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种脱离现实生活、已经死去的语言。”王焕生这样总结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这是他大半生都在从事着的工作，把这两门死语言译成中文。从《荷马史诗》、西塞罗《论友谊》《论共和国》，奥勒利乌斯《沉思录》到普罗佩提乌斯《哀歌集》，再到《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涉及诗歌、戏剧、哲学、政治等众多领域。
　　这些古典著作是西方文化的源头，王焕生更愿意说，“那是一个充满人情和理性的世界”。王焕生低调，说自己不是“什么翻译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外国文学的这么个人”。1999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后，至今他每天还要读那些相隔两千多年并已“死去”的语言。这是他的专业，也成了爱好，“总觉得不搞点东西，不看点东西，就没意思。”王焕生坐在书房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去年9月，因“无可争议的威望和对拉丁文化的研究、传播贡献”，王焕生获“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奖章”。当时他收到电子邮件，只把它看作是“一个惊喜，是对我业务上的肯定”。事实上，此前在国内，他已经获得过国家图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翻译奖。
　　他习惯将翻译称之为“业务”，这是一项“冷门”却又极为重要的“业务”。
　　“那是人家的传统”
　　在王焕生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种西方译著，电脑桌前堆放着《拉丁语词典》等工具书。他从书柜里又拿出来两本厚重的俄文书，这是当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念书时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材，两本书跟随他半个世纪，如今翻阅起来纸张已经发脆。
　　王焕生拿着书说，“这两本教程非常地规范、标准，而且深入、全面，我们国家的都是些简明的。”所以，至今他还经常翻阅这两本俄语老教程。
　　“从历史发展来说，我们国家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没办法跟西方比，那是人家的传统。”王焕生说。但有意思的是，虽相隔万里，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而古希腊在哲学、文学、艺术上也达到了古典时期的巅峰。孔孟老庄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几乎是同时代的人。
　　同样作为世界文明的精神财富，“我们国家接收西方文化还是比较晚的”，王焕生介绍道，国内翻译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始于“五四”之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徐迟、罗念生也开始翻译古希腊史诗、戏剧。几十年后，年轻的王焕生作为罗念生在社科院的同事和学生，两人合译了《伊利亚特》，王焕生又独立翻译了《奥德赛》，两部合为《荷马史诗》，这是国内首次从古希腊文完整地翻译，成为权威版本。此外，王焕生还首次将西塞罗的文集从拉丁文全面翻译为中文。
　　亚历山大里亚曾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中心，从公元前3世纪建立开始，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收集了西方世界的稿本，进行整理、定稿、校对，希腊的著作是古希腊语，罗马著作是拉丁语，这些版本在西方流传至今。
　　王焕生所翻译的正是两千年前的稿本。这是两门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消亡的古代语言，古希腊语已演变成现代希腊语，拉丁语演变成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等。
　　“作为翻译，尽量忠实原著，在符合汉语的语法习惯下，有些外语特定的习惯还是应该保留。”王焕生说。比如《沉思录》，关于作者通常的译法是“奥勒留”，他翻译成“奥勒利乌斯”。王焕生用拉丁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读着这位罗马帝王的名字，他是直接从拉丁文音译的，保留了尾音。
　　虽然业已死亡，但拉丁语确实是一种优美的古语。6月中旬，在“文景十周年”的分享会上，王焕生用拉丁语朗诵了西塞罗《论老年》的片段。世纪文景在十年间推出“日知古典”丛书中包含了王焕生翻译的西塞罗的《论共和国》《论法律》《论老年、论友谊》等书。“书里的内容也值得现代人去思考和认识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绵延的，人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人的存在必然要考虑‘我’是怎么来的，灵魂怎么回事。”王焕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用一种外语学习另两种古语”
