示了Uber准备打击那些对Uber写过负面报道的记者。这篇文章引起一时轰动，惊动了科技媒体和反企业左翼分子（现在这些人都是新闻自由的拥趸），并且迅速登上_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现在Uber的野心浮出水面了：Uber打算成为下一个谷歌，把自己打造成最有影响力的消费技术公司——相当于成为每一个头脑清醒的公民的公敌。
我不会开车。如果我有自己的车的话，可能我现在对Uber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了。对我来说，Uber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发明，它能不断地给我的生活做减法，而不是使生活变得更复杂。
遗憾的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上个世纪，人人都认为要追求效率就得拥有汽车并且会开车；21世纪，流行的观念是放弃驾驶，把驾驶和拥有汽车看作低效麻烦的选择——尽管这实际上是种考虑不周、不合逻辑的做法，但不驾驶似乎已变成先进和现代感的代名词。
与此看似无关但实际相关的是，一场发生在移动通讯领域的革命正在低调进行。这里没有响亮的名字、媒体的聚焦，以及顺应时代精神的意图。但可能这场革命的成果不仅会超越信息革命，也会超越汽车自出现后对人类生活方式的颠覆。
Uber无疑已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科技公司之一，也可以说它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公司——它雇佣了超过100万名司机。在这方面，据说谷歌管理层曾表示，他们正在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将会在未来比搜索业务更赚钱。
卡尔，伊坎（CarlIcalm），这个时代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投资流动领域的“晴雨表”，现在是Hertz最大的股东和Lyft的重要股东，前者是租车行业巨擘，后者是Uber强有力的竞争者。有意思的是，这意味着伊坎要开始与他的一位长期竞争对手，美国网景公司的创始人、著名科技投资人马克，安德森共事。看上去Uber的聚财之路才刚刚开始，因为行家会投资Lyft，因为这应该是最方便快捷的投资Uber的方式——反Lyft早晚会被Uber收购，而你投资Hertz，并非因为它的未来顾客是你或我，而是因为那些从机场把我们接回家的Uber司机才是Lyft未来的真正顾客。
所有迹象表明：下一代人将会对传统的私家车避之不及。人口流动集中于市中心，然而要在市区养一辆车既成本高昂，也并不方便；更多的私家车闲置在租金昂贵的车库里，放的时间远比过去长；同时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是减少碳排放和交通流量，这意味着减少私家车总量。小轿车一将会成为大城市里的“新型香烟”。
数字化颠覆拆解了既定的企业权力，变革了市场主导的行为。它显然已变成一句在商业和社会中畅行无阻的咒语，定义了一种新型的以科技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世界的资本结构和经济霸权很有可能会被数量骤减的私家车打乱。然而，科技界左翼却突然打起了退堂鼓，现在他们已经聚集起来反对Uber，把Uber视为当下资本主义最丑陋的那一面。
对Uber而言，它陷入一种奇异的疏离感中。它发展的市场根基，即私家车的拥有量，可能会随Uber的发展而被削弱；它的出现受到环保主义者、反实利主义者、反企业主义者等群体的抗议，然而按理论说，Uber却最能帮助实现这些群体的社会愿景。Uber对此的反应，就像在纽约的那场晚宴中表现出来的一样，它急着把危机公关提上日程。Uber聘用大卫，普劳夫（DavidPlouffe）作为政策战略顾问，他曾是奥巴马总统的竞选活动顾问，然后又把他架空，转而聘用了雷切尔，维特思通（RachelWhetstone）——谷歌前公关主管，她丈夫史蒂夫希尔顿（Steve Hilton）是一名曾服务英国首相卡梅隆的前保守党政治活动家。Uoer一直以来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同样寻求主宰和垄断全球地位的谷歌能够远离负面报道，而Uber却始终被舆论抓住把柄？
Uber的野心实际上被它的名气夸大了，这是一个因发展迅速而被时代反噬的例子，仿佛一夜之间它成为科技领域的一个引爆点，过去20年间人们对科技不加思考的狂热追求瞬间崩塌，于是Uber首当其冲。世界真是瞬息万变。新奇的商业文化席卷了一代人的头脑，也造成了人们对科技含义的一知半解。有意思的是，那些满怀理想、渴望变革的左派把科技体系崩塌理解为商业社会思潮到来的标志，但现在他们正真切地面对经济衰落的现实，一场血雨腥风。
