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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张曼玉的肘关节一直是微微弯曲的，有一个美丽的弧线。所有有修养的上海女人，在社交场合，她的肘关节总是微微弯曲的”。
上海女作家程乃珊说：“有怎样的城市，便会有怎样的女人。女人是城市气质的具体化，就如灯笼里亮起的那一点火，整个灯笼就生动起来一样。”
就像一说到东方主义就会联想到灯笼、红色、筷子、缠小脚、看不懂的方块字一样，自打“上海女人”变成一种文化符号意义之后，对于她的认知里也出现了许多约定俗成的元素——比如旗袍，比如精明，比如作。
張曼玉的23件旗袍
《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23套旗袍，令人记住了这个上海女人苏丽珍。从文化营销的角度来说，将一个女人的关键词概况到最简洁的“旗袍”上无疑是聪明的做法，帮助她以最快的速度被世界接纳。但其实穿什么并不是关键——苏丽珍，或说上海女人的精致，在于她即使到小弄堂里买一碗馄饨，都要穿戴整齐才肯出门，绝不会睡衣一披，趿拉着拖鞋就下了楼。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封建制度里终于解脱出来的上海女人以飞快的速度拥抱了时尚和摩登。1934年的《时代漫画》里有一篇题为《摩登条件》的文章，细细分析了一套体面女子春装的估价，全身行头包括：一双深黄色纹皮皮鞋、雪牙色蚕丝袜、奶罩、卫生裤、吊袜带、扎缦绉夹袍、春季短大衣、白鸡牌手套、一瓶面友（Face Friend）、一匣胭脂、可的牌（Coty）粉、唇膏、皮包、电烫发、铅笔、一瓶蜜——共计上海通用银元52元零5分。
李欧梵后来在《上海摩登》里写道，当年的画报，会在女性照片旁边分别写上“妙龄少女”“闺女”“大家闺秀”“艳装少妇”等字样，把女性分为不同的社会类型。而这种对穿着本身的意识，不仅“提供了进入中上阶层都会女性生活的新感知领域的线索”，还“演进到了1930年代带来室内装潢意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女性的衣着打扮都是全国女性的借鉴模板和效仿对象。为躲开战事避走香港的上海女人，也把他们身在贫瘠异乡时对摩登故土数不尽的思念留给了子女后代——我们熟知的香港导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上海情结——王家卫不用多说;关锦鹏拍了著名的《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徐克一成立自己的电影工作室，就把创业作留给《上海之夜》;许鞍华从《倾城之恋》一路拍到《上海假期》《半生缘》。
数不清的港台美女都在电影里诠释过上海女人：张曼玉、刘嘉玲、王祖贤、杨紫琼、缪骞人、李嘉欣……甚至还有外国女人：玛琳·黛德丽就曾在1932年的好莱坞影片《上海快车》中饰演一名交际花“上海莉莉”。
在所有人都关注张曼玉的旗袍时，作家马尚龙却特别留意到她的肘关节：电影里，“张曼玉的肘关节一直是微微弯曲的，有一个美丽的弧线。所有有修养的上海女人，在社交场合，她的肘关节总是微微弯曲的。以前商店还没有开架销售的时候，隔开柜台，女人指着一块布，那手也决计不会伸得老长老长，弯曲着肘关节，微微一指就可以了。”
其实刘以鬯在《花样年华》的原著小说《对倒》里就已经留下了伏笔：什么是上海女人呢？她不仅打扮得精致摩登，不仅待人接物优雅有分寸，更主要的是，在爱人出轨的时候，她即使痛苦失望，也不会重蹈对方覆辙——和那同样失恋的周慕云（梁朝伟）发乎情止乎礼，不是封建礼教使然，而是她的自尊心不允许。
阮玲玉的恋爱与义务
比苏丽珍更有名的上海女人，非阮玲玉莫属。悲剧的结局掩盖不了她出尘的美和早慧的才华。有时候多么希望，她的人生可以像她演过的电影里，那些新女性，虽然孱弱，虽然颠沛流离，最终还是可以战胜封建礼教的束缚。
在《恋爱与义务》里，阮玲玉饰演大家闺秀杨乃凡，一人从16岁演到50多岁。在这部根据波兰女作家华罗琛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杨乃凡奉父母之命嫁给了门当户对的世家子弟黄大任，却在生下一对儿女后偶遇旧情人李祖义，不惜抛夫弃子私奔而去，困居在乡间。纵使情人最终贫病交加死于穷困潦倒，纵使前夫又来示好试图破镜重圆，她仍然坚持独自生活，靠缝纫帮补，养大女儿。
电影明星阮玲玉
影片未将前夫塑造成黄赌毒俱全的渣男，是其高明之处。这就表示，杨乃凡的出走，并非身处水深火热之境，而是承认性格与感情，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一个女人的婚姻。1931年就能有这样的意识，与上海的都会氛围密不可分。
