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众所周知，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形文字，自甲骨文诞生以来，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以甲骨文书法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不计其数，著作更是数不胜数，其中，陈爱民教授所著的《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堪称甲骨文书法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本文以此作为研究基点，对其学术著作的五大优势进行了阐述，以此反映该著作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文化传统
　　对于先秦诸子的产生，《汉书·艺文志》说是出于“王官之学”，《淮南子》则谓之源于“救世之弊”。前者讲学术的历史承袭关系，后者则强调了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非唯先秦诸子，一切思想、学术、理论的成果，均不能脱离这两个最基本的动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爱民教授的学术著作——《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先看历史承袭，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百余年间，甲骨文吸引了大批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精英学者。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取得了诸多惊世瞩目的成就。治史者从其中探寻殷商史迹，多有新的发现，增益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了解;治文字学者，则于古文字之形成、发展及字源字义详加考释，其成果是所谓“三千年一泄其秘”“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者也”。由此种学术的植基，自然会向艺术方面延伸，乃至形成许多学者竞相摹写契刻甲骨文的风气。百年来，由于时势的因素，虽有波折，而总的趋向则是各种风格、体例竞秀，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终成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现实需求方面，笔者认为，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二是甲骨文的发现。对前者姑置不论，而后者由于学界精英的努力投入，使中国可考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千余年，极大地提升了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又由于甲骨文书契艺术的普及，使其走出象牙之塔，不断扩大社会影响，遂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然而这段历史也有令人不堪回首的经历。除了前期外敌入侵及后来的内战对学术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外，最严重的伤害乃是“文革”的破坏。基本上阻断了甲骨学术与文化的正常发展。所幸“文革”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形成了3次“国学热”高潮。期间，甲骨学术、文化、书艺亦乘势崛起，相关社团在各地纷纷建立，开展了大量弘扬甲骨文化的活动，诸如各类包括学术与艺术的甲骨文书籍、刊物的出版，小学识字教育，甲骨文进学校，甲骨文进社区，各种甲骨文书法展览，海峡两岸交流互动，直至到联合国大厅展示甲骨文。近年来，出于复兴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倡甲骨文化，以传承冷门绝学;而最近又欣闻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如此等等，洵为百年来未有之际遇。然而，甲骨文字毕竟沉埋3000余年，从其出土伊始，就带有天然的神秘色彩，故原只有文化精英、学术通人涉猎其间。就书契而论，他们摹写、描画，乃学术之余，作为翰墨文玩、案头清供而已。随着大众的广泛参与，一方面导致甲骨书艺盛况空前，另一方面也难免泥沙俱下，产生一些负面效应。由于文字学基础知识的欠缺，甲骨文书法创作中，错字、别字、乱通假、生造字及凭空想象的书写时有所见，乱象丛生。现实的发展，置诸多问题于世人之前，它需要说明，需要阐释，需要回溯，需要指导，需要规律的探索，更需要对未来作大视野的展望。
　　陈教授的著作对此作出了学术、理论上的回应。就这个意义而言，说其应运而生是合乎事实的。而认为这是一部力作，乃是笔者粗读全书后，对该项研究产生的最直观的感受。当前学界，对于学术成果的评析，多着眼于大的方面，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文风强调其意义与价值，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任何著作或学理均需依靠细节来支撑，如框架之合理、逻辑之严密、资料之丰富、考证之精审、表达之准确、文辞之优雅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细节决定了其意义与价值的实现，也最终决定了其高度。针对这一观念，兹略陈鄙见如下：
