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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银行周报》于1917年5月创刊于上海，1918年由新成立的上海银行公会主办，至1950年3月停刊，其发行期数之多，发行时间之长，堪称民国时期中国金融类刊物之最，见证了诸多经济大事件。本文着眼于周报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梳理分析其对金本位制的观察与思考。
关键词：《银行周报》；金本位制；经济改革
《银行周报》以“报告金融消息，研究财政经济情事，以供业界参考，学者讨论”为宗旨，30多年间共发行34卷1635期，中间未曾间断，为当时中国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报道和理论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进行经济改革，在货币本位制方面采取何种制度，成为国人关心的话题，《银行周报》对有关本位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报道。1928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与北京分别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针对如何改革币制问题，会议提出两步走的解决办法：“第一步改两为元，实行银本位；第二步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度，而着手之初当以创办信用卓著之国际汇业银行为实行本位之助。”[1]随后，国民政府重新建立中央银行，并聘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甘末尔教授组成顾问委员会来华，指导中国的币制改革。甘末尔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被誉为“货币博士”，曾担任菲律宾财政顾问，为其促成金本位制以及起草各项币制法规，后又担任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等国的财政顾问，在其服务过的十个国家中，九国建立了金本位制，其余一国墨西哥则是改良金本位制。
1929年3月5日，《银行周报》刊登时任周报经理兼总编辑戴蔼庐的文章，表示对甘末尔博士来华的热烈欢迎，文中写道：“……吾人应竭诚欢迎凯末尔博士等之来华，盖我国建设事业，百端待举，而财政金融之整理洵为根本要图，（甘末尔顾问委员会）人才跻跄，规模之宏大，为我国历来政府聘请顾问空前所未有者也，夫楚才晋用，国家聘请专家顾问固计之得者，世固未尝无怀疑聘用外国顾问者，但就政策而论，吾人应极端欢迎，盖我国今日建设事业亟待进行，而事实上殊有才难之欢，彼世界著名之学识经验丰富者能为我设计，自无摈拒之理”，文中同时详细介绍了甘末爾博士的生平传略及其帮助十国改革币制财政所取得的成绩。[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期的《银行周报》刊登了一篇念陶的文章，文中盛赞金本位制恢复后的法国经济，称“自去年（1928年）法国之金本位恢复，战后世界之通货安定问题，始告一段落，而国际经济情形，亦呈转机气象”。[3]可见，在顾问委员会的货币政策尚未出台之前，《银行周报》就已开始进行舆论造势。
周报对金本位制的实行抱有极大期望，曾发文指出“世界金融制度以金为基础，犹为颠扑不破之论也。今世界工商业发达各国，舍少数外，多用金本位，且即此少数国家，于不数年内，恐亦将步各国后尘。”[4]甘末尔博士作为金本位制的拥护者也是如此认为，周报曾刊载王湘林所翻译的文章，为甘末尔本人所著，原载于《密勒氏评论报》，王湘林认为“讨论异常深切，因译之以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甘末尔指出目前金贵银贱，“所以在现在情况下，这种恢复金本位的普遍趋势，是很有裨益的，因为金本位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货币本位，而作者个人亦深信尚未采用金本位的国家，即当从速作急起直追，同达此境的准备，盖即时至今日，金本位究为我人已经验过的许多货币本位中最进步的制度。”[5]在《银行周报》和甘末尔看来那些尚未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急需奋起直追，而当时的中国实行的不是金本位制。
1929年冬，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告一段落，除少数专家留华以便从事实施工作外，甘末尔等大部分成员均将返美。12月15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宴请甘末尔为其饯行。《银行周报》在12月
24日报道了此事，文中称由甘末尔博士任主事的财政设计委员会“计划各项建设工作，一年以来，贡献綦多”，并刊登了宋子文在宴会上的演说辞。[6]但是顾问委员会报告书的内容并未立即公布，直到1930年3月30日，财政部才将其发表，名为《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币制法草案及理由书》，《银行周报》立即在4月1日（1930年第11期）将该草案提要刊登。草案共5章40条，6万字，主要内容为规定以金货单位纯金6.01866公毫定名为一孙，记号为S，作为计算价值及国外汇兑标准，以银币为辅币在国内市场实行流通，一孙分为百分，每分10厘。