“一个女子，在她的恋爱与义务不能两全的时候，她是应该不顾一切去追求精神和肉体的安慰呢，还是牺牲了毕生的幸福，做一个机械式的贤妻良母呢？”影片提出这个问题，而杨乃凡选择了前者，并且在结局不那么理想的时候，仍然愿意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买单。
现实生活里，阮玲玉没能躲过人言可畏，赵丹和黄宗英却挺了过来。当年，面对赵丹的追求，已有家室的黄宗英选择了离婚改嫁。这段故事后来被上海女导演彭晓莲拍成了“上海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上海伦巴》，由袁泉和夏雨搭档，重现了当年两人在昆仑影业公司的“金风玉露一相逢”。
1989年，在国产电视剧还相当有活力的时候，武珍年导演拍摄了一部上下集的电视剧《结婚一年间》（当年拍摄两集、四集电视短剧也是流行的做法，形同于现在的电视电影）。电视剧里，肖雄饰演的女主角，结婚不到一年就选择了离婚，和窝囊不思进取的丈夫拜拜，远走异国留学。在上海女人这里，离婚从来不是忍无可忍之际的无奈之举，更多时候就和结婚一样，是一种主动选择。
精打细算数阿莉
编织过浪漫故事的赵丹和黄宗英，在1949年的电影《乌鸦与麻雀》里，却演活了上海石库门弄堂里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人物。
当你以为洋房洋梧桐代表上海，身着旗袍胸口别一朵栀子花步态袅袅婷婷代表上海女人的时候，石库门弄堂里叉腰骂山门的上海少妇一出场就颠覆了三观——她们的脸也留着曾经清秀的痕迹，也许，假如，倘若当年有一阵“引力波”飘过的话，她们会成为下一个勇夺上海滩选美季军的王琦瑶也说不定。但是现在，你无论如何都没法将她和马大嫂、煤球炉子、倒马桶分割开。 电影《股疯》里的潘虹就是这么一位上海少妇。影片虽然聚焦的是1990年代初的炒股大热潮，却敏锐地把当年丰富细密的上海市井生活也尽收眼底。上海少妇阿莉精明务实，持家有道。上可“头子活络”到雇人通宵排队买股票认购券，下可为即将出差的老公准备好每天草纸的使用量：精确到半张。
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精打细算，属于白公馆的白流苏。《倾城之恋》里，身为一个破落户的大龄女儿，她的婚姻对象早就被引向了“有五个孩子的鳏夫”。但白流苏不服，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的这一口恶气。”
潘虹在电影《股疯》里饰演的上海少妇阿莉精明务实，持家有道。
自强不息李若男
但斤斤计较，小家子气，又是上海女人的全部吗？显然不是。19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就是一部上海职业女性的成长史。
李羚饰演的沈若男，6岁上就失去父母，寄人篱下，洗衣做饭样样干。等到稍微大了点，在裁缝店里做学徒，老裁缝深怕教出徒弟没师父，本事只有靠自己偷偷学。靠温柔体贴的个性、认真敬业的态度，白手起家，从一台缝纫机，做到一家裁缝铺，一个百货公司。就像韦唯在片头曲里唱的那样：“从来女子做大事，九苦一分甜。”
在《上海女人》一文中，程乃珊写道：“上海是中国女白领的摇篮。上海外滩，走出中国第一批白领丽人……上海女人从来不会张牙舞爪地争女权高谈女性主义，而只是适时地利用历史的良机，以一套花拳绣腿以柔克刚，打入一度由男性主导和垄断的空间。”
即使呆在家里的上海太太，“在动员子女去新疆、老公支内、里弄街道要房子做食堂或幼儿园等等硬碰硬触及灵魂痛楚的事例中，为了家庭可以在政治风云和风口浪尖中保留一方平静，秉承着江南女子温文纤细的遗传的上海太太，却能表现出《再生缘》里状元宰相孟丽君雄识万丈的气魄;那种果断，那种识时务识大体的气度，有时竟是她们的丈夫们都自叹不如的”。
根据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里，开篇第一段台词和原著一样，讲了一个上海女人带着天鹅背井离乡的故事：“到了美国，我就要生个女儿，她会很像我。但在美国，她却无须仰仗丈夫鼻息度日。在美国，不会有人歧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讲上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她将应有尽有，不会烦惱不会忧愁。她会领略我的一番苦心，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漂亮的天鹅！”这是第一代移民的奋斗史。
多年后，美籍华裔导演王颖又将另一位美籍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小说《雪花秘扇》拍成了同名电影，再度讲起留洋的故事：由李冰冰和韩国女星全智贤饰演上海女孩，虽然不及《喜福会》中对于中西方碰撞的展示，仍然拍出了都会金领女性的潇洒、利落与无奈。
