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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林宋瑜（广州华商学院）
徐天一的小說，是很偶然到我手里的。他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热爱文学，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写作中。一个〇〇后不是沉迷于网络、沉迷于游戏，而是沉迷于文学创作，我有一种职业性敏感，也很兴奋。所以我想看看徐天一的作品。
于是，我读到了《老王丢了一只红山芋》及其他。作为一个大二的学生，作品的量算是不少了（近十万字），各种体裁都有，都驾驭得不错。给我的直观印象即是：徐天一是一个文学创作好苗子。
尤其是《老王丢了一只红山芋》，让我很惊讶，一篇语句苍凉而意象丰富的小说，竟出自一位20岁年轻人之手。我不知道一个都市小青年是如何感受到这种历经生老病死、进入人生暮年的农村大爷内心的孤独感，还有他天然拙朴的悲智的？
徐天一更像是个诗人，他的小说语言是有诗性的，有一种温润细腻的质感。那种对生命的眷恋、面对命运的无常感、丧失感、无力感让人心有戚戚。同时小说也蕴含着对生存形态、对爱的哲学思考。所以在对凡人凡事的叙述中，有一种内在精神散发出光芒。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年轻写作者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因此，我对徐天一的写作，充满期待。并祝福他。
我出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往往会认不出自己家的样子，总要在屋子外头盘桓好一阵儿，踩过半埋在沙土之间被荒草覆没的石块，绕到院子后头去，踏一踏墙根沿地面的每一处隆起，摸遍四面黄泥砖墙上的每一道细微裂缝，再仔仔细细地端详一番那块历久经年已经逐渐暴露的地基，心中默背着许多年前葺造这座老房子的工匠们夯土时留下的那些漫不经心却又坚实无比的粗糙纹路，渐渐地，寻回一些熟悉和亲切的感觉，才总算能略微放下戒备，重新庄严地在门前站定，打理一遍自己，如同是巧遇了一位暌违多年的老友，似是而非地与他相认。
像我说的，我往往认不得自己的家门。我的家门好像也不太认得我。他每一次都向我展露一副不太一样的面孔。他有时候对我笑，有时候背着我哭，有时候什么表情也不做，只是直愣愣地杵着。他好像是在等我回来，又好像是在等别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在等一条狗，等一头猪，等待从另一个地方来的另一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房子永远都有一个固定的主人。到了如今的这个年纪，我才开始明白，房子是不需要主人的。世上大部分的东西，都不需要主人。我的房子，可能已经腻烦这个把自己当作他主人的人了。我有时也会腻烦他。或许他有时候也会假装是我的主人。
其实他什么也不必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早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备齐;我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在我的手边，也都在他的附近。我的房子和我都太老了，能豁出去等的人和事情已经越来越少。
门旁贴的楹联剥落了大半，余下一些零落的纸碎，像过往的年月里被最后一场春雨打下来的梅花，在地上滚过不知多少个秋冬的雨雪，几度洗成了雪的颜色，又几度裹上了厚厚的尘灰。又洗净，又裹上尘，又洗净……那些雪，可能来自遥远的冰山和高原;路上的尘土，活着的时候可能是田垄上的一只蜗牛，可能是海滩上的一块石礁。好多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东西拥挤到一起，吵吵嚷嚷地黏附在我这张朽烂的老门框上。那副联子写的什么，我早已经不记得了。他已经没有半分曾经的样貌。我只有凭着纸碎上残留的一点微薄的粉红，才能将他与他身背后不时漏粉掉渣的木头区分开。
我在哪一年贴上的这三张红纸，是木头做的;我这更久以前的哪一年立下的家门，也是木头做的。他们本就是一家人，被人分开以后，又被人合到一起。慢慢地，本来的一家人，又变回了一家人。
两扇门，是两块烤干了的杉木板，中间的门缝已经宽得能飞过一只足年的蜻蜓。我没有给门板刷过漆，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本真的颜色，在岁月的浸染下逐日逐夜地加深，从黄到红，从红到棕，从棕到黑……数十年来，门板从来没有蛀过，只是面上渐渐地皲裂，边缘渐渐地销蚀。好多的人在造自己家门的时候，总是先估算好这扇门能够使用的年限、需要使用的年限、房子需要使用的年限，再把所有的考量归纳整理，最终决定需要做一扇什么样的门。我从来没有这样算过。我生命里的大部分东西，都像这两块门板一样，一用就是一辈子，一丢也是一辈子。
我的两扇门就这样不言不语地陪我立着。他们似乎很了解我的心思。和我一样，他们并不着急要一眼望到生命的终点。他们愿意陪我一道，在自己的生命里悠然地过活，再一起悠然地老去。
门上没有锁，平常是用一根大木条从里面闩起来的。屋子里没有什么值得偷窃的财产。村子里其他的人家都已经陆续换了新房子，盖起了两层高三层高的小楼;也换了防盗门，换了防盗锁。到最后，全村还在住土房子的人只剩下我一个。用木条闩门的，也只剩下我一个了。阿柄曾经也给我买过一把防盗锁。他在我的院子里鼓捣了一整个下午，弄得满身大汗，还是没能成功地把那块铁疙瘩安在我的木门上。那锁对我来说太陌生了，对那两扇门来说也太陌生了，我们不会用，也不想用他。再说我的家，也实在没有什么需要防的。
我的院子很小，从大门到里屋门的纵深不过五步。院子里靠墙根儿倚着一把笤帚、一根掸子、一把铁锄、一把镰刀，在靠近卧房窗沿的地上坐着一高一矮两个石墩，和一口没有谁能独自搬动的石磨。屋子里其他的生活用具，除了土炕上的一领草席，一卷铺盖，一张小方木桌，厨房里三只装油盐酱的小罐子，两麻袋留待来年春播用的种粮，洗澡和洗地的两条毛巾，还有几个烤瓷碗盆、皮笊篱竹畚箕等，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那口铁锅了。
下雨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洇着水，但永远都积蓄不起来。雨水早在积累起来之前，就顺着屋子各个角落的裂缝和坑洞悄悄地爬走了。
我的屋子，连雨都留不住了。在乌云遮顶白雨漫天的日子里，别人家为忙着抢救物资、疏通沟渠乱成一团麻一锅粥的时候，唯独我和屋子一起安静地躺在田野的一边，像睡着了一样，一语不发地享受着风雨的敲打。我也没问过我的屋子，到底是压根儿就觉得很享受呢，还是知道躲不开，才不得不强迫自己去享受呢？ 阿柄走后的某一天，我把那把锁丢在了路边。希望会有哪个真正需要他的人把他捡走，哪怕是当废铁卖掉，换一张饼或者两个馒头。而后我才想起来，我把钥匙还留在我的手里。我丢掉了一把锁，却留着他的钥匙。等我再回头去找的时候，那把锁已经不见了。因为我不小心的一个失误，一把锁和他的钥匙从此分离。
有时候，在回家之前，我会先绕到自己的那片田里，看一看麦子熟到了什么程度，杂草又长了多少，地有没有干，稻草人有没有倒。每一年，麦子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损失一些：有时是蝗虫，有时是老鼠，有时是太阳过猛，有时是雨下得太多。后来，这些都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耕不动这么多的地了。其他有一两个或者更多强健男人的人家，种出的地总是那么好看。他们的麦子从种下就比别家的高大，抽出的穗也比别家的饱满，好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每到收获的时候，他们的麦穗整整齐齐熙熙攘攘地站在地里，昂扬地挺着头，享受阳光的沐浴。而我的地就明显老很多。从一块地里庄稼的长势，往往就能看出种地的这个人或者这家人的长势。我老了，我的地，我的麦子，也别无选择地跟着我老了。
我的名下有九分半的田。原先还有更多，因为原先要养活的人也多。后来，兰离我而去，母亲离我而去，阿柄离我而去。我曾经无比亲密过的土地也随着他们的远走陆续丢失。我有时还能记得，在夏季起风的日子里，麦穗指向的那一片田地，是母亲的，后来出让给了村东的那个谁;而那一片田毗邻的两块地，是阿柄的，后来出让给了村哪一边的哪个谁。兰因为停留的时间太短，在我们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也从没有问过这些地，他们是否责怪那些人的匆匆而别。我从没有管顾土地的心境。我知道留不住，便粗心而且自私地，只管把这一切都从自己身前推开，直到他们消失在远方的某处。
我大略地划分了剩下的田，用了八分来种麦子。一般年景的收成，留出谷种之后，恰好能养活自己。我留出离家比较近的一分半田，开辟成菜地，用来准备一些时不时涌上心头或者可能在某个时刻涌上心头的味道，茄子、南瓜、土豆、白菜……我逐渐老去的岁月，随着麦子的收起与播下，一年又一年地循环往复。这块小小的菜地，是我剩余的生命里仅有的一些变化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往复还能坚持几年。我也不记得之前已经坚持了多少年，可能有六十，七十，或者八十。我的一生都在吃这一片土地，我死以后，是要把自己还给这片土地的。不知道我的身体能化成多少能种庄稼的土，而我这一生又吃掉了多少。
我终于也会被自己的土地丢弃，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今年春播的时候，在最靠近路边的一道田垄里，我埋了一溜红山芋。红山芋，大部分人都叫它红薯，可是我叫它红山芋。这个名称，是兰叫出来的。不知怎的，我偏偏就感到这个生僻的叫法怎么那样亲切。如今，关于兰的其他的一切早已经不在了;她口中的红山芋，我却一直留到了今天。
阿柄小的时候，没有别的粮食，只有红山芋吃。他吃着吃着，便好像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关于红山芋的一切：山芋饼，山芋干，山芋粥，山芋粉条，烤山芋，还有山芋叶……阿柄的每一顿饭里，都必须要有红山芋。我想，阿柄的儿女们一定也爱吃红山芋……
