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是谜一般的远古巴蜀王国的遗址。它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在这里，流传着一种说法：玉皇大帝从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称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的，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
　　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千米，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实体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因1986年砖厂取土时发现两个祭祀坑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的。通过考古学家对这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掘，出土了1000余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引起了世界的轰动。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向前推了2000余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因此，三星堆古文化遗址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尽管这片古蜀王国的建筑只剩下了断壁颓垣，但凡是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的人，无不为三四千年前巴蜀先民拥有的神秘的、博大精深的文明所震撼。在感受巴蜀文化苍古雄浑的同时，似乎也察觉到它与同时代的中原的黄河文明是很不相同的。
　　三星堆文化遗址距今4800年-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那里出土的瓶形杯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中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陶器在遗址中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以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的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上刻有纹饰。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耳饰。除了这些青铜人头像外，还有许多祭祀用的器物，其中很多是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这些青铜器物皆与中原文化有着显著区别，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同时，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这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更令人稀奇的是，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这些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大量祭祀用品的出土，似乎表明了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及以鉛、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在对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的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5000余枚海贝和80余枚象牙。这5000余枚海贝，经考古学家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是用来做交易的，是四川最早的外汇，但也有人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有关象牙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也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则认为在远古，成都平原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
　　在祭祀坑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黄金制品在古蜀文化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三星堆金器多属于权力的象征，是祭祀用的重器，这与北方地区以黄金作为饰品、中原地区以铜为重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如金杖、金面罩，不仅代表权力和地位，同时还具有浓郁的神巫文化色彩。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500克。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三组：最下一组刻着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支羽箭。
　　古蜀王国用金杖标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这同中原夏、商、周三代用鼎作为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是全然不同的。学者认为，金杖、金面罩等文化形式较为接近西亚近东文明，有可能这是古蜀人在吸收借鉴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基础上，再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并由此推测商代中国西南地区与古代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之间已经存在文化交流。有学者指出，古人的地理活动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据最新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发现推断，大约1万年前，当时的白令海峡还是一片为冰雪覆盖的宽达1440千米的陆上通道时，生活在亚洲大陆的先民们就勇敢地由此踏上美洲大陆；语言学家还发现，美洲北部的爱斯基摩人和西伯利亚原住民的语言之间，至今仍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应该说，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者见仁，智者各智。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可以说，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外，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而且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的充当商品流通媒介的海贝、象征财富的象牙等等，都表明了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具有较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地位。
　　的确，古史中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很多学者都视之为“盖古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现在，有关三星堆消亡的假说，有以下几种：
　　水患说。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看法。从三星堆古城布局看，当时的三星堆，北邻鸭子河，马牧河由西向东贯穿全城。由于鸭子河上游可能夹带大量泥沙，极易造成淤积并改变河道，从而对古城造成危害。据此有学者推断，三星堆古城极可能是因两河河水上涨而毁灭的。甚至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蜀先民的“择水而居”的理念在造就它的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战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很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的器具。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须太多考证，它实际上没有回答根本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是什么迫使人们迁徙的呢？天灾？人祸？
　　似乎都没有确实的证据。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有学者曾说过，“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