其实自强不息也不是精英女性的专利，在张一白导演的《夜·上海》中，赵薇饰演一个平凡到有点粗鲁的上海女出租车司机。虽然生活枯燥到只有方向盘后面的一平方米，这个差头姑娘仍然为自己的生活保留了一丝浪漫的幻想。片末，她在雨后湿润的柏油路上用唇膏写下绵绵情话，叫人意外发现：外白渡桥一侧，浦江饭店门前，没有像白天这样乱糟糟停满车的时候，原来可以那么美。
宋氏三姐妹的风情
如果要和自强不息的李若男做个对比的话，娇嗲嗔痴的金桂花就在同一个剧组。《上海一家人》里，上海演员吴冕饰演的金桂花，相貌娇媚，口音嗲糯，撒娇嗔怪样样在行，一见到阿祥哥就能发花痴。上海“作女”声名在外，要举例子，她正是其一。
为了衬托李若男，金桂花在片中是不招人待见的角色，甚至还安排她最终“克死”了丈夫阿祥。不过，从大局来看，上海女人的“作”，其实是很得全国舆论认可的，是风情的一种，近似于现在的“撒娇女人最好命”。而“娇嗲嗔痴”就像烧小菜时候的盐糖味精醋，每样都要下一点，生活才能吊起鲜美，引得无穷回味。
1994年，陈冲因为主演《红玫瑰白玫瑰》中的王娇蕊，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其实王娇蕊在书中的设定是新加坡华侨，但经过上海女人陈冲一演，眼角眉梢都带起了上海风情。最早和陈冲同时冲向好莱坞的也是一位上海演员：邬君梅。两人最经典的合作当然要数《末代皇帝》，但邬君梅和杨紫琼、张曼玉主演的《宋家皇朝》，也让观众意识到，原来大气与风情同样可以并行不悖——宋氏三姐妹与中国时局曾有如此微妙的联系，却并不妨碍她们同样绽放出女性独有的魅力。
这也令人想到上海名媛的人生起伏——顺时富甲一方，十指不沾阳春水;逆时夫亡子幼，又逢战乱，却能力扛千钧，连酱油都能自己酿造起来改善生活——今年已经111岁的严幼韵，去年刚刚在大陆出版了她自传的中文版《109个春天——我的故事》。在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里，叶问有句自况：“我的人生，四十岁之前都是春天。”而经历过人生大开大阖的女性，竟比一代宗师更豁达，有着将所有起伏都视作春色满园的宠辱不惊。
小家碧玉冯婉瑜
大多数的上海女人，只是平平凡凡过一生。程乃珊曾写道：“在上海百多年的历史风尘中，上海女人是一颗在中西文化汇萃的炼炉中千锤百炼的金丹。只可惜她那外柔内刚的机锋，经不住半殖民地半封建两大刀刃的威逼，除了极个别几个可以幸运地受到时机的青睐，成为一则传奇，孤寂地绽放在十里洋场斜阳下之外，大多数上海女人，只能屈从于时代的局限，在一片广漠的沉寂中，如丝一样的柔，又如丝一样的韧。”
而这，就是典型的小家碧玉了。《半生缘》里，顾曼桢去南京会未婚夫，被夫家的小大姐暗地里嘲笑：“这哪里像上海来的女人，一点都不时髦。”但是她隐忍矜持、落落大方的一面，又完全是小家碧玉的代表。
电影《半生缘》
作家马尚龙曾对小家碧玉下过定义：“小家碧玉，都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大都成长在诸如南京路西藏路四川路等闹市商业区后，那蜘蛛网般延伸开的小马路上的弄堂里。她们温婉娴静，可以凭着房门口一只煤球炉，笃悠悠烧出一桌酒席。在恋爱婚姻上大都要父母亲友出点力，物色合适对象。然而平镜般的心水一旦被唤醒，即犹如火山爆发，赤焰崩腾，义无反顾地执好包袱在火车站上等着的，不少就是小家碧玉。”
小家碧玉的养成，是要经过很多个“不”的：“不张扬，不炫耀，不插嘴，不失态，不手舞足蹈，不先动筷，再好吃的菜不连夹两次……这些规矩，小时候因为还没做好，是吃过爷娘的麻栗子的，但是到了长大，出嫁，待人接物时，已经习惯成自然。”
所以《喜福会》里一大帮子女人坐在一桌，怎么看出哪个是上海女人呢？作者谭恩美是通过一盘清蒸大闸蟹来判断的：“一盘煮得通红的蟹刚端上桌，薇弗莱第一就给自家女儿挑了一只最好的饱满扎实的螃蟹。然后，又把第二好的，放在她的未婚夫里奇盘里，第三好的，则留给她自己……”轮到上海女人，只默默把其中唯一一只断脚的螃蟹夹给自己。
而说到“义无反顾地执好包袱在火车站上等着”，立刻又想到了《归来》里的巩俐。山东籍的巩俐演过《风月》里的江南闺秀如意、也演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上海舞女小金宝，但似乎从不令人信服——直到《归来》，收敛起了女神的气场，巩俐反而将一个人到暮年的上海小家碧玉冯婉瑜演活了。
和《喜福会》一样，严歌苓在《归来》的原著《陆犯焉识》里也有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关于螃蟹的描述：“婉瑜的探监日子，成了焉识四季交替的临界点。春夏之交，婉瑜带来笋豆、糟鱼;夏秋更迭，咸鸭蛋、腌鸭肫、烧酒醉虾;秋去冬来，椒盐猪油渣，油浸蟹黄蟹肉;来年开春，腌了一冬的猪后腿、风鸡风鹅、咸黄鱼都让婉瑜装在罐子里，瓶子里，盒子里带来了……婉瑜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蜇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每一个蟹爪尖，无论怎样难抠嗤的犄角旮旯，婉瑜都不放过，不舍得浪费一丝一毫的蟹肉……”