钟情于红山芋的人显然不止我们。在我的田里，这条田垄的一端，留着一个坑洞。原先躺在里面的那个红山芋失去了踪影，像一颗过早成熟的豌豆挤开了豆荚，自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去，撇下身后的兄弟姐妹们瑟缩在破漏的被褥之间一劲儿愣神。我还记得他被我种进土里之前的样子：葫芦形状，头大尾小，小的那半段有三道很深的平行褶皱。拿走他的人似乎没有丝毫想要掩盖自己行迹的企图。他没有把坑填回去，没有把踩倒的一片苋菜秧扶起来，也没有抹平他的运动鞋底在潮湿的土壤表面留下的明显痕迹。
我其实很容易就能把这个人辨认出来。他是如今村庄里众多孩子当中的一员。我记得前不久下过大雨的某一天，在村路上见到过同样形状的泥脚印，尺寸与如今我菜地里的这一只脚印一模一样，只比我的手掌大点有限。我甚至早已从那群孩子各色的眉目与神情中间，看出哪一个是会不过问就拿人东西的。可是我想，我其实根本没有把他辨认出来的必要。这一垄的红山芋本就不属于我。被人种下的庄稼不是人的，也不是地的，是庄稼自己的。不属于我的红山芋只是被我摆在不属于我的一块田地里。他们自己生长着。到了季候，为了不让庄稼的生命白白地朽烂，也为了自己不会饿死，我会取用那些不属于我的庄稼。孩子可能取用了一块同样不属于他的红山芋，伙同平日里要好的几个朋伴，烧烤着分食掉了。我的眼前隐约浮现出三五个六七个互相认识或不认识的孩子，有的光着屁股，有的光着脚，有的光着膀子，有的很谨慎地穿衣服，羞涩地把全身都严严实实地藏着，不愿露给别人。他们一起躲在树林的深处，或者某一个土坡后面，围蹲在他们掏好的一个简陋的地窖旁，专一地注视着那鲜活舞动的火苗。火光映红了红山芋深红的外皮，映红了那一张张等待的脸，渴望的脸，环顾四尽生怕被发现的脸。
我不能去找他们的家大人。他们的家大人，我应该已经不认识了。村里以前熟悉的那些人先后都离开了村子，进城颐养天年，或者故去。我还能有机会叫出口的名字不剩下几个。如今主要活动在村庄里的，大都是一些年轻的陌生的面孔。我和他们隔着太远太远。大部分的面孔和他们的姓氏，我已经对应不上;人和房子也开始对应不上;有的甚至捋不出辈分。他们看着我，也不知道该叫哥哥还是叫爷爷，只知道，在村子里还有一幢这样老旧的房子，房子里还住着一个这样老旧的人。我不能去向他們告发孩子。我告发的结果，只会让孩子遭一顿打;或者会让我遭一顿打。这，我不能答应，被拿走的那个红山芋也不会答应。
我想起阿柄还是孩子的时候，也喜欢做这一类让大人知道了肯定会挨打的事情。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其实一直在近旁偷偷地窥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时常斗惹人家养的狗，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往水缸里撒尿，把别人晾起来的衣服偷走扔在水沟里。这些他以为没人抓住的事情全被他的父亲看在了眼里。阿柄有几年特别喜欢玩绷弓子。他用绷弓子打鸟，打田里正开犁的老黄牛，打邻居家小女孩的屁股。他做过各种你无法预想因而无法预防的事情。我想，这些或许出于一个孩子十分单纯的爱与恨;或许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为了好玩而已。在那个男孩子最毛毛躁躁的年纪，他是最闲不住的一个。每次别家的大人来找我告状，我总是连连给人赔不是，好好地贴几个笑脸搪塞过去。他们都会打孩子，我总是不舍得打。我不舍得伤着孩子，宁可伤我自己的老脸。我太宠着他了。 时隔多年，我几乎快忘记了红山芋的味道。阿柄早已远走他乡，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再种过红山芋了。红山芋黏得糊人嘴，甜得糊人嗓子。如今想来，当年竟然会痴迷于这样笨拙而又肤浅的一种食物，似乎的确是一件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知今年为什么又忽然想起它来。
也不知这些年来，阿柄还吃不吃红山芋。他吃红山芋的时候，又会不会悄悄地唤醒了记忆中的一些滋味，想起从前的一些事情。
我第一次遇见兰，是在一个春日的清晨。冬天刚刚过去。我穿着一件单衣站在田垄上，打开自己所有的感官，想要一个猛子扎进这个春天。我明显感觉到空气的存在。那些多得没人要的空气无言地穿梭在所有人的生命里。人们并不在乎。一年又一年，冰冷或火热的空气从远方赶来，更新大地上的事物，提醒人们应该忙碌起来，然后被忙碌起来的人们丢在一边。也不管人理不理他，他还有很多理他的事物要管顾。他抚着山丘和平野上刚刚冒头的那些细嫩草叶，发出微弱的窸窣声音;他抚着我，不知疲倦地从我的鼻腔和气管进进出出，也发出微弱的窸窣声音。清洌甘甜的泥土气息随着这样的抚动而逐渐铺开，直到衾覆大地。我被这气味呛出一个喷嚏，接连又是几个。母亲在房里喊我穿衣服。
我前后左右到处乱看，好像是第一次看這片地一样。我已经在这里二十多年了，但依然有很多东西是我不曾看见的。母亲经历的时间比我长，她大概比我多看过一些。我站在这个清晨的一边，透过一层朦胧的雾气打量着他，忽然不敢确定春天是不是真的来了。算节气，肯定已经入春了;算天气，却仍然像是冬天。我站立的这个日子，仿佛是前头陆续启程远走的那许多个冬日当中掉队的一个。他被那些日子遗落，也被自己遗落，丢在了一个不期而至的春天里。
我回想起我们经历过的那许多个冬天，不结冰，也几乎不下雪。唯一有一次下过雪，雪落到人的头顶时，就已经不剩下什么了，化成混杂着冰颗子的雨滴，重重地打在那些仰头期盼着看雪的孩子们脸上。可是不结冰的冬天好像比结冰还冷。我听母亲说过，在冬天真正天寒地冻的那些地方，要过冬的大家都会提前做好准备，动物会在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封实加固自己的身体和巢穴，一些树木会分泌大量的蜡或胶包裹住自己的身体，人，也会早早地打好足够熬过一冬的柴火，把取暖的设备一件一件地擦拭维护一番，以备随时运用。这样，冬天的寒冷被他们完全挡在了外面。他们的内里是保持温暖的：屋外鹅毛大雪，屋内炉火通明。就像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上面结了冰，底下却仍有鱼虾不停游动，火热地营生。
而我们，往往直截了当地接触冬天，没有供暖或者火炉或者一层冰作为屏障，只能靠自己的身体去抵御寒冷。不知不觉间，冬天就从各个方向把人抓住，一点一点地渗透了进去。
我看见自家的地里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蹲着一个陌生人。她背对着我，正在撒尿，露着玉米一样橙黄色的屁股。我没有去打扰她。她完事站起身来，提上裤子，转身看见了我。她眨着一双大眼睛不解地望着眼前的这个陌生人。
“你丢东西了吗？”我问。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看着我后来一直没有看明白的一个空旷处。她那一眼看出很远很远，我想她丢的东西可能就是丢在那儿了。后来，我和母亲东一嘴西一句地问她的时候，她的眼神依然时不时向同样的一个飘忽不定的远方指去。
她的名字叫兰，在一个漆黑的冬夜从家里跑了出来，天亮之后，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关于她的家，她只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我当时问遍了周围所有我能问到的村户，没有一家人认识这个名字;现在，我也早已忘记了。
兰于是就和我们住了下来。
我不敢断言，但那个春天或许真的格外不同。兰踏入我们家的那一刻，我感到从潜深的心底某处流淌出温润的一汪泉水，兰就在这汪泉水之中安静地遨游，泛起无数细小的波涛。家里也由于兰的加入顿添热闹与活力，许多深结多年的冰霜终于开始融化。经过了二十多个漫长的年岁，春天和我打了那么多的招呼，这一次，才终于实实在在地进入了我的生命。春天就是这样，通过自己从冻结慢慢暖和过来，才带领着那些冷落了许多个冬天的人和事物也慢慢暖和过来。大概他自己也迷路了很久。
我从母亲的脸上也读出了这种融化。她生命里的冰霜，比我的深厚得多。我知道，这与父亲有关。
兰，我记得你冲我笑。我仿佛是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人的笑脸，痴痴傻傻地盯着你看，看得入神。
兰，你那天的笑容定在我的脑海里，让我读了几十年。
一切就仿佛事先安排好的一样，理所当然地发生了。我和兰在那一年的秋天里结了婚。我们去市集上买了红纸，自己做了大红灯笼和喜联装扮家门。母亲邀请了她愿意邀请的所有人。接到邀请的人当中，有几个不能来或不愿意来，包了几块钱几角钱的红包托人捎来，其余的都来我们家吃了饭。那时村里人结婚都只能请吃一些简单的东西：白面馒头、猪油宽粉、韭菜馅的饺子，荠菜馅的云吞……哪一家如果能给宾客多添一点肉，就已然是分外的慷慨。当年不比现在。如今的婚宴都是铺天盖地的山珍海味，肉和菜翻出许多你根本想不到的花样。吃饭的桌子也不断扩大，从老年间的四人一桌逐渐变成六人一桌、八人一桌、十二人一桌、十五人一桌……人们吃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人与人却越吃越远。
那一晚，在昏黄的灯光之中，我再一次看见了兰那玉米一般橙黄和坚硬的身体，看见了比那个春天所看见更多的部分。我小心翼翼地探询着你。兰，你对我是一个陌生的人;这对我又是一件陌生的事情。我还记得，为了最终的成功，我们准备和演练了很长时间。
兰，我以为我能通过那一晚的结合将我们永远结合在一起。是我太天真了吗？我每一次用力地向你靠近，向你深入，你的每一次用力却都朝着相反的方向。我当时并不了解你的这种反向的用力当中潜藏着的智慧。我以为，这与耕地一样。我用尽力气去耕耘你，终究能够把你这块地变成我的，你也就能像一方稳固的土地一样长久地留在我的身边。我在你的心上挂一把锁，这把隐秘而精巧的锁只有我能打开。可是，我的钥匙经历无数次的开锁会一点一点地磨损，直到他也再打不开这把锁。那把锁里面保藏的东西就被锁吞吃，永远地流失。我太急切太粗野地想要带领你冲向一个顶点，从不知道何时应当节省自己的力气，把好多东西都过快过早地磨损了。 锁也没有用。不，没有一样东西是管用的。你想，麻绳会逐渐朽烂，铁链会锈蚀、冻裂，百年千年的树木也会因为虫蛀、雷击或砍伐的原因被半途截断，甚至连根拔起。人身上没有一件牢靠的工具，又能用什么去长久稳定地牵系另一个人呢？
我好久以后才终于明白这些。那时的我还是满心困惑。直到兰生产的那天，我依然不时被这种困惑袭扰着。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哪一步做错了。我明明是那么努力地向你贴近，你为何如此狠心和冷漠地，坚持要把我退回外面……
