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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姜女故事简要回顾
86年前(1924年),顾颉刚先生在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可谓古史辨史法之经典。
原味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史源出自《左传》,故事的女主角在当时还无名,只说杞梁之妻,故事讲的是齐侯攻打莒国,随征的杞梁战死,齐侯回去时路遇杞梁妻,向她吊唁,杞梁妻不接受,拒绝了齐侯的吊唁,并说:如果杞梁有罪,那就不必吊唁,如果无罪,那我们还有家,您该到那里去吊唁。齐侯听了她的话,便到她的家里去吊唁。除此之外,再无他言,只为说明杞梁妻知礼,而当时的“礼”跟后世大不同,乃是节制人性情的东西,杞梁妻在哀痛的时候,未掉一泪,神智不乱,仍以礼处事,这是知礼。
二百年后,战国中期,《檀弓》对此有记载,记载大体沿袭,唯多了一个环节:“杞梁妻迎夫柩于路而哭之哀。”《左传》上只是说杞梁妻守礼法,而在这本书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既有礼法,也有感情色彩,说她哭得很哀伤。这就给以后的故事传诵定了基调,既然战国时期的人都哭得很哀了,那后世要不哭倒个长城什么的,似乎说不过去。
之后是《孟子》的记载,又多了一层:杞梁妻和华周妻一样,因为善哭而变齐国国俗!将杞梁妻置于影响齐国人的较高的地位,可以入选齐国精英女性杂志封面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战国时正流行这种哭调,古人多尊古贱今,想要引人注意,受人尊敬。于是就加上去,这就是音乐界的“托古改制”。
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说得比较简单,但又有进化,说杞梁妻之悲哭,人称之为咏,能以歌吟唱而出,似乎动人之事又可以艺术化,以为更好传诵。大约同时枚乘的《七发》中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一首,其中就提到“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这就给以后杞梁妻向艺术家转化的叙述模式铺平了道路。
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是在西汉。王褒,西汉宣帝时人,做《洞萧赋》,形容洞萧时候将杞梁妻哭的“气”与锺子期和伯牙置于同列,可见杞梁妻之吟咏不但有艺术,而且还是极富艺术功底。
在这里做个小结,杞梁妻故事的侧重点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左传》中记载的是杞梁妻知礼;战国中期,故事中也有知礼的一面,但重点突出哭的很哀伤;《孟子》记载中增加了善哭而变国俗,知礼部分彻底被减去;汉代,杞梁妻之悲哭,变为歌吟。西汉以前是悲歌哀哭,西汉后期,这个故事的中心从悲歌变为崩城。
刘向,西汉成帝时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创始者。在他的《烈女传》中,他是第一个叫杞梁妻哭倒城墙的人。自此后,“哭倒城墙流传体系”一发而不可收拾。
王充是中学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汉代唯物主义者,他当时就对此进行了科学分析:杞梁妻是哭不到城墙的,“气”一说是根本讲不通的。从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王充生活的时代,城倒之说已经广为流行。唯物主义史家看到的是王充的思想,顾颉刚先生看到的是王充生活时代的“一般世界的思想、信仰等”(葛兆光先生语)。
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其《琴操》一书有曲名《莒梁妻叹》者,本是琴师以杞梁妻为主题所作,蔡邕却说是杞梁妻亲自作曲的,但蔡邕的版本没说城墙倒塌,只是在杞梁妻的曲词中有一句:哀感皇天城为堕,是说我的哀愁可以叫城墙倒了,可并没有倒。只说杞梁妻哭着操琴一曲,然后投水而死。
最关键的记载出现在唐朝,因为杞梁妻不是春秋的齐人,而成了秦人,哭倒的不是齐侯城墙,不是莒城墙,更没梦游到开封去半夜哭城墙,而是哭倒了世界七大奇迹的万里长城,第一个作此记载的是唐末僧贯休的《杞梁妻》。
北宋对此传说无记载。到了南宋,郑樵开始考证了:琴操完全是无中生有,琴之始也,有声无词,怎么能哭唱得津津有味。郑樵一句话说得更明白:左传所言不过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正谓彼之意向如此,不说无以畅其胸也。意思很明白,不是孟姜女把长城哭倒了,是中国千年来的无数受苦受难的妇女大众、才女闺秀、被压抑的才子墨客一起哭倒的。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做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他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
二、由孟姜女故事所读出的内容
沈万三的故事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作为富翁的代名词,万三在中国尤其是江浙一带可谓家喻户晓,传说他能点石成金,曾与朱元璋对半筑起南京城,又说他拥有一个聚宝盆,富得让朱元璋都眼红,于是便找个借口将他抄家发配。在山东等一些地方,他还被描绘为财神,张贴在各家的门户上,寄托着主人发家致富的愿望。
有关沈万三的传说,不仅民众世代口耳相传,而且在明清文人的笔记文集,甚至我们一直视为权威的正史《明史》中都有种种关于他的描述。大量历史记载使我们对于沈万三与朱元璋的种种传说深信不疑。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根据顾诚等先生的考证,沈万三死于元末,主要活动应集中于元朝,可见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都是假的。