不管时局如何动荡，不管别人加给你多少罪名，小家碧玉不懂国政，却知人心。她可能看起来很没个性，像风中的一丝蒲苇，其实却有自己的界限与坚持，恰似蒲苇韧如丝。
姨妈临老入花丛
和巩俐一样，内蒙古演员斯琴高娃来演上海阿姨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也是拒绝的。2006年许鞍华导演的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斯琴高娃演一个从鞍山到上海来追求幸福的老阿姨叶如棠——她自视清高，在鞍山的丈夫那里找不到任何关于爱情的浪漫想象，于是抛夫弃女，只身来到上海生活。
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也许她的第二春曾经只存在于幻想，但周润发饰演的骗子潘知常，让她有了短暂的迷梦。结局虽然是意料之中的“梦想照不进现实”，但许鞍华却感慨：“上海于姨妈虽不是天堂，可毕竟还有过欢笑。”
在英国导演Phil Agland的纪录片《逝》（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里，你会发现，1997年的上海，有一个和姨妈差不多的超龄剩女：她60岁，正在追求第一春。备选的人物仍然有甲乙丙，虽然年纪都不轻了，却也是老克勒级别的人物：年少风流，老了一张口还是流利的英文歌。纪录片里，阿姨翻开床头积尘深锁的柜子，一双双半新旧的皮鞋铺满了两个平方的地板，仿佛见证了她的风华正茂。
许鞍华的电影到了最后一个镜头，姨妈在大冬天里一边摆摊卖鞋，一边就着咸菜嚼馍馍。“她那无动于衷面无表情的神态，仿佛是最卑微的人生的写照，与她一向自视清高的处世哲学形成鲜明反讽，叫人感慨人生再怎样挣扎努力，也要被打回原形，不得不屈服于现实苟活于世。”
即便如此，追求个人幸福仍然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无关年纪，更无关他人眼光。
太太万岁蒋天流
1947年，曾经在小说里创作过许多个经典上海女人的张爱玲，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在题记里，她这样写道：
“《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人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从窗子里一阵阵地透进来，随即有炒菜下锅的沙沙的清而急的流水似的声音。”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交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盖……”
电影里，蒋天流饰演的就是太太“陈思珍”。她很像是当年户外广告牌上推崇的主妇：美貌，务实，持家。最适合她出场代言的是“阴丹士林色布”，理想的对白会是这样——
柜员：太太是否试试别种花布呢？
思珍：我只信仰阴丹士林色布，因为我自小学生时代即已采用，确乎炎日暴晒及经久皂洗颜色绝对不变，不愧是世上驰誉最久的不褪色布。
聪明的主妇，处世圆滑，与谁都避免矛盾，有氣也自己化解自己吞。为了夫家和父家的体面和谐，不得已编织出一个又一个谎言。可是到头来，丈夫还是被外边的舞女骗得团团转，几乎散尽家业。
危难关头，丈夫对她求饶：“只要你能够帮我解决困难，以后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你。”于是，陈思珍尽全力帮丈夫脱离了困境，之后提出的要求却是：“我要你跟你离婚。”
张爱玲感慨：“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阶段。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致于社会上一般人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点嘲笑的意味。”
或许，比起闯关东那样的出生入死，太太们的生活至多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难得大起大伏。但风波关头的选择，却仍然可见情义与自尊的两全——戏外，张爱玲自己面临背叛之时，所写的分手信同样决绝：“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虽则如此，信中却还附了30万元，是她写《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两出电影剧本的全部所得。而分手信中所说的“小吉”，又是“小劫”之隐语，胡兰成当时正因汉奸罪名被捕，张爱玲即使分手，也要选择对方脱难之后，与电影里的太太陈思珍真是何其相似。
