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先生和钱春绮先生，一北一南，是我国译介德国诗歌的两大巨擘。两人都译了德国经典巨著歌德的《浮士德》，也都译过席勒、海涅等人大量诗篇。两人都具有诗人才华，各有独特风格，译著可谓各有千秋。我自己过去也译过几部德国文学作品，但由于意趣芜杂，近年更多关注的是英语文学。虽然如此，我对德国文学并未忘情，案头总摆着一两本德文书和从德语译过来的作品供闲时翻阅。每读绿原或钱春绮两先生的译本总令我心驰。不久前，好友蒙木赠我一本绿原先生的散文随笔集(《寻芳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有《我怎么学的德语》一篇自述，读后感触颇多。
　　绿原年轻时就开始写诗，崭露才华，20岁第一部诗集《童话》问世；自上世纪40年代中起，陆续翻译发表文学艺术作品，跃登文坛；全国解放后曾在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任职。1955年厄运临头，因胡风反革命案陷身缧绁。经过一年左右审讯和调查，事实本已查清，原来假定的罪名并无根据，却未获释放。从此一关7年，在囹圄中挨过漫长岁月。但他并未颓唐萎靡，而是以坚毅精神应付逆境，用了6年时间，学习德语。释放后，能以之为工具，译介德语诗歌，焕发异彩。读了绿原的这篇自述，最令我佩服的当然是他不屈不挠的意志，但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想法，写下来，供关心知识分子命运的人和我一同思考。
　　感慨之一是从绿原的遭遇想到“文革”结束前我国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我自认为比较幸运，虽然历经运动总是心惊胆战地踩一段钢索，但没有被打翻落马，直到“文革”前乌云已经遮盖住半天，才开始受到冲击，一直延续到横扫大地的暴风雨彻底过去。几年前，在我原单位召开的一次退休人员的会议上，一位曾当过我的领导的党员同志当众表示，过去对我的待遇是不公正的。我很感谢这位领导说的公道话，我相信也是她的真心话。但是，新中国后近20年知识分子(我指的是整体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岂止是“不公正”三个字所能概括?开除、放逐、劳改、下牢，多少人在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下，才华逐渐丧尽，生命也随着岁月消逝，即使侥幸活过来，失去的永远无法挽回了。如果把话说得坦诚一点，或者说苛刻些，当年长期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实在是叫人丧失自信、自尊，把黎民视同草芥，“高贵”同“愚贱”完全倒置的政策。绿原在囚禁中仍获准读书并掌握了一门知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例。他的自强奋斗精神固然令人佩服，但如果不是被囚禁在——用绿原自己的话说——“首善之区”，又怎能受到这种“宽容”?当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被押的人只能老老实实地进行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在某些人思想中，改造思想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异于寻常的繁重体力劳动。在“改造”中除了至高无上的“宝卷”外，又岂能读杂书、学外语?当然，事情也还有另外一面，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监管制度不尽相同，又由于时间悠长、政情变化，对待服刑人员的规定、政策也时宽时紧，因之，在某一地区、某一时间，犯人或许也能偷闲看点书。但在那个时代，只能说是个例或特殊情况。总的说来，读业务书是违禁的。不要说在监狱，就是在“牛棚”或五七干校，看闲书也与改造相违(在五七干校收尾阶段，管理松懈，例外)。是否允许看书，看似制度或规则，实则关系到几乎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我在这里不妨举一个最近读到的事例。
　　赵俪生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晚年在兰州大学(一度并归西北师范大学)执教，“反右”运动中不章罹祸。1958年，他被补划为右派分子，罚去河西走廊山丹县师大农场劳动。那是一个距离饿死上万人的夹边沟不过百十里的地方。赵俪生教授之所以能活着回来，是因为小女儿登山遇难(女儿名赵纪，死时年仅18岁)被宽大释放。至于在劳改中，为何没被饿死，教授后人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他体质孱弱，消耗热量很小。另一不能不提的原因是，赵俪生不论白天牧马，夜卧地铺，手中总不离一本《国语》或《左传》。我虽然不相信读书可以疗饥，但确信读书多少可以分解一些精神重压。我想，大多数下放劳动和在于校中改造过思想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吧。绿原在他的那篇文章里也说“为了不让自己精神失常，给淹死在里面，才不得不学阿Q，把‘适者生存’的原则庸俗化”，读一些书。这一梦魇时代终于过去了，但它留下的阴影恐怕至今仍在缠绕着一些过来人吧!
