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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夏，一位名叫叶伟宜的年轻华侨从马来西亚出发，经香港、越南抵达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简称云南武校），成为该校第12期炮兵科的一名学生。在当时，叶伟宜和众多云南武校的学生一样籍籍无名，没人想到30多年后，竟会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他就是叶剑英。
其实像叶剑英这样满怀报国之志且愿意回国投身军旅的华侨不在少数。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军校都不招收华侨学生，使得不少华侨报国无门。1917年5月，云南武校对外公布可以招考华侨学生，消息传开后，自然吸引了大批华侨。这些华侨毕业后在军中多有建树，既有参加革命的元勋，也有奋战于抗日战场的英雄。
开国元帅在武校
云南武校是民国时期的四大著名军校之一，素有将帅摇篮之称。根据该校同学录所载，毕业于该校的8000余名学生中有广东籍学生395人，占总数的4%。另据笔者整理，在这395人中有59人成长为将军，尤以叶剑英最具代表性。
叶剑英（梅县人）入校时虽名不见经传，但以自己的表现化解了云南武校的一次“伙食危机”。由于武校大部分学员是云南籍，因此伙房做的饭菜都是滇菜，这就让初入军校的粤籍学生难以适应。此外加上水土不服，教官训练过度严厉，时常打骂、体罚学生，导致华侨学生纷纷不满，进而有部分人联合起来计划用辣椒粉偷袭伙夫头，并趁机砸掉伙房、集体绝食后退学返回南洋。
叶剑英获悉后站出来劝阻这些同学，他主张先礼后兵，可以将伙食问题汇总成一份意见信，交给伙房作为警告，随后由叶出面寻找广东籍的骑兵科长林振雄反映情况。在获得林振雄支持后，由林出面命令伙房在每日餐饮中增加清汤和不辣的炒菜、咸菜。随后与两粤会馆联系，举办了一次大型的滇粤联欢活动，以此消弭隔阂，解决矛盾。
在结束入伍生教育，正式成为一名军校学生后，叶剑英学习十分刻苦勤奋，各科成绩皆名列前茅，尤其在劈刺技术上出类拔萃，甚至在一次与日本教官的比武中获得胜利，不仅得到日本教官的赞许，还获得了该教官所赠送的战刀。
对于叶剑英来说，他之所以投考云南武校，主要目的是在毕业后投身到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中。然而掌握云南军政的唐继尧与孙中山背道而驰，叶剑英等华侨学生逐渐产生抵触心理。唐继尧有一次到校发表讲话，大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却只字不提孙中山，叶剑英因而感到不满，他大胆起立质问唐继尧：请问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否一致？有何异同之点？”唐继尧压根就没有想过孙中山及相关主义，结果面对叶剑英的提问完全没有准备，只好稍事敷衍几句，便匆匆结束训话。
毕业前夕，华侨学生外出聚餐，学生们讨论毕业后的前途，有的主张就地参加滇军，有的虽然不支持唐继尧，但为前途计愿意留校任教，悲观者提出干脆解甲归田，只有叶剑英等少数几名学生坚持主张在毕业后前往广州，坚定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
叶剑英真正做到了言行如一，他在1919年12月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后前往广州，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7月，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此后曾任红1方面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第18集团军参谋长等职，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共和国仅有的“十大元帅”之一。
抗日战场上的爱国者
黄涛（蕉岭人）是云南武校第15期粤籍毕业生中较有代表的一位，他在炮科毕业后与叶剑英一样选择前往广州效力，先后担任过炮兵排长、连长、营长等职，此后转入步兵，指挥步兵作战达十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黄涛率领第157师在厦门积极布防做好抵御日军登陆的准备。一年后，黃涛升任第62军军长，先后率部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粤北会战。
在1939年11月第一次粤北会战中，黄涛根据日军动向以及自己所率部队的能力，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乘日军进攻韶关，集中第62军主力突袭广州，迫使日军退兵；二是集中主力截断日军交通线，同样可以达到迫使日军退兵的目的。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经过考虑，采纳了第二案。黄涛受领任务，亲自督率所部猛攻牛背脊，经一昼夜激战，成功占领目标，缴获大量物资，并将日军截为两段，为第一次粤北会战的胜局奠定基础。