上海女作家程乃珊说：“有怎样的城市，便会有怎样的女人。女人是城市气质的具体化，就如灯笼里亮起的那一点火，整个灯笼就生动起来一样。”
就像一说到东方主义就会联想到灯笼、红色、筷子、缠小脚、看不懂的方块字一样，自打“上海女人”变成一种文化符号意义之后，对于她的认知里也出现了许多约定俗成的元素——比如旗袍，比如精明，比如作。
張曼玉的23件旗袍
《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23套旗袍，令人记住了这个上海女人苏丽珍。从文化营销的角度来说，将一个女人的关键词概况到最简洁的“旗袍”上无疑是聪明的做法，帮助她以最快的速度被世界接纳。但其实穿什么并不是关键——苏丽珍，或说上海女人的精致，在于她即使到小弄堂里买一碗馄饨，都要穿戴整齐才肯出门，绝不会睡衣一披，趿拉着拖鞋就下了楼。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封建制度里终于解脱出来的上海女人以飞快的速度拥抱了时尚和摩登。1934年的《时代漫画》里有一篇题为《摩登条件》的文章，细细分析了一套体面女子春装的估价，全身行头包括：一双深黄色纹皮皮鞋、雪牙色蚕丝袜、奶罩、卫生裤、吊袜带、扎缦绉夹袍、春季短大衣、白鸡牌手套、一瓶面友（Face Friend）、一匣胭脂、可的牌（Coty）粉、唇膏、皮包、电烫发、铅笔、一瓶蜜——共计上海通用银元52元零5分。
李欧梵后来在《上海摩登》里写道，当年的画报，会在女性照片旁边分别写上“妙龄少女”“闺女”“大家闺秀”“艳装少妇”等字样，把女性分为不同的社会类型。而这种对穿着本身的意识，不仅“提供了进入中上阶层都会女性生活的新感知领域的线索”，还“演进到了1930年代带来室内装潢意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女性的衣着打扮都是全国女性的借鉴模板和效仿对象。为躲开战事避走香港的上海女人，也把他们身在贫瘠异乡时对摩登故土数不尽的思念留给了子女后代——我们熟知的香港导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上海情结——王家卫不用多说;关锦鹏拍了著名的《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徐克一成立自己的电影工作室，就把创业作留给《上海之夜》;许鞍华从《倾城之恋》一路拍到《上海假期》《半生缘》。
数不清的港台美女都在电影里诠释过上海女人：张曼玉、刘嘉玲、王祖贤、杨紫琼、缪骞人、李嘉欣……甚至还有外国女人：玛琳·黛德丽就曾在1932年的好莱坞影片《上海快车》中饰演一名交际花“上海莉莉”。
在所有人都关注张曼玉的旗袍时，作家马尚龙却特别留意到她的肘关节：电影里，“张曼玉的肘关节一直是微微弯曲的，有一个美丽的弧线。所有有修养的上海女人，在社交场合，她的肘关节总是微微弯曲的。以前商店还没有开架销售的时候，隔开柜台，女人指着一块布，那手也决计不会伸得老长老长，弯曲着肘关节，微微一指就可以了。”
其实刘以鬯在《花样年华》的原著小说《对倒》里就已经留下了伏笔：什么是上海女人呢？她不仅打扮得精致摩登，不仅待人接物优雅有分寸，更主要的是，在爱人出轨的时候，她即使痛苦失望，也不会重蹈对方覆辙——和那同样失恋的周慕云（梁朝伟）发乎情止乎礼，不是封建礼教使然，而是她的自尊心不允许。
阮玲玉的恋爱与义务
比苏丽珍更有名的上海女人，非阮玲玉莫属。悲剧的结局掩盖不了她出尘的美和早慧的才华。有时候多么希望，她的人生可以像她演过的电影里，那些新女性，虽然孱弱，虽然颠沛流离，最终还是可以战胜封建礼教的束缚。
在《恋爱与义务》里，阮玲玉饰演大家闺秀杨乃凡，一人从16岁演到50多岁。在这部根据波兰女作家华罗琛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杨乃凡奉父母之命嫁给了门当户对的世家子弟黄大任，却在生下一对儿女后偶遇旧情人李祖义，不惜抛夫弃子私奔而去，困居在乡间。纵使情人最终贫病交加死于穷困潦倒，纵使前夫又来示好试图破镜重圆，她仍然坚持独自生活，靠缝纫帮补，养大女儿。
影片未将前夫塑造成黄赌毒俱全的渣男，是其高明之处。这就表示，杨乃凡的出走，并非身处水深火热之境，而是承认性格与感情，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一个女人的婚姻。1931年就能有这样的意识，与上海的都会氛围密不可分。
“一个女子，在她的恋爱与义务不能两全的时候，她是应该不顾一切去追求精神和肉体的安慰呢，还是牺牲了毕生的幸福，做一个机械式的贤妻良母呢？”影片提出这个问题，而杨乃凡选择了前者，并且在结局不那么理想的时候，仍然愿意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买单。