谷歌，无疑是历史的宠儿，跻身世界五十强，头顶行业巨头的光环，在一个由自己定制规则的世界里畅行无阻。但它的权力已经失效了，某种意义上说，一文不值，虚无缥缈。 另一方面，Uber、谷歌汽车和其他数不清的企图重调我们物质生活秩序的最新科技成果，都是新时代世界被科技颠覆之路的最重要部分。
当许多科技公司从他们反政府管制的角色中受惠，绕行政府的监管，躲避陈腐的法律条文，同时他们还善于操纵社会上反政府管制的情绪（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来规避新的监管。Uber的这种能力早已领先他们好几年了——以至于那些抵制Uber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科技左派）还在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制定更多法规阻止Uber继续专横下去。
相应地，如果你倾向于相信阴谋论，可能你会猜测Uber正在竭尽所能笼络政府，避免被取缔——里面是一层叠一层的黑幕。所有关于Uber的怀疑论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一环扣一环的。
八卦媒体Pando报道，现任负责Uber公共关系的维特思通和卡梅隆的关系一点儿都不简单，维特思通是卡梅隆第一个孩子一伊凡（Ivan）的教母。如今维特思通、希尔顿和卡梅隆都属于一个名为ChippingNortonSet的组织——个由若干较高社会地位的政客、名人和上流社会人士组成的团体，他们在Chipping Norton这个伦敦附近的小镇上有两套房子，在默多克窃听丑闻发生后被曝光。《每日电讯报》把维特思通和她的朋友称为“卡梅隆的密友”。
由于我在2008年为《名利场》做过一个卡梅隆的采访以及我刚刚谈到的纽约晚宴的契机，我与普劳夫、维特思通和Uber在一场阴谋论中扯上了关联，这场阴谋论涉及了美国和英国最高层，还不止这些。
在这个推测中，假设我与Uber和卡梅隆有密切的关系，与默多克也走得很近；再把默多克一或者说大洋彼岸的默多克和他的助理们，和Uber（包括它与日俱增主宰世界的念头）的亲密关系联系起来。
现实一就像阴谋论里说的那样——值得担优。Uber，充满心机地，在设法剥夺你的自由，破坏你最珍视的一些东西。
对很多人而言，现代社会最伟大的个人权利之一就是私家车拥有权。数字革命可以破坏印刷文化，可以颠覆我们的社交方式，改变我们购物和沟通的方式，不过这一切与个人自由权利相比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个人自由的基础就是你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然而这一切似乎即将要被彻底颠覆了。
的确，世界范围内私家车数量骤减带来的影响极大。城市形态、象征个人地位的符号、每个人日常的行为模式、衡量时间和空-间的标准——这些在过去都可以通过里程数来衡量。它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包括全世界的经济基础。
衡量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汽车拥有量。衡量权力亦然一有人有创造力，就有人有购买力。汽车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创造它的人和有能力拥有它的人牢牢地掌握着这片土地的规则。这构成了一种平衡，因此等式任何一边的变动都预示着危机。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很少人拥有自己的车，或者很少人想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抑或是缺乏换一辆更好的车的渴望——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很多人对Uoer的日益壮大感到不安，体现在方方面面：它广纳贤才，但是有时候令人又对Uber聘用人才标准感到摸不着头脑；还有Uber的动态提价策略，尽管是有一定道理，体现了它也在积极应对运营过程中的过量需求；还有它对出租车行业和相关劳动力市场不可忽视的影响，纵然它打破了市场中毫无效率的垄断行为；最后还有人们关于它安全性和保险的争议，尽管行业工会自己也有很不好的安全记录和获得保险必须要走的烦琐臃肿的官僚程序。
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可能是大多数人难以意识到的，正是因为Uber的存在和它发动的这场科技革命，让很多人不再需要买一辆私家车就能享受出行的便利，甚至学车的过程也免去了。汽车，这种现代生活里最日常的体验、父母与孩子最日常的联系纽带、影响每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东西、对眼下世界感知的重要组成要素、现实世界的运行原则——“我们得去哪儿停车？”——关于它的问题一去不复返了。而这也使右派和左派因为共同对未来的合理恐惧，完美地联合在一起。
想想看，真的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