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长征时期，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将士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多次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关头，扭转乾坤，打败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军这种认定目标，不畏艰险，坚定信念，锲而不舍，藐视一切困难，团结一致，挑战极限，运用各种智慧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精神是红军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分析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学习红军危机管理的艺术，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危机管理；红军；精神财富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54-02
一、红军危机管理艺术的经典表现
（一）转移方向的正确选择，避免了自投罗网
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从江西实行战略转移后，最初是准备同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发现国民党早已在红军准备会合的地方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继续向前进，必然再次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李德等人主张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毛泽东挺身而出，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史称通道转兵；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博古、李德等人不顾敌人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不愿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仍然坚持从黎平北上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循循善诱的努力说服，与会同志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放弃北上方针的正确意见，从而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战略方针，正确地解决了中央红军当时的进军方向问题，在拨乱反正中迈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史称黎平转向。中央红军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实践证明，这一战略决策十分正确，避免了腹背受敌，再次遭受重创的悲剧发生。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所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
（二）会议召开的时机适时，避免了迷失方向
在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期间，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鸡鸣三省会议、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每一次开会的时机都选择得非常及时，每一次开会，都集中解决了一两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關键性问题。例如，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及猴场会议上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不断抗争，解决了红军作战的战略方向问题，选择了正确的行军路线，避免了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陷入集体盲思及军事指挥的失误；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贯彻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提供了组织保证；召开扎西会议，不仅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在成都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而且进行了缩编，精简了机关，充实了基层，处置了笨重物资，轻装简行，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三渡赤水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会理会议前，林彪攻击毛主席走“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他煽动对毛泽东的不满，写信要毛泽东下台。最后通过开会，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严肃批判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并且进一步确定了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行动方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党中央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却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逃跑主义的方针，公然反对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同张国焘反党分裂、退却逃跑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最终付诸实施，迈出了征服大草原，摆脱危机的重要一步，并在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先行北上，为顺到达目的地，走出困境，实现三大主力会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避免了认识混乱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的路途中，一直在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分析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之处，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他和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进行了多次恳谈，反复分析利害得失，终于做通了许多人的思想工作。尤其是做通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工作，使他们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分化出来，为遵义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为红军重新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做好组织准备工作，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四）矛盾处置的委婉恰当，避免了内讧分裂
无论是在遵义会议上还是在后来的两河口等会议上，不论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同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斗争，毛泽东都能够从大局出发，讲究斗争的战略策略和艺术，对内部的矛盾处置十分果断和恰当。比如，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采取只批判“左”倾领导者军事路线的错误，不批判他们政治路线的错误，从而争取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和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支持。因为当时多数人已认识到军事路线有问题，但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指出王明“左”倾领导者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使许多犯过政治路线错误而又没有认识错误的同志接受不了，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样做避免了党内因思想认识不一致，时机还不成熟而发生分裂，甚至重蹈太平天国内部分裂的悲剧。
（五）战略战术的灵活机动，避免了以卵击石 除了选择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方向之外，红军之所以能够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突围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对敌作战中采取了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从红军与敌人作战取胜的经验中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后来又从井冈山斗争和反“围剿”战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包括积极防御的思想，以弱胜强的思想，力争主动，力避被动，避实击虚的思想，计划性和灵活性统一的思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持久战与速决战，运动战与阵地战，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关系的思想等等，这些战略战术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所规定的。实践证明，这些战略战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体现了军事辩证法的要求，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是十分有效的。正是由于正确运用了这些战略战术，红军虽然势单力薄，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但却能够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在运动中出奇制胜，歼灭敌人。
二、红军危机管理成功的原因
（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及时性
毛泽东决策的正确和及时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战胜危机，必须要有对危机的高度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我们看到，每当革命处于危机关头，毛泽东总是全局在胸，未雨绸缪，科学预见形势的发展变化，事先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尽管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干扰和破坏，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有时没有得到付诸实施，但事实最终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他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红军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二）领导指挥的权威性、统一性