我从县城请来了医生。他们早在半个月前就等候着，这期间一台大手术也没有做，以保证能够随时奔赴你，保你母子无虞。你临盆的那晚，母亲在房间里帮忙。你头回做的这件事情，她做过一次。我期望她能引领你少走一些弯路。我独自一个人站在院里，看着那盏昏黄的油灯映在窗户上的影子。那盏灯曾在无数个夜晚单独映照过我们。他目睹了我们赤身露体的各种姿态，目睹我们互相交换的各种隐私。如今他目睹着你和另外一些他没有见过的人。你今晚要竭尽全力使用的部分依然赤裸。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我也只能做到这儿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与你一样，什么都不懂。
你知道我在外面，在一层薄薄的窗纸的另一边。
兰，你是不是在為这件事情怪我呢？你怪我在你最疼痛最害怕的时分没有陪在你的身边。怀抱着阿柄的时候，你总是闷闷不乐。无论我和母亲怎样想方设法地哄你开心，你总是闷闷不乐。你的笑容不在了。兰，你最动人的部分被你藏了起来。你藏东西是这样熟练：只要你决定了藏，那任我再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那以后，有多少个夜晚，我坐在我们漆黑的房里。兰，你把那一晚的记忆留在了这里。你走的时候，不愿意带上他们。我再一次看见草席上你留下的痕迹，那些汗水血水羊水洋溢后干掉的痕迹，再一次听见你那晚承受剧烈疼痛时划在我心上的那些嘶吼，试图感受你那一夜的心情，想象着你被那许多人包围时的失落和孤独。
兰，我感不出。
阿柄满百日的那天，母亲又一大早上了市集。她出门前和我絮叨了很久，打算带些什么好肉好菜回来。我留在田里打谷子。又是一年秋天了。我算着今年的收成和我们家的人数，嘴里和母亲一样地絮絮叨叨。过去的一年，你是两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家里的存粮险些不够。而现在，你的两个人变成了一大一小两个人。多了一个实际的人，反而稍微宽绰了一点。我盘算着这些，扛着一麻袋打好的粮往家走，想着今晚大家可以吃上一顿很香很香的晚饭。我回到家中，把麻袋放下倚在门边，走进我们的房里，看见阿柄安安静静地躺在炕上，睡得很熟。
你不在了。
我想你是出去有什么事，你或许又到田里去撒尿了，我等一等你。日头落了，我把炉火捅亮，把水烧开，再等一等你。母亲回来了，你还是没有回来。我开始着急。当晚我们没有吃饭。我遍村地找你，可是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你，没有一家人知道你的行踪。我从天黑一直找到天明，直到最后我累得一屁股坐在地头，再提不起力气站起来。我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和我遇见你的那个春日清晨的气息何其相似。我环顾四周，不见一个人影。许多个日子以后我才恍然想起来，我当时正坐在你撒过尿的那一小块土旁边。
村里人同情而鼓励地看着我。我这才发觉，他们的家里，也都这样或那样地失去过一些人。有的人家丢了儿子，有的人家丢了父亲，有的人家干脆整一户不见，留下房子和地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对于他们，人的死去和走失已经成为一件司空见惯因而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们看我的眼神中甚至有一种欢迎的意思，欢迎我终于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我这个独自行走了二十余年的人，到底还是走进了他们中间。
兰，我并没有忘记你。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你可能的去处。你是被什么人骗了去，掳了去，还是自己去了什么想去的地方？你是否找到了回家的路，你是否回了家，你是否又进入了谁的家门，和谁过了另一段幸福的日子，生下了另一个或好几个阿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找你。母亲死后，我更觉得我必须留在原地等你。你有朝一日回来，才能认得这个地方，认出你的家和亲人。
我是你的亲人吧？
母亲死在那一年的冬天。阿柄这个名字，是母亲给起的。她一直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只是坚持一定要用这个名字。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弄清母亲真正的用意。我弄清以前，就单纯地这样记住：阿柄，是我儿的名字，是母亲给她的孙儿起的名字。我每一次唤阿柄，都唤了一次母亲。
我不太记得那个冬天我是怎么过的。无论如何，第二年开春，我仍然和全村人一样，重复往年的活计。那时，属于母亲的那片地还没有被我从身边推开。我给它重新修了垄，通了水渠，把它侍弄得格外好看。每年收获的时候，无论我种了什么，那片地上收下来的果实也尤其鲜硕饱满。
母亲的音容笑貌，现在的我已快要记不起来了。仔细想想，兰也是一样。我回想起她们的时候，脑海中只能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我描绘给自己看的那些细节每一次都不尽相同。她们留给我的音容笑貌不再是她们的，全是我自己重新创造的。她们走了，真的走了。我无法把已经走掉的人完完整整地拉回到身边，总要在路上遗落一部分。
但是，母亲为我留下了阿柄这个名字，兰为我留下了阿柄这个人，还有红山芋。我知道，人与人的一生从来都是交错的，没有谁能永远地同我一道走下去。母亲和兰陪我庄严静穆地走了一程，那以后，她们化作另外的一种形式，另外的一种姿态，陪在我的身边。
那以后，我和阿柄相依，生活在我与母亲和兰曾经生活过的这幢房子里。先前由她们两人占有的地方，被我一件一件地放上了其他的东西。阿柄很幸运，降生之后，接连遇上了几个好年景。家中一直在添置新的物品，我又很少腾出手去收拾，就开始堆积，自那一个冬天开始，一直堆进往后的许多年。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感受。我只记得，粮食，多得吃不完。
我的家门——或者说，是我现在寄住的这座房屋的大门——对面，原先是一块坡地。在坡地还是坡地的年头，我在上面种过甘蔗。每年秋分过后，一坡地的甘蔗陆续红熟，笑脸盈盈地观看着这个他们已经蹲守了一整年的世界。我总是赶在第一场雪落下之前，把他们全部收割回来。我没有允许他们再多活些日子。他们的短暂生命由此倒在他们苦苦蹲守来的每一个深秋，和人们遗留在地里的秫秸秆一道，和麦子的短暂生命一起枯败。他们没有机会见到冬天。 有时候，阿柄也会陪我一起去。那样的话，我会在出门之前，往院子里的石墩上浇一碗水，把镰刀打磨得比平时还要锋利，这样阿柄割甘蔗的时候就可以轻松一些。他用两只细嫩的小手紧紧握着镰刀把，铆足了浑身的劲儿，斜着一拉，一根根紫薇薇的甘蔗便拦腰截断，伴随着枝叶刮蹭空气和其他甘蔗的沙沙声音，沉沉倒地。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年轻。阿柄也好年轻。
我们把甘蔗收回家以后，会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用甘蔗熬糖。当年为了熬糖，还专门打了一口铜锅。用铁锅熬出来的糖发黑，味道也透着苦涩，远不如铜锅熬的糖醇厚扎实。在上火熬之前，当然要先把甘蔗放进石磨里，把汁水压榨出来。在放进石磨之前，当然要先切成小段。在切成小段之前，当然要先把甘蔗皮用镰刀削去。
熬糖不能用大火，得用小火慢慢地熬。榨蔗水剩下的一地蔗皮与蔗渣恰好在这时能派上用场。甘蔗随着炙烤愈加黏稠并逐渐上色的汁液在锅中翻腾着，他的其他固体的部分在锅底的火苗里翻腾着。由于甘蔗的鲜嫩潮湿，火里时不时还冒出些细瘦的青烟，混着糖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的甜腻气味，悠扬地排开清淡的空气，蝴蝶般轻盈地翻飞过整片田野，渗透到村庄的各个角落，落进每一个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怀里。
每年到了熬糖的时候，别家的孩子总会来我们家讨要糖吃。他们偷偷地告诉过阿柄，说我熬的糖比城里机器做的麦芽糖更好吃。红蔗糖的甜味，能热腾腾地在舌头上滚动半个冬天。他的感染力是如此深远持久，深远得几乎让人心底发慌。
孩子们都爱吃糖。大人其实也爱吃糖，只是大人的糖比孩子的更加丰富多样，不一定非要从甘蔗小麦糯米等粮食中熬出来，吃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给人看见。人都会从一个孩子一点点长大，长大到某一年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就立即失去了向人讨要糖吃的一切条件，此后任何的甜头都得靠自己创造出来。他们不再讨要糖吃，因为他们不愿别人再拿他们当小孩子，也因为，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已经消化不了那么多的糖了。人的生命像一只逐渐收拢的口袋，越往后，能装下的甜头会越来越少。那些代谢不掉的营养，积留在身体里，会让人得病。从我发觉自己开始不爱吃糖的那一天起，我便知道，我老了。我第一次感到，甜这件事，对于我上了年纪的身体，竟然是一件如此沉重的负担。
甘蔗的皮是苦的。甜的部分，被紧密地储藏在厚厚的苦皮里，充实着他们纤维满布的肉和心。他们的一生，给人看的部分是苦的，给自己看的部分却很甜很甜。他们比人要聪明。我从熟识到见过的很多人，或许也包括我自己，都活得和甘蔗颠倒过来，把自己本应该看见的甜的事情、身上本应该甜的位置、生命中本应该甜的时刻，全都慷慨地让给了苦。
有一年，熬的糖可能在某个步骤里不慎受到了污染，让村里的好几个孩子闹了肚子。有一个甚至拉血，自入冬以后一直卧床不起，高烧难退，几乎半死过去。那个冬天，好多与我们数十年没有往来的人开始了一段摩肩接踵的登门造访，向我们索求医治腹泻的药，或者买药的钱。
开春以后，我就决心不再种甘蔗了。不熬糖，铜锅也就丢掉了，和后来丢掉的锁一样，扔在路边，被另外的人捡去。那年春天，门前的土坡如往常任何一年的春天时一样，东一簇，西一撮，疏疏落落地残存着一些枯黄的根蘖，像一颗裸露的癞子头。他的局促与难堪被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他感到很委屈。于是我帮了他最后一个忙，算是对它这么多年投之以锨报之以糖的恩情的回赠——这样说起来，也是第一个忙。我叫上阿柄，扛上铁锄铁锹，背起竹筐竹篓，去把这座土坡铲平。