现实生活里，阮玲玉没能躲过人言可畏，赵丹和黄宗英却挺了过来。当年，面对赵丹的追求，已有家室的黄宗英选择了离婚改嫁。这段故事后来被上海女导演彭晓莲拍成了“上海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上海伦巴》，由袁泉和夏雨搭档，重现了当年两人在昆仑影业公司的“金风玉露一相逢”。
1989年，在国产电视剧还相当有活力的时候，武珍年导演拍摄了一部上下集的电视剧《结婚一年间》（当年拍摄两集、四集电视短剧也是流行的做法，形同于现在的电视电影）。电视剧里，肖雄饰演的女主角，结婚不到一年就选择了离婚，和窝囊不思进取的丈夫拜拜，远走异国留学。在上海女人这里，离婚从来不是忍无可忍之际的无奈之举，更多时候就和结婚一样，是一种主动选择。
精打细算数阿莉
编织过浪漫故事的赵丹和黄宗英，在1949年的电影《乌鸦与麻雀》里，却演活了上海石库门弄堂里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人物。
当你以为洋房洋梧桐代表上海，身着旗袍胸口别一朵栀子花步态袅袅婷婷代表上海女人的时候，石库门弄堂里叉腰骂山门的上海少妇一出场就颠覆了三观——她们的脸也留着曾经清秀的痕迹，也许，假如，倘若当年有一阵“引力波”飘过的话，她们会成为下一个勇夺上海滩选美季军的王琦瑶也说不定。但是现在，你无论如何都没法将她和马大嫂、煤球炉子、倒马桶分割开。 电影《股疯》里的潘虹就是这么一位上海少妇。影片虽然聚焦的是1990年代初的炒股大热潮，却敏锐地把当年丰富细密的上海市井生活也尽收眼底。上海少妇阿莉精明务实，持家有道。上可“头子活络”到雇人通宵排队买股票认购券，下可为即将出差的老公准备好每天草纸的使用量：精确到半张。
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精打细算，属于白公馆的白流苏。《倾城之恋》里，身为一个破落户的大龄女儿，她的婚姻对象早就被引向了“有五个孩子的鳏夫”。但白流苏不服，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的这一口恶气。”
自强不息李若男
但斤斤计较，小家子气，又是上海女人的全部吗？显然不是。19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就是一部上海职业女性的成长史。
李羚饰演的沈若男，6岁上就失去父母，寄人篱下，洗衣做饭样样干。等到稍微大了点，在裁缝店里做学徒，老裁缝深怕教出徒弟没师父，本事只有靠自己偷偷学。靠温柔体贴的个性、认真敬业的态度，白手起家，从一台缝纫机，做到一家裁缝铺，一个百货公司。就像韦唯在片头曲里唱的那样：“从来女子做大事，九苦一分甜。”
在《上海女人》一文中，程乃珊写道：“上海是中国女白领的摇篮。上海外滩，走出中国第一批白领丽人……上海女人从来不会张牙舞爪地争女权高谈女性主义，而只是适时地利用历史的良机，以一套花拳绣腿以柔克刚，打入一度由男性主导和垄断的空间。”
即使呆在家里的上海太太，“在动员子女去新疆、老公支内、里弄街道要房子做食堂或幼儿园等等硬碰硬触及灵魂痛楚的事例中，为了家庭可以在政治风云和风口浪尖中保留一方平静，秉承着江南女子温文纤细的遗传的上海太太，却能表现出《再生缘》里状元宰相孟丽君雄识万丈的气魄;那种果断，那种识时务识大体的气度，有时竟是她们的丈夫们都自叹不如的”。
根据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里，开篇第一段台词和原著一样，讲了一个上海女人带着天鹅背井离乡的故事：“到了美国，我就要生个女儿，她会很像我。但在美国，她却无须仰仗丈夫鼻息度日。在美国，不会有人歧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讲上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她将应有尽有，不会烦惱不会忧愁。她会领略我的一番苦心，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漂亮的天鹅！”这是第一代移民的奋斗史。
多年后，美籍华裔导演王颖又将另一位美籍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小说《雪花秘扇》拍成了同名电影，再度讲起留洋的故事：由李冰冰和韩国女星全智贤饰演上海女孩，虽然不及《喜福会》中对于中西方碰撞的展示，仍然拍出了都会金领女性的潇洒、利落与无奈。
其实自强不息也不是精英女性的专利，在张一白导演的《夜·上海》中，赵薇饰演一个平凡到有点粗鲁的上海女出租车司机。虽然生活枯燥到只有方向盘后面的一平方米，这个差头姑娘仍然为自己的生活保留了一丝浪漫的幻想。片末，她在雨后湿润的柏油路上用唇膏写下绵绵情话，叫人意外发现：外白渡桥一侧，浦江饭店门前，没有像白天这样乱糟糟停满车的时候，原来可以那么美。