1940年5月第二次粤北会战爆发，黄涛率部在良口与日军展开激战，虽一度被日军攻占良口，但他重新组织反攻，在得到第63军的增援后，经五天往返拉锯，终于成功夺回良口，再次迫使日军退兵。此战过后，黄涛着手整顿部队增强战力。他认为，部队在参战出发前，往往因为军属过多，军官居住地分散而影响部队集中和出发时间，以致失去先机。对此，黄涛命令参谋长在英德择地建造军属住宅区，定名为“六二新村”，并设立小学和中学，将全军军属安置于此，既方便管理，又给军属儿童提供就学机会，彻底杜绝军属随行等问题。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涛率领第62军进驻台湾，从日军手中接过了沦陷达50年之久的失地。
像黄涛这样率领部队在前线与日军血战的粤籍讲武生并不在少数，如12期步科生黄国樑（增城人）先后担任第37军军长、第65军军长，在徐州会战和第三次粤北会战中都有出色表现。再如15期步科生张浩东，曾任第158师472旅旅长、第151师副师长、第154师师长等职，第二次粤北会战中他率部猛攻，与日军往返厮杀，著有苦劳。又如韶州分校1期步科生林贤察（澄海人），在第59师师长任上活跃于湖南抗日战场。
台前者的荣耀离不开幕后者付出的辛劳，13期骑科生曾举直（梅县人）当属其中之一。与叶剑英在武校的沉稳相比，曾举直这位学弟倒可算是位“刺头”。1919年7月19日这天，发生了一件武校学生与警察互殴事件，将原本默默无名的曾举直拉进了是非漩涡之中。
当时正值武校放暑假，不少非本地学生在外租房居住。19日晚上，租住在阿迷会馆的武校学生30余人因打牌扰民，遭到辖区巡警管束，未想引发不快，双方产生斗殴行为。因事涉军人，宪兵司令部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抽调一队武装宪兵前往逮捕领头学生。宪兵的干涉虽然及时平息了斗殴，但涉事学生却在混乱中全部脱逃。 事情发生后，唐继尧亲自派遣两名副官协助宪兵调查，经宪兵询问在场围观人员，发现参与斗殴者中有自称华侨学生，而整个13期学生中仅有粤籍学生6人，于是曾举直等人都成了宪兵的主要调查目标。虽然在7月27日，曾举直等人登报声明斗殴一事与己无关，但华侨生与警察互殴一事早已传遍昆明。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宪兵也没有调查出真正的参与人员，但因曾举直是登报声明的领头人，他就在不断传播夸大的消息中成了与警察互殴的领头人。
事实上，曾举直做事严谨、条理分明，且言出必行，曾被同僚评价为“允文允武的典型革命军人”。抗战期间，曾举直先后担任第158师参谋长、第9战区高级参谋、兵站总监等职。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中，曾举直曾向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进言，他认为日军“每逞锐采中央突破战略以图侥幸，从未敢逸越五公里之外，而后迎战，倘能将沿线补给站所向两侧推移以逸待劳，则合围之后运补所需信可事半功倍”。事为薛岳采纳，并在战后得到蒋介石赞许，称此建言为“超越补给之创获”。
曾举直在历次长沙会战中皆恪尽职守，为前线部队的补给顺畅居功至伟。但终日操劳，疾病缠身，不得不于1944年申请辞职休养。不想半年后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湖南、广西守军接连兵败，在此情况下，他又不顾病体先后执掌百色、南宁军警，维持地方撤守秩序，为抗战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诸如曾举直这样的幕后者同样不在少数，如13期骑科生赵一肩（梅县人）、15期步科生曾其清（梅县人）、15期炮科生陈隐冀（兴宁人）、侯梅（梅县人）、韶州分校1期步科生李桂高（五华人）等，他们或是在补给岗位上，或是在参谋岗位上尽职尽责，默默地为抗战贡献着一己之力。
鞠躬尽瘁的英烈们
除了前述人物外，在革命道路或抗战道路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亦不乏其人。15期步科生廖鸣欧（兴宁人）可作为粤籍武校生中的代表。
查看廖鸣欧的履历，我们可以发现他自云南武校毕业之后就不断参与反蒋活动，堪称“专业户”。他在1919年毕业，八年后就在粤东参加了第一次反蒋活动，不幸事败流亡日本。1933年和1936年他又陆续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和“六一事变”，但都因事败而被迫避居香港。抗战全面爆发后，廖鸣欧不顾自身安危，重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在薛岳麾下，他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和军管区副司令，以“工作谨慎、公私分明”而获得薛岳赞许。
抗战胜利后，廖鸣欧担任位于广州的日军战俘管理处处长。以他的表现和薛岳的青睐，本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更好的发展，但他却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并于1947年联络起一批志士再次开展反蒋活动。