据说古时候，有这样一个人，是他家族的长老。他的门前立着两座大山。他也和我们父子一样，决心要把他的两座山铲平。但他的山远比我们的土坡要巨大雄偉;当然，他家的孩子也远比我家的要多。他估算了，要完成这个心愿，可能要全家人一起动员，并自祖辈往儿孙接续，辛劳许多个世代。但是最后他也没能完成，因为山被别的人搬走了。随着两座山的远走，他的梦想也不翼而飞。我很幸运。我和阿柄很幸运。我们的小山给我们留了机会，没有自己走掉，让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父子二人合力挖这座土坡，挖了十二年。最终，两三人来高的土山包变成了平地。我们家的视野立刻开阔了许多，可以看见原先被土坡拦住的那一边的人家，还有那户人家后面的人家，和人家后面更高的山。
挖坡削下来的土，被我和阿柄用来延长村子里修了一半还没有修完的路。最后一筐土夯平的时候，村路刚好接到了通车的公路上。
之后闲下来的时间里，我总是坐在门槛上，偷看门前的那块空地。那曾经被我种过甘蔗的土坡不再认识我了。他变成了一块失忆的空地，被人忘记了很多年。后来，在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里，有谁忽然把拖拉机停在了上面。那以后的几乎每一天，都坚持停在上面。再后来，平地上又堆起了石材、木材、砖头、瓦片，偶尔甚至会出现一辆油光锃亮的小轿车，车漆能映出人影。我曾经以为，有人看中了这块地，想要在上面盖房子，搬过来居住。可是那个人一直都没有来。
车，渐渐地不再出现，拖拉机也渐渐不再守时。空地不再被一两个巨大的物体独占。那以后，出现的东西愈发繁复：破碎的白瓷瓶、丢弃的土地神像、纹路与纹路粘连在一起的旧轮胎、大半沾染油污的塑料布、严重锈烂的钢板……他们全都缠绕在空地上一年比一年繁盛的荒草之间。我门前原本空旷的平地，倏忽间又变得拥挤起来，好像又堆垒成了一方另外一种面貌的土坡。但他再也不能变回以前的那块坡地了。他被一个原本可以自称是他主人的人丢弃，成了一件没有明确归属的东西。被一个人丢弃的物品，会一点一点地被别的人捡走，或者，被更多丢弃的东西掩埋。
我望向那条被我和阿柄延长了的村路。我以前从没有觉得，这条路有那么窄。可能是因为他未经我记忆的允许就擅自加长了的缘故。我的记忆仍然停留在他还能被一眼望到尽头的时候。我没想到，一错眼神儿的工夫，他就偷偷跑出去那么远。
一样东西如果只是增长增高而不增宽的话，就会愈发表现得狭窄。人的一辈子也是这样一条狭长的路。我们冲破孕育我们的虚无，掉落在这条路上，不能回头地向前奔走，奔走，走到穷途末路，再一头扎进另一片虚无当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路上不管捡到些什么，最后都是要丢掉的。好多人却把捡到的东西不舍得丢，一样一样地存放进自己能随身看管的隐秘处，和其他不舍得丢的东西锁在一起。到最后，他背着沉重的满满一口袋的货物，把这条路走到了头;走到了头，人上了另一条路，背的货物却被拦截在了原来的这条路上。人于是再一次变得两手空空，又重新在下一条路上开始收集那些舍不得丢掉的货物。 有时候我也会想，我的门上，可能还是有一把锁才好。那样我或许也能有机会循着私心，保存一些我真正想保存的东西。人老了以后，身边的事情会愈发不受自己控制。我的拳头开始攥不紧，腿脚开始走不快，一些想追的东西追不上了，该留下的东西又挂不住，该丢弃的东西甩不出去。
阿柄曾经带我出去吃过一次饭。
那是他唯一一次带我出去吃饭。那时候，阿柄还没有娶妻，孩子们更还没有出世，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们找了一家有水晶吊灯的餐馆，坐的是一个足够坐十二人的围桌。那一天都吃了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只依稀记得，那是我这辈子为数不多的吃得满足的一顿饭之一。人的每段记忆都是由许多零散的碎片缝合起来的。缝好了以后，就很难再找回每一张碎片的具体形状，再辨认出一张碎片与另一张碎片的分界。岁月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整体轮廓。多年前的一件事、一个人，在记忆里搁置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后，只会做下一个“好”或“不好”的符号，而没有“为什么”。我只记得那顿饭吃得好，吃得高兴，吃得印象深刻。如今回过头去看时，我才发现，自己漫长的生命，原来就是被这样几个简单的形容词贯通了始末。
那一天，在紧挨着我们的那一桌，我身背后坐着一个男孩儿。吃饭的中途，他忽然把手摁在了我的后背上。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有什么事。还没等把头转过去，我就感到一种再熟悉不过的行为正在我的背上发生。是一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把自己的脏手裹进一张餐纸或者一条毛巾当中，里外里反复地刮蹭，直到把手刷洗干净。这个男孩儿大概是把我的衣服当成手巾了。
男孩显然有着比常人更为卓越的享受食物的能力。他的双手和半张脸全部覆盖着油腻，面前的桌布上撒满了各种被他丢掉的动物和植物的尸体。有的上面还挂着大半块肉。桌布上下都漶着油腻，他的衣服倒是保护得比较周全，只有零星的几个油点。他的手边大概没有别的他愿意用来擦手的物品了。
我看着这个男孩，这个男孩也看着我。两个人眼里散放的疑惑撞在一起，两个踉跄向后重重地摔倒，退守成两股收敛的疑惑。我转过眼神去看那一桌的大人。男人欠身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架着鼻梁，神情冷峻地斜看着我。女人没有看我，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咀嚼嘴里的那颗西兰花上。那西兰花的形状几乎完整地印在了她的腮帮子上，仿佛这样能够让她压抑心中的波澜。
阿柄戳了戳我，示意让我坐到餐桌的另一边去。我起身之后，那桌的女人挑眼瞪了我一眼，仿佛在做出一种警示。我没有多说什么，顺从地绕到另一边坐下，一言未发。那桌的男人女人这时都改用正眼看着我们，脸上挂起了如同被什么东西噎住的诧异表情。我再看阿柄，阿柄正用一种满怀温柔与赞许的微笑回应着那一家人，他的笑容饱满得近乎谄媚。那小男孩也笑了，他张开大嘴，露出嘴里咀嚼到一半的饭食，笑得很开心。他笑的不只是笑，笑成了一阵欢呼，笑成一阵胜利的喜悦。
而后，他又转回去，继续大快朵颐。那一刻，我只感到内心被一股强大的回忆的洪流淹没。这个我不认识的孩子把我记忆中已经流失多年的一些东西拉回到了我眼前。我仿佛从他的身上看见了年轻的阿柄;从那个阿柄身上，我又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在生命刚刚发芽抽叶的季节里，总会有这样一段贪婪的时期，他张开稚嫩的双臂幸福地拥抱这个他尚不很了解的世界，饥渴地攫夺他能触及的所有营养。可是谁的成长又不曾有过这样荒唐的几年呢？
我想对这个孩子说些什么;想了很久，却又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我看着他毫无顾忌地进食的模样，他把一些什么源源不断地向口中填入，同时又有什么从嘴角悄悄地流失。我心里只感到由衷的羡慕。直到那一天，我才终于明白，生命是一个独自完成自己的漫长过程。生命以外的他人，没有能力介入一个自主的生命，却又无时不在以各种方式互相侵犯。
那之后好几天，我的脑海里都不断复现着阿柄脸上的笑容。他那笑，笑得我心里发毛。
阿柄是在十几年前或二十几年前的一个秋天离开我的。他搬到了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去住。而我的签证没能办下来。儿子说，那边的人并不会待见一个垂垂老矣的农民。他们需要的是强壮而且能够持久的劳动力量。我不会说那边的语言，不会交那边的朋友，不会种那边的田，不会操作那边的机器。我到了那儿发挥不出一点用处。所以我就留了下来。
阿柄终于也借着我一错眼神儿的工夫，沿着那条我们一道修出来的路，偷偷地跑掉了。不过他说，他一定会找机会回来看我。我一直等着他回来的那一天。我在心里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他可能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脚，可能为了什么人而抹不开身。我一早知道，自从村路接通公路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筹划着要走了。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关于回来的那一部分筹划;也可能，还没来得及筹划回来。
阿柄可能还会回来。在以后的某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里，那个高大健硕的男人会重新站在我的門前，带着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身后跟随着甘蔗蘖一般高低起伏的一茬又一茬儿孙……对，那个男人可能会回来。可我知道，多年以前那个活蹦乱跳的阿柄，那个总喜欢给我惹是生非的阿柄，那个陪我砍甘蔗铲土坡的阿柄，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在漆黑的房间里徘徊，回想漫长一生中的一些时刻，回想那些曾经被我支使过而今业已不见的物件，回想那些曾经对我何其亲切而今业已不见的人们。我身边的一切都有他们的归属。我不过是住在这里。到我离开的那一天，他们也会被我留在这里，让别的人捡去。
我忽然在窗台上摸到了什么。那是我先前忘记丢掉的一件东西。他与我一样，还在这个世界里徘徊、游荡，没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好的落脚之处。我捧着他，在院子里坐下。石墩和那口石磨还在，多年不用，已长出了青苔。我把他放在高一点的那只石墩上，心里想着一些与他有关或无关的事情。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浑然不觉间，我们就这样对坐了好久好久。天开始放亮。我摸着黎明时的一点点光亮，走进我的田里，把他放在了那只红山芋离开之后留下的土坑旁边。那是一个极为显眼的位置，比任何一颗从地里露出头来的庄稼还要显眼。
我回到家中，倒头便睡。或许我再也不会醒来。我再也不能知道，在明天，或者后天——在将来必然会到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孩子捡起我丢在田里的那块铁疙瘩，拿在手里细细地把玩一阵儿，然后不无炫耀地向他的同伴们展示：
