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华，参加了恢复考试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对于自己的高考，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8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学了一年，然后分配到小镇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感到没了前途。就是这一刻，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了，终于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作家麦家，当年参加高考，成绩勉强够提档线。麦家在《隐密之魅》一文中写道：“高考后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 50来岁，胖墩墩的……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荫凉给他。”来人友好地和麦家攀谈起来。此人正是负责招生的首长。首长知道麦家数学是满分、物理94分且体格优秀以后，破格录取了他。进校以后，麦家才知道毕业后将从事军队情报工作，俗称特工。但后来麦家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上，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暗算》作品的问世。
　　作家迟子建在《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一文中，笑言自己的高考作文只得了5分，但她感谢判卷的老师。“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那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迟子建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后来迟子建开始尝试写小说，从而走上文坛。迟子建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创作的。后来迟子建说：“我觉得图书和大自然对我的帮助很大。”
　　作家莫言说：“谈高考，人人痛恨，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莫言在《陪女儿高考的这一整天》一文中，写高考这天女儿的心情：“从7点开始，女儿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而莫言在考场外的心情，也不比女儿强多少：“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对于高考，莫言只能感慨说：“高考很坏，但没有高考更坏。”
　　（编辑/张金余）