薛岳主政广东时，廖鸣欧以惠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身份，联合起梅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等人，计划趁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的机会实施起义。李洁之派人前往香港与中共华南局负责人接洽，最终决定联合粤东及闽西各行政区的军政人员共同发动起义。
就在诸项事宜稳步进行时，廖鸣欧却没有料到他所信任的主任秘书李唐俊和老部下保安团长徐东来出卖了他。在李、徐的告密下，薛岳在6月3日下令将身处惠州的廖鸣欧逮捕，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他就地枪决。
廖鸣欧殉难后，遗体由张友仁派人备棺收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在1978年8月由广东省政协补办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
18期步科生黄光炎（和平人）素有儒将之称，他在云南武校毕业后长期从事参谋和补给工作，1932年随第19路军参加了著名的“一·二八”抗战，一年后又随部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事變”。
抗战时，黄光炎在广东历任保安团长、保安副司令等职。日军于1939年6月攻占汕头后，黄光炎率部转移到揭阳布防。在那里，他积极联络“青抗会”，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训练部队，向官兵宣传爱国主义，提高民族观念和抗战意识。黄光炎还从“青抗会”借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供官兵阅读。
从1939年开始，黄光炎指挥所部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粤北会战，并配合正规军作战牵制日军一部有功，获得战区嘉奖，记大功一次。1942年5月，他被调任暂编第2军参谋处处长，这一调动本可使他在正规军中获得更多的发挥，却不料在同年12月3日因公乘车前往乳源途中遭遇车祸，伤重不治而亡。
如黄光炎这般在岗位上殉职者不在少数，如15期工科生刘飞军，1942年在第64军参谋长任上积劳病故；15期步科生郭润华，1944年在第9战区兵站总监部参谋长任上积劳病故。他们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与日军厮杀时阵亡，但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文史学者）
其实像叶剑英这样满怀报国之志且愿意回国投身军旅的华侨不在少数。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军校都不招收华侨学生，使得不少华侨报国无门。1917年5月，云南武校对外公布可以招考华侨学生，消息传开后，自然吸引了大批华侨。这些华侨毕业后在军中多有建树，既有参加革命的元勋，也有奋战于抗日战场的英雄。
开国元帅在武校
云南武校是民国时期的四大著名军校之一，素有将帅摇篮之称。根据该校同学录所载，毕业于该校的8000余名学生中有广东籍学生395人，占总数的4%。另据笔者整理，在这395人中有59人成长为将军，尤以叶剑英最具代表性。
叶剑英（梅县人）入校时虽名不见经传，但以自己的表现化解了云南武校的一次“伙食危机”。由于武校大部分学员是云南籍，因此伙房做的饭菜都是滇菜，这就让初入军校的粤籍学生难以适应。此外加上水土不服，教官训练过度严厉，时常打骂、体罚学生，导致华侨学生纷纷不满，进而有部分人联合起来计划用辣椒粉偷袭伙夫头，并趁机砸掉伙房、集体绝食后退学返回南洋。
叶剑英获悉后站出来劝阻这些同学，他主张先礼后兵，可以将伙食问题汇总成一份意见信，交给伙房作为警告，随后由叶出面寻找广东籍的骑兵科长林振雄反映情况。在获得林振雄支持后，由林出面命令伙房在每日餐饮中增加清汤和不辣的炒菜、咸菜。随后与两粤会馆联系，举办了一次大型的滇粤联欢活动，以此消弭隔阂，解决矛盾。
在结束入伍生教育，正式成为一名军校学生后，叶剑英学习十分刻苦勤奋，各科成绩皆名列前茅，尤其在劈刺技术上出类拔萃，甚至在一次与日本教官的比武中获得胜利，不仅得到日本教官的赞许，还获得了该教官所赠送的战刀。
对于叶剑英来说，他之所以投考云南武校，主要目的是在毕业后投身到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中。然而掌握云南军政的唐继尧与孙中山背道而驰，叶剑英等华侨学生逐渐产生抵触心理。唐继尧有一次到校发表讲话，大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却只字不提孙中山，叶剑英因而感到不满，他大胆起立质问唐继尧：请问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否一致？有何异同之点？”唐继尧压根就没有想过孙中山及相关主义，结果面对叶剑英的提问完全没有准备，只好稍事敷衍几句，便匆匆结束训话。