　　读绿原自述文章的第二点感触是，惊叹我国知识分子思想如何单纯。这一问题要从绿原最后选择德语自修说起。自从监狱准许读书后，他先读了家人送来的本已收藏在家的外文书。但是以后读什么呢?他听从尼赫鲁自传中的教导不读小说，因为小说“挑逗感情”，不利保持平静心态。他决定要读一些使心灵“单纯化、机械化、以至枯槁化”的东西，以承受徒刑的压力。那该是什么书呢?读数学，循序渐进的课本难找，担心半途而废。他要学外语，而且要学一门难度大、过去没沾染过的外语。经过一番试探，最后决心学德语。原因呢?引证绿原自己的话说：“把陌生的德语学好，认真读几本马克思经典著作，也好明白自己究竟是怎样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上失足的。”我对他这句话的理解是，绿原虽然使用了“失足”两字，认为自己有错，但真实思想是想认真把事情的是非曲直弄清楚，是他误解或歪曲了马克思的话呢，还是批判他的人假借马克思理论对他打击、诬陷，或者也可能是翻译者误译了马克思的话才叫他受了不白之冤吧。这些都需要首先读懂原著，看看马克思究竟是怎么说的，才能明白，否则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我看绿原先生想用书呆子的办法去解决政治上的是非问题，未免太天真了。想当年一个人的思想指挥全国几亿人头脑，一个人的意念决定的大小方针政策，哪里是讲道理、辨是非的时代?胡风上书表白自己的文艺观点却被诬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连累了数百人受罪，明明是个冤案，却需要将近30年等待才能平反，当时谁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写到这里，我倒真想起另一个戆大，一个令我肃然起敬的老知识分子——著名的美学家和翻译家吕荧。
　　在批判胡风的一次大会上，人人高呼打倒反革命，只有吕荧一个人为胡风申辩，认为胡不过是文艺思想的错误。在胡风已经被定性为暗藏反革命分子后，也只有他一个人敢去看望。这样一个公然违逆时潮的人，自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结果“文革”乍起，他就作为“不安定分子”押赴农场，先在天堂河，后转茶淀，强制劳动。吕荧又一次显示了他的不识时务的憨直，别人押去劳改随身带的是衣物、食品。他去农场却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翻译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为了去农场继续他的文化大业，为防停电，他还带了几大包蜡烛。不难想象，这样不合时宜的人落在茶淀会是什么下场——葬身荒郊。1969年，茶淀西荒地坟茔里又多了一个土丘，他死时年仅55岁，真令人痛惜。
　　钱春绮先生一样也做过不识时务的傻事。他本在医界立足，有一份稳定工作，只因对德国文学过分痴迷，沉浸于翻译诗歌中无法自拔，于60年代初竟脱离本职，自愿转为一名自由职业翻译工作者。结果“文革”一来，他视为拱璧的文化遗产一下子变为粪土，翻译外国文学成为宣扬封资修毒素的罪行，不仅再无翻译好做，而且就连生计、养活一家老小也难维持了。“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去上海，曾专程到南京西路钱先生家中拜访。谈到过去10年的艰辛遭遇，他表示自己当初因一念之差，连累全家受难，为之唏嘘不已。
　　我有时候想，这些在业务专长上表现了极大智慧，做出卓越成绩的人为什么“大事糊涂”，在政治上落后于形势呢?同在知识界，为什么有些人脑筋转弯比较快，能够比较容易地参加了时代大合唱，而有些人的步伐却总不合拍呢?再往深里探索一下。我发现这些“时代落伍者”(这个名称并不恰当，姑且这样叫吧!)，早年间大多也是“先行者”，属于进步的“左派”，有的甚至参加过革命。绿原解放前在重庆读书期间，就因参加进步文学活动被迫离校。吕荧与革命关系更深，30年代在北京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什么影响了他们“与时共进”呢?
　　这一颇为复杂的问题决不是我这篇杂感式的短文能够说清楚的。这里我只能做一个粗浅的解释。我认为，知识分子爱犯的一个通病就是过分珍爱自己的一点喜好——即使没有能力著书立说，翻译什么世界名著，也总是在书堆里打滚，成为呆头呆脑的书虫。他们把自己喜爱的那点事物看得比什么都高，有如身家性命，不顾外界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还是紧紧抱着不放。在通达的人眼中，他们这些人“抱残守缺”、“冥顽不化”，他们自己却认为取得了世上最宝贵的财富，或者可以说把握了人生真谛。结果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中，一下子就被淹没，成为“陈旧过时事物”的殉葬品，一幕幕悲剧也就因此而发生了。如今混乱无序的年代已成往事，这些受难者大多也已亡故，但那么多天真赤诚之心却是后人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