“看，一把钥匙！”
责编：周三顾
徐天一的小說，是很偶然到我手里的。他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热爱文学，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写作中。一个〇〇后不是沉迷于网络、沉迷于游戏，而是沉迷于文学创作，我有一种职业性敏感，也很兴奋。所以我想看看徐天一的作品。
于是，我读到了《老王丢了一只红山芋》及其他。作为一个大二的学生，作品的量算是不少了（近十万字），各种体裁都有，都驾驭得不错。给我的直观印象即是：徐天一是一个文学创作好苗子。
尤其是《老王丢了一只红山芋》，让我很惊讶，一篇语句苍凉而意象丰富的小说，竟出自一位20岁年轻人之手。我不知道一个都市小青年是如何感受到这种历经生老病死、进入人生暮年的农村大爷内心的孤独感，还有他天然拙朴的悲智的？
徐天一更像是个诗人，他的小说语言是有诗性的，有一种温润细腻的质感。那种对生命的眷恋、面对命运的无常感、丧失感、无力感让人心有戚戚。同时小说也蕴含着对生存形态、对爱的哲学思考。所以在对凡人凡事的叙述中，有一种内在精神散发出光芒。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年轻写作者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因此，我对徐天一的写作，充满期待。并祝福他。
我出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往往会认不出自己家的样子，总要在屋子外头盘桓好一阵儿，踩过半埋在沙土之间被荒草覆没的石块，绕到院子后头去，踏一踏墙根沿地面的每一处隆起，摸遍四面黄泥砖墙上的每一道细微裂缝，再仔仔细细地端详一番那块历久经年已经逐渐暴露的地基，心中默背着许多年前葺造这座老房子的工匠们夯土时留下的那些漫不经心却又坚实无比的粗糙纹路，渐渐地，寻回一些熟悉和亲切的感觉，才总算能略微放下戒备，重新庄严地在门前站定，打理一遍自己，如同是巧遇了一位暌违多年的老友，似是而非地与他相认。
像我说的，我往往认不得自己的家门。我的家门好像也不太认得我。他每一次都向我展露一副不太一样的面孔。他有时候对我笑，有时候背着我哭，有时候什么表情也不做，只是直愣愣地杵着。他好像是在等我回来，又好像是在等别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在等一条狗，等一头猪，等待从另一个地方来的另一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房子永远都有一个固定的主人。到了如今的这个年纪，我才开始明白，房子是不需要主人的。世上大部分的东西，都不需要主人。我的房子，可能已经腻烦这个把自己当作他主人的人了。我有时也会腻烦他。或许他有时候也会假装是我的主人。
其实他什么也不必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早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备齐;我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在我的手边，也都在他的附近。我的房子和我都太老了，能豁出去等的人和事情已经越来越少。
门旁贴的楹联剥落了大半，余下一些零落的纸碎，像过往的年月里被最后一场春雨打下来的梅花，在地上滚过不知多少个秋冬的雨雪，几度洗成了雪的颜色，又几度裹上了厚厚的尘灰。又洗净，又裹上尘，又洗净……那些雪，可能来自遥远的冰山和高原;路上的尘土，活着的时候可能是田垄上的一只蜗牛，可能是海滩上的一块石礁。好多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东西拥挤到一起，吵吵嚷嚷地黏附在我这张朽烂的老门框上。那副联子写的什么，我早已经不记得了。他已经没有半分曾经的样貌。我只有凭着纸碎上残留的一点微薄的粉红，才能将他与他身背后不时漏粉掉渣的木头区分开。
我在哪一年贴上的这三张红纸，是木头做的;我这更久以前的哪一年立下的家门，也是木头做的。他们本就是一家人，被人分开以后，又被人合到一起。慢慢地，本来的一家人，又变回了一家人。
两扇门，是两块烤干了的杉木板，中间的门缝已经宽得能飞过一只足年的蜻蜓。我没有给门板刷过漆，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本真的颜色，在岁月的浸染下逐日逐夜地加深，从黄到红，从红到棕，从棕到黑……数十年来，门板从来没有蛀过，只是面上渐渐地皲裂，边缘渐渐地销蚀。好多的人在造自己家门的时候，总是先估算好这扇门能够使用的年限、需要使用的年限、房子需要使用的年限，再把所有的考量归纳整理，最终决定需要做一扇什么样的门。我从来没有这样算过。我生命里的大部分东西，都像这两块门板一样，一用就是一辈子，一丢也是一辈子。
我的两扇门就这样不言不语地陪我立着。他们似乎很了解我的心思。和我一样，他们并不着急要一眼望到生命的终点。他们愿意陪我一道，在自己的生命里悠然地过活，再一起悠然地老去。
门上没有锁，平常是用一根大木条从里面闩起来的。屋子里没有什么值得偷窃的财产。村子里其他的人家都已经陆续换了新房子，盖起了两层高三层高的小楼;也换了防盗门，换了防盗锁。到最后，全村还在住土房子的人只剩下我一个。用木条闩门的，也只剩下我一个了。阿柄曾经也给我买过一把防盗锁。他在我的院子里鼓捣了一整个下午，弄得满身大汗，还是没能成功地把那块铁疙瘩安在我的木门上。那锁对我来说太陌生了，对那两扇门来说也太陌生了，我们不会用，也不想用他。再说我的家，也实在没有什么需要防的。
我的院子很小，从大门到里屋门的纵深不过五步。院子里靠墙根儿倚着一把笤帚、一根掸子、一把铁锄、一把镰刀，在靠近卧房窗沿的地上坐着一高一矮两个石墩，和一口没有谁能独自搬动的石磨。屋子里其他的生活用具，除了土炕上的一领草席，一卷铺盖，一张小方木桌，厨房里三只装油盐酱的小罐子，两麻袋留待来年春播用的种粮，洗澡和洗地的两条毛巾，还有几个烤瓷碗盆、皮笊篱竹畚箕等，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那口铁锅了。
下雨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洇着水，但永远都积蓄不起来。雨水早在积累起来之前，就顺着屋子各个角落的裂缝和坑洞悄悄地爬走了。
我的屋子，连雨都留不住了。在乌云遮顶白雨漫天的日子里，别人家为忙着抢救物资、疏通沟渠乱成一团麻一锅粥的时候，唯独我和屋子一起安静地躺在田野的一边，像睡着了一样，一语不发地享受着风雨的敲打。我也没问过我的屋子，到底是压根儿就觉得很享受呢，还是知道躲不开，才不得不强迫自己去享受呢？ 阿柄走后的某一天，我把那把锁丢在了路边。希望会有哪个真正需要他的人把他捡走，哪怕是当废铁卖掉，换一张饼或者两个馒头。而后我才想起来，我把钥匙还留在我的手里。我丢掉了一把锁，却留着他的钥匙。等我再回头去找的时候，那把锁已经不见了。因为我不小心的一个失误，一把锁和他的钥匙从此分离。
有时候，在回家之前，我会先绕到自己的那片田里，看一看麦子熟到了什么程度，杂草又长了多少，地有没有干，稻草人有没有倒。每一年，麦子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损失一些：有时是蝗虫，有时是老鼠，有时是太阳过猛，有时是雨下得太多。后来，这些都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耕不动这么多的地了。其他有一两个或者更多强健男人的人家，种出的地总是那么好看。他们的麦子从种下就比别家的高大，抽出的穗也比别家的饱满，好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每到收获的时候，他们的麦穗整整齐齐熙熙攘攘地站在地里，昂扬地挺着头，享受阳光的沐浴。而我的地就明显老很多。从一块地里庄稼的长势，往往就能看出种地的这个人或者这家人的长势。我老了，我的地，我的麦子，也别无选择地跟着我老了。
我的名下有九分半的田。原先还有更多，因为原先要养活的人也多。后来，兰离我而去，母亲离我而去，阿柄离我而去。我曾经无比亲密过的土地也随着他们的远走陆续丢失。我有时还能记得，在夏季起风的日子里，麦穗指向的那一片田地，是母亲的，后来出让给了村东的那个谁;而那一片田毗邻的两块地，是阿柄的，后来出让给了村哪一边的哪个谁。兰因为停留的时间太短，在我们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也从没有问过这些地，他们是否责怪那些人的匆匆而别。我从没有管顾土地的心境。我知道留不住，便粗心而且自私地，只管把这一切都从自己身前推开，直到他们消失在远方的某处。
我大略地划分了剩下的田，用了八分来种麦子。一般年景的收成，留出谷种之后，恰好能养活自己。我留出离家比较近的一分半田，开辟成菜地，用来准备一些时不时涌上心头或者可能在某个时刻涌上心头的味道，茄子、南瓜、土豆、白菜……我逐渐老去的岁月，随着麦子的收起与播下，一年又一年地循环往复。这块小小的菜地，是我剩余的生命里仅有的一些变化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往复还能坚持几年。我也不记得之前已经坚持了多少年，可能有六十，七十，或者八十。我的一生都在吃这一片土地，我死以后，是要把自己还给这片土地的。不知道我的身体能化成多少能种庄稼的土，而我这一生又吃掉了多少。
我终于也会被自己的土地丢弃，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今年春播的时候，在最靠近路边的一道田垄里，我埋了一溜红山芋。红山芋，大部分人都叫它红薯，可是我叫它红山芋。这个名称，是兰叫出来的。不知怎的，我偏偏就感到这个生僻的叫法怎么那样亲切。如今，关于兰的其他的一切早已经不在了;她口中的红山芋，我却一直留到了今天。
阿柄小的时候，没有别的粮食，只有红山芋吃。他吃着吃着，便好像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关于红山芋的一切：山芋饼，山芋干，山芋粥，山芋粉条，烤山芋，还有山芋叶……阿柄的每一顿饭里，都必须要有红山芋。我想，阿柄的儿女们一定也爱吃红山芋……