尽管“甘末尔报告书于1930年3月30日公布之后，对他的批评多于赞许”，[7]但是《银行周报》至始至终均在赞许之列，而且甘末尔本人对委员会的成果也颇有信心，早在其离美赴华之前曾在纽约证券俱乐部发表演说，演说辞由纽约银行公会月报披露，阮静如将其翻译刊登在《银行周报》，其中甘末尔博士在回答有关报告草案能否实现时说道：“是项问题，颇不易置答，因其内容至为复杂，但概括言之，关于物质方面的劝告，大都能承受，而计画之大部分均会被采用，除关于租税计画在智利未能实行外，其余如厄瓜多、巴利维亚、科伦比亚等国均大致照吾计画而行，从大体以观，以改革立法之需要为最切，而人民亦富有承受力，因彼等非先有不满之感，决不聘洋顾问相助为理，既有求助之心，则新计画自有被人承受之地位，故各国对于吾侪所提劝告，大致皆乐于承受也。”[8]
1930年第12期的《银行周报》刊登了调辰的翻译文章，文章开头中对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称赞有加，同时向社会邀稿进而广泛讨论，称草案“系采用直接计画以进于金本位者，洋洋数十万言，其规划之详密，顾虑之周到，诚为我国今日不可多得之建设计画。本报将于最近刊印附录并拟征求关于该计画之批评文字，因该计划允称杰作，而不无可以商榷之处，本报愿与国人为公开之讨论。兹见东报载有上海三井银行经理土屋计左右氏对于该计划之批评一文，迻议之以供国人之参考焉”。[9]土屋计左右对草案持批评态度，《银行周报》在第12、13期将其文章连续刊登，并向社会征求关于该草案的批评文字，但周报在之后所刊登的文章却以赞赏草案为主。
同年第13期的《银行周报》同时载有李权时（1932～1942年任《银行周报》总编辑）的文章，分析总结了草案的六大优点，李权时在文章结尾写道“国人对于币制建设问题，往往失之太保守，太稳健，未免要有当局者混之讥了，今有旁观者清的客卿报告作我们的参考，作我们的镜子，虽不能说完全是我们的指南针，亦至少可以說是我们的一剂清凉散了。”[10]之后第26期 《银行周报》刊登署名立庵的文章评论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的优缺点，指出“吾人切望本草案立即见诸实行，不必再存观望。”[11]
由于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的公布同时处于“金贵银贱”的背景之下，所以当风潮凶猛袭来时，便使得币制问题更加突出。面对“金贵银贱”的问题，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安南（今越南）对国内现行币制进行了改革。1929年11月12日的《银行周报》便刊登了念陶的有关安南币制改用金本位的文章，文中介绍了安南币制的沿革、金汇兑本位制和独立金本位制两种形式的议论、实现的时期等，而之所以刊登这篇文章，文中解释其原因为“法属安南与我国壤地相接，亦同为用银国家，久有改革金本位制之議，近以银价低落太剧，派斯特汇兑感受极端压迫，且鉴于银市前途悲观，故改革金本位制之运动复盛，其实现或当须相当时日，但必远在我国币制彻底改革以前，则可为断言者也，安南币制事情国人注意者鲜，爰记之以供参考”，安南政府此前曾多次考虑币制改革，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推行，如今政府又重提此事，念陶认为原因是“然与安南毗连之英属印度于1927年采用金本位制，货币面目一新，加以最近银价暴跌之刺激，益觉现行制度之改革不容再缓”。[12]1930年2月1日，安南废除现行的银本位制，正式实施金汇兑本位制。中国与安南施行的都是银本位制，当前均面临银价危机，而安南政府厉行币制改革，中国却迟迟没有进行。
《银行周报》甚至在草案公布一年多后的1931年4月，仍然刊登李政的关于在东三省试行甘末尔金本位制的意见书，周报在开头部分论述了刊登这篇文章的原因，寫道：“……我国币制所以紊乱者，完全由于各省自由发铸，以致银本位之货币尚未统一，今为一劳永逸之计，乃图整理币制，即根本的以金本位为基础，庶几将来可以收统一之效。东三省币制之紊乱向为全国冠，惟对于本位制之改革，则东三省或较他省为易行，盖东三省为输出超过之省份，而实际金融上之枢纽又系于日金，故用金之习惯已成，改成金本位较为容易。李君政在东服务有年，自甘末尔逐渐采用金本位币制计划发表以来，对于东省之能否施行金本位曾加以详密之研究，去年曾条陈意见于张副司令，兹承将意见书原文见寄，于东省之金融财政不无裨益，在兹政府拟推行金本位之际，籍供国人研究金本位问题之参考，爰将意见书原文录左”，李政的文章中论述了在东三省速行金本位制的理由，并附有详细的筹备方案，其中当然不乏对甘氏币制案的溢美之词，称其“洋洋数千言，其规画之密，顾虑之周，中外人士，莫不称颂，诚以此项计划不仅合乎学理，更恰国情”。[13]三个多月后周报继续刊登李政建议东三省速行甘末尔金本位制的文章。[14]
尽管《银行周报》对金本位制和顾问委员会意见书多次“鼓与吹”，但在当时“金贵银贱”以及世界经济大危机等诸多原因的背景下，委员会的建议没有被南京国民政府贸然采用，中国也没有实行金本位制。
参考文献：
[1]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一）[M].商务印书馆，1932：207.