宋氏三姐妹的风情
如果要和自强不息的李若男做个对比的话，娇嗲嗔痴的金桂花就在同一个剧组。《上海一家人》里，上海演员吴冕饰演的金桂花，相貌娇媚，口音嗲糯，撒娇嗔怪样样在行，一见到阿祥哥就能发花痴。上海“作女”声名在外，要举例子，她正是其一。
为了衬托李若男，金桂花在片中是不招人待见的角色，甚至还安排她最终“克死”了丈夫阿祥。不过，从大局来看，上海女人的“作”，其实是很得全国舆论认可的，是风情的一种，近似于现在的“撒娇女人最好命”。而“娇嗲嗔痴”就像烧小菜时候的盐糖味精醋，每样都要下一点，生活才能吊起鲜美，引得无穷回味。
1994年，陈冲因为主演《红玫瑰白玫瑰》中的王娇蕊，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其实王娇蕊在书中的设定是新加坡华侨，但经过上海女人陈冲一演，眼角眉梢都带起了上海风情。最早和陈冲同时冲向好莱坞的也是一位上海演员：邬君梅。两人最经典的合作当然要数《末代皇帝》，但邬君梅和杨紫琼、张曼玉主演的《宋家皇朝》，也让观众意识到，原来大气与风情同样可以并行不悖——宋氏三姐妹与中国时局曾有如此微妙的联系，却并不妨碍她们同样绽放出女性独有的魅力。
这也令人想到上海名媛的人生起伏——顺时富甲一方，十指不沾阳春水;逆时夫亡子幼，又逢战乱，却能力扛千钧，连酱油都能自己酿造起来改善生活——今年已经111岁的严幼韵，去年刚刚在大陆出版了她自传的中文版《109个春天——我的故事》。在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里，叶问有句自况：“我的人生，四十岁之前都是春天。”而经历过人生大开大阖的女性，竟比一代宗师更豁达，有着将所有起伏都视作春色满园的宠辱不惊。
小家碧玉冯婉瑜
大多数的上海女人，只是平平凡凡过一生。程乃珊曾写道：“在上海百多年的历史风尘中，上海女人是一颗在中西文化汇萃的炼炉中千锤百炼的金丹。只可惜她那外柔内刚的机锋，经不住半殖民地半封建两大刀刃的威逼，除了极个别几个可以幸运地受到时机的青睐，成为一则传奇，孤寂地绽放在十里洋场斜阳下之外，大多数上海女人，只能屈从于时代的局限，在一片广漠的沉寂中，如丝一样的柔，又如丝一样的韧。”
而这，就是典型的小家碧玉了。《半生缘》里，顾曼桢去南京会未婚夫，被夫家的小大姐暗地里嘲笑：“这哪里像上海来的女人，一点都不时髦。”但是她隐忍矜持、落落大方的一面，又完全是小家碧玉的代表。
作家马尚龙曾对小家碧玉下过定义：“小家碧玉，都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大都成长在诸如南京路西藏路四川路等闹市商业区后，那蜘蛛网般延伸开的小马路上的弄堂里。她们温婉娴静，可以凭着房门口一只煤球炉，笃悠悠烧出一桌酒席。在恋爱婚姻上大都要父母亲友出点力，物色合适对象。然而平镜般的心水一旦被唤醒，即犹如火山爆发，赤焰崩腾，义无反顾地执好包袱在火车站上等着的，不少就是小家碧玉。”
小家碧玉的养成，是要经过很多个“不”的：“不张扬，不炫耀，不插嘴，不失态，不手舞足蹈，不先动筷，再好吃的菜不连夹两次……这些规矩，小时候因为还没做好，是吃过爷娘的麻栗子的，但是到了长大，出嫁，待人接物时，已经习惯成自然。”
所以《喜福会》里一大帮子女人坐在一桌，怎么看出哪个是上海女人呢？作者谭恩美是通过一盘清蒸大闸蟹来判断的：“一盘煮得通红的蟹刚端上桌，薇弗莱第一就给自家女儿挑了一只最好的饱满扎实的螃蟹。然后，又把第二好的，放在她的未婚夫里奇盘里，第三好的，则留给她自己……”轮到上海女人，只默默把其中唯一一只断脚的螃蟹夹给自己。
而说到“义无反顾地执好包袱在火车站上等着”，立刻又想到了《归来》里的巩俐。山东籍的巩俐演过《风月》里的江南闺秀如意、也演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上海舞女小金宝，但似乎从不令人信服——直到《归来》，收敛起了女神的气场，巩俐反而将一个人到暮年的上海小家碧玉冯婉瑜演活了。
和《喜福会》一样，严歌苓在《归来》的原著《陆犯焉识》里也有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关于螃蟹的描述：“婉瑜的探监日子，成了焉识四季交替的临界点。春夏之交，婉瑜带来笋豆、糟鱼;夏秋更迭，咸鸭蛋、腌鸭肫、烧酒醉虾;秋去冬来，椒盐猪油渣，油浸蟹黄蟹肉;来年开春，腌了一冬的猪后腿、风鸡风鹅、咸黄鱼都让婉瑜装在罐子里，瓶子里，盒子里带来了……婉瑜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蜇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每一个蟹爪尖，无论怎样难抠嗤的犄角旮旯，婉瑜都不放过，不舍得浪费一丝一毫的蟹肉……”