钟情于红山芋的人显然不止我们。在我的田里，这条田垄的一端，留着一个坑洞。原先躺在里面的那个红山芋失去了踪影，像一颗过早成熟的豌豆挤开了豆荚，自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去，撇下身后的兄弟姐妹们瑟缩在破漏的被褥之间一劲儿愣神。我还记得他被我种进土里之前的样子：葫芦形状，头大尾小，小的那半段有三道很深的平行褶皱。拿走他的人似乎没有丝毫想要掩盖自己行迹的企图。他没有把坑填回去，没有把踩倒的一片苋菜秧扶起来，也没有抹平他的运动鞋底在潮湿的土壤表面留下的明显痕迹。
我其实很容易就能把这个人辨认出来。他是如今村庄里众多孩子当中的一员。我记得前不久下过大雨的某一天，在村路上见到过同样形状的泥脚印，尺寸与如今我菜地里的这一只脚印一模一样，只比我的手掌大点有限。我甚至早已从那群孩子各色的眉目与神情中间，看出哪一个是会不过问就拿人东西的。可是我想，我其实根本没有把他辨认出来的必要。这一垄的红山芋本就不属于我。被人种下的庄稼不是人的，也不是地的，是庄稼自己的。不属于我的红山芋只是被我摆在不属于我的一块田地里。他们自己生长着。到了季候，为了不让庄稼的生命白白地朽烂，也为了自己不会饿死，我会取用那些不属于我的庄稼。孩子可能取用了一块同样不属于他的红山芋，伙同平日里要好的几个朋伴，烧烤着分食掉了。我的眼前隐约浮现出三五个六七个互相认识或不认识的孩子，有的光着屁股，有的光着脚，有的光着膀子，有的很谨慎地穿衣服，羞涩地把全身都严严实实地藏着，不愿露给别人。他们一起躲在树林的深处，或者某一个土坡后面，围蹲在他们掏好的一个简陋的地窖旁，专一地注视着那鲜活舞动的火苗。火光映红了红山芋深红的外皮，映红了那一张张等待的脸，渴望的脸，环顾四尽生怕被发现的脸。
我不能去找他们的家大人。他们的家大人，我应该已经不认识了。村里以前熟悉的那些人先后都离开了村子，进城颐养天年，或者故去。我还能有机会叫出口的名字不剩下几个。如今主要活动在村庄里的，大都是一些年轻的陌生的面孔。我和他们隔着太远太远。大部分的面孔和他们的姓氏，我已经对应不上;人和房子也开始对应不上;有的甚至捋不出辈分。他们看着我，也不知道该叫哥哥还是叫爷爷，只知道，在村子里还有一幢这样老旧的房子，房子里还住着一个这样老旧的人。我不能去向他們告发孩子。我告发的结果，只会让孩子遭一顿打;或者会让我遭一顿打。这，我不能答应，被拿走的那个红山芋也不会答应。
我想起阿柄还是孩子的时候，也喜欢做这一类让大人知道了肯定会挨打的事情。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其实一直在近旁偷偷地窥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时常斗惹人家养的狗，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往水缸里撒尿，把别人晾起来的衣服偷走扔在水沟里。这些他以为没人抓住的事情全被他的父亲看在了眼里。阿柄有几年特别喜欢玩绷弓子。他用绷弓子打鸟，打田里正开犁的老黄牛，打邻居家小女孩的屁股。他做过各种你无法预想因而无法预防的事情。我想，这些或许出于一个孩子十分单纯的爱与恨;或许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为了好玩而已。在那个男孩子最毛毛躁躁的年纪，他是最闲不住的一个。每次别家的大人来找我告状，我总是连连给人赔不是，好好地贴几个笑脸搪塞过去。他们都会打孩子，我总是不舍得打。我不舍得伤着孩子，宁可伤我自己的老脸。我太宠着他了。 时隔多年，我几乎快忘记了红山芋的味道。阿柄早已远走他乡，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再种过红山芋了。红山芋黏得糊人嘴，甜得糊人嗓子。如今想来，当年竟然会痴迷于这样笨拙而又肤浅的一种食物，似乎的确是一件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知今年为什么又忽然想起它来。
也不知这些年来，阿柄还吃不吃红山芋。他吃红山芋的时候，又会不会悄悄地唤醒了记忆中的一些滋味，想起从前的一些事情。
我第一次遇见兰，是在一个春日的清晨。冬天刚刚过去。我穿着一件单衣站在田垄上，打开自己所有的感官，想要一个猛子扎进这个春天。我明显感觉到空气的存在。那些多得没人要的空气无言地穿梭在所有人的生命里。人们并不在乎。一年又一年，冰冷或火热的空气从远方赶来，更新大地上的事物，提醒人们应该忙碌起来，然后被忙碌起来的人们丢在一边。也不管人理不理他，他还有很多理他的事物要管顾。他抚着山丘和平野上刚刚冒头的那些细嫩草叶，发出微弱的窸窣声音;他抚着我，不知疲倦地从我的鼻腔和气管进进出出，也发出微弱的窸窣声音。清洌甘甜的泥土气息随着这样的抚动而逐渐铺开，直到衾覆大地。我被这气味呛出一个喷嚏，接连又是几个。母亲在房里喊我穿衣服。
我前后左右到处乱看，好像是第一次看這片地一样。我已经在这里二十多年了，但依然有很多东西是我不曾看见的。母亲经历的时间比我长，她大概比我多看过一些。我站在这个清晨的一边，透过一层朦胧的雾气打量着他，忽然不敢确定春天是不是真的来了。算节气，肯定已经入春了;算天气，却仍然像是冬天。我站立的这个日子，仿佛是前头陆续启程远走的那许多个冬日当中掉队的一个。他被那些日子遗落，也被自己遗落，丢在了一个不期而至的春天里。
我回想起我们经历过的那许多个冬天，不结冰，也几乎不下雪。唯一有一次下过雪，雪落到人的头顶时，就已经不剩下什么了，化成混杂着冰颗子的雨滴，重重地打在那些仰头期盼着看雪的孩子们脸上。可是不结冰的冬天好像比结冰还冷。我听母亲说过，在冬天真正天寒地冻的那些地方，要过冬的大家都会提前做好准备，动物会在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封实加固自己的身体和巢穴，一些树木会分泌大量的蜡或胶包裹住自己的身体，人，也会早早地打好足够熬过一冬的柴火，把取暖的设备一件一件地擦拭维护一番，以备随时运用。这样，冬天的寒冷被他们完全挡在了外面。他们的内里是保持温暖的：屋外鹅毛大雪，屋内炉火通明。就像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上面结了冰，底下却仍有鱼虾不停游动，火热地营生。
而我们，往往直截了当地接触冬天，没有供暖或者火炉或者一层冰作为屏障，只能靠自己的身体去抵御寒冷。不知不觉间，冬天就从各个方向把人抓住，一点一点地渗透了进去。
我看见自家的地里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蹲着一个陌生人。她背对着我，正在撒尿，露着玉米一样橙黄色的屁股。我没有去打扰她。她完事站起身来，提上裤子，转身看见了我。她眨着一双大眼睛不解地望着眼前的这个陌生人。
“你丢东西了吗？”我问。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看着我后来一直没有看明白的一个空旷处。她那一眼看出很远很远，我想她丢的东西可能就是丢在那儿了。后来，我和母亲东一嘴西一句地问她的时候，她的眼神依然时不时向同样的一个飘忽不定的远方指去。
她的名字叫兰，在一个漆黑的冬夜从家里跑了出来，天亮之后，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关于她的家，她只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我当时问遍了周围所有我能问到的村户，没有一家人认识这个名字;现在，我也早已忘记了。
兰于是就和我们住了下来。
我不敢断言，但那个春天或许真的格外不同。兰踏入我们家的那一刻，我感到从潜深的心底某处流淌出温润的一汪泉水，兰就在这汪泉水之中安静地遨游，泛起无数细小的波涛。家里也由于兰的加入顿添热闹与活力，许多深结多年的冰霜终于开始融化。经过了二十多个漫长的年岁，春天和我打了那么多的招呼，这一次，才终于实实在在地进入了我的生命。春天就是这样，通过自己从冻结慢慢暖和过来，才带领着那些冷落了许多个冬天的人和事物也慢慢暖和过来。大概他自己也迷路了很久。
我从母亲的脸上也读出了这种融化。她生命里的冰霜，比我的深厚得多。我知道，这与父亲有关。
兰，我记得你冲我笑。我仿佛是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人的笑脸，痴痴傻傻地盯着你看，看得入神。
兰，你那天的笑容定在我的脑海里，让我读了几十年。
一切就仿佛事先安排好的一样，理所当然地发生了。我和兰在那一年的秋天里结了婚。我们去市集上买了红纸，自己做了大红灯笼和喜联装扮家门。母亲邀请了她愿意邀请的所有人。接到邀请的人当中，有几个不能来或不愿意来，包了几块钱几角钱的红包托人捎来，其余的都来我们家吃了饭。那时村里人结婚都只能请吃一些简单的东西：白面馒头、猪油宽粉、韭菜馅的饺子，荠菜馅的云吞……哪一家如果能给宾客多添一点肉，就已然是分外的慷慨。当年不比现在。如今的婚宴都是铺天盖地的山珍海味，肉和菜翻出许多你根本想不到的花样。吃饭的桌子也不断扩大，从老年间的四人一桌逐渐变成六人一桌、八人一桌、十二人一桌、十五人一桌……人们吃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人与人却越吃越远。
那一晚，在昏黄的灯光之中，我再一次看见了兰那玉米一般橙黄和坚硬的身体，看见了比那个春天所看见更多的部分。我小心翼翼地探询着你。兰，你对我是一个陌生的人;这对我又是一件陌生的事情。我还记得，为了最终的成功，我们准备和演练了很长时间。
兰，我以为我能通过那一晚的结合将我们永远结合在一起。是我太天真了吗？我每一次用力地向你靠近，向你深入，你的每一次用力却都朝着相反的方向。我当时并不了解你的这种反向的用力当中潜藏着的智慧。我以为，这与耕地一样。我用尽力气去耕耘你，终究能够把你这块地变成我的，你也就能像一方稳固的土地一样长久地留在我的身边。我在你的心上挂一把锁，这把隐秘而精巧的锁只有我能打开。可是，我的钥匙经历无数次的开锁会一点一点地磨损，直到他也再打不开这把锁。那把锁里面保藏的东西就被锁吞吃，永远地流失。我太急切太粗野地想要带领你冲向一个顶点，从不知道何时应当节省自己的力气，把好多东西都过快过早地磨损了。 锁也没有用。不，没有一样东西是管用的。你想，麻绳会逐渐朽烂，铁链会锈蚀、冻裂，百年千年的树木也会因为虫蛀、雷击或砍伐的原因被半途截断，甚至连根拔起。人身上没有一件牢靠的工具，又能用什么去长久稳定地牵系另一个人呢？
我好久以后才终于明白这些。那时的我还是满心困惑。直到兰生产的那天，我依然不时被这种困惑袭扰着。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哪一步做错了。我明明是那么努力地向你贴近，你为何如此狠心和冷漠地，坚持要把我退回外面……