[2] 蔼庐.欢迎财政顾问凯末尔博士[J].银行周报，1929，13（8）.
[3] 念陶.法国金本位恢复后之经济界[J].银行周报，1929，13（8）.
[4] 受百.论金本位制之最近发展[J].银行周报，1929，13（15）.
[5] 从大战后发展的趋势观察金本位[J].王湘林，译.银行周报，1929，13（42）.
[6] 宋财长为凯末拉博士饯别[J].银行周报，1929，13（50）.
[7] 阿瑟·恩·杨格（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M].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
[8] 洋顾问凯末拉氏之自述[J].静如，译.银行周报，1929，13（10）.
[9] 土屋计左右.读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J].调辰，译.银行周报，1930，14（12）.
[10] 李权时.评甘末尔设计委员会的币制报告[J].银行周报，1930，14（13）.
[11] 立庵.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略评[J].银行周报，1930，14（26）.
[12] 念陶.安南币制改用金本位之运动[J].银行周报，1929，13（44）.
[13] 李政.拟请试行甘末尔金本位制以救东三省财政金融意见书[J].银行周报，1931，15（14）.
[14] 李政.战债缓付后再论东三省宜速行甘末尔金本位制
[J].银行周报，1931，15（28）.
关键词：《银行周报》；金本位制；经济改革
《银行周报》以“报告金融消息，研究财政经济情事，以供业界参考，学者讨论”为宗旨，30多年间共发行34卷1635期，中间未曾间断，为当时中国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报道和理论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进行经济改革，在货币本位制方面采取何种制度，成为国人关心的话题，《银行周报》对有关本位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报道。1928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与北京分别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针对如何改革币制问题，会议提出两步走的解决办法：“第一步改两为元，实行银本位；第二步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度，而着手之初当以创办信用卓著之国际汇业银行为实行本位之助。”[1]随后，国民政府重新建立中央银行，并聘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甘末尔教授组成顾问委员会来华，指导中国的币制改革。甘末尔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被誉为“货币博士”，曾担任菲律宾财政顾问，为其促成金本位制以及起草各项币制法规，后又担任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等国的财政顾问，在其服务过的十个国家中，九国建立了金本位制，其余一国墨西哥则是改良金本位制。
1929年3月5日，《银行周报》刊登时任周报经理兼总编辑戴蔼庐的文章，表示对甘末尔博士来华的热烈欢迎，文中写道：“……吾人应竭诚欢迎凯末尔博士等之来华，盖我国建设事业，百端待举，而财政金融之整理洵为根本要图，（甘末尔顾问委员会）人才跻跄，规模之宏大，为我国历来政府聘请顾问空前所未有者也，夫楚才晋用，国家聘请专家顾问固计之得者，世固未尝无怀疑聘用外国顾问者，但就政策而论，吾人应极端欢迎，盖我国今日建设事业亟待进行，而事实上殊有才难之欢，彼世界著名之学识经验丰富者能为我设计，自无摈拒之理”，文中同时详细介绍了甘末爾博士的生平传略及其帮助十国改革币制财政所取得的成绩。[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期的《银行周报》刊登了一篇念陶的文章，文中盛赞金本位制恢复后的法国经济，称“自去年（1928年）法国之金本位恢复，战后世界之通货安定问题，始告一段落，而国际经济情形，亦呈转机气象”。[3]可见，在顾问委员会的货币政策尚未出台之前，《银行周报》就已开始进行舆论造势。