　　1 作者具有治史的胸怀与眼光
　　此书标明“甲骨文书法研究”，但并未局限于技術的层面，也未局限于艺术的、美学的或哲学的问题，完全避免了落入“形而上”或“形而下”的窠臼。作者选择了文化史的视角切入，通过跨学科研究，充分展示了20世纪甲骨文书法波澜起伏的时空画卷，回避了诸多不必要的纷扰与纠缠。因为一旦卷入“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讨论，问题之复杂，观点之纷纭，必然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我们看其章节设计：背景、还原、发生、形成、延续、转化，基本上是属于史的框架。窃以为，具有治史的胸怀与眼光，而作专题性的研究，则该研究不仅学术性大增，且其成果亦必具更强的可读性。阅此书者，当与笔者有同感。这是笔者首先对此书认同、肯定与赞好的一点。
　　2 逻辑严密，层次井然
　　一部著作，一个学理，要征服人心，引起共鸣，其思想敏锐、立意高远必不可少。其中严密的逻辑是基础。前者似价值目标，后者如程序正义。程序缺失，或不正确，目标终难实现。小时候学几何，感受不深，长大了才惊叹欧几里德之伟大，他通过数学来展现逻辑的力量。相对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是块短板。所以东方先哲长于悟性而弱于理性，是国情使然。现实之中，常见有专家学者侃侃而谈，感情用事，立言有悖于逻辑而不自知，令人叹息。而陈教授此书，通篇逻辑严密，推理细致，如剥茧抽丝，绵绵不绝。论点、命题之阐述、论证层次井然，无懈可击。其各章节之间稳步推进，布武堂堂。足见作者安排之匠心。
　　3 资料丰富，搜罗靡遗
　　资料丰富，搜罗靡遗，这是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对于文章、论著而言，资料乃是最基础的东西。譬如盖房子，少了水泥砖瓦，一切都是枉然。而陈教授为此书所作的资料准备，信息量极大，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书末所列之参考文献包括作品、图录、论著、论文达数百种。而书中引证资料，远不只这些。笔者认为，他将百年来所有与甲骨文书法有关的人和事均“一网打尽”了。许多知名人士出现在论述中，我们以前并不知道其与甲骨文书法的瓜葛，因为未见文献著录，却被此书披露了出来。据书后鸣谢所云，作者于史料准备已20余年，可见此书资料之充盈，纯为厚积薄发所致。因多年与陈教授的交往，颇知其探寻史料的勤奋与艰辛。当年严又陵迻译《天演论》，尝有“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之浩叹，以见译事之难。而陈氏为蒐集资料，无论寒暑，“上穷碧落下黄泉”，跑遍国内，兼及港台，有时且向国外追寻。每见有价值的史料，不惜重金，必罗致之，所费殆以万计。陈氏这番苦心，终于有成，他手中的资料，必将嘉惠后学，启迪方来。 　　4 新见迭出，均有充足的理据
　　俗云：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对于20世纪甲骨文书法，由于陈氏的确掌握了十分材料，自然就有了说话的权利。在书中我们看到一些匡正旧说的见解，感到顺理成章，毫不惊讶。原因就在于，他是凭过硬的证据说话的。例如，关于甲骨文入印的问题，通常认为王襄之三弟王雪民为最早，专家据可靠资料所作考证，亦可信。而陈氏认为罗振玉为“二十世纪甲骨文入印的开山”。从书中体会陈氏的意思，他并非着意推翻成说，而是从所发现的罗振玉甲骨文印“磬室”的边款中看到明确的纪年为“辛亥”，即1911年，从而审慎地指出其为“迄今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甲骨文印”。因为事实上，尚未发现有确证的更早的甲骨文印的实物。他由此进一步推想“或许罗氏以甲骨文入印时间更早”，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揆度。至于“磬室”印以往未被关注，陈氏认为此印与古玺印风格相近，可能长期遭遇误判了。又如瑞安孙诒让于1904年著《契文举例》，被学界尊为中国研究甲骨文第一人。《契文举例》为考释甲骨文最早印行的著作，毫无疑义。其草创之举，亦居功至伟。而是否界定为研究甲骨文第一人，似应留有余地。书中所引今人王若先生据新发现的罗振玉的手稿《置杖录》所载其1901年研究甲骨文的杂记，证明罗氏应为第一人。实际上，排座次是不必要的，而学术上，努力接近真实才是有意义的。这些均可见陈氏做学问的求真态度。诸如此类商兑文字，不烦赘举，到此为止。
　　5 行文平实、畅达而不失风雅
　　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遠”，又云“词，达而已矣”。这是孔子对文章、言辞表达树立的两条标准：既有文采，又要平实。看似矛盾，其实是“叩其两端而执其中”的意思，即要求平衡。陈教授此书在行文上做得很到位，作为学术本位的作品，自不宜花哨。通篇平实、晓畅，凡所论述，既不故作高深，也不蜻蜓点水。令人老眼无花，一读即懂。在“达”的方面十分成功。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虽平实却又不失风雅，这就难能可贵了。书中对于文化掌故、学界逸闻、名流佳话、鱼雁往来多有道及，既有补于信史，又良多趣味。这几乎在每章每节均有所见，诚为阅读此书时的一个兴奋点所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装帧设计朴素大方合乎学术著作的品位，出版部门功不可没。封面题签及书序均出于徐利明教授手笔，亦足见对著者及该书的充分肯定。
　　作者简介：虞友谦，著名学者，江苏省甲骨文学副会长兼秘书长，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