我从县城请来了医生。他们早在半个月前就等候着，这期间一台大手术也没有做，以保证能够随时奔赴你，保你母子无虞。你临盆的那晚，母亲在房间里帮忙。你头回做的这件事情，她做过一次。我期望她能引领你少走一些弯路。我独自一个人站在院里，看着那盏昏黄的油灯映在窗户上的影子。那盏灯曾在无数个夜晚单独映照过我们。他目睹了我们赤身露体的各种姿态，目睹我们互相交换的各种隐私。如今他目睹着你和另外一些他没有见过的人。你今晚要竭尽全力使用的部分依然赤裸。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我也只能做到这儿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与你一样，什么都不懂。
你知道我在外面，在一层薄薄的窗纸的另一边。
兰，你是不是在為这件事情怪我呢？你怪我在你最疼痛最害怕的时分没有陪在你的身边。怀抱着阿柄的时候，你总是闷闷不乐。无论我和母亲怎样想方设法地哄你开心，你总是闷闷不乐。你的笑容不在了。兰，你最动人的部分被你藏了起来。你藏东西是这样熟练：只要你决定了藏，那任我再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那以后，有多少个夜晚，我坐在我们漆黑的房里。兰，你把那一晚的记忆留在了这里。你走的时候，不愿意带上他们。我再一次看见草席上你留下的痕迹，那些汗水血水羊水洋溢后干掉的痕迹，再一次听见你那晚承受剧烈疼痛时划在我心上的那些嘶吼，试图感受你那一夜的心情，想象着你被那许多人包围时的失落和孤独。
兰，我感不出。
阿柄满百日的那天，母亲又一大早上了市集。她出门前和我絮叨了很久，打算带些什么好肉好菜回来。我留在田里打谷子。又是一年秋天了。我算着今年的收成和我们家的人数，嘴里和母亲一样地絮絮叨叨。过去的一年，你是两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家里的存粮险些不够。而现在，你的两个人变成了一大一小两个人。多了一个实际的人，反而稍微宽绰了一点。我盘算着这些，扛着一麻袋打好的粮往家走，想着今晚大家可以吃上一顿很香很香的晚饭。我回到家中，把麻袋放下倚在门边，走进我们的房里，看见阿柄安安静静地躺在炕上，睡得很熟。
你不在了。
我想你是出去有什么事，你或许又到田里去撒尿了，我等一等你。日头落了，我把炉火捅亮，把水烧开，再等一等你。母亲回来了，你还是没有回来。我开始着急。当晚我们没有吃饭。我遍村地找你，可是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你，没有一家人知道你的行踪。我从天黑一直找到天明，直到最后我累得一屁股坐在地头，再提不起力气站起来。我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和我遇见你的那个春日清晨的气息何其相似。我环顾四周，不见一个人影。许多个日子以后我才恍然想起来，我当时正坐在你撒过尿的那一小块土旁边。
村里人同情而鼓励地看着我。我这才发觉，他们的家里，也都这样或那样地失去过一些人。有的人家丢了儿子，有的人家丢了父亲，有的人家干脆整一户不见，留下房子和地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对于他们，人的死去和走失已经成为一件司空见惯因而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们看我的眼神中甚至有一种欢迎的意思，欢迎我终于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我这个独自行走了二十余年的人，到底还是走进了他们中间。
兰，我并没有忘记你。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你可能的去处。你是被什么人骗了去，掳了去，还是自己去了什么想去的地方？你是否找到了回家的路，你是否回了家，你是否又进入了谁的家门，和谁过了另一段幸福的日子，生下了另一个或好几个阿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找你。母亲死后，我更觉得我必须留在原地等你。你有朝一日回来，才能认得这个地方，认出你的家和亲人。
我是你的亲人吧？
母亲死在那一年的冬天。阿柄这个名字，是母亲给起的。她一直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只是坚持一定要用这个名字。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弄清母亲真正的用意。我弄清以前，就单纯地这样记住：阿柄，是我儿的名字，是母亲给她的孙儿起的名字。我每一次唤阿柄，都唤了一次母亲。
我不太记得那个冬天我是怎么过的。无论如何，第二年开春，我仍然和全村人一样，重复往年的活计。那时，属于母亲的那片地还没有被我从身边推开。我给它重新修了垄，通了水渠，把它侍弄得格外好看。每年收获的时候，无论我种了什么，那片地上收下来的果实也尤其鲜硕饱满。
母亲的音容笑貌，现在的我已快要记不起来了。仔细想想，兰也是一样。我回想起她们的时候，脑海中只能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我描绘给自己看的那些细节每一次都不尽相同。她们留给我的音容笑貌不再是她们的，全是我自己重新创造的。她们走了，真的走了。我无法把已经走掉的人完完整整地拉回到身边，总要在路上遗落一部分。
但是，母亲为我留下了阿柄这个名字，兰为我留下了阿柄这个人，还有红山芋。我知道，人与人的一生从来都是交错的，没有谁能永远地同我一道走下去。母亲和兰陪我庄严静穆地走了一程，那以后，她们化作另外的一种形式，另外的一种姿态，陪在我的身边。
那以后，我和阿柄相依，生活在我与母亲和兰曾经生活过的这幢房子里。先前由她们两人占有的地方，被我一件一件地放上了其他的东西。阿柄很幸运，降生之后，接连遇上了几个好年景。家中一直在添置新的物品，我又很少腾出手去收拾，就开始堆积，自那一个冬天开始，一直堆进往后的许多年。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感受。我只记得，粮食，多得吃不完。
我的家门——或者说，是我现在寄住的这座房屋的大门——对面，原先是一块坡地。在坡地还是坡地的年头，我在上面种过甘蔗。每年秋分过后，一坡地的甘蔗陆续红熟，笑脸盈盈地观看着这个他们已经蹲守了一整年的世界。我总是赶在第一场雪落下之前，把他们全部收割回来。我没有允许他们再多活些日子。他们的短暂生命由此倒在他们苦苦蹲守来的每一个深秋，和人们遗留在地里的秫秸秆一道，和麦子的短暂生命一起枯败。他们没有机会见到冬天。 有时候，阿柄也会陪我一起去。那样的话，我会在出门之前，往院子里的石墩上浇一碗水，把镰刀打磨得比平时还要锋利，这样阿柄割甘蔗的时候就可以轻松一些。他用两只细嫩的小手紧紧握着镰刀把，铆足了浑身的劲儿，斜着一拉，一根根紫薇薇的甘蔗便拦腰截断，伴随着枝叶刮蹭空气和其他甘蔗的沙沙声音，沉沉倒地。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年轻。阿柄也好年轻。
我们把甘蔗收回家以后，会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用甘蔗熬糖。当年为了熬糖，还专门打了一口铜锅。用铁锅熬出来的糖发黑，味道也透着苦涩，远不如铜锅熬的糖醇厚扎实。在上火熬之前，当然要先把甘蔗放进石磨里，把汁水压榨出来。在放进石磨之前，当然要先切成小段。在切成小段之前，当然要先把甘蔗皮用镰刀削去。
熬糖不能用大火，得用小火慢慢地熬。榨蔗水剩下的一地蔗皮与蔗渣恰好在这时能派上用场。甘蔗随着炙烤愈加黏稠并逐渐上色的汁液在锅中翻腾着，他的其他固体的部分在锅底的火苗里翻腾着。由于甘蔗的鲜嫩潮湿，火里时不时还冒出些细瘦的青烟，混着糖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的甜腻气味，悠扬地排开清淡的空气，蝴蝶般轻盈地翻飞过整片田野，渗透到村庄的各个角落，落进每一个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怀里。
每年到了熬糖的时候，别家的孩子总会来我们家讨要糖吃。他们偷偷地告诉过阿柄，说我熬的糖比城里机器做的麦芽糖更好吃。红蔗糖的甜味，能热腾腾地在舌头上滚动半个冬天。他的感染力是如此深远持久，深远得几乎让人心底发慌。
孩子们都爱吃糖。大人其实也爱吃糖，只是大人的糖比孩子的更加丰富多样，不一定非要从甘蔗小麦糯米等粮食中熬出来，吃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给人看见。人都会从一个孩子一点点长大，长大到某一年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就立即失去了向人讨要糖吃的一切条件，此后任何的甜头都得靠自己创造出来。他们不再讨要糖吃，因为他们不愿别人再拿他们当小孩子，也因为，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已经消化不了那么多的糖了。人的生命像一只逐渐收拢的口袋，越往后，能装下的甜头会越来越少。那些代谢不掉的营养，积留在身体里，会让人得病。从我发觉自己开始不爱吃糖的那一天起，我便知道，我老了。我第一次感到，甜这件事，对于我上了年纪的身体，竟然是一件如此沉重的负担。
甘蔗的皮是苦的。甜的部分，被紧密地储藏在厚厚的苦皮里，充实着他们纤维满布的肉和心。他们的一生，给人看的部分是苦的，给自己看的部分却很甜很甜。他们比人要聪明。我从熟识到见过的很多人，或许也包括我自己，都活得和甘蔗颠倒过来，把自己本应该看见的甜的事情、身上本应该甜的位置、生命中本应该甜的时刻，全都慷慨地让给了苦。
有一年，熬的糖可能在某个步骤里不慎受到了污染，让村里的好几个孩子闹了肚子。有一个甚至拉血，自入冬以后一直卧床不起，高烧难退，几乎半死过去。那个冬天，好多与我们数十年没有往来的人开始了一段摩肩接踵的登门造访，向我们索求医治腹泻的药，或者买药的钱。
开春以后，我就决心不再种甘蔗了。不熬糖，铜锅也就丢掉了，和后来丢掉的锁一样，扔在路边，被另外的人捡去。那年春天，门前的土坡如往常任何一年的春天时一样，东一簇，西一撮，疏疏落落地残存着一些枯黄的根蘖，像一颗裸露的癞子头。他的局促与难堪被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他感到很委屈。于是我帮了他最后一个忙，算是对它这么多年投之以锨报之以糖的恩情的回赠——这样说起来，也是第一个忙。我叫上阿柄，扛上铁锄铁锹，背起竹筐竹篓，去把这座土坡铲平。