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在军队中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军事体制，有利于统一军令政令、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种战时体制，适应了当时高度紧急的战争状态下，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团队，以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实时进行危机决策的需要。由于确立了军事指挥的权威性，所以在长征时期可以不按照常规的决策程序，由最高领导者临机决断，遇到机遇能及时捕捉，遇到困境能迅速摆脱，从而成功地化解危机。
（三）革命目的的人民性、民本性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纲领，并付诸于行动，带领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改革，建立红色民主政权，领导人民走向光明，因而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这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红军长征路上，时时处处得到群众的帮助，包括帮助红军找渡船工具，积极给红军引路，义务为红军送粮送物，踊跃参加红军等就是明证。
（四）战斗作风的顽强性、严明性
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已经着手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严格的军规军纪，随时进行作风和纪律教育，教育军队要用注意克服军阀作风、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更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军队，使廣大官兵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此，红军怀着为解放全人类、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而斗争的目标而战斗，所以他们的理想信念十分坚定，战斗作风十分顽强，军事纪律十分严明，每到一处，秋毫无犯，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红二、六军团1934年9月长征进入贵州黄平的时候，争取了两个意大利神父的帮助，两个人随红军一起行军到达桑植。1935年春，他俩离开桑植回国以后，曾写文章赞扬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有素质，能吃苦，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是一支群众拥护、不可战胜的英雄部队。”［2］正因为如此，在长征中红军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惊天地、动鬼神的神奇战例，比如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攻克腊子口等战役就是其中的经典表现。
（五）制度理念的严密性、科学性
红军的管理制度十分严密。早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实行了把支部建立在连上，注意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在管理理念上，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红军军官没有任何特权；这种管理和国民党军队内部那种官兵等级森严，长官任意打骂士兵，内部贪污腐败，克扣军饷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管理的理念和文化上要高于国民党军队，有利于调动和激发红军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红军的向心力，使红军将士形成一种良好的团队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一致，士气高昂。这种民主建军的制度和理念把红军炼得像一个熔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变成了英勇的红军战士。正是共产党先进的文化和国民党落后的文化之间的差距，最终导致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国军徒有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而失败的结局。正如蒋介石所总结的那样，国民党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官兵“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自己打到自己。
（六）旗帜方向的正确性、正当性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出有名——以北上抗日相号召，提出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战略策略，并且身体力行，在处于国民党重重包围之中还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展抗日斗争。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舍生忘死的举动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国家和民族危亡关键时刻的唯一正确选择，得到了广大爱国士绅和民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反映了军心所向、民心所向，有利于凝聚军心和民心，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爱国士绅和人民大众一致对外，共同对敌，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发展乃至壮大的秘密所在。比如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就争取了周素园、席大明等爱国士绅的积极支持，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抗日武装。相反，国民党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幌子，实行不抵抗的投降主义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仅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失去内部爱国士绅和官兵的支持，把维系民心、军心的主动权交到了共产党的手中，把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推给了共产党，使我党获得了化危为机，重新奋起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星火燎原（选编之三）［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0:4-5.
［2］郑广瑾,方十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危机管理；红军；精神财富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54-02
一、红军危机管理艺术的经典表现
（一）转移方向的正确选择，避免了自投罗网
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从江西实行战略转移后，最初是准备同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发现国民党早已在红军准备会合的地方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继续向前进，必然再次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李德等人主张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毛泽东挺身而出，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史称通道转兵；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博古、李德等人不顾敌人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不愿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仍然坚持从黎平北上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循循善诱的努力说服，与会同志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放弃北上方针的正确意见，从而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战略方针，正确地解决了中央红军当时的进军方向问题，在拨乱反正中迈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史称黎平转向。中央红军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实践证明，这一战略决策十分正确，避免了腹背受敌，再次遭受重创的悲剧发生。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所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
（二）会议召开的时机适时，避免了迷失方向
在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期间，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鸡鸣三省会议、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每一次开会的时机都选择得非常及时，每一次开会，都集中解决了一两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關键性问题。例如，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及猴场会议上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不断抗争，解决了红军作战的战略方向问题，选择了正确的行军路线，避免了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陷入集体盲思及军事指挥的失误；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贯彻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提供了组织保证；召开扎西会议，不仅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在成都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而且进行了缩编，精简了机关，充实了基层，处置了笨重物资，轻装简行，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三渡赤水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会理会议前，林彪攻击毛主席走“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他煽动对毛泽东的不满，写信要毛泽东下台。最后通过开会，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严肃批判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并且进一步确定了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行动方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党中央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却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逃跑主义的方针，公然反对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同张国焘反党分裂、退却逃跑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最终付诸实施，迈出了征服大草原，摆脱危机的重要一步，并在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先行北上，为顺到达目的地，走出困境，实现三大主力会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避免了认识混乱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的路途中，一直在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分析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之处，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他和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进行了多次恳谈，反复分析利害得失，终于做通了许多人的思想工作。尤其是做通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工作，使他们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分化出来，为遵义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为红军重新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做好组织准备工作，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四）矛盾处置的委婉恰当，避免了内讧分裂