不管时局如何动荡，不管别人加给你多少罪名，小家碧玉不懂国政，却知人心。她可能看起来很没个性，像风中的一丝蒲苇，其实却有自己的界限与坚持，恰似蒲苇韧如丝。
姨妈临老入花丛
和巩俐一样，内蒙古演员斯琴高娃来演上海阿姨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也是拒绝的。2006年许鞍华导演的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斯琴高娃演一个从鞍山到上海来追求幸福的老阿姨叶如棠——她自视清高，在鞍山的丈夫那里找不到任何关于爱情的浪漫想象，于是抛夫弃女，只身来到上海生活。
也许她的第二春曾经只存在于幻想，但周润发饰演的骗子潘知常，让她有了短暂的迷梦。结局虽然是意料之中的“梦想照不进现实”，但许鞍华却感慨：“上海于姨妈虽不是天堂，可毕竟还有过欢笑。”
在英国导演Phil Agland的纪录片《逝》（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里，你会发现，1997年的上海，有一个和姨妈差不多的超龄剩女：她60岁，正在追求第一春。备选的人物仍然有甲乙丙，虽然年纪都不轻了，却也是老克勒级别的人物：年少风流，老了一张口还是流利的英文歌。纪录片里，阿姨翻开床头积尘深锁的柜子，一双双半新旧的皮鞋铺满了两个平方的地板，仿佛见证了她的风华正茂。
许鞍华的电影到了最后一个镜头，姨妈在大冬天里一边摆摊卖鞋，一边就着咸菜嚼馍馍。“她那无动于衷面无表情的神态，仿佛是最卑微的人生的写照，与她一向自视清高的处世哲学形成鲜明反讽，叫人感慨人生再怎样挣扎努力，也要被打回原形，不得不屈服于现实苟活于世。”
即便如此，追求个人幸福仍然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无关年纪，更无关他人眼光。
太太万岁蒋天流
1947年，曾经在小说里创作过许多个经典上海女人的张爱玲，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在题记里，她这样写道：
“《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人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从窗子里一阵阵地透进来，随即有炒菜下锅的沙沙的清而急的流水似的声音。”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交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盖……”
电影里，蒋天流饰演的就是太太“陈思珍”。她很像是当年户外广告牌上推崇的主妇：美貌，务实，持家。最适合她出场代言的是“阴丹士林色布”，理想的对白会是这样——
柜员：太太是否试试别种花布呢？
思珍：我只信仰阴丹士林色布，因为我自小学生时代即已采用，确乎炎日暴晒及经久皂洗颜色绝对不变，不愧是世上驰誉最久的不褪色布。
聪明的主妇，处世圆滑，与谁都避免矛盾，有氣也自己化解自己吞。为了夫家和父家的体面和谐，不得已编织出一个又一个谎言。可是到头来，丈夫还是被外边的舞女骗得团团转，几乎散尽家业。
危难关头，丈夫对她求饶：“只要你能够帮我解决困难，以后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你。”于是，陈思珍尽全力帮丈夫脱离了困境，之后提出的要求却是：“我要你跟你离婚。”
张爱玲感慨：“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阶段。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致于社会上一般人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点嘲笑的意味。”
或许，比起闯关东那样的出生入死，太太们的生活至多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难得大起大伏。但风波关头的选择，却仍然可见情义与自尊的两全——戏外，张爱玲自己面临背叛之时，所写的分手信同样决绝：“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虽则如此，信中却还附了30万元，是她写《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两出电影剧本的全部所得。而分手信中所说的“小吉”，又是“小劫”之隐语，胡兰成当时正因汉奸罪名被捕，张爱玲即使分手，也要选择对方脱难之后，与电影里的太太陈思珍真是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