周报对金本位制的实行抱有极大期望，曾发文指出“世界金融制度以金为基础，犹为颠扑不破之论也。今世界工商业发达各国，舍少数外，多用金本位，且即此少数国家，于不数年内，恐亦将步各国后尘。”[4]甘末尔博士作为金本位制的拥护者也是如此认为，周报曾刊载王湘林所翻译的文章，为甘末尔本人所著，原载于《密勒氏评论报》，王湘林认为“讨论异常深切，因译之以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甘末尔指出目前金贵银贱，“所以在现在情况下，这种恢复金本位的普遍趋势，是很有裨益的，因为金本位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货币本位，而作者个人亦深信尚未采用金本位的国家，即当从速作急起直追，同达此境的准备，盖即时至今日，金本位究为我人已经验过的许多货币本位中最进步的制度。”[5]在《银行周报》和甘末尔看来那些尚未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急需奋起直追，而当时的中国实行的不是金本位制。
1929年冬，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告一段落，除少数专家留华以便从事实施工作外，甘末尔等大部分成员均将返美。12月15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宴请甘末尔为其饯行。《银行周报》在12月
24日报道了此事，文中称由甘末尔博士任主事的财政设计委员会“计划各项建设工作，一年以来，贡献綦多”，并刊登了宋子文在宴会上的演说辞。[6]但是顾问委员会报告书的内容并未立即公布，直到1930年3月30日，财政部才将其发表，名为《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币制法草案及理由书》，《银行周报》立即在4月1日（1930年第11期）将该草案提要刊登。草案共5章40条，6万字，主要内容为规定以金货单位纯金6.01866公毫定名为一孙，记号为S，作为计算价值及国外汇兑标准，以银币为辅币在国内市场实行流通，一孙分为百分，每分10厘。
尽管“甘末尔报告书于1930年3月30日公布之后，对他的批评多于赞许”，[7]但是《银行周报》至始至终均在赞许之列，而且甘末尔本人对委员会的成果也颇有信心，早在其离美赴华之前曾在纽约证券俱乐部发表演说，演说辞由纽约银行公会月报披露，阮静如将其翻译刊登在《银行周报》，其中甘末尔博士在回答有关报告草案能否实现时说道：“是项问题，颇不易置答，因其内容至为复杂，但概括言之，关于物质方面的劝告，大都能承受，而计画之大部分均会被采用，除关于租税计画在智利未能实行外，其余如厄瓜多、巴利维亚、科伦比亚等国均大致照吾计画而行，从大体以观，以改革立法之需要为最切，而人民亦富有承受力，因彼等非先有不满之感，决不聘洋顾问相助为理，既有求助之心，则新计画自有被人承受之地位，故各国对于吾侪所提劝告，大致皆乐于承受也。”[8]
1930年第12期的《银行周报》刊登了调辰的翻译文章，文章开头中对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称赞有加，同时向社会邀稿进而广泛讨论，称草案“系采用直接计画以进于金本位者，洋洋数十万言，其规划之详密，顾虑之周到，诚为我国今日不可多得之建设计画。本报将于最近刊印附录并拟征求关于该计画之批评文字，因该计划允称杰作，而不无可以商榷之处，本报愿与国人为公开之讨论。兹见东报载有上海三井银行经理土屋计左右氏对于该计划之批评一文，迻议之以供国人之参考焉”。[9]土屋计左右对草案持批评态度，《银行周报》在第12、13期将其文章连续刊登，并向社会征求关于该草案的批评文字，但周报在之后所刊登的文章却以赞赏草案为主。
同年第13期的《银行周报》同时载有李权时（1932～1942年任《银行周报》总编辑）的文章，分析总结了草案的六大优点，李权时在文章结尾写道“国人对于币制建设问题，往往失之太保守，太稳健，未免要有当局者混之讥了，今有旁观者清的客卿报告作我们的参考，作我们的镜子，虽不能说完全是我们的指南针，亦至少可以說是我们的一剂清凉散了。”[10]之后第26期 《银行周报》刊登署名立庵的文章评论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的优缺点，指出“吾人切望本草案立即见诸实行，不必再存观望。”[11]