据说古时候，有这样一个人，是他家族的长老。他的门前立着两座大山。他也和我们父子一样，决心要把他的两座山铲平。但他的山远比我们的土坡要巨大雄偉;当然，他家的孩子也远比我家的要多。他估算了，要完成这个心愿，可能要全家人一起动员，并自祖辈往儿孙接续，辛劳许多个世代。但是最后他也没能完成，因为山被别的人搬走了。随着两座山的远走，他的梦想也不翼而飞。我很幸运。我和阿柄很幸运。我们的小山给我们留了机会，没有自己走掉，让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父子二人合力挖这座土坡，挖了十二年。最终，两三人来高的土山包变成了平地。我们家的视野立刻开阔了许多，可以看见原先被土坡拦住的那一边的人家，还有那户人家后面的人家，和人家后面更高的山。
挖坡削下来的土，被我和阿柄用来延长村子里修了一半还没有修完的路。最后一筐土夯平的时候，村路刚好接到了通车的公路上。
之后闲下来的时间里，我总是坐在门槛上，偷看门前的那块空地。那曾经被我种过甘蔗的土坡不再认识我了。他变成了一块失忆的空地，被人忘记了很多年。后来，在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里，有谁忽然把拖拉机停在了上面。那以后的几乎每一天，都坚持停在上面。再后来，平地上又堆起了石材、木材、砖头、瓦片，偶尔甚至会出现一辆油光锃亮的小轿车，车漆能映出人影。我曾经以为，有人看中了这块地，想要在上面盖房子，搬过来居住。可是那个人一直都没有来。
车，渐渐地不再出现，拖拉机也渐渐不再守时。空地不再被一两个巨大的物体独占。那以后，出现的东西愈发繁复：破碎的白瓷瓶、丢弃的土地神像、纹路与纹路粘连在一起的旧轮胎、大半沾染油污的塑料布、严重锈烂的钢板……他们全都缠绕在空地上一年比一年繁盛的荒草之间。我门前原本空旷的平地，倏忽间又变得拥挤起来，好像又堆垒成了一方另外一种面貌的土坡。但他再也不能变回以前的那块坡地了。他被一个原本可以自称是他主人的人丢弃，成了一件没有明确归属的东西。被一个人丢弃的物品，会一点一点地被别的人捡走，或者，被更多丢弃的东西掩埋。
我望向那条被我和阿柄延长了的村路。我以前从没有觉得，这条路有那么窄。可能是因为他未经我记忆的允许就擅自加长了的缘故。我的记忆仍然停留在他还能被一眼望到尽头的时候。我没想到，一错眼神儿的工夫，他就偷偷跑出去那么远。
一样东西如果只是增长增高而不增宽的话，就会愈发表现得狭窄。人的一辈子也是这样一条狭长的路。我们冲破孕育我们的虚无，掉落在这条路上，不能回头地向前奔走，奔走，走到穷途末路，再一头扎进另一片虚无当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路上不管捡到些什么，最后都是要丢掉的。好多人却把捡到的东西不舍得丢，一样一样地存放进自己能随身看管的隐秘处，和其他不舍得丢的东西锁在一起。到最后，他背着沉重的满满一口袋的货物，把这条路走到了头;走到了头，人上了另一条路，背的货物却被拦截在了原来的这条路上。人于是再一次变得两手空空，又重新在下一条路上开始收集那些舍不得丢掉的货物。 有时候我也会想，我的门上，可能还是有一把锁才好。那样我或许也能有机会循着私心，保存一些我真正想保存的东西。人老了以后，身边的事情会愈发不受自己控制。我的拳头开始攥不紧，腿脚开始走不快，一些想追的东西追不上了，该留下的东西又挂不住，该丢弃的东西甩不出去。
阿柄曾经带我出去吃过一次饭。
那是他唯一一次带我出去吃饭。那时候，阿柄还没有娶妻，孩子们更还没有出世，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们找了一家有水晶吊灯的餐馆，坐的是一个足够坐十二人的围桌。那一天都吃了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只依稀记得，那是我这辈子为数不多的吃得满足的一顿饭之一。人的每段记忆都是由许多零散的碎片缝合起来的。缝好了以后，就很难再找回每一张碎片的具体形状，再辨认出一张碎片与另一张碎片的分界。岁月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整体轮廓。多年前的一件事、一个人，在记忆里搁置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后，只会做下一个“好”或“不好”的符号，而没有“为什么”。我只记得那顿饭吃得好，吃得高兴，吃得印象深刻。如今回过头去看时，我才发现，自己漫长的生命，原来就是被这样几个简单的形容词贯通了始末。
那一天，在紧挨着我们的那一桌，我身背后坐着一个男孩儿。吃饭的中途，他忽然把手摁在了我的后背上。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有什么事。还没等把头转过去，我就感到一种再熟悉不过的行为正在我的背上发生。是一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把自己的脏手裹进一张餐纸或者一条毛巾当中，里外里反复地刮蹭，直到把手刷洗干净。这个男孩儿大概是把我的衣服当成手巾了。
男孩显然有着比常人更为卓越的享受食物的能力。他的双手和半张脸全部覆盖着油腻，面前的桌布上撒满了各种被他丢掉的动物和植物的尸体。有的上面还挂着大半块肉。桌布上下都漶着油腻，他的衣服倒是保护得比较周全，只有零星的几个油点。他的手边大概没有别的他愿意用来擦手的物品了。
我看着这个男孩，这个男孩也看着我。两个人眼里散放的疑惑撞在一起，两个踉跄向后重重地摔倒，退守成两股收敛的疑惑。我转过眼神去看那一桌的大人。男人欠身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架着鼻梁，神情冷峻地斜看着我。女人没有看我，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咀嚼嘴里的那颗西兰花上。那西兰花的形状几乎完整地印在了她的腮帮子上，仿佛这样能够让她压抑心中的波澜。
阿柄戳了戳我，示意让我坐到餐桌的另一边去。我起身之后，那桌的女人挑眼瞪了我一眼，仿佛在做出一种警示。我没有多说什么，顺从地绕到另一边坐下，一言未发。那桌的男人女人这时都改用正眼看着我们，脸上挂起了如同被什么东西噎住的诧异表情。我再看阿柄，阿柄正用一种满怀温柔与赞许的微笑回应着那一家人，他的笑容饱满得近乎谄媚。那小男孩也笑了，他张开大嘴，露出嘴里咀嚼到一半的饭食，笑得很开心。他笑的不只是笑，笑成了一阵欢呼，笑成一阵胜利的喜悦。
而后，他又转回去，继续大快朵颐。那一刻，我只感到内心被一股强大的回忆的洪流淹没。这个我不认识的孩子把我记忆中已经流失多年的一些东西拉回到了我眼前。我仿佛从他的身上看见了年轻的阿柄;从那个阿柄身上，我又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在生命刚刚发芽抽叶的季节里，总会有这样一段贪婪的时期，他张开稚嫩的双臂幸福地拥抱这个他尚不很了解的世界，饥渴地攫夺他能触及的所有营养。可是谁的成长又不曾有过这样荒唐的几年呢？
我想对这个孩子说些什么;想了很久，却又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我看着他毫无顾忌地进食的模样，他把一些什么源源不断地向口中填入，同时又有什么从嘴角悄悄地流失。我心里只感到由衷的羡慕。直到那一天，我才终于明白，生命是一个独自完成自己的漫长过程。生命以外的他人，没有能力介入一个自主的生命，却又无时不在以各种方式互相侵犯。
那之后好几天，我的脑海里都不断复现着阿柄脸上的笑容。他那笑，笑得我心里发毛。
阿柄是在十几年前或二十几年前的一个秋天离开我的。他搬到了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去住。而我的签证没能办下来。儿子说，那边的人并不会待见一个垂垂老矣的农民。他们需要的是强壮而且能够持久的劳动力量。我不会说那边的语言，不会交那边的朋友，不会种那边的田，不会操作那边的机器。我到了那儿发挥不出一点用处。所以我就留了下来。
阿柄终于也借着我一错眼神儿的工夫，沿着那条我们一道修出来的路，偷偷地跑掉了。不过他说，他一定会找机会回来看我。我一直等着他回来的那一天。我在心里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他可能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脚，可能为了什么人而抹不开身。我一早知道，自从村路接通公路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筹划着要走了。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关于回来的那一部分筹划;也可能，还没来得及筹划回来。
阿柄可能还会回来。在以后的某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里，那个高大健硕的男人会重新站在我的門前，带着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身后跟随着甘蔗蘖一般高低起伏的一茬又一茬儿孙……对，那个男人可能会回来。可我知道，多年以前那个活蹦乱跳的阿柄，那个总喜欢给我惹是生非的阿柄，那个陪我砍甘蔗铲土坡的阿柄，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在漆黑的房间里徘徊，回想漫长一生中的一些时刻，回想那些曾经被我支使过而今业已不见的物件，回想那些曾经对我何其亲切而今业已不见的人们。我身边的一切都有他们的归属。我不过是住在这里。到我离开的那一天，他们也会被我留在这里，让别的人捡去。
我忽然在窗台上摸到了什么。那是我先前忘记丢掉的一件东西。他与我一样，还在这个世界里徘徊、游荡，没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好的落脚之处。我捧着他，在院子里坐下。石墩和那口石磨还在，多年不用，已长出了青苔。我把他放在高一点的那只石墩上，心里想着一些与他有关或无关的事情。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浑然不觉间，我们就这样对坐了好久好久。天开始放亮。我摸着黎明时的一点点光亮，走进我的田里，把他放在了那只红山芋离开之后留下的土坑旁边。那是一个极为显眼的位置，比任何一颗从地里露出头来的庄稼还要显眼。
我回到家中，倒头便睡。或许我再也不会醒来。我再也不能知道，在明天，或者后天——在将来必然会到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孩子捡起我丢在田里的那块铁疙瘩，拿在手里细细地把玩一阵儿，然后不无炫耀地向他的同伴们展示：
“看，一把钥匙！”
责编：周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