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要问中国文化之核心，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字概括：乐。东汉时期，佛教慢慢传入中国，据说，当时寺庙里的佛像，是带苦相的，中国人不喜欢，于是中国的佛像逐渐演变成微笑乃至大笑。当然，这笑不是来自外在，而是发乎本心，是生命自身的喜乐与完满。
　　1600年，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来到北京，他在传播教义上不可谓不尽心竭力，甚至为了“本土化”，特意将“真主”改为“上帝”——“上帝”一词，本是中国“特产”，殷商时称死去的天子为“上帝”，而称活着的天子为“下帝”，结果又怎样呢？除了士大夫阶层多有响应外，其教义实际上并未在全国范围（江南一带除外）燎原开来。至于原因，还是因为真主像带有“苦相”。
　　说中国的文化是乐文化，实在是切中肯綮的。孔子周游列国，倍受辛苦，好几次命悬一线，别人看他栖栖遑遑，“累累若丧家之犬”，其实，他老人家活得好着呢！匡国解围后，首席弟子颜回许久才从后面赶来，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说，老师不死，弟子怎么敢先死呢？你可以想象孔子的朗然大笑。陈蔡被围时，孔子天天以野菜度日，他还跟弟子们开玩笑说，我们不是老虎，也不是野牛，怎么住在野外了呢？
　　《吕氏春秋》里记载的“子路打虎”的故事，更有意趣：当时孔子口渴了，子路就去找水，谁知一只老虎也来找水，一人一虎就打了起来。子路一刀砍断了老虎的一小截尾巴，老虎负痛，跑了。子路就用袖子藏了小尾巴，然后回来问孔子：“上士杀虎当如何？”孔子说：“取其头。”“中士杀虎当如何？”孔子说：“取其耳。”“下士杀虎当如何？”孔子说：“取其尾。”子路受了奚落，就举起一块石头，接着问：“上士杀人当如何？”孔子说：“用笔。”“中士杀人当如何？”孔子说：“用舌。”“下士杀人当如何？”孔子说：“用石头。”说完师生哈哈大笑。
　　真正的文明，大概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吧？真正的文明，大概就是元气丰沛，神清气爽吧？后来的诸多“读书种子”，亦是平常，亲切，直指当下，没有一丝暮气，如陶渊明的平淡和畅，李白的逸兴遄飞，苏东坡的兴致盎然。说到苏东坡，这里不妨录一趣事：他当年被流放到海南岛时，有渔民看他们父子孤单，就送一些生蚝给他，苏东坡立即将生蚝或烧烤，或酒煮，味道都特别好。他还压低嗓门对儿子说：“千万不能让他们（朝廷官员）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了，哭着闹着都要到海南来，我们可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了！”
　　倘若有朋友问，中国乐文化的根基安在？笔者不怕浅薄，谨呈一孔之见：中国文化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大约正是打通了三种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冯延巳的“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等。与他人的关系：苏东坡先生在《前赤壁赋》中说：“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又如赵嘏在《长安秋望》有二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等。与自己的关系：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等。如此境界，可以光照世界——若见一个阡陌路人，也会顿生亲情好意。
　　今天的中国人，面目模糊，不知文化身世；言行之间，多有浊气暮气。唤回天地初造般清朗的乐文化，实为文化重建之要旨也。
　　原钟祥市实验中学教师，现自由教育人。湖南卫视曾谓之“癫师”。多家教育杂志专栏作者。出版畅销书《走在孩子的后面》《下辈子还教书》等。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责任编辑 曾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