毕业前夕，华侨学生外出聚餐，学生们讨论毕业后的前途，有的主张就地参加滇军，有的虽然不支持唐继尧，但为前途计愿意留校任教，悲观者提出干脆解甲归田，只有叶剑英等少数几名学生坚持主张在毕业后前往广州，坚定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
叶剑英真正做到了言行如一，他在1919年12月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后前往广州，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7月，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此后曾任红1方面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第18集团军参谋长等职，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共和国仅有的“十大元帅”之一。
抗日战场上的爱国者
黄涛（蕉岭人）是云南武校第15期粤籍毕业生中较有代表的一位，他在炮科毕业后与叶剑英一样选择前往广州效力，先后担任过炮兵排长、连长、营长等职，此后转入步兵，指挥步兵作战达十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黄涛率领第157师在厦门积极布防做好抵御日军登陆的准备。一年后，黃涛升任第62军军长，先后率部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粤北会战。
在1939年11月第一次粤北会战中，黄涛根据日军动向以及自己所率部队的能力，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乘日军进攻韶关，集中第62军主力突袭广州，迫使日军退兵；二是集中主力截断日军交通线，同样可以达到迫使日军退兵的目的。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经过考虑，采纳了第二案。黄涛受领任务，亲自督率所部猛攻牛背脊，经一昼夜激战，成功占领目标，缴获大量物资，并将日军截为两段，为第一次粤北会战的胜局奠定基础。
1940年5月第二次粤北会战爆发，黄涛率部在良口与日军展开激战，虽一度被日军攻占良口，但他重新组织反攻，在得到第63军的增援后，经五天往返拉锯，终于成功夺回良口，再次迫使日军退兵。此战过后，黄涛着手整顿部队增强战力。他认为，部队在参战出发前，往往因为军属过多，军官居住地分散而影响部队集中和出发时间，以致失去先机。对此，黄涛命令参谋长在英德择地建造军属住宅区，定名为“六二新村”，并设立小学和中学，将全军军属安置于此，既方便管理，又给军属儿童提供就学机会，彻底杜绝军属随行等问题。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涛率领第62军进驻台湾，从日军手中接过了沦陷达50年之久的失地。
像黄涛这样率领部队在前线与日军血战的粤籍讲武生并不在少数，如12期步科生黄国樑（增城人）先后担任第37军军长、第65军军长，在徐州会战和第三次粤北会战中都有出色表现。再如15期步科生张浩东，曾任第158师472旅旅长、第151师副师长、第154师师长等职，第二次粤北会战中他率部猛攻，与日军往返厮杀，著有苦劳。又如韶州分校1期步科生林贤察（澄海人），在第59师师长任上活跃于湖南抗日战场。
台前者的荣耀离不开幕后者付出的辛劳，13期骑科生曾举直（梅县人）当属其中之一。与叶剑英在武校的沉稳相比，曾举直这位学弟倒可算是位“刺头”。1919年7月19日这天，发生了一件武校学生与警察互殴事件，将原本默默无名的曾举直拉进了是非漩涡之中。
当时正值武校放暑假，不少非本地学生在外租房居住。19日晚上，租住在阿迷会馆的武校学生30余人因打牌扰民，遭到辖区巡警管束，未想引发不快，双方产生斗殴行为。因事涉军人，宪兵司令部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抽调一队武装宪兵前往逮捕领头学生。宪兵的干涉虽然及时平息了斗殴，但涉事学生却在混乱中全部脱逃。 事情发生后，唐继尧亲自派遣两名副官协助宪兵调查，经宪兵询问在场围观人员，发现参与斗殴者中有自称华侨学生，而整个13期学生中仅有粤籍学生6人，于是曾举直等人都成了宪兵的主要调查目标。虽然在7月27日，曾举直等人登报声明斗殴一事与己无关，但华侨生与警察互殴一事早已传遍昆明。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宪兵也没有调查出真正的参与人员，但因曾举直是登报声明的领头人，他就在不断传播夸大的消息中成了与警察互殴的领头人。
事实上，曾举直做事严谨、条理分明，且言出必行，曾被同僚评价为“允文允武的典型革命军人”。抗战期间，曾举直先后担任第158师参谋长、第9战区高级参谋、兵站总监等职。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中，曾举直曾向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进言，他认为日军“每逞锐采中央突破战略以图侥幸，从未敢逸越五公里之外，而后迎战，倘能将沿线补给站所向两侧推移以逸待劳，则合围之后运补所需信可事半功倍”。事为薛岳采纳，并在战后得到蒋介石赞许，称此建言为“超越补给之创获”。