无论是在遵义会议上还是在后来的两河口等会议上，不论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同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斗争，毛泽东都能够从大局出发，讲究斗争的战略策略和艺术，对内部的矛盾处置十分果断和恰当。比如，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采取只批判“左”倾领导者军事路线的错误，不批判他们政治路线的错误，从而争取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和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支持。因为当时多数人已认识到军事路线有问题，但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指出王明“左”倾领导者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使许多犯过政治路线错误而又没有认识错误的同志接受不了，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样做避免了党内因思想认识不一致，时机还不成熟而发生分裂，甚至重蹈太平天国内部分裂的悲剧。
（五）战略战术的灵活机动，避免了以卵击石 除了选择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方向之外，红军之所以能够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突围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对敌作战中采取了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从红军与敌人作战取胜的经验中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后来又从井冈山斗争和反“围剿”战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包括积极防御的思想，以弱胜强的思想，力争主动，力避被动，避实击虚的思想，计划性和灵活性统一的思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持久战与速决战，运动战与阵地战，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关系的思想等等，这些战略战术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所规定的。实践证明，这些战略战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体现了军事辩证法的要求，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是十分有效的。正是由于正确运用了这些战略战术，红军虽然势单力薄，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但却能够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在运动中出奇制胜，歼灭敌人。
二、红军危机管理成功的原因
（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及时性
毛泽东决策的正确和及时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战胜危机，必须要有对危机的高度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我们看到，每当革命处于危机关头，毛泽东总是全局在胸，未雨绸缪，科学预见形势的发展变化，事先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尽管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干扰和破坏，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有时没有得到付诸实施，但事实最终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他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红军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二）领导指挥的权威性、统一性
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在军队中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军事体制，有利于统一军令政令、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种战时体制，适应了当时高度紧急的战争状态下，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团队，以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实时进行危机决策的需要。由于确立了军事指挥的权威性，所以在长征时期可以不按照常规的决策程序，由最高领导者临机决断，遇到机遇能及时捕捉，遇到困境能迅速摆脱，从而成功地化解危机。
（三）革命目的的人民性、民本性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纲领，并付诸于行动，带领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改革，建立红色民主政权，领导人民走向光明，因而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这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红军长征路上，时时处处得到群众的帮助，包括帮助红军找渡船工具，积极给红军引路，义务为红军送粮送物，踊跃参加红军等就是明证。
（四）战斗作风的顽强性、严明性
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已经着手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严格的军规军纪，随时进行作风和纪律教育，教育军队要用注意克服军阀作风、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更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军队，使廣大官兵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此，红军怀着为解放全人类、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而斗争的目标而战斗，所以他们的理想信念十分坚定，战斗作风十分顽强，军事纪律十分严明，每到一处，秋毫无犯，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红二、六军团1934年9月长征进入贵州黄平的时候，争取了两个意大利神父的帮助，两个人随红军一起行军到达桑植。1935年春，他俩离开桑植回国以后，曾写文章赞扬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有素质，能吃苦，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是一支群众拥护、不可战胜的英雄部队。”［2］正因为如此，在长征中红军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惊天地、动鬼神的神奇战例，比如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攻克腊子口等战役就是其中的经典表现。
（五）制度理念的严密性、科学性
红军的管理制度十分严密。早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实行了把支部建立在连上，注意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在管理理念上，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红军军官没有任何特权；这种管理和国民党军队内部那种官兵等级森严，长官任意打骂士兵，内部贪污腐败，克扣军饷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管理的理念和文化上要高于国民党军队，有利于调动和激发红军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红军的向心力，使红军将士形成一种良好的团队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一致，士气高昂。这种民主建军的制度和理念把红军炼得像一个熔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变成了英勇的红军战士。正是共产党先进的文化和国民党落后的文化之间的差距，最终导致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国军徒有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而失败的结局。正如蒋介石所总结的那样，国民党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官兵“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自己打到自己。
（六）旗帜方向的正确性、正当性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出有名——以北上抗日相号召，提出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战略策略，并且身体力行，在处于国民党重重包围之中还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展抗日斗争。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舍生忘死的举动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国家和民族危亡关键时刻的唯一正确选择，得到了广大爱国士绅和民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反映了军心所向、民心所向，有利于凝聚军心和民心，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爱国士绅和人民大众一致对外，共同对敌，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发展乃至壮大的秘密所在。比如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就争取了周素园、席大明等爱国士绅的积极支持，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抗日武装。相反，国民党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幌子，实行不抵抗的投降主义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仅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失去内部爱国士绅和官兵的支持，把维系民心、军心的主动权交到了共产党的手中，把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推给了共产党，使我党获得了化危为机，重新奋起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星火燎原（选编之三）［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0:4-5.
［2］郑广瑾,方十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