　　“这是两种非常难学的语言”，它们几乎只停留在学者的书房里，现实世界中已没有它们的位置。更何况，当时王焕生在莫斯科念书时，是用俄语去学习这两种古语。他笑着说，“用一种外语去学另两种外语，而这后两种都是死语言，很难学，很苦恼。”
　　1959年，20岁的江苏南通小伙王焕生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国家招我们就是准备到苏联学习的，大跃进嘛，当时都是学科技、理工的偏多，很少学文的。”王焕生回忆。
　　他当时也想着搞石油、化工、军工之类，这是那批大学生普遍的理念。在外语学院每天上两个小时的课，其他时间都自习，背俄语。一年之后，准备分配去苏联。
　　但恰好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国内正在搞“反修”，“苏联不一定愿意你去学科技了”。于是一帮学生在外语学院等着分配，学校老师来开会讨论，事实上就四个字议题：“服从分配。”学生们也热烈表示，“愿意服从。”
　　当宣布到王焕生时，他听到自己被分配到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的古希腊语、拉丁语专业。当时他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唯一认识只停留在“文明古国”“神秘”的印象。“和现代年轻人的思想不一样，我们那时考上外语学院，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国家。”王焕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国内只学了一年俄语，根本不可能谈得上精通，到莫斯科第一学年就开了拉丁语课，又紧接着开古希腊语课，书本、讲课、考试都是俄文。一起去的七个同学中，第一学期就有一位申请回国，第二学期又走了一个，“头脑发热，神经衰弱，学不下去了”。剩下五人，回国后有两人改行，至今又有两人已去世，王焕生是那批同学中仅存的“硕果”。
　　回忆起留苏经历，王焕生说，“学的时候特别枯燥、特别苦恼，人家学德语、法语的都可以和现实世界交流，而我们学的仅停留在教室里。”当时在莫斯科的生活也可以用清贫来形容，中方给每个留学生每月生活费50卢布，后来又加了10卢布，而来自非洲的留学生，由苏联出资，他们的生活费是90卢布。“怎么来形容60个卢布呢，就是去食堂吃饭都完全不够，所以我们在宿舍自己煮面条，但当时国内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没有经历过。”王焕生说。 　　1965年夏天，王焕生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并未马上开始工作，社科院的领导“让我们熟悉熟悉国内的环境”，那时正赶上“四清运动”。而次年夏天，“文革”又开始了，“基本上没搞业务，没有做研究，所以我们很惋惜，整整十年的时间。”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社科院成了“重灾区”，这些学者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王焕生一回国，还没来得及趁热打铁做翻译，却在河南的一个荒滩上盖房子了。“整个社科院的人都下放，等于把这个摊子一锅端。最开始连家属都去，连老掉牙的老太太都跟着去。”王焕生回忆起那段经历，这个清瘦、温和的老人感慨万端。
　　“让你脱离世俗性”
　　直到“文革”后期，社科院的人员才逐渐回京恢复工作。
　　“十年，整个把业务都忘了，是真的忘了，语音、词汇都记不住了。”王焕生说。当时著名学者、翻译家罗念生动员他重新学习并继续把专业做下去，王焕生接受了建议，同罗念生及另外一位同事组成了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小组。
　　这才开始了真正的“业务”。他还记得自己首先从《伊索寓言》开始，第二本是《琉善哲学文选》，接着是《古希腊罗马散文选》，然后才是《荷马史诗》以及西塞罗的文集。这些中文译著从1980代开始陆续出版。
　　“回忆起这些，有些经历挺有意思的，真正搞业务的时间比较短，转眼间我就退休了。”王焕生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假如没有‘文革’，十年我可以出更多的东西，那是青年精力最旺盛的时期。退休以后，对我个人来讲无所谓，反正都是在家看书，愿意搞什么就搞什么。”
　　和那些第一学期就回国和日后改行的同学不同，王焕生算是坚持了下来，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两种“消亡”的语言，他将那两本厚厚的用俄语写成的教程带回了国，在“文革”期间“不允许搞业务，只有学习、搞运动”的情况下，有时晚上回家也偷偷翻翻书。直到1990年代时，他才亲自去了希腊、意大利等国，摩挲那些古典文化的遗迹。
　　如今的中国已经极少有人会去阅读《荷马史诗》。在升学、就业和生存压力下，无论年轻学子或者社会中坚，人们更愿意学习一门更加实用的“学问”。但毕竟也有些地方出于培养兴趣的目的开设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课程。“研究古典必须要懂语言才能深入。”王焕生说，这些语言难学，“那些班，一开始报名的比较多，拉丁语班的人稍多些，古希腊语班开始有二十个人报名，最后能坚持下来的有五六个都谢天谢地了。”
　　这两门语言是研究西方古典文化的基础，甚至是欧美知识分子的基本修养。但作为东方研究者或读者，王焕生说，“我觉得古典文化对个人的影响，就是让你脱离世俗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