曾举直在历次长沙会战中皆恪尽职守，为前线部队的补给顺畅居功至伟。但终日操劳，疾病缠身，不得不于1944年申请辞职休养。不想半年后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湖南、广西守军接连兵败，在此情况下，他又不顾病体先后执掌百色、南宁军警，维持地方撤守秩序，为抗战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诸如曾举直这样的幕后者同样不在少数，如13期骑科生赵一肩（梅县人）、15期步科生曾其清（梅县人）、15期炮科生陈隐冀（兴宁人）、侯梅（梅县人）、韶州分校1期步科生李桂高（五华人）等，他们或是在补给岗位上，或是在参谋岗位上尽职尽责，默默地为抗战贡献着一己之力。
鞠躬尽瘁的英烈们
除了前述人物外，在革命道路或抗战道路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亦不乏其人。15期步科生廖鸣欧（兴宁人）可作为粤籍武校生中的代表。
查看廖鸣欧的履历，我们可以发现他自云南武校毕业之后就不断参与反蒋活动，堪称“专业户”。他在1919年毕业，八年后就在粤东参加了第一次反蒋活动，不幸事败流亡日本。1933年和1936年他又陆续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和“六一事变”，但都因事败而被迫避居香港。抗战全面爆发后，廖鸣欧不顾自身安危，重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在薛岳麾下，他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和军管区副司令，以“工作谨慎、公私分明”而获得薛岳赞许。
抗战胜利后，廖鸣欧担任位于广州的日军战俘管理处处长。以他的表现和薛岳的青睐，本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更好的发展，但他却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并于1947年联络起一批志士再次开展反蒋活动。
薛岳主政广东时，廖鸣欧以惠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身份，联合起梅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等人，计划趁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的机会实施起义。李洁之派人前往香港与中共华南局负责人接洽，最终决定联合粤东及闽西各行政区的军政人员共同发动起义。
就在诸项事宜稳步进行时，廖鸣欧却没有料到他所信任的主任秘书李唐俊和老部下保安团长徐东来出卖了他。在李、徐的告密下，薛岳在6月3日下令将身处惠州的廖鸣欧逮捕，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他就地枪决。
廖鸣欧殉难后，遗体由张友仁派人备棺收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在1978年8月由广东省政协补办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
18期步科生黄光炎（和平人）素有儒将之称，他在云南武校毕业后长期从事参谋和补给工作，1932年随第19路军参加了著名的“一·二八”抗战，一年后又随部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事變”。
抗战时，黄光炎在广东历任保安团长、保安副司令等职。日军于1939年6月攻占汕头后，黄光炎率部转移到揭阳布防。在那里，他积极联络“青抗会”，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训练部队，向官兵宣传爱国主义，提高民族观念和抗战意识。黄光炎还从“青抗会”借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供官兵阅读。
从1939年开始，黄光炎指挥所部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粤北会战，并配合正规军作战牵制日军一部有功，获得战区嘉奖，记大功一次。1942年5月，他被调任暂编第2军参谋处处长，这一调动本可使他在正规军中获得更多的发挥，却不料在同年12月3日因公乘车前往乳源途中遭遇车祸，伤重不治而亡。
如黄光炎这般在岗位上殉职者不在少数，如15期工科生刘飞军，1942年在第64军参谋长任上积劳病故；15期步科生郭润华，1944年在第9战区兵站总监部参谋长任上积劳病故。他们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与日军厮杀时阵亡，但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