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因为史料不足,给现今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可以相信曾经存在着一个历史的真相 ,但是这个真相我们却不可能真正得到,这是因为,所有留下来的文献、文物、传说等等,都既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无误,又永远是不完整的,而历史又无法重现——除非科学幻想中的时空旅行成为现实。
所以,在时空旅行还未到来之前,任何历史都只能是后人建构起来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之类的名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1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2这个著名的论断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重要特性。他认为没有人能将历史毫无残缺地表现出来,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对自己的工作采取公允的态度。(英)E·H·卡尔则提出:“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通过历史学家将历史材料折射出一种怎样的历史知识,则在于史家的历史思想。
事实上,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应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基本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按我的浅见,应是如何还原历史、如何进入历史环境去理解历史、理解古人。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同情之理解”。
故事本身不是历史,建构的过程才是历史。
历史是文化的沉淀,不论其对错,都已是尘封已久的往事,究其对错是非的意义又会如何?我们所要做的是汲取古人的精华,用于今朝,没有人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人能把握的只有现在;究其历史根源,又有何实质的改变,比起探索过去,现在更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江晓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J].书城,2007(06).
[3]司马卒.从“五朵金花”的枯落谈起.光明日报,1988年3月23日.
(作者简介:施学敏(1985.7-)女,汉族,湖北襄樊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09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况 兰(1986.6-)女,瑶族,湖北十堰人,湖北大学文学院08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86年前(1924年),顾颉刚先生在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可谓古史辨史法之经典。
原味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史源出自《左传》,故事的女主角在当时还无名,只说杞梁之妻,故事讲的是齐侯攻打莒国,随征的杞梁战死,齐侯回去时路遇杞梁妻,向她吊唁,杞梁妻不接受,拒绝了齐侯的吊唁,并说:如果杞梁有罪,那就不必吊唁,如果无罪,那我们还有家,您该到那里去吊唁。齐侯听了她的话,便到她的家里去吊唁。除此之外,再无他言,只为说明杞梁妻知礼,而当时的“礼”跟后世大不同,乃是节制人性情的东西,杞梁妻在哀痛的时候,未掉一泪,神智不乱,仍以礼处事,这是知礼。
二百年后,战国中期,《檀弓》对此有记载,记载大体沿袭,唯多了一个环节:“杞梁妻迎夫柩于路而哭之哀。”《左传》上只是说杞梁妻守礼法,而在这本书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既有礼法,也有感情色彩,说她哭得很哀伤。这就给以后的故事传诵定了基调,既然战国时期的人都哭得很哀了,那后世要不哭倒个长城什么的,似乎说不过去。
之后是《孟子》的记载,又多了一层:杞梁妻和华周妻一样,因为善哭而变齐国国俗!将杞梁妻置于影响齐国人的较高的地位,可以入选齐国精英女性杂志封面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战国时正流行这种哭调,古人多尊古贱今,想要引人注意,受人尊敬。于是就加上去,这就是音乐界的“托古改制”。
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说得比较简单,但又有进化,说杞梁妻之悲哭,人称之为咏,能以歌吟唱而出,似乎动人之事又可以艺术化,以为更好传诵。大约同时枚乘的《七发》中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一首,其中就提到“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这就给以后杞梁妻向艺术家转化的叙述模式铺平了道路。
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是在西汉。王褒,西汉宣帝时人,做《洞萧赋》,形容洞萧时候将杞梁妻哭的“气”与锺子期和伯牙置于同列,可见杞梁妻之吟咏不但有艺术,而且还是极富艺术功底。
在这里做个小结,杞梁妻故事的侧重点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左传》中记载的是杞梁妻知礼;战国中期,故事中也有知礼的一面,但重点突出哭的很哀伤;《孟子》记载中增加了善哭而变国俗,知礼部分彻底被减去;汉代,杞梁妻之悲哭,变为歌吟。西汉以前是悲歌哀哭,西汉后期,这个故事的中心从悲歌变为崩城。
刘向,西汉成帝时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创始者。在他的《烈女传》中,他是第一个叫杞梁妻哭倒城墙的人。自此后,“哭倒城墙流传体系”一发而不可收拾。
王充是中学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汉代唯物主义者,他当时就对此进行了科学分析:杞梁妻是哭不到城墙的,“气”一说是根本讲不通的。从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王充生活的时代,城倒之说已经广为流行。唯物主义史家看到的是王充的思想,顾颉刚先生看到的是王充生活时代的“一般世界的思想、信仰等”(葛兆光先生语)。
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其《琴操》一书有曲名《莒梁妻叹》者,本是琴师以杞梁妻为主题所作,蔡邕却说是杞梁妻亲自作曲的,但蔡邕的版本没说城墙倒塌,只是在杞梁妻的曲词中有一句:哀感皇天城为堕,是说我的哀愁可以叫城墙倒了,可并没有倒。只说杞梁妻哭着操琴一曲,然后投水而死。
最关键的记载出现在唐朝,因为杞梁妻不是春秋的齐人,而成了秦人,哭倒的不是齐侯城墙,不是莒城墙,更没梦游到开封去半夜哭城墙,而是哭倒了世界七大奇迹的万里长城,第一个作此记载的是唐末僧贯休的《杞梁妻》。
北宋对此传说无记载。到了南宋,郑樵开始考证了:琴操完全是无中生有,琴之始也,有声无词,怎么能哭唱得津津有味。郑樵一句话说得更明白:左传所言不过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正谓彼之意向如此,不说无以畅其胸也。意思很明白,不是孟姜女把长城哭倒了,是中国千年来的无数受苦受难的妇女大众、才女闺秀、被压抑的才子墨客一起哭倒的。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做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他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
二、由孟姜女故事所读出的内容
沈万三的故事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作为富翁的代名词,万三在中国尤其是江浙一带可谓家喻户晓,传说他能点石成金,曾与朱元璋对半筑起南京城,又说他拥有一个聚宝盆,富得让朱元璋都眼红,于是便找个借口将他抄家发配。在山东等一些地方,他还被描绘为财神,张贴在各家的门户上,寄托着主人发家致富的愿望。
有关沈万三的传说,不仅民众世代口耳相传,而且在明清文人的笔记文集,甚至我们一直视为权威的正史《明史》中都有种种关于他的描述。大量历史记载使我们对于沈万三与朱元璋的种种传说深信不疑。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根据顾诚等先生的考证,沈万三死于元末,主要活动应集中于元朝,可见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都是假的。
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因为史料不足,给现今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可以相信曾经存在着一个历史的真相 ,但是这个真相我们却不可能真正得到,这是因为,所有留下来的文献、文物、传说等等,都既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无误,又永远是不完整的,而历史又无法重现——除非科学幻想中的时空旅行成为现实。
所以,在时空旅行还未到来之前,任何历史都只能是后人建构起来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之类的名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1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2这个著名的论断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重要特性。他认为没有人能将历史毫无残缺地表现出来,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对自己的工作采取公允的态度。(英)E·H·卡尔则提出:“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通过历史学家将历史材料折射出一种怎样的历史知识,则在于史家的历史思想。
事实上,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应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基本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按我的浅见,应是如何还原历史、如何进入历史环境去理解历史、理解古人。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同情之理解”。
故事本身不是历史,建构的过程才是历史。
历史是文化的沉淀,不论其对错,都已是尘封已久的往事,究其对错是非的意义又会如何?我们所要做的是汲取古人的精华,用于今朝,没有人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人能把握的只有现在;究其历史根源,又有何实质的改变,比起探索过去,现在更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江晓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J].书城,2007(06).
[3]司马卒.从“五朵金花”的枯落谈起.光明日报,1988年3月23日.
(作者简介:施学敏(1985.7-)女,汉族,湖北襄樊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09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况 兰(1986.6-)女,瑶族,湖北十堰人,湖北大学文学院08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