由于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的公布同时处于“金贵银贱”的背景之下，所以当风潮凶猛袭来时，便使得币制问题更加突出。面对“金贵银贱”的问题，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安南（今越南）对国内现行币制进行了改革。1929年11月12日的《银行周报》便刊登了念陶的有关安南币制改用金本位的文章，文中介绍了安南币制的沿革、金汇兑本位制和独立金本位制两种形式的议论、实现的时期等，而之所以刊登这篇文章，文中解释其原因为“法属安南与我国壤地相接，亦同为用银国家，久有改革金本位制之議，近以银价低落太剧，派斯特汇兑感受极端压迫，且鉴于银市前途悲观，故改革金本位制之运动复盛，其实现或当须相当时日，但必远在我国币制彻底改革以前，则可为断言者也，安南币制事情国人注意者鲜，爰记之以供参考”，安南政府此前曾多次考虑币制改革，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推行，如今政府又重提此事，念陶认为原因是“然与安南毗连之英属印度于1927年采用金本位制，货币面目一新，加以最近银价暴跌之刺激，益觉现行制度之改革不容再缓”。[12]1930年2月1日，安南废除现行的银本位制，正式实施金汇兑本位制。中国与安南施行的都是银本位制，当前均面临银价危机，而安南政府厉行币制改革，中国却迟迟没有进行。
《银行周报》甚至在草案公布一年多后的1931年4月，仍然刊登李政的关于在东三省试行甘末尔金本位制的意见书，周报在开头部分论述了刊登这篇文章的原因，寫道：“……我国币制所以紊乱者，完全由于各省自由发铸，以致银本位之货币尚未统一，今为一劳永逸之计，乃图整理币制，即根本的以金本位为基础，庶几将来可以收统一之效。东三省币制之紊乱向为全国冠，惟对于本位制之改革，则东三省或较他省为易行，盖东三省为输出超过之省份，而实际金融上之枢纽又系于日金，故用金之习惯已成，改成金本位较为容易。李君政在东服务有年，自甘末尔逐渐采用金本位币制计划发表以来，对于东省之能否施行金本位曾加以详密之研究，去年曾条陈意见于张副司令，兹承将意见书原文见寄，于东省之金融财政不无裨益，在兹政府拟推行金本位之际，籍供国人研究金本位问题之参考，爰将意见书原文录左”，李政的文章中论述了在东三省速行金本位制的理由，并附有详细的筹备方案，其中当然不乏对甘氏币制案的溢美之词，称其“洋洋数千言，其规画之密，顾虑之周，中外人士，莫不称颂，诚以此项计划不仅合乎学理，更恰国情”。[13]三个多月后周报继续刊登李政建议东三省速行甘末尔金本位制的文章。[14]
尽管《银行周报》对金本位制和顾问委员会意见书多次“鼓与吹”，但在当时“金贵银贱”以及世界经济大危机等诸多原因的背景下，委员会的建议没有被南京国民政府贸然采用，中国也没有实行金本位制。
参考文献：
[1]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一）[M].商务印书馆，1932：207.
[2] 蔼庐.欢迎财政顾问凯末尔博士[J].银行周报，1929，13（8）.
[3] 念陶.法国金本位恢复后之经济界[J].银行周报，1929，13（8）.
[4] 受百.论金本位制之最近发展[J].银行周报，1929，13（15）.
[5] 从大战后发展的趋势观察金本位[J].王湘林，译.银行周报，1929，13（42）.
[6] 宋财长为凯末拉博士饯别[J].银行周报，1929，13（50）.
[7] 阿瑟·恩·杨格（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M].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
[8] 洋顾问凯末拉氏之自述[J].静如，译.银行周报，1929，13（10）.
[9] 土屋计左右.读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J].调辰，译.银行周报，1930，14（12）.
[10] 李权时.评甘末尔设计委员会的币制报告[J].银行周报，1930，14（13）.
[11] 立庵.甘末尔金本位币制法草案略评[J].银行周报，1930，14（26）.
[12] 念陶.安南币制改用金本位之运动[J].银行周报，1929，13（44）.
[13] 李政.拟请试行甘末尔金本位制以救东三省财政金融意见书[J].银行周报，1931，15（14）.
[14] 李政.战债缓付后再论东三省宜速行甘末尔金本位制
[J